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生命的意义

追寻生命的意义
寻找生命的意义 第一篇

目录

前言

1992年版前育

第一部分集中营的经历

第二部分意义疗法概观

意义的意志

存在的挫护

心灵性神经症

精神动力

存在的虚空

生命的意义

存在的实质

爱的意义

受难的意义

次临床性问题

意义治疗的心理剧

超级意义

生命的短暂性

作为技术的意义疗法

集体性神经症

泛决定论的批判

精神病学信条

回归人性化的精神病学

附言1984:悲剧乐观主义的案例

第一部分

集中营的经历

本书声称，这并不是一本大事记，而是有关个人经历的记录，数以百万的囚徒反复经历过的事件的记录。它是由一位幸存者讲述的、有关集中营的内幕故事。这个故事关注的不是已经得到经常描述的大恐怖(尽管并不经常为人们所相信)，而是数量众多的小折磨。换言之，它将试图回答一个问题:集中营的日常生活如何反映在普通囚徒的意识中?

这里所描述的多数事件并不发生于著名的大集中营中，而是发生于真正死去了多数人的小集中营中。这个故事既不讲述伟大的英雄、烈士的受难或死亡，也不讲述身名显赫的大头领—享有特权的囚徒—或众所周知的囚徒。它并不十分关注大人物的受难，而是关注众多不为人所知、没有记录在案的受害者的牺牲、磨难和死亡。它所讲述的正是这些普通的囚徒，他们的袖子上没有戴区别性的标志，常常为大头领所鄙视。当这些普通囚徒忍饥挨饿时，大头领却衣食无优;事实上，许多大头领在集中营的生活比其一生中任何时期都要幸福。他们对待囚徒常常比看守更凶恶，鞭打囚徒比党卫军更残忍。当然，集中营只从证明其性格适合于这一工作的囚徒中挑选大头领，而且，如果他们没有遵照执行他所应做的事情，他们将立即被免职。不久，他们就会变得与党卫军和看守十分相似。人们可以根据同样的心理基 础来评价这些大头领。

对于集中营的生活，局外人很容易抱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一种混杂着同情和怜悯的观念。对于发生于囚徒中间的残酷的生存斗争，他们知之甚少。这是一场为了生计，为了生命，为

了他自已，或者为了他的朋友而展开的无情的斗争。

首先让我们举一个转移的例子。有时，集中营当局会宣布将某一数量的囚徒转移到另一集中营;但是，较为可靠的推测是，转移的终点是毒气室。挑选的对象是不能干活的体弱多病者，他们将被送到配备着毒气室和焚烧炉的中心集中营去:挑选的过程将意味着一场每个 囚徒之间，或一群人与另一群人之间为自由而展开的斗争。事关紧要的是，自己或朋友的名字能够从牺牲者的名单上勾去，尽管每个人都明白，每个人的获救将意味着另一个人的牺牲。 每次转移都将会带走某一数量的囚徒。实际上，这井不算什么，因为每个人只是一个号码。在进入集中营后(至少这是奥斯维辛的做法)，囚徒的所有情况都由自己串报。因此，每个囚徒都有机会申报一个虚假的姓名或职业;并且，由于多种多样的原因，许多人也是这样做的。当局只对囚徒的号码感兴趣。这些号码通常刺在他们的皮肤上，而且必须缝在裤子、茄克或上衣的某一部位。看守如果想要控告某一囚徒，他只需要漂一眼他的号码(我们对于这一漂是多么地惧怕!);他们从不询问囚徒的名字。

人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欲望去考虑道德和伦理间题。每个人都为一种想法所控制:为正在家中等待自己归来的家庭而活着，并使朋友活着。因此，他将毫无犹豫地尽力安排另一个囚徒，另一个“号码”去替代他在转移名单中的位置。

正如我已经提到的，挑选大头领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只有最残忍的囚徒才会被挑选从事这一工作(尽管有些令人愉快的例外)。但是，除了这一由党卫军操持的选择之外，在所有囚徒中还一直进行着某种形式的自我选择。一般来说，只有那些多年来从一个集中营转到 另一个集中营、并在生存斗争中失去所有顾忌的囚徒才能存活下来;为了生存，他们准备运用任何手段，包括诚实的或不诚实的手段，甚至暴力、偷窃和出卖朋友。那些活下来的人得到了幸运的机会或奇迹的护佑—不管你称之为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中最优秀的人没有活下来。

许多有关集中营的事实早已记录在案。在这里，事实只有成为一个人的部分经历时才是重要的。正是这些经历的性质才是本文将要加以描述的。对于曾经作为某一集中营囚徒的人来说，本文将试图根据今天的知识来解释他们的过去经历。对于从未有过集中营生活体验的 人来说，本文将有助于他们全面地理解、而且最重要的是理解那些极少数的幸存者的经历，并进而认识到他们今天所处的艰难状况。那些曾经做过囚徒的人常说，“我们不喜欢谈论我们的经历。对于曾经生活于其中的人来说，所有的解释都是不需要的。而对于其他人来说，他们既不理解我们当时的感受，也不理解我们现在的感受。”

鉴于心理学要求保持某种程度的科学中立，提出一种解释这一主题的方法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当观察者本人就是囚徒时，这一中立还是必不可少的吗?旁观者拥有这样一种中立，但他远远不能作出有价值的陈述。只有亲身经历者才能知道。他们的判断可能不够客观: 他们的评价可能有失公允。这是不可避免的。必须尽量避免任何个人偏见，而这正是此类著作的困难之处。有时，在提到个人经历时，拥有勇气是必不可少的。在撰写此书时，我曾倾向于匿名发表，只使用我的监狱号码。但在草稿完成时，我意识到，作为匿名出版物，本书将失去一半的价值;并且，我必须拥有勇气公开表达我的信念。因此，我没有删除任何段落，尽管我并不喜欢暴露主义。

我将有关从本书内容中提炼出纯粹理论的工作留给他人。这一工作可能会大大促进囚徒生活心理学的发展。这一开始于一战之后的研究，使得我们熟悉了“带刺铁丝网疾病”的症状。我们应当感谢二战，它丰富了我们的“大众精神病学”知识，(如果需要，我可以引用由勒庞撰写的一本书中的众所周知的词语和题目)因为战争给了我神经之战，战争给了我集中营。

由于这一故事涉及我作为一名普通囚徒的经历，十分重要的是，我必须提到，并非没有任何自豪地，除了最后几周之外，我在集中营中并没有被雇佣为精神病医生，或者甚至是医

生。我的一些同行十分幸运地受雇于毫无紧张气氛的急救站，使用碎纸片打绷带。我的号码 是119104，在大多数时间里，我都在铁路线上挖橱和铺设轨道。有一次，我的工作是独自一人为路面下的水管开挖一条壕沟。这一工作并非毫无报酬;正好在1944年圣诞节之前，我得到了一种所谓的“奖偿券”的礼物。它是由建筑公司向我们这些实际被卖作奴隶的人发行的:公司向集中营当局支付每人每天多少钱的固定价格。这些奖偿券每张实际用去了公司50芬尼(德国货币单位，相当于一马克的百分之一—译者注)，通常在一周之后，每张可以换取6支香烟，尽管有时它们也可能失去效用。成为价值12支香烟的符号的拥有者，我非常自豪。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香烟可以换取12份汤。而12份汤有时可以暂时免除非常真实的饿死惩罚。

实际的吸烟特权是为那些能够获得每周定额奖偿券的大头领们所保留的;或者是为作为仓库或车间的工头的囚徒而保留的，因为他们可以收到一些为调换危险工作而贿赂的香烟。这一情况的惟一例外是那些失去生活愿望并想“享受”最后几天的囚徒。每当我们看到一位 难友吸着自己的香烟时，我们就知道他放弃了坚持下去的勇气，并且一旦失去，这一愿望就几乎不可能重返。

当我们考察这些作为许多囚徒观察和经历的结果而收集的大量材料时，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囚徒对于集中营生活的精神反应可分为三个阶段:初人集中营阶段;适应集中营生活之后阶段;释放和解放之后阶段。

第一阶段所特有的症状是惊恐。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在囚徒正式进人集中营之前，惊恐就已产生。我将把我自己刚进人集中营时的情况作为一个例子。

人由火车运送了几天几夜:每个车厢有80人。所有的人都不得不躺在作为仅剩的少量个人财产的行李上。车厢十分拥挤，以至于只有车窗的顶部才能透进少许灰暗的黎明光线。每个入都期待火车开往某一军工厂，因为，在那里，我们就可以成为强迫劳工。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还在西里西亚或者已经到了波兰。火车的鸣叫带着一种离奇的声音，就像是为怜悯那些注定走向地狱的不幸的人而发出的求助呼喊。这时，火车进了又道，很明显，它正接近一个大站。突然，从焦急的乘客中发出了一声呼喊，“站牌!奥斯维辛!”在那一时刻，每个人的心脏都猛地停止了跳动。奥斯维辛—这一代表所有恐怖的名字:毒气室、焚烧炉、大屠杀。慢慢地，几乎是犹犹豫豫地，火车继续行进着，似乎它也在尽可能地拖延时间，不让乘客们产生可怕的意识:奥斯维辛!

随着黎明的到来，庞大的集中营的轮廓慢慢地变得清晰起来:很长的几层带刺带电的铁丝网，探照灯，在灰暗的黎明中，长长的几队衣衫槛楼的人沿着笔直的荒凉道路，向谁也不知道的目的地移动着。偶尔传来孤零零的命令的喊声和哨音。我们不知道它们代表着什么意 思。我的想象力引导着我看到了悬吊着人的绞刑架。我极度惊恐，但也不过如此，因为我们不得不逐渐习惯这一极度的恐怖。

最终，我们进人了站台。最初的寂静被高声命令所打破。从那时起，我们将在所有的集中营中一遍又一遍地听着这些粗暴、尖利的声音。他们的声音就像是垂死者的最后呼喊，而且，毫无例外地都是如此。它带着一 种焦急的嘶哑声，似乎来自于一位不得不一直这样喊叫的人，一个被人用刀反复砍杀的人从喉咙里发出的声音。车门被推开，一队囚徒蜂拥而人。他们穿着破烂的囚服，头发被剃得精光，但是，他们看起来似乎营养不错。他们说着各种各样的欧洲语言，并且都带着一种在这一环境中听起来十分怪异的幽默感。就像一个行将淹 死的人抓住了一根稻草，我的天生的乐观情绪(它常常控制我的感情，甚至在最绝望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产生了一种想法:这些囚徒看起来相当不错，他们似乎情绪很好，甚至还在笑。谁知道?我也许能够获得他们所享有的相当不错的地位。

在精神病学中有一种所谓的“暂缓性迷惑”的症状。行将被处决的人在被执行之前有时会获得一种可能在最后一刻暂缓执行的幻觉。我们也抱有这种希望，直到最后一刻还认为情

况可能不至于太糟。那些囚徒红润的脸膛和胖乎乎的圆脸就是一大鼓励。当时，我们都不 知道，他们是一群精英，日复一日地跑到车站，充当着接待新来者的专门队伍。他们负责管理新来的人及其行李，包括稀有物品和被抢劫的珠宝。在战争最后几年的欧洲，奥斯维辛曾经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地方。金、银、白金和钻石等罕见珍宝随处可见，不仅存在于大仓库中，而且还存在子党卫军的手中。

3个囚徒被关进了至多可容纳200人的棚屋 里。我们又冷又饿，而且非常拥挤，我们几乎无法蹲下，更不用说躺着了。一块五盎司重的面包是我们四天中的惟一食物。就是这样，我还听见一位负责栩屋的高级囚徒与一名接待队的成员就一个由白金和钻石制成的领带夹讨价还价。利润的大部分将最终用来购买一种饮料—杜松子酒。我不记得需要几千马克才能买到足够度过一个“快乐夜晚”的杜松子酒。但我知道，那些长期囚徒确实需要杜松子酒。在这一情况下，谁能责怪他们用酒精麻醉自己呢?还有一群囚徒可以得到由党卫军无限量提供的饮料:这些人受雇于毒气室或焚烧室，十分清楚终有一天他们将被另一批新来者所超度。届时，他们将不得不丢下作为行刑者的角色，并成为他们本人的牺牲品。

我们这批人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怀着一种幻想，认为自己将被缓期执行，认为所有一切都将不错。对于即将来临的场景背后的意义，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们得到通知，所有的行李都将留在车上，所有的人将分成两行—男女各排一行—列队经过一名党卫军高级军官的面前。令人惊奇的是，我居然还有勇气将帆布背包藏在上衣里而。我的队伍在这位军官的面前行进着，一个接一个地。我知道，如果这名军官看到了我的背包，我将面临危险。他至少将会把我打倒;我从过去的经历中得知了这一点。我本能地挺直腰板走向军官，以防他看出我的沉重负载。然后，我面对着他。他是个精瘦结实的高个男人，穿着一身干净整齐的制服。与我们这些经过长途旅行之后又脏又乱的人相比，这一区别是多么的明显!他做出一种漫不经心的姿势，左手撑着右肘。他的右手举着，懒散地用这只手的食指指向左边或右边。对于这人手指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更多向左的动作背后所蕴涵的险恶用意，我们全都没有领会到。

轮到我了。一个人轻声告诉我，分到右边的人将意味着干活，分到左边的是患病的和不能干活的，将被送到另外一个特殊营地。我静静地等着事情的发生，将要来临的许多次中的第一次。帆布背包把我压得稍微向左倾斜，但我用力挺直了身体。党卫军军官看着我，似乎 有些犹豫，把双手放到我的肩上。我尽量表现得精干，然后，他慢慢地转动我的肩膀，直到我面向右边。于是，我转到了那一边。

晚上，我们获得了有关手指游戏重要性的认识。这是我遇到的第一次挑选，第一次对于我能否存活的判决。对于我们这批人的大多数即约百分之九十的人来说，它意味着死亡。他们的判决在到站的几个钟头之后就被付诸执行。那些被分到左边的人从车站直接走进了焚烧室。正如在那里十活的某个人告诉我的，焚烧室的门上用几种欧洲文字写着“澡堂”。进去时，每个囚徒都能得到一块肥皂，然后—我不用解释将要发生的事情。许多记录已经描述了这一恐怖的场景。

我们这批活下来的人在晚上得知了这一事实。我向曾经在那里呆过一段时间的囚徒询问，我的同事和朋友P被送到了哪里。

“他被分到左边了吗?”

“是的。”我回答道。

“那么，你可以在那里见到他。”他告诉我。

“哪里?”他的手指向了几百码外的一座烟囱。它正向灰暗的波兰天空喷出一串火苗。这一火苗慢慢地溶化在阴暗的烟云之中。

“你的朋友就在那儿，正慢慢地飘向天堂。”这就是回答。但是，直到有人用平常的语言向我解释事实时，我才真正明白他的意思。【寻找生命的意义】

但是，我谈论这一间题是不合时宜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从火车站的天刚破晓直到我们在集中营的第一晚休息，我们面前还有一段非常漫长的路要走。

在荷枪实弹的党卫军护送下，我们被驱赶着从火车站出发，·经过带刺的铁丝网，穿过集中营，一路赶到了清洁站:对于我们这些通过第一次挑选的人来说，这是一次真正的洗澡。我们的缓刑幻觉再次得到了验证。党卫军的人看起来非常有风度。不久，我们就发现了他们 这样做的理由。只要他们看见我们的手表并可好言好语说服我们交给他们时，他们就会对我们友好。我们难道不应当将我们所有的财产都上交出去吗?那个相当友好的人为什么不应拥有手表呢?也许有一天他会报答我们呢。【寻找生命的意义】

我们在看起来就像是传染病病房候诊室的棚屋里等待着。党卫军出现了并在地上铺开了一块毯子。我们不得不把所有的财物包括手表和珠宝都扔到了上面。我们中的一些天真的人问道，他们是否能够保留一枚戒指、一枚奖牌、一件幸运物，惹得站在那里帮忙的经验丰富 的人发出了一阵笑声。人们还不知道所有东西都将被剥夺的真相。

我试图把一位年老的囚徒当成知心朋友。我偷偷地靠近他，指了指我上衣口袋中的一卷纸，说道，“瞧，这是一本科学著作的手稿。我知道你将说什么;能够活命我就应该感激涕零了，因为这是我惟一能够期望从命运中得到的东西。但是，我自己不能控制自己。我必须 不计代价地保留这一手稿;它包含了我毕生的心血。你能理解吗?”

是的，他开始理解了。一种露齿的笑慢慢地展现在他的脸上，起先是凄惨的，然后是逗乐的、嘲讽的、侮辱的，最后，他吼出了一个词来回答我的问题，一个常常出现于集中营囚徒词汇中的词:“狗屁!”在那一刻，我看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并做了标志着我的第一阶段心理反应顶点的事情:我勾销了我的整个前半生。我们这群人一直在四处站着，脸部灰暗、惊恐，绝望地讨论着。突然，人群中出现了一阵骚动。再一次地，我们听到了沙哑的命令声。我们被殴打、驱赶着进人了澡堂的前厅。在那里，我们围拢在一直等着我们的党卫军的周围。然后，他说道，“我将给你们两分钟，并且，我将用表给你们计时。在这两分钟之内，你们必须脱去所有的衣服，并把所有的东西放在你正站立着的地上。除了鞋、皮带和吊带，或者捆扎带之外，你们不能带走任何东西。现在，我开始计时—开始!”【寻找生命的意义】

人们以不可思议的飞快速度脱去了外套。随着时间的临近，他们也变得越来越紧张，笨拙地忙于脱去内衣、裤带和鞋带。然后，我们听见了鞭子的第一次响声;皮带打在了赤裸裸的身体上。

接着，我们被赶进另一间屋里剃发:不仅头部光亮，而且整个身体也毫发无存。然后，我们又排起队来淋浴。这时，我们相互之间几乎无法辨认;但是，带着极大的安慰，一些人注意到了真正的水从喷头里流了下来。

在等待淋浴时，我们感受到了我们的一无所有:现在，除了赤裸的身体之外，我们变成了真正的一无所有;事实上，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我们赤裸裸的存在。能够作为物质纽带把我们与前半生联系在一起的东西还有什么呢?对我来说，有眼镜和皮带;后来，我还不得不用后者换了一块面包。对于裤带的所有者来说，还藏着一些额外的令人兴奋的东西。晚上，负责我们棚屋的高级囚徒用一通讲话对我们表示欢迎。在讲话中，他用个人名誉向我们保证，如果有人将钱和珠宝缝在了裤带里，他将亲自把他吊起来，“从那根横梁上”—他用手指了指。他自豪地解释说，作为高级居民，集中营法律赋予了他如此行事的权力。

就鞋子而论，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我们虽然可以拥有鞋子，但是，拥有相当体面鞋子的人最终却不得不放弃这一权利，并换回一双不合脚的鞋。真正陷人麻烦的是一些囚徒，他们听取了高级囚徒的善意建议(在接待室里)，剪去上部以削短长统靴，然后在剪口上抹上肥皂来加以掩饰。党卫军的人似乎正等着人们这样做。所有被怀疑犯有这一错误的人将不得不走进毗连的一间房屋。过了一会儿，我们再次听见了皮鞭的抽打声和受拆磨者的惨叫声。这一次，它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追寻生命的意义
寻找生命的意义 第二篇

追寻生命的意义——读《活出意义来》

自从人有了意识以来,为何而生就成为生命的主题。既然有生就有死，有开始就注定会有结束，那我们如何度过这一生，才不枉来世走一遭呢？这一问题作为人生的一大主题摆在我们面前。叔本华说：“人注定要徘徊在焦虑和厌倦这两极之间。”对财富地位的无节制追逐会引起焦虑，但唾手可得的幸福又怎能称其为幸福，未经审视的生活也不能算真正的生活。在物质资料相对丰富的今天，我们不再困于生存危机，而虚无也由此产生。现代人之所以陷入精神困境，与“存在之虚无”息息相关。对现代人如何克服焦虑和厌倦，使生命有意义，作为“维也纳第三心理治疗学派”的意义治疗的创始人，维克多·E·弗兰克尔在《活出意义来》这本书中给出了回答。

弗兰克尔是奥地利犹太人，二战期间先后被关在奥斯维辛、达豪等四处纳粹集中营。他的双亲、哥哥、怀孕的妻子以及孩子在集中营里都不幸罹难。而他每天的生活就是空着肚子，穿着漏水的破鞋，满脚冻疮，被狱头打着骂着，走向筑铁路的工地，随时被死亡的阴影所笼罩。面对如此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他却始终保持乐观积极，用自己的实例，告诉世人：即便生活剥夺了你所拥有的一切——财富、地位、名利，你仍然有笑对人生的理由。在集中营中，身份、地位、自由、快乐、休息、独处、尊严、亲人，乃至最基本的生存物资„„在这一切都被剥夺殆尽的环境中，弗兰克尔在长期饥饿、超负荷工作的状态下仍然保持生命的敏感触角，寻找生命的意义。

弗兰克尔发现即使是在纳粹集中营这样的噩梦场景中，作为拥有自由意志的人仍然可以选择怎样而活：“集中营生活的经历表明，人完全可以选择自己的行为。有足够的可歌可泣的实例证明，冷漠感可以消除，烦躁情绪可以克制。即使在如此惨无人道的摧残身心的条件下，人依然能够保存最后一点的心灵自由和思想独立。我们这些在集中营生活过的人都记得，有的人到一所所监房安慰难友，把自己最后一口面包让给其他囚犯，这样的人可能为数很少，但却足以证明，人可以被剥夺一切，然而，人的最后自由——人在任何特定环境中选择自己的态度、选择自己的道路的自由，是任何人都无法剥夺的。”

不同的生活状态自有其意义：忙碌而积极的生活，其目的在于使人有机会了解创造性工作的价值；悠闲而退隐的生活，则使人有机会体验美、艺术，或大自然，并引以为一种成就。至于既乏创意、又不悠闲的生活，也有其目的：它使人有机会提升其人格情操，并在备受外力拘限的情境下选择其生活态度。集中营俘虏虽与悠闲的生活和创意的生活无缘，但人世间有意义的，并不只是创意和悠闲而已。如果人生有意义，痛苦自应有其意义。痛苦正如命运

和死亡一样，是生命中无可抹煞的一部分。没有痛苦和死亡，人的生命就无法完整。 他必须认清：即使身在痛苦中，他也是宇宙间孤单而独特的一个人。没有人能替他受苦或解除他的重荷。他唯一的机运就在于他赖以承受痛苦的态度。每一个痛苦，每一个失败，每一个绝望也都被赋于深刻的意义。面对痛苦，我们可以穿越痛苦，历练精神。那么即使是犯错，我们也获得了自我完善，精神上自我超越的机会。

经历痛苦，理解苦难，有时是我们人生课堂需要经历的一课。由于生命中每一种情况对人来说都是一种挑战，都会提出需要你去解决的问题，所以生命意义的问题实际上被颠倒了。人不应该问他的生命意义是什么，而必须承认是生命向他提出了问题。简单地说，生命对每个人都提出了问题，他必须通过对自己生命的理解来回答生命的提问。对待生命，他只能担当起自己的责任。在勇敢接受痛苦之挑战时，生命在那一刻就有了意义，并将这种意义保持到最后。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曾经说过一段话：“一个人真正的幸福并不是处在光明之中，而是从远处凝望光明，朝它奔去，就在那拼命忘我的时间里，才有人生真正的充实。”而生命的意义亦在于此。

是做一个环境的受害者，随波逐流，逆来顺受，还是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这一切全由自我选择。面对困境亦从容对待，认识到危机有危险，也蕴含着成长的契机，选择把困境当成一个挑战以及学习的机会。从这个挑战中学习，将这个困难最大利益化，进行重构，从被动的“不得不”变为主动的“我选择”。只有这样，才能对抗人生的无常，存在的虚无和个人在命运、环境下的无能为力。

尼采说：“每一个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可以承受几乎所有如何活的问题。”生命的意义对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使命，这份独特不需与他人比较。认识到自己人生的独特性，明确自己的使命，用行动和选择让生命活出意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