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一代》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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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一代》读后感
“上山下乡”一词最早见于195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这个概念，这也成了知青上山下乡开始的标志。真正意义上的上山下乡始于1955年，这年的8月9日，北京青年杨华、李秉衡等人向共青团北京市委提出到边疆区垦荒，11月份获得北京团市委的批准与鼓励，随后引起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垦荒的热潮，毛主席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中国政府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的群众路线运动。
那么如果我不想去可不可以呢?答案是否定的。下乡是强制的，因为不想去，所以必须强制。
即便如此，也有不少躲过去的。知青办工作人员在写回忆录时说，“无论是知青或是家长，真正出于自愿而下乡的，几乎没有”，这也印证了上山下乡运动必须采取强制办法。由于城乡巨大的差异，1966-1968年之间，大批知青趁文革爆发，逃回城市，有的加入红卫兵，有的躲在家。文革开始后根据又发布的最高指示，强制的策略简单粗暴：不给你粮票，而粮票刚好够一个人吃而饿不死。
事实上，起初的强制措施比这更强制，譬如上海有两个兄弟，被政府勒令只能有一个留在上海工作，必须有一个去新疆，在两人做出决定之前，他俩谁都得不到工作，粮票也不给发。最终弟弟做出了牺牲。
不过，以上属于极端时期的极端案例，文革在全国进行，把全国人民都算到账上，动员就没办法那么硬了。上山下乡是有不切实际的数量要求的，譬如，1973年国家制定了216万人的计划，结果在动员的时候死活动员不动，到最后连骂加撅地动员走了40万人。
大家耍赖的手段主要有四种：
第一种：参军
加入了军队，自然就不必下乡去了。但这只适用于高干子弟，而且需要认识部队上的人，通常是二战、内战和抗美援朝时期的老战友，还在部队的。
这需要用到部队的内招名额，因此十分紧俏，普通人根本办不到。
第二种：辍学
这是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避难方式，辍学的目的是为了进工厂做工。
70年代，中学辍学进工厂当临时工已经属于常态而非变态，还在坚持上学的，要么是有根底觉得去不了农村，要么就是没什么门路，要么就是临死还没想明白。
以河北保定为例，1973年安排给保定地区的名额为2903人，保定市名额要求达到1232人，截至年底，仅完成了11.9%，保定市被哔哔烦了从而下乡的有340人，各县仅下乡8人，完成了计划的0.5%。大批学生退学，退学率达到50%左右。
牡丹江市入学9000人，等毕业那年还剩2000来人。
退学做工，或身为知青被招工回城，就成了工人，不再是知青。城里辍学当临时工的较多，而知青通过招工回城名额实在有限。
第三种：投奔文艺团体
譬如作曲家盛宗亮因为在大动员时在青海民乐团表演从而获得留团待遇，因此避免下乡。
当然，情况依然是：有些才艺并不怎样的人可以通过家长在文艺团体的熟识获得名额。
难度指数太大，一般人根本没法用。
第四种：谎称自己有病
这个由来已久，最为广泛，普通人就靠这个能体会到未来可能还会有点乐趣的。不仅逃避下乡可以用，回城也可以用。
知青在乡下请病假回城，城里的装病不下乡，“得病”知青回城以后死活不回乡了。装病的学生，病，一定要狠。
有个叫小勤被分配到黑龙江农场去插队，于是在医院工作的姨夫为其造了一整套哮喘病历，但装病这件事是不能出门的，憋屈久了，便出门透气。结果被举报，于是假装出门后哮喘暴发，演了一通后动员人员走了。但动员人员是不会死心的，于是小勤便去了外地，就不会有人老是逼自己下乡了。
乡下的知青装病，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当年的知青连饭都吃不饱，根本就没钱行贿医生”，要装，就得豁出去：
当时大多数知青都在没病找病，比较常用的招数是在后背贴硬币和吃包装巧克力的锡纸，如此在拍X光时就会发现“体内有异物”。后来有一位知青锡纸吃多了差点被噎死，加之“体内异物”病症频率太多，大家又开始想别的方法。恰好清华附中有一位王知青有重症肾炎，于是每每有知青查体时，就好烟好酒伺候着，王知青一高兴，就给点“贵尿”。后来求尿的多了，闹得王知青每天如厕时都大量喝水，厕所外则一堆男女知青拿着缸子、罐子排队等尿。老王的尿果然厉害，一查一个肾炎，很多人因此回城。
口号总是最虚伪的，行动总是最诚实的。
我们“只不过”走了一些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