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洲《精神》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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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洲《精神》读后感
从甲午殇思开始，主流媒体作舆论准备，缅怀抗战先烈，到献身强军使命，实现强军目标，最终，“9.3”胜利日阅兵将纪念活动推向高潮。一年来，舆论场上众声喧哗，“亲美派”、“亲日派”“亲俄派”，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无一不是用价值判断和情感立场站队，相比于“知华派”，基于客观事实基础上作出有利于本国的正确的战略决策，相形见绌。回顾历史，一枝独秀不是春，唯有多元共存国家才能走向富强。有清一代，八旗治满洲，盟旗治蒙古，行省治中原，土司治苗彝，伯克治回疆，政教合一治西藏，今日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一国两制”方针恰恰是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再现。追昔抚今，面对新挑战的中国军人该何去何从?
军事是技能，政治是修养，文化是信仰，是支撑。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气质和文化品格。它深刻影响着民族的生存发展。《左传·成公十三年》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阅兵的意义不在于炫耀武力，而在于精神上的反思与振作，重塑信仰。日本侵略过亚洲诸国，未尝有一国像今日中国这样深刻反思。孰不知，只有伟大的民族才有反思的能力，只有意识到自己责任的民族才是伟大的民族。
千年来，小农经济是中国的主要经济形态。农耕生产方式要解决的问题是天下太平，有饭吃就满足。农耕文化的眼睛是向内而不是向外看的。这种形态决定了中国军事的防御性，与其说万里长城是防御的极致，倒不如称其为害怕外敌入侵的“恐惧纪念碑”。反观康熙皇帝，避暑山庄，木兰秋狝，一手软一手硬，“筑长城于鞑靼，深知守国之道，惟在修得民心，众志成城之理。”
信仰
信仰是民族的基因，决定一个民族的特征，发展和变异。马基雅维利曾言：“造就最伟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长征，是一支有信仰的军队展现出来的英勇、大无畏，藐视死亡与苦难的精神面貌。唯有犹太人出埃及，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可与之媲美。精神危机是最根本的危机，无精神是无道德的体现，无道德是无信仰的体现。没有信仰恰恰是某些人的信仰。日本右翼政客每次参拜靖国神社，骨子里都有挑衅美国的意味，因为日本甲级战犯都是被美国逮捕并处死的。但美国根本不怕日本闹事，它在日本驻有重兵，而且都是在战略要冲。美国的战领地，无论是阿富汗还是伊拉克，袭击每天都在发生。惟有日本一次未发生过。重塑信仰即改造国民性。世界上，有些人专门留下脚印，有些人专门研究脚印。发动二战的民族恰恰被称为“机器民族”，前车之鉴，后事之师。
制度
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分子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会丧失。如果一条鱼病了，是鱼的问题;如果一条河的鱼全病了，那就是水的问题。作为文化国家而非民族国家的古代中国，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人民只有宗族意识，没有国家意识。被统治阶级阉割的儒家道德使得中国人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孝子太多，忠臣太少。政治权力不允许民众树立信仰与道德，如同一盘散沙，一触即溃。全世界的鸡蛋联合起来不能打败石头。鸦片战争中英舰与清军对战，百姓如隔岸观火，自认为是朝廷的事，与己无关。顶层设计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军队建设的成败与国家的安危存亡息息相关。文恬武嬉，任人唯亲，卖官鬻爵，同罪异罚，贿赂公行，官商一体等，腐朽的制度不仅阻碍民族的发展，为敌国入侵提供可能性，并在关键时刻出卖民族利益。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战争的终点仍是政治。战争的胜负也是政治制度优劣的较量。李光耀讲过一句话，中国在十三亿人中选人才，美国是在六十亿人中选人才。
人才
梁启超说：“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人是改革的动力，所有发达国家的崛起，首先是人才的崛起。对待人才的态度往往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邓公高瞻远瞩：教育是第一位的。解放军的结构主要由农民构成。而今天中国农村教育现状与城市教育存在巨大的差距，使社会结构的不合理转移到了军队中。日本天皇总结日俄战争经验时说，要感谢日本的小学教师。因为明治维新后，日本普及了小学教育。而沙俄军队多数由农奴组成，几乎全是文盲。二战中，国民党军不是日军对手，望风而逃。但后来组建的中国印缅远征军，因为补充了不少青年学生，再经过美军的训练，战斗力大大提高。
中国历史首先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一部分，然后才是自身发展的历史。只有布局天下，才能布局中国。军事人才的培养，要有跨越数代人长久性的战略眼光与战略意志。胜利的军队用未来的观念打今天的战争，失败的军队用昨天的观念打今天的战争。古德里安因“闪击战”理论被任命为德军第一支装甲兵团司令。日本侵华思想、政策的设计者，基本不是政府官员，而是普通学者和知识分子。大战略需要极强的穿透力，它不为眼前的一些假象所蒙蔽。日本在二战中几乎打赢了除太平洋战争外的每场战役，但输掉了整个战争。只有小胜，没有全胜。
人所处的高度决定看问题的角度。眼睛能看到的地方叫视力，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叫眼光。视力只能说明眼前，眼光却决定未来。做战略知识分子，就要有大视野、大思路、大胸怀、大包容、大智慧，丰富的资源和健全的人格。
做军中改革者，就要做到“离经不叛道”，即辩证看待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中国军队改革关乎国家与民族命运，加速军事变革和军队改革是我军最大的政治，是一场扎扎实实的政治仗。军事变革走到今天，要研究军事之外的东西。有时候为了发现主题，却要离题万里去找。观念一变天地宽，观念是文化。文化是一切之本，竞争的最后是文化的竞争。文化的东西看不见，却决定一切。开放和创新也是讲政治，开放和创新的基础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反过来说，只有坚持开放和创新，才能更好地坚持坚定的政治方向。坚持开放和创新，就要鼓励讲真话，不把思想的对错交给权力来评判。因为讲真话不光需要勇气，更需要底气。真正的思想从不诞生于掌声中，而是诞生于呵斥和批评之下。一些被批判的人万劫不复，而被批判的思想则有可能成为文化遗产。具有扬弃精神，合理规避崇洋媚外与抱残守缺的一体两面错误。
做军中改革者，更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美国人说，二十一世纪的战争是班长的战争。美国新的条令规定，连长要具备司令的意识。更深一层次的意思是，陆军的连长，F-16编队的机长，海军的舰长都要准备在战争的某一个阶段唱主角。冷战时期的苏军是力量型军队，美军是技术型军队，中国是谋略型军队。今天的美军三者兼而有之。这昭示了一个真理，新型战争需要新型军队。战争的智慧，体现在对战争细致过程的见解上。刘伯承、彭德怀起自行伍，有很深的连排长情节。他们对局部细节的追求，完全是一种连排长的眼光。理解一个兵，懂得一个排长，一个连长，才能赢得一场伟大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