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课堂：大先生也挺逗》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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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课堂：大先生也挺逗》读后感
中华民国在大陆的历史不过三十多年，但是，如果单就国学发展而言，那却是人才辈出的三十多年，百家争鸣而百花齐放，思想自由而人才辈出。“当我把眼光投向民国那一片学术天地的时候，发现里面远不止几座山峰，而是一片连绵起伏的山脉，群山巍峨，高耸云天，在这样的海拔面上，像我这样浅薄的今人未免感到几分窒息。”这是《民国课堂：大先生也挺逗》的作者潘剑冰在该书序中的感言。
《民国课堂：大先生也挺逗》撷选了16位国学大师的逸闻趣事，并通过这些逸闻趣事向人们介绍了他们的人生道路、学术成就以及性格特点，进而为人们彰显出大师的坐标。
但凡大师都有个性，没有个性成不了大师。人的个性多表现为举止怪诞和言语奇谈，大师同样也是如此。民国初年，在北京的大学校园里，曾有两根着名的辫子，分别属于北京大学的辜鸿铭和清华大学的王国维。他们二人在满清王朝灭亡之后，仍然固执地拖着象征过去的辫子，招摇飘摆在昭示未来的大学校园里，成为引人眼球的风景线。王国维作为曾经的“帝师”，如此所为不足为怪，而辜鸿铭则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的混血儿，人们对他的辫子就颇感不可思议了。辜鸿铭精通九国语言，且获有13个博士学位，但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他却拒绝剪掉辫子，并公然在讲堂上对学子们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或许辜鸿铭此话有戏谑、玩笑的成分，但认真想想，却也切中时弊，即使是在时下，仍然还是如此。如今民主共和已有百年历史，但封建主义那根无形的辫子似乎仍还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且时常肆无忌惮，横行霸道，猛烈抽打着现代民主与科学。譬如，官场等级的君君臣臣，封建迷信的沉渣泛起，荫子封妻的耀祖光宗，行政级别的渗透泛化，无不是这条辫子在隐隐作怪。最可悲的是某些学者，信奉歪理，制造邪说，口言现代民主之科学，身行古代封建之陋习，奴颜婢膝，甘当御用文人，其所作所为还不如辜鸿铭这个封建卫道士。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怎么说的就怎么做，这是大师无所顾忌的风范，可惜了时下那些自诩为大师的人。
前不久沙叶新在其微博中再提余秋雨婚变，并自称这是受他人之托而转发。对于微博内容的真假，沙叶新说自己也不知道，但当记者问其受何人所托时，他不肯透露;当记者追问为何又很快删除时，他回答说，觉得这种东西很无聊，是别人的私生活，删了是因为觉得弄脏了他的微博。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对此人们不免生疑：既然你不知道内容真假，何以还要转发?最初转发的动机何在?身为学者，难道转发后才知道此乃龌龊之举?还弄脏了你的微博?此不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我们不清楚沙叶新和余秋雨之间的是非恩怨，但人性的理智和大师的胸怀告诉我们，即使有成见，也不能用这种卑鄙下流的手段。既然不能或不肯说出所谓委托人，那么，人们就有理由认定此微博是沙叶新自己在造谣生事，如此所为实在有失学者的身份，靠着“咬余”赚噱头，是为文人所不齿。百家争鸣需要光明磊落，而不能靠卑鄙龌龊。鲁迅和胡适同为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但鲁迅对胡适的自由主义曾经不遗余力地予以过挖苦、讽刺、鞭挞，令人敬佩的是，胡适对此不仅没有反击，反而再三维护鲁迅的颜面，批评那些恶意攻击和诋毁鲁迅的言论。鲁迅去世后，胡适的弟子苏雪林对其仍耿耿于怀，动员胡适出面主持对鲁迅的批判。胡适对此不仅严词拒绝，反倒教训她要“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叶公超当年对鲁迅没有什么好感，鲁迅死后，他发表了《关于非战士的鲁迅》，赞扬了鲁迅对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作用。别人对此甚是不解，他回答说：“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由此我们可见大师们的博大胸怀。如果没有这种胸怀，就不能称其为大师。学术争论需要百家争鸣，如此才能百花齐放，但百家争鸣需要宽广博大的胸怀。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中外皆莫不是如此，但真正的大师却并非是这样。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当年有四大导师，分别是王国维、赵元任、梁启超和陈寅恪。按照梁启超的说法，他虽然着作等身，但总共还不如陈寅恪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按照时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潘光旦的说法，陈寅恪先生是教授的教授;傅斯年虽然心高气傲，但也曾多次坦承，陈寅恪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刘文典自恃才高，向以狂傲自称，天下学者能入他法眼的没有几个人，但对陈寅恪却佩服的五体投地;冯友兰可谓大学问家，在清华称得上着名教授，但对陈寅恪却毕恭毕敬。就是这样一位被大师们公认的“教授的教授”，在蔡元培去世后，为了推举胡适继任中研院院长，竟不顾旅途艰难，抱病专程赶到重庆，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此行就是为了投胡先生一票，由此可见他的大师胸怀。在他身上压根儿就没有文人相轻的元素，这是大师的崇尚学识坐标。
时下有很多自诩为，或被捧为大家的人，他们多喜欢装腔作势或故作深沉，而民国那些大师似乎多是些率直而无隐，天真而无邪的的人。吴宓当年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他一生不打诳语，“为人诚悫，胸无城府”(钱钟书)，其善良、天真的个性成为骗子最钟爱的对象。金岳霖身为逻辑学大师，在生活中却好似小孩子，率性天真、我行我素、贪玩健忘、癖好养鸡，时常与鸡同桌共餐，且还不懂得何为储蓄，竟然能把存款利息当占便宜。林语堂终其一生曾三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但对幽默他却有着精辟的见解：“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他有很多经典的幽默名言，“绅士的讲演，应当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林语堂不仅喜欢幽默，且童心始终未泯，特喜欢与孩子玩在一起。他认为，孩子们淳朴的天真才是真正的人性。天真无邪说的似乎是儿童，其实还是大师们的处世坐标。
真正的大师最为崇尚的是思想自由和精神独立，他们把“自由”和“独立”视为人格尊严的底线，恰如黄侃所言“士以志气为先，不以学问为先。”时下的学者们其御用多为国人诟病，每每看到“御用”们的“花拳绣腿”，听到“御用”们陈词滥调，便让我想起刘文典的“大学不是衙门”，想起梁漱溟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想起马寅初的“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当然也会想起陈寅恪的“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永光。”
何为大师?大师当有博学多识、深厚独到的学问;当有崇尚自由，不畏权势的个性;当有天真无邪、童叟无欺的品行，当有学术至上、宽广博大的胸怀。大师不是自诩的，“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这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治学至高境界的描绘。对照这个坐标，看看时下的学者们，能有几人算得上真正的大师呢?如今大师何以如此之少，乃是缺少了孤往的精神，正如国学大师熊十力当年所言：“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专修也;品节之败，莫虚荣而不甘枯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