《极花》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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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花》读后感
毋庸讳言，随着农村衰落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加之相应的社会保障配套举措不到位，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及其子女的生存、就学、就业、婚姻状况不尽人意，预期心理、前途不甚明朗，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接踵而至。早在10年前出版的《秦腔》一书中，贾平凹就借村长夏君亭之口道出了农民到城市打工的真实秘密所在：“农民为什么出外，他们离乡背井，在外看人脸，替人干人家不干的活，常常又讨不来工钱，工伤事故还那么多，我听说有的出去还在乞讨，还在卖淫，低声下气地乞讨，谁爱自己的老婆女儿卖淫，他们缺钱啊!”为了挣钱和谋生，他们来到城市，但城市的岗位有限，公共服务有限，社会保障有限，农民工就只能住的差，吃的渣，干的扎，即使如此，生活仍旧艰难，前边的路是黑的，年龄大的父辈们的农民工尚且忍耐着艰苦的劳动和非人的待遇，而年轻的一代农民工却不然，他们是被宠爱甚至溺爱的小皇帝，独生子女却缺乏独立精神，缺乏父辈们的吃苦忍耐和任劳任怨的精神，梦想着到公司、酒店从事既体面轻松又收入较高的工作，于是就出现《极花》中蝴蝶的遭遇——因被诱骗到一个子乌虚有的喜来登酒店去工作而被拐卖——有幸被救回——不料尴尬还乡——无奈逃回到被拐卖的他乡。如此匪夷所思然而却是客观存在的现实。
贾平凹在《极花》后记中夫子自道说所写的题材来自在西安打工的老乡的真实故事，这个故事早在8年前出版的《高兴》一书后记中就讲述了梗概，最后写道：“这次成功解救，使我和老孙(见喜——笔者注)很有了成就感，我们在三天内见了朋友就想说，但三天后老汉来感谢我们，说了解救的过程，我们再也高兴不起来。因为解救过程中发生了村民集体疯狂追撵堵截事件，他们高喊着：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有老婆?买来的十三个女人都跑了，你让这一村灭绝啊?!后来就乱打起来，派出所长衣服被撕破了，腿上被石头砸出血包，若不是朝天鸣枪，去解救的人都可能有生命危险，老汉的女儿是跑出来了，而女儿生下来的不足一岁的孩子没能抱出来。这该是怎样的悲剧啊，这边父女团圆了，那边夫妻分散了，父亲得到了女儿，女儿又失去了儿子。我后来再去老汉哪儿。老汉依然在拾破烂，他的女儿却始终不肯见外人。”
没料到后来老汉的女儿不堪媒体和人们的骚扰，难以在本地生活，也不愿再嫁他乡，还是跑回到被拐卖的村庄和儿子、丈夫团聚了，贾平凹在《极花》后记中一开始就写道：“人走了，他说，又回，回哪里去了。那一幕我至今还清清晰晰，他抬起头来看我，目光空洞茫然，我惊得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他说的人，就是他的女儿，初中辍学后从老家来西安和收捡破烂的父母仅生活了一年，便被人拐卖了。他们整整三年都在寻找，好不容易经公安人员解救回来，半年后女儿却又去了被拐卖的那个地方。”这看起来似乎荒诞不羁的故事却是实实在在发生在今天的中国西部。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在西部甚至中部的乡村，不少地方依旧贫穷落后，难以生存，适逢城市化，不少农民涌入城市寻求生路，尽管生活条件较差甚或恶劣，也缺乏应有的社会保障，尊严体面也谈不上，甚至人身安全也面临着危险，但为了改变命运，他们前赴后继，拖家带口来到城市打工。生活是残酷的，城市不相信眼泪，他们日复一日的劳作却换不来应有的回报，没有像城市人拥有自己的住房，只能租房，徒叹“长安居，大不易”;没有稳定而较高的收入，供不起儿女读书，只能让儿子读书，而牺牲女儿的学业;女儿迟迟不能就业，为了给父母分忧解愁，减轻经济负担，就寻找工作，结果上当受骗，被拐卖到偏僻的农村，被蹂躏和损害。被解救后又遭到媒体的骚扰和人们的指指戳戳，连贫穷而平静的生活也过不成，不愿再被迫改嫁他方，无奈之下不得不逃回到被拐卖的地方。
也许有人说，那蝴蝶一家为什么不回到老家呢?水向低处流，人向高处走，一是他们不愿回到老家那种落后愚昧的生活状态，二是老家已经不可能回去了。正像贺雪峰所指出的那样：“传统的乡土文明已经解体，传统的农民已经蜕化，传统的田园风光已经消失，当代农村已经难以给农民提供一个有效的生命意义系统。在工业化进程设置的一道道厚重的钢筋水泥墙壁阻拦下，返乡的道路已经断绝。背乡进城的打工者实际上已经成了无家可归者，这才是进城打工者死不还家的根本原因。”故乡不可回，城市呆不住，蝴蝶只好又回到被拐卖的地方，在那里有他的家——在村里算是富裕户，丈夫黑亮勤劳能干，跑运输，开商店，对她也不错，何况还有被迫做爱的结果——不到一岁的儿子嗷嗷待哺。
不可否认，政府始终是重视新农村建设的，笔者所在的新闻出版广电系统近年来也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建设农家书屋、广电村村通等，但事实是只有在交通较为发达人口较多的行政村才能发挥较大的作用，产生良好的效益，而在那些偏僻人口稀少的农村作用有限甚或效果甚微，为何?因为村里青壮劳力或有文化的年轻人几乎都到城里打工去了，村里只剩下386199部队，意即病残妇女、留守儿童和孤寡老人，或没有文化、没有技术、没有资金的男人仍“剩”在村子里，靠天吃饭，遇到灾年没有保障，靠地吃饭，饿不死也吃不饱，没有能力娶妻生子，于是就从人贩子那里贱买女人，于是偏僻农村就成为人贩子拐卖或贩卖妇女的广阔市场。笔者的亲朋里就有被拐卖至今杳无音讯的。在《极花》的结尾处，当派出所解救蝴蝶时遭到村民们的疯狂反扑抢夺，他们叱骂派出所长：“你解救拐卖妇女哩，我日你娘，你解救了我们还有没有媳妇!”连村长也在喊：“把蝴蝶先抢回来!抢蝴蝶呀!”指挥村民抢夺蝴蝶，穷凶极恶可见一斑。
这使我们想起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异化的论述。马克思说：“人的类本质是指人作为一个整体来活动的，在这种活动中,人把自然界当作自己的无机身体。”类的异化是自然界和人的生命活动从主体分离出去，“异化劳动,由于使自然界, 使人本身,使他自己的活动技能，使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也就是类同人相异化;对人来说，它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第一，它使类生活和个人生活异化;第二，把抽象形式的个人生活变成同样是抽象形式的类生活的目的。”即把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自觉的改造世界的活动“变成与人异类的本质，变成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这就是说，劳动者被剥夺了他的类的生活,即人的生活，他的活动同蜜蜂、海狸、蚂蚁的“生产”就没有什么根本区别了。人失掉了自己的本质，人就不再是人而是非人了。在村民甚至村长看来，蝴蝶不是偷的也不是抢来的，而是用钱买来的，就像牛马一样是一种劳力和生产工具，生产孩子和粮食。马克思指出在货币中“表现出异化的物对人的全面统治”，货币不仅成为一种交换媒介，而且成为统治人们的异己力量。可憎的人贩子为了钱拐卖妇女或儿童;可怜的村民为了生产所需要的劳力和家庭传宗接代用钱买媳妇和儿童。就像盗版出版物，不法书商以其牟利并满足贪图小便宜的低层次读者。
早在几十年前，鲁迅先生就在《娜娜出走之后》一文中指出：“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年轻的蝴蝶当然不想堕落，那就只能选择重返，重新回到她赖以生存的地方去，不得不将他乡做故乡，虽然也很不理想，也很无奈，但在当前却是较为现实而明智的选择，那就是安身立命，即使这种安身立命是低层次的温饱型的，但设身处地替蝴蝶想一想，也不无合情合理，不乏人情亲情，或如黑格尔所言：“凡存在的都有其合理性。”这就是一个不能不面对的地区、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国家现阶段的客观现实。
西方哲学家说过：悲剧就是把美毁灭给人看。或如贾平凹在《极花》后记中所言：“现在的小说，有太多的写法，似乎正时兴一种用笔很狠的、很极端的叙述。这可能更合宜于这个时代阅读吧，但我却就是不行。”贾平凹虽然写的是《极花》，用笔却不极端，这源于作家的慈悲情怀和人性立场，源于精神在场，源于作家对现实的热望。当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现实也是令人欣慰和鼓舞的，改革在不断深化，现实生活在不停推进，民生举措在不断完善，去年先后召开的全国扶贫工作会议、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和城市工作会议出台的一系列大政方针对农民工户籍改革、住房保障改革和养老保险改革指出了方向，因此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将会逐渐好转，少些尴尬，多些尊严;蝴蝶之类的悲剧也许就会日益减少，少些逃离，多些安居乐业。这不仅是亿万农民工的期盼，也是作家和读者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