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读后感
编辑:huantt 成考报名 发布时间：01-17 阅读：
《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读后感
郭建龙无疑是一个体制外的学者。这个背着行囊到处旅行的学者、文化旅行者、作家，真正践行着“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他骑自行车走遍西藏，穿越无人区，写就《告别香巴拉》;耗时四个月，游历中南半岛五国(越南、柬埔寨、泰国、缅甸、老挝)，写就《三千佛塔烟云下》;而广受赞誉的《印度，漂浮的次大陆》、《穿越中东百年》，更是艰苦旅程中的产物。
如果说前几部书是实地旅行的结晶，那么《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则是郭建龙爬梳历史文献，游弋于中国中古历史、近现代史的独特奉献。
中国治史的传统，大抵上奉行宫廷、朝堂、诸侯、天地异象大事记的路子，对经济并不在意。而史书论及历代兴亡，也鲜有考量经济政策的影响。
传统治史的敝处，近代学者中的有识之士也敏锐地察觉到了。胡适就认为自己没学过经济学，对于研究历史是一种很大的缺陷。
在治学实践上，近现代有专治经济史的学者，虽然有经济学的基础，但又大都缺乏历史学的深厚学养。
比学养更重要的，是学者所处的体制环境。
冯友兰的1948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是他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的英文讲稿整理而成。此书一出，立即被誉为学习中国哲学的“超级入门书”，随后又有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南斯拉夫文、日文出版。该书一举奠定了冯友兰在国际学术界的位置。
同样是冯友兰，1962年出版《中国哲学史新编》，改弦易辙，服膺某某主义，哲学史被意识形态所桎梏，让学界大跌眼镜。更有70年代初，冯友兰深度介入“批林批孔”运动，参加“梁效”写作班子，其学术价值可想而知。
郭建龙原在《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做记者。他本来出身理科，做过IT。做记者后越来越感觉无法说真话，随即辞职，不再受体制的桎梏。
一、所谓新思想，都是旧主张
中央帝国财政的密码究竟在何处?
在郭建龙看来，土地公有、国企垄断、货币发行垄断是三大法宝，就是密码。
这是多么熟悉的味道，熟悉的配方!
这不是我们念兹在兹，坚持、固守的底线吗?这不是特色吗?
难道汉武帝们穿越到了现代，偷学了苏联的制度?
还是我们沿袭了历代帝王的套路?
所谓新思想，都是旧主张，诚哉斯言。
新瓶装旧酒，所谓某处某年某月一声炮响，送来的不过是空弹壳，重装什么，悉听尊便。
因为，专制体制下，维持王朝运转，永葆江山于一家一姓，除此路数，再无招数——用土地公有维持王朝对基础社会资源的掌控，掌控农民的命脉;用国有企业垄断稀缺资源，获得超级利润;通过垄断货币发行，不断从民间抢钱。
养兵以进行内外战争，养官以进行社会控制，养宫廷以享受声色犬马，就是中央帝国财政的用途。若穷兵黩武，或官吏日增，或后宫庞大，任意一项，必然导致王朝覆灭;如果三病齐发，王朝加速灭亡。
二、货币制度越来越成为帝国财政密码的核心
汉武帝时期帝国财政的开创之端，发明了“皮币”和白金(铜锡合金)，并首次将铸币权收归国有。
秦代以来，货币发行是遵从金本位的：货币为贵金属所铸，一般为金、银、铜，币值与货币等值，即一两白银铸成价值一两白银的货币。
汉武帝为了敛财，发明了“皮币”，皮币实际就是一方尺的白鹿皮，每一皮币值40万钱，等值于40两黄金。
这是明目张胆的抢钱。
为了克服阻力，汉武帝规定想出了一个招数，汉代礼仪规定，诸侯朝觐、祭祀祖先，必须使用玉币。在上升到如此政治高度的同时，也需要用血祭以儆效尤。在朝议皮币发行时，大司农(财政部长兼农林部长)颜异不自觉地撇了一下嘴，随即被定为“腹诽罪”处死。
皮币明显是搜刮诸侯的。而白金币则是搜刮百姓的。
白金币就是是银锡合金。汉代本来以黄金和铜作为铸币的法定材料，银、锡的价值很低。白金币一出笼，官方的定价高达黄金的三分之一，原有的黄金白银价格大跌，白金币的暴利大得惊人，引发民间疯狂私铸。高峰时，全国20%的人因私铸白金币犯罪，监狱人满为患，汉武帝只好赦免私铸犯。
然而，通过货币与民争利对朝廷财政的益处在皮币和白金币的铸造、发行中显露无疑，这坚定了汉武帝将铸币和发行权收归国有的决心。自此以后，此项权利永久地归属于中央帝国政府。
三、宋代发明了“交子”，蒙元末期纸币的掠夺性发挥到了极致
宋代以前的货币，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材质、形制，总体上还属于贵重物品，本身具有价值。
但宋代的交子，虽然刚出现时，是以实物货币作为基础的，即遵循了金本位：有多少实物货币，发行多少交子。
交子的发明对贸易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远距离的大宗贸易，第一次避开了大量实物货币的携带、运输;同时，基于金本位的货币信用得以建立，金融信用在经济往来中得到认可，在这点上，交子的出现，奠定了现代金融业的基础。今天的移动支付，如微信、支付宝等，就是信用支付。
交子出现后，帝国政府立即意识到了它潜在的巨大利益——如果抛弃金本位，单单通过增发货币，即可得到超额利润!北宋自然开始了增发货币，而南宋政府更是把增发货币作为主要的敛财手段，与民争利，最终导致国家积贫积弱，亡于蒙古人政权。
蒙古本来就没有货币概念，入主中原后，很快就悟到了超发纸币的妙处。至元末，随着维稳的压力越来越大，费用越来越高，宰相脱脱祭出了法宝：整顿吏治反对腐败以提高朝廷效率，兴建基础公用设施(如开挖运河和治理黄河)以提振粮食运输，政府强迫北方农民种植水稻以提高全国粮食的产量，实现“先军”政策以扩大镇压力量。
这些“新政”涉及到了核心问题：钱从哪里来?
印钞!这是不二法门。增发货币必然导致旧币贬值，物价大幅上涨。而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只能加印更多钞票。这自然是一条不归路，最终导致元帝国财政崩溃，而朱元璋的军队最终打进北京，把蒙古贵族赶回了塞北。
现代人往往打着“量化宽松”、“加大基础假设”的幌子，意图刺激、提振经济，最终其实要解决财政问题以及影响社会稳定的就业问题，就是要让政府的钱袋子鼓起来，而手段只能有一个：增发货币，而后果都可以预判——饮鸩止渴。
四、弱民、控民是中央帝国财政的难以启齿的目的
郭建龙没有涉及到的是：养兵、养官、养宫廷之外，中央帝国财政的隐性目的，那就是弱民、控民，通过削弱社会力量，使帝国征服更容易控制社会。
从管仲到商鞅到申不害到韩非，一整套控民、弱民、愚民的理论，一整套与民争利的套路，早已奠定，并且一律打着“富国强兵”的旗帜。秦皇汉武们，不过是遵循而已。
很显然，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绝对不甘心被帝国独裁政权压榨和驱使。对于帝国来讲，外敌必须防御，而且可以防御，慈禧所谓“量中华之国力，结与国之欢心”;内敌必然防御，必要时以外敌灭内敌，“宁赠友邦，勿与家奴”。仇视内敌到了这个份上，灭内敌不但是帝国政权需要，也是帝王们的心理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