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语录

周作人语录篇一
《周作人关于日本的语录》

《谈虎集》

日本与中国

中国在他特殊的地位上特别有了解日本的必要与可能，但事实上却并不然，大家都轻蔑日本文化，以为古代是模仿中国，现代是模仿西洋的，不值得一看。日本古今的文化诚然是取材中国与西洋，却经过一番调剂，成为他自己的东西，正如罗马之出于希腊而自成一家，所以我们尽可以说日本自有他的文明，在艺术与生活方面更为显著，虽然没有什么哲学思想。我们中国除了把他当做一种民族文明去公平的研究外，还应当特别注意，因为他有些方面足以供我们研究本国古今文化之参考。从实利这一点来说，日本文化业中国人现今所不可忽略的一种研究。

中国人原有一种自大心，不很适宜于研究外国的文化，少数的人能够把它抑制住，略微平心静气的观察，但是到了自尊心受了伤的时候，也就不能再冷静了。自大固然不好，自尊却是对的，别人也应当谅解他，但是日本对于中国这一点便很不经意。我并不以为别国侮蔑我，我便不研究他的文化以为报，我觉得在人情上来讲，一国民的侮蔑态度于别国人理解他的文化上面总是一个极大的障碍，虽然超绝感情纯粹为研究而研究的人或者也不是绝无。

我并不想提倡中日国民亲善及同样的好听话，我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但为彼此能够略相理解，特别希望中国能够注意于日本文化的缘故，我觉得中日两方面均非有一种觉悟和改悔不可。

日本浪人与顺天时报

老实说，日本是我所爱的国土之一，正如那古希腊也是其一。我对于日本，如对于希腊一样，没有什么研究，但我喜欢他的所有的东西。我爱它的游戏文学与俗曲，浮世绘，瓷铜漆器，四张半席子的书房，小袖与驹屐，——就是饮食，我也并不一定偏袒认为世界第一的中国菜，却爱生鱼与清汤。是的，我能够在日本的任何处安住，其安闲绝不亚于在中国。但我终是中国人。中国的东西我也有许多是喜欢的，中国的文化业有很多于我是很亲密而舍不得的。或者我无意地采集两方面相近的分子而混合保存起来，但固执的不可通融的是中国的也未始没有：这个便使我有时不得不离开了日本的国道而走自己的路。这既是三上博士所说幸亏日本没有学去的那个传统的革命思想。因为这个缘故，无论我怎样爱好日本，我的意见与普通日本人总有极大地隔阂，而且对于他们有些的言语不能不感到一种愤恨。愤的是他伤及了我为中国人的自尊心，恨的是因为他动摇了我对日本的憧憬。我还未为此而破坏了我的梦，但我不是什么超越的贤人，实在不能无所恨惜。我知道这是没法的，世上没有这样如意的事，只有喜悦没有恨惜，所以我也不再有什么怨尤，只是这样做下去：可爱的就爱，可恨的就恨： 似乎亲日，似乎排日，都无不可，而且这或者正是唯一可行之道。

“但我们固然不当以国际的旧怨而轻蔑日本的文化，却也不能因耽赏它的艺术而容忍其他的无礼的严动。”

排日评议

“但是人终是感情的动物，我恐怕理性有的时候会被感情所胜，学术研究难免受政治外交的影响而发生停顿，想欧战时中国轻蔑德文一样，那真是中国文化进步上的一个损失。不过，这也没有法子。我们在此刻不能因为怕日本研究之顿挫而以排日为不正当。”

《苦竹杂记》

日本的衣食住

我留学日本还在民国以前，只在东京住了六年，所以对于文化云云够不上什么认识，不过这总是一个第二故乡，有时想到或者谈及，觉得对于一部分的日本生活很有一种爱着。这里边恐怕有好些原因，重要的大约有两个，其一是个人的性分，其二可以说是思古之幽情吧。

日本与中国在文化的关系上本犹罗马之与希腊，及今乃成东方之德法，在今日而谈日本的生活，不撒有“国难” 的香料，不知有何人要看否，我亦自己怀疑。但是，我仔细思量日本今昔的生活，现在日本“非常时”的行动，我仍明确的看明白日本与中国毕竟同是亚细亚人，兴衰祸福目前虽是不同，究竟的命运还是一致，亚细亚人岂终将沦与劣种乎，念之惘然。因谈衣食住而结论至此，实在乃真是漆黑的宿命论也。

关于日本语

日本有小希腊之称，他的特色确有些与希腊相似，其与中国文化上之关系更仿佛罗马，很能把先进国的文化拿去保存或同化而光大之，所以中国治国学的人可以去从日本得到不少的资料与参考。从文学史上来看，日本从奈良到德川时代这两千二百余年受的是中国的影响，处处可以看出痕迹，明治维新以后，与中国近来的新文学相同，受了西洋的影响，比较起来步骤几乎一致，不过日本这回成为先进，中国老是追着，有时还有意无意地模拟贩卖，这都给以我们很好的对照和反省。

《药堂杂文》

留学的回忆

清光绪三十二年 ，明治三十九年，日俄战争结束后一年。

明治维新和日俄战争。

当时中国知识阶级最深切的感到本国的危机，第一忧虑的是如何救国可以免于西洋各国的侵略，所以见了日本维新的成功，发现了变法自强的道路，非常兴奋，见了对俄的胜利，又增加了不少勇气，觉得抵御西洋，保全东亚，不是不可能的事。

见到有些事与他们平素所有的日本印象不符的时候，敏捷的感到比不了解日本的人更不满 怀旧

《艺术与生活》

日本的诗歌

第一， 风土人情的关系。日本国民天生有一种艺术的感受性。

第二， 言语的关系。

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九日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讲演

中国人不肯模仿，不会模仿。

不肯自己去学别人，只愿别人来像我。即使勉强去学，也仍是打定老主意，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日本就是个榜样。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年一月

《周作人自编文集》

周作人语录篇二
《周作人语言》

从功利到审美

——周作人现代散文语言观建构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陈艳丽 山东 济南，250014）

摘要：周作人的现代散文语言理论着眼于古文、口语、方言、欧化语的取舍、调和与建构，使散文语言由明白实用的功利性走向雅致审美性，由日常语言转化为文学语言，阐述了现代散文语言的审美要求和美学构想。

关键词：周作人 散文语言理论 文学语言 审美

中国现代白话散文的产生是以“五四”文学的变革中文学语言的变革为开端的,散文语言变革的理论研究对现代散文的产生和发展至关重要。“五四”白话文运动最初是以启蒙的工具进入文学殿堂的，其功利性和工具性是最主要的。而文学语言除了必须具有工具以外,还有形象性、鲜明性、生动性和变异性，作为日常实用语言的白话语言必须经过转换和变革，才能转化为文学语言。实用语言指为了实用目的而进行的一种语言活动,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人们为了实际的而非审美的目的，词语是作为作为传递信息的手段和交流思想的工具。其功能是尽可能准确地将人们的思想和感情传达给对方，最重要的是信道畅通的愉快，信息内容甚至可以忽略,它遵循简约、明了、规范的原则；而文学语言具有独特的表达艺术，特别注意词语的选择和配置,更加重视表现本身。在文学语言中，人们注意力不是它的外在目的而是它的声音方面，抑或它的语义方面，有时感觉词语的特殊组合和搭配。因此,文学语言在对实用语言的诗意化的过程中，伴随着语言的指称性（也可以说是所指）的削弱，自我表现性（也可以说是能指）的不断扩张。形式主义代表人物现代语言学家雅各布逊认为诗学的目的首先是回答什么因素使语言信息使转变成文艺作品，日常语言只是传递消息的手段，是思想交际的工具，语言艺术则注重词语的选择、配置、组合和加工，它是对日常语言的变形、扭曲或“反常化”，是施加了“暴力”的结果。作为启蒙的日常白话语言必须从功利走向审美才能真正成为文学语言。周作人在现代散文语言理论的建设和创作实践中具有重大影响和贡献，他对散文语言变革理论的阐述以及在实践中显现出来的散文语言特点都成为现代散文研究模仿的对象。他的散文小品语言的组

合方式以及质朴简洁、幽默含蓄、富有情趣美、理趣美、音乐美的语言艺术都成为中国现代散文语言运用的典范。作为一位现代散文大家, 在传统文学语言向现代文学语言转换变革过程中,着眼于古文、口语、方言、欧化语的取舍、调和与建构，使白话语从直白、实用的工具语言转化为具有审美意蕴的文学语言，使散文语言由明白实用走向雅致审美，由日常语言转化为文学语言，阐述了现代散文语言的审美要求和美学构想。使散文这一文体的文学本体性得以彰显和确立，成功实现了散文语言的现代转向，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验证其语言观的可行性，创造了白话散文独特的语言魅力。“彻底打破了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如果说,白话文运动是对传统语言的否定,那么周作人的现代文学语言观则是否定之后的否定,是破坏后的建设.周作人的散文语言理论研究是中国现代散文的研究不容忽视的一部分。

周作人的散文语言观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从对否定文言和主张汉字拼音化的赞同强调白话的浅显易懂的口语化、通俗化到强调散文语言的“余情”与“味”；同时敏锐地意识到语言与思想之间的紧密联系；指出“口语”与“书面语”的不同、文学语言与生活语言的不同，对现代散文的语言建构起了重要的指向作用。在此基础上，形成其现代散文语言观：现代散文语言必须兼容并蓄，在“口语”的基础上，“杂糅调和”古文、方言和欧化语，从而提高语言的表现力，“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在更高层次上阐述了现代散文语言的审美要求和美学构想：散文语言还必须有“知识味和趣味的两重统制”。这些探索和思考形成了周作人成熟的现代散文语言观，对中国现代散文的文体构建起了重要作用,完成了汉语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并成功地建构了现代汉语的审美意蕴, 提高了现代散文语体的审美品格 ,使现代散文的艺术表现领域更为蕴藉、幽深和开阔。

对否定文言和汉字拼音化的赞同。“五四”伊始，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第一批觉醒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周作人也曾大声疾呼思想革命，提倡人道主义思想。在这一时期的随感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封建文化、封建礼教、封建道德地猛烈抨击。这种思想意识的激进同时影响到其语言观，他同意言文合一的观点,对文言文进行简单的否定和激烈的批判,赞同胡适等人的明白晓畅的语言观。在《汉字改革之我见﹒国语月刊》特刊《汉字改革号》总第7期中说过:

汉字改革的提议,我是十分赞成的,我对于国语的理想得办法,也是主张用罗马字拼音;不过这个原来说明是理想得,不能立刻期望实现,我们现此刻所应做得恶事是在与鼓吹和预

备_改定复音词类与合理的文法组织等.（《国语月刊》1923年第一卷第7期）

在此之前其在1921年发表的《美文》，就认为散文的审美特征是“真实简明”，这种审美特征的认识是建立在语言的通俗易懂、明白晓畅的基础上的，这一观点影响了他这一时期的创作。仅仅要求语言的口语化、通俗化，使其散文创作缺少审美趣味，后来他曾检讨他这一时期作文的浅白无韵：“八年三月我在《每周评论》上登过一篇小文，题曰《祖先崇拜》„„它只是顽强的主张自己的意见，至多能说得理圆，却没有什么余情，这与浑然先生的那篇正是同等的作品。”（《<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由此可以看出，周作人的现代散文语言观的构件已开始确实有倾向于把语言作为应用层面的工具观的，对文学语言的现代转向也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过激的态度。但这一阶段随着周作人的深入思考，很快就结束了，他敏锐地意识到了语言不仅仅是交流书写和表达的工具，语言有其思想性，语言是和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语言改革与思想改革的统一。在20世纪发生的语言学转向认为，语言不再是单纯的载体，反之，语言是意识、思维、心灵、情感、人格的形成者，语言并非人的驯服工具，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与自己的框架。语言的产生和运用纯粹是思想和感觉的表达。语言的灵魂是民族精神。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认为语言无时无刻不具备民族的形式，民族才是语言真正的和直接的创造者。周作人早在1919年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思想革命》一文中就有此种观点的阐述：“我们反对古文，大半原是为他晦涩难解，养成国民笼统的心思，使得表现力与理解力都不发达，但另一方面，实又因为他内中的思想荒谬，于人有害的缘故。这宗儒道合成的不自然的思想，寄寓在古文中间，几千年来，根深蒂固，没有经过廓清，所以这荒谬的思想与晦涩的古文，几乎已融合为一，不能分离„„便是现代的人做一篇古文，既然免不了用几个古典熟语，那种荒谬思想已经渗进了文字里面去了，自然也随处出现。” “我想文学这事物本合文字与思想两者而成，表现思想的文字不良，固然足以阻碍文学的发达，若思想本质不良，徒有文字，也有什么用处呢？”“中国人如不真是‘洗心革面’的改悔，将旧有的荒谬思想弃去，无论用古文或白话文，都说不出好东西来。”“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 1922年发表的《国语改造的意见》中认为“觉得改变言语毕竟是不可能的事，敏药充分表现自己的感情思想终[1]

以自己的国语为最适宜的工具”，“我们不但以汉语说话作文，并且以汉语思想”。这些论述都表现了周作人对语言和思想之间的关系的确认，语言不仅仅是工具，还是思想。语言的建构其实是民族精神和文化的建构。他把白话文运动和思想革命从内在联系起来。他敏锐地认识到文言文是和古代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文言文是古代思想和文化的载体，反对古文的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反对古代思想。这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语言的本体意义和汉语的本体意蕴，汉语是表意体系的语言，和拼音文字的表音体系的语言是不同的，汉字的象形表意性使汉语有其独立于言语之上的独特诗性功能。每一个汉字都承载着民族的文化和民族心理积淀。而“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实际上是以去汉字化为目的的，这其中的激进派甚至改汉字为拼音文字，这是一种使汉字简单化、表音化的趋向。而周作人意识到了汉语的思想性顽固性，语言改革仅仅停留在语音层面上是不够的，首先必须进行思想意识的改革，语言转向就是社会思维、社会观念的转换，是思维方式的改革。这是周作人思想深刻之处。

确认口语与书面语的不同，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不同。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语言学家雅各布逊认为，“文学性”的要素不在作品内容之中，而在语言形式的结构关系之中，文学作品首先是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现象而存在的，语言的本质是诗。同时，这些理论家又认识到文学语言不能等同于日常语言。文学语言是在日常语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从外在形态看二者没有什么区别，但文学是用语言编织起来的事件，表现的是艺术的真实，客观生活世界和艺术世界是不同的。所以日常语言以实用为目的，而文学语言以审美功能为主要特征。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日常语言要成为文学语言，必须经过艺术家的扭曲、变形或陌生化。语言学家德.索绪尔说过:“语言学家还应该考察书面语和口语的相互关系：因为任何文学语言都是文化的产物,到头来都会使它的生存范围脱离自然地范围,即口语的范围”. [2]周作人在意识到语言的思想性这一层面的同时，将散文的精神源头探求转向传统文学，并对自己的语言观进行改进，开始探讨如何使实用的白话文变为审美的文学语言，他离开激进主义对传统语言简单的打倒舍弃的观点，开始理性地、辩证地建构自己的白话文语言观，认识到“口语”与“书面语”的不同，文学语言与生活语言的不同。在《东方杂志》19卷17号（1922年9月）的《国语改造的意见》一文表现了周作人对这一问题独到

的思考。周作人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不同于“光绪年间的所谓白话运动”，“那时的白话运动是主张知识阶级仍用古文，专以白话供给不懂古文的民众；现在的国语运动却主张国民全体都用国语，因为国语的作用并不限于供给民众以浅近的教训与知识，还要以此为文化建设之用„„”这其中就包括了白话文作为口语和书面语的不同，作为文学语言和日常语言的不同，这对白话文的全面改革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对白话文作为文学语言的建构，起了惊醒的作用。“作文如说话"的创作谈度是背离文学性的,这种书面语与口语混为一谈的观点对文学本体的建构是不利的.汉字不是拼音文字，文字与声音的关系很松散，很早就出现了言、文分离的局面。口语不断随时代变化，文字却基本上不动。书面语包括远离口语，注重汉字特性，追求典雅精练的文言，包括无韵的古文、骈文以及有韵的诗、词、赋等。后来形成了以北方话为基础的、比较接近一定时代口语的白话，表现在文学作品中，便是唐代的变文、宋元以降的话本、小说等。长期以来，精英阶层使用文言，而大众则倾向于白话。周作人在此已经模糊地认识到汉语的这一特性，并意识到要建构新的语言必须要分析口语与书面语、文学语言与生活语言的区别，才能更好的构建新的文学语言。与此相应，周作人把作为国语的五四白话和作为民间口语以及大众语的白话作了区分。他说：“民间的俗语，正如明清小说的白话一样，是现代国语的资料，是其分子而非全体。现代国语须是合古今中外的分子融和而成的一种中国语。”[4] 白话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书写语言,而是一个话语体系。白话文一方面是历史上已经存在的语言事实,但另一方面实际上又是一种新的文化建构.作为国语的五四白话，绝不是单纯的古代白话，也不是单纯的民间口语，而是融古代白话、民间口语和外国语言于一起的一种新语言。肯定五四白话的外国语言成份，这是周作人的新发现。1925年，周作人在《理想的国语》说：“古文不宜于说理（及其它用途）不必说了；狭义的民众的言语我觉得也决不够用，决不能适切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思：我们所要的是一种国语，以白话（即口语）为基本，加入古文（词与成语，并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来语，组织适宜，具有论理之精密与艺术之美。„„假如以现在的民众知识为标准来规定国语的方针，用字造句以未受国民教育的人所能了解的程度为准。这不但是不可能，即使勉强做到，也只能使国语更为贫弱，于文化前途了无好处。”

[5] [3]现代白话不仅仅只是白话，更重要的是它是现代的，它是融合古今中外的语言

周作人语录篇三
《周作人》

老师、同学们好，我是来自汉语言一班的米雪峰

今天我要分享给大家的是：周作人的《苦雨》

《苦雨》是一篇“借物咏怀”的文章，很能代表当时作者的心境，借着回忆、想象以及叙述，各种各样的“雨”被搬到笔下，写得相当自如。

“雨”与“风”是周作人经常使用的意象，以此为文题或书名的就有《雨天的书》、《雨的感想》、《风雨谈》、《风雨后谈》……等等，《苦雨》即是第一篇，而且似乎成了周作人的传世之作。周作人自己也以“苦雨”题名书斋，称号“苦雨翁”，“苦雨”遂与周作人其人其文混然一体而不可分。文题曰“苦雨”，“雨”是客观景象，“苦’是主观感受，不同的主、客体的组合，就构成了不同的意象。文章即由此谈起。

然而“苦雨”虽苦，却并不是全文都是苦的基调，反而有快乐的场景出现。因为“苦”并不是作者要表达的唯一的情感，感情总是交织纠缠在一起了，所以世上才会出现“纠结”一词。而文中实实在在的“苦”也对应的另一种情绪“喜”，因而我们姑且可以把这“苦雨”相对的雨称作“喜雨”

先找一位同学读一下这三段文字。

“卧在乌篷船里，静听打篷雨声”的“梦似的诗境”；“一叶扁舟”在“暴风雨”中滚浪进行的“危险极也愉快极”的豪情；以及“胡

坐骡车中，在大漠之上，大雨之下，……悠然进行”的快感。以上三种“喜雨”正与文题中的“苦雨”形成对比，一开始就把读者带入了或悠然或壮阔的诗的境界。但作者却一语点破：“这只是我的空想，如诗人的理想一样的靠不住”，现实的“雨”确实没有半点浪漫主义的诗情，给人带来灾难，至少是不便。 （两段文字）

“将门外的南墙冲倒二三丈之谱”，给“梁上君子”以可乘之机之类，也让人心烦，夜里不断为单调的雨声吵醒，“睡的很不痛快”，至于雨后劫余的书籍湿成“一饼一饼的纸糕”之让人“不愉快”，“涨过大水后的普遍的臭味”，周作人平静地叙述着这一切，为人们描摹了一幅幅真实极了，也现实极了的人生图景，语气中略含几分幽默，也是对处于日常生活的困境中，有着凡人的苦恼的人自身的一种调侃吧，而那个“苦”字确也更加浓重了。

但周作人笔锋一转，却引出有“两种人最喜欢”的话题来。文章的气氛又由“苦”转向“喜”。

（原文）

“第一种是小孩们”，“第二种”却是“蛤蟆”，这样的并列已经够有意思，而周作人不仅对“小孩子们喜欢嬉水”这件事有着几乎是感同身受的深切体验与理解，而且对于蛤蟆吠声之美，以及“听它一口气叫上十二三声，可见它是实在喜欢极了”的心情的揣度，竟至于如此真切，实在令人惊异。在这篇文

章中。作者从乌篷船，水乡住民，北京的泥塘写到骡车又涉及到小孩们，蛤蟆等各种人事物。所用材料都是一般情况下不入诗文的，而他都能写出味道来，自有其过人之长。但这正是周作人之所以为周作人的原因，在他的观念中，人与生物原是沟通合一的，他所追求的正是物我无间的体验。

在周作人看来，这不同于本文第一部分所描绘的浪漫主义想象中的、终不免成为虚妄的喜悦，它是真正现实的、真实的、没有任何“代为悲叹”的“虚伪”，它只是个人的私事——这就落实到周作人的哲学。言志派嘛，强调自我为中心的个人文学。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苦雨》是周作人写给好友伏园的一封信，既然是“书信体”这么一个"私人化"的文体，那么在其一贯平和冲淡的风格之下，自然增添了一份随性和写意，叙述更显得娓娓而谈。文章以“苦”为题，处处围绕“苦”处着笔。而在回味了雨的各种苦处后，也写到了因为下雨而产生的乐趣。这种苦与乐的交融使周作人的文章更具有韵味。

这篇苦雨虽是手札，但写得极为出色。对于雨的不同时间地点，所产生的那份不同的心境，作者的笔下一如那无声的雨，平缓的流露。依旧是带着故乡的深情来描绘，那蛙虫的欢鸣声和小孩子的打闹声，显得多亲切，又多自然！于是，我的手似乎可以感受到雨的冰凉，鼻中也能嗅到雨的湿润。

自古雨中就多愁，因而雨中多诗，古时有不少文人以雨

为意象，再添一个苦字，以表达伤春、悲秋、离愁、别恨、寂寞、无奈之情。当黄叶飘落，抑或夜深人静时，雨仿佛能懂人的心思，点点滴滴洒落下来，湿了冰冷的青石板，也湿了人心。而周作人的《苦雨》却全不是这样。在这篇文章中所表达的那种亦苦亦乐，苦乐相随的情感，既体现了作者对于人生的态度，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对于美的感悟和对人生的思考。

以上就是我的演讲，谢谢大家。

周作人语录篇四
《说几句关于周作人的话》

说几句关于周作人的话

一百多年前，出现过一位备受瞩目、广被争议的文化名人。在那个世道纷乱、新旧交替的年代，他——踮起后脚跟，踏在传统的石阶上，另一只脚却已迈入现代的门槛。辗转漂浮，多方磨难，登上了中国现代散文开创者与倡导者的高峰。他，就是周作人。一个虽被誉为先驱者和一代宗师却在现在远不及其哥哥周树人名气响亮的学院文人。独特的文艺创作思维，别具一格的写作风格，波涛澎湃的妙笔才华，深深的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踵武者。老子云，“死而不亡者寿”，庶几如周先生那样，在汗青上留下熠熠生辉的一页，才可以与“霄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不幸的是世事忒多离奇，人间难圆美满，一转身，他又被横眉冷对千夫指，贴上了“文化汉奸”的标牌。云诡波谲的乱世中，把人变成鬼。他，如同一团迷雾，令人咀嚼不尽……

口不臧否他人，是祖先一直训诫的，也是儒家修身的重要准绳。现而今，受一颗好奇心的鼓动，也甘愿冒天下之大不讳，放几句屁话，散几点唾沫。既然尚未成家，就算一个童子吧，毕竟童言可以无忌。

翻阅了《周作人散文集》，若言如沐春风、获益匪浅，怕是我境界不够，认知薄弱。惟有些波澜轻轻地在心中荡漾。如一缕微风拂过湖面，逗引起片片涟漪。我非草木，岂非不动！

早有耳闻，周的文章，冲淡平和。而我处这青春年少、天真烂漫之际，所爱的却是绮丽华美之辞。尤喜《花间集》，若“小三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之句，细腻婉然；如“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的伤逝等。今接触平淡闲文，初只觉一杯白开水，淡寡无味，情思不起。以为周文应适宜于中年、老年逸兴养性，于我则少读为妙。否则，岂不是让我褪尽繁华，离却红尘，渐渐皈依释门。多琢磨几番，发现初时心态乍然可笑。其中韵味，凝聚在字里行间，作家的心血情思充溢在凡言平句。如《谈酒》一篇，初读时

只觉得作者肚子中有好多酒的故事，父亲的酒量，家乡的造酒，一股浓厚的故乡情怀，喝酒也有自己的趣味，却不是醉。深一点的理解呢，原来酒的故事，是一个只有对民俗了若指掌的人才能流畅的讲下来。酒的乐趣，不在陶然的境界，是因为中国当时革命的失败，反动力量的强大，作为一名具有现代启蒙精神的知识分子，对现实感到无限的苦闷。醉，根本于事无补。更进一步呢，我们知道酒是一种及其普遍的事物，作家的取材十分琐细，这不正是一个有心于生活的人的情调么？酒，又是一种极为神圣的伴侣。人，尤其是文人更是对其情有独钟。”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隋唐诗人酾酒对景，佳作层出，“葡萄美酒夜光杯”，“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酒，是文人文化，文人愁绪满怀无释处时，何以用解忧，纵饮杜康。谈酒，体现出了周作人的一种名士情怀以及对逍遥闲致的隐逸之士的亲近心怀。于平凡之中审美出雅致的情味，这便是周文的精妙。又似品评名茗，初时如渴饮，一咕噜而下，好似猪八戒吃了人参果，全然不知什么味道。而后，佐以闲思，寄以娴情，细细品咂，滋味才会百生。或问，晓明周文，岂不淡却人生？我想，肉身的烦恼，纵然得参破须好。了然世态的无奈，却可另辟蹊径一条，寄身于嚣嚷之中，仍能恬然做乐，岂不美哉！

文辞的静美，若一条在夕阳的余晖下缓缓流淌着的河流，没有汹涌澎湃的狂呼怒号，没有小桥流水的碧玉玲珑，独有波光粼粼下的明漾灵秀。如《故乡的野菜》中写道，“……是一种被贱视的植物，花紫红色，数十亩接连不断，一片锦绣，如铺着华美的地毯，非常好看，而且花朵状若蝴蝶，又如鸡雉，尤为小孩所喜。”很平雅的文字，写出了草籽的色、貌，传达出浓浓深情。若是我们找一篇同时代别的作家的文章，便更能领略周作人的文辞美了。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中，“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的点缀些白花。有袅娜的开着，有羞涩的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语句情感细腻，观察敏锐，清新

明婉，譬喻富美，通感动人，与周文显然两大鲜明特色，但周文又或如“于无声处听惊雷”。从修辞学上看，周文以一种偏于消极修辞的手段，平淡质实，如同禅学，可以抚慰人心中的万千愁绪。似一首静神凝思的仙曲，调和盛气盈亏。故而浮躁之人是独不得这样的文章的，急功近利之人亦是如此。周文辞藻不奇、不丽，却也不俗。追求的是初发芙蓉，清新自然，探求的是文章本色，而非错彩镂金，华丽浓艳。中国一向提倡平时的文风，反对堆砌的辞藻，把素朴自然当作最高境界。借举唐诗中一首著名情诗以示，“打起黄莺儿，莫叫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盖嘉运《伊州歌》）。关于素朴自然，应区别于不加”

区分的反感优美的词句。应是这样的一种过程：

一、 开始时由于词汇量不够，只好用简单贫乏的词句来应付

二、 当词句丰富起来后，于是写得绚烂多彩，文采飘逸

三、 渐渐到后来，觉得以前的写法没有分量，太过轻浮，重新选择朴素的文风。但这个层次的朴素，其背后有语言的积累支撑，有丰富的词料库可供选择。造词造句显得非常自然、贴切。宋朝著名学者苏轼有言，“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周文其乎居于第三种境界吧，佳言警句，随手拈来。如，“不求未来的永生，但求现世的善生”（《闭户读书论》）；“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的”，“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此人生之所以虚空的虚空也欤！（”《伟大的捕风》）。遣词用句的娴熟与杜少陵律诗有异曲同工之妙，浑融流转，无迹若不经意，使人忘其雕琢，神情韵味，十分圆润。

周文的选材大多琐细平凡，一经他的笔墨点染就显露出别样的人生趣味。尽管那趣味可能未免落寞、颓废，适合老者心态。如《喝茶》所沉醉的是“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济南道中》向往旅游的乐趣在“新式的整齐清洁之中，却仍能保持着旧日的长闲的乐趣。”平平淡淡中散发着淡淡的喜悦和寂寞之苦。忧患中的洒脱，也就是周作人自己所说的“凡人的悲哀”。周文另

具有一种显著的特色——穿插许多东西方文化艺术典故。如《关于命运》引用日本永荷风著《江户艺术论》十章中的《浮世绘画鉴赏》，《结缘鸟》中引用范寅《越谚》，《厂甸》中的儿歌……，通过一个富有人文气息的开篇让读者先聆听一个优美的故事，把读者带入自己的园地。循循善诱，而文章结构缜密，衔接天衣无缝。非大师手笔，谁可至此。值得注意的是，若是一急躁率性的直肠子，恐怕会厌倦这种掉书袋、学究气。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文章是读书人思想的形式化、具体化。那么，周作人又留给我们怎样的思想财富呢？

值得世人注意的有三个阶段：1918年到1927年，其作为青年领袖阶段；1927年到1937年是其学院隐士阶段；1937年以后逐渐沦为犬儒了。

第一阶段，周作人刚刚留学回国，青年才子，血气方刚，济世之心如日中天，具有“战士”般的锐气。对文学改革、思想革命提出许多看法。如《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平民的贵族的》、《思想革命》、《祖先崇拜》等。提倡一种“大人类主义”，注重人的价值。然而从《平民的文学》、《平民的贵族的》可以发现这一阶段，周作人从肯定、呼吁平民文学，到肯定贵族精神，尤其是在周作人理解的贵族精神，少见对责任、对理想的担当，而多显“出世”“隐逸”的心迹，类似于中国士人的“个人逍遥的梦寐”，是30年代成为学院隐士先兆。

第二阶段，由于感觉时事、民众思想均为达到自己心中的理想，便感觉迷茫，彷徨了。如《歧路》中“但是懦弱的人，你能做什么事呢？”，意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其在日本留学时，十分赞赏日本的新村运动，其一生也是信仰这种主义。新村运动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发展共同精神，又发展自由精神，真正实现普遍的人生的福音。这是一种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不协调的主张，超越了当时的生产发展水平。即使在现代也实现其创始人武者小路实笃的愿望，实与空想社会主义异曲同工。理想与现实的苦闷以及作家自身的性格、名士向往等因素，促使其转向小楼，自成一统，做起了现代社会的隐士了。而民

国时期教授的薪水待遇也支付得起他归隐的代价。区别于陶渊明，“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的苦行僧式的隐逸。若生活与靖节先生不分伯仲，周作人的归隐生活恐怕值得探讨吧！第三阶段，面临政治势力的恐吓，便屈服了。1939年的枪击事件给揍人带来很大的的冲击，使他身心俱疲，渐渐地投向了汪伪政权。建国后也未能完全洗脱汉奸的骂名 ，对于一个久负盛名的文人来说是一件极其羞辱的事。中国的文人一向视名节比生命还重要，流传许多诸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被世人称赞的佳话。而作为一个有着深厚传统文化根基的“士人”，周作人此刻内心的苦痛可见一斑。他曾经说道“我们的愿望，是在现今或将来，去借水时人家肯借给你”（《借水》），万般委屈唯向文字申诉。把他建国以后有关酒的文章与民国十几年时写酒的文章比对着看，也很能体会先生心中的万般块垒。《吃酒的本领》、《我的酒友》，均是建国后同一年写的。“我平生最大的恨事之一是不曾进过大酒缸”，这一阶段对酒甚是痴迷，似乎是一种追求狂饮的境界，尽管酒量不好。而前一阶段呢，“酒的趣味只在饮的时候”（《谈酒》），更是以一种淡雅的心态品酒，同时也轻轻的带几分批评刺世色彩。倒是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魏晋士人与酒的关系。竹林七贤率皆纵酒与当时罪恶的政治环境，压抑的社会氛围有着直接的联系。先生亦抑乎同类乎？晚年主要从事日本文学和希腊文学经典翻译，也可以算得上是先生为自己的苦闷的情感与压抑的精神找到了一个寄托的靠点吧。印证了其哥的一句话“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读书人的悲剧或在于“一心只读圣贤书，充耳不闻窗外事”，幸运或也是如此。惟其这般，才能远离祸患。先生却又是不幸的，文革的风暴还是把他从窗阁中席卷成伤。周作人的悲剧，与其说是其性格中的避世懦弱因素，不如看作是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欺与自弃，精神人格的萎缩。

歌德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千古风流人物自留去后人评说，周作人，这个矛盾结合体，犹若时或幽明的深山古洞，值得无数的好事者去“探险”。

周作人语录篇五
《周作人纯散文语言风格论》

周作人语录篇六
《论周作人散文的语言风格》

周作人语录篇七
《周作人》

周作人语录篇八
《周作人》

周作人.txt机会就像秃子头上一根毛，你抓住就抓住了，抓不住就没了。我和你说了10分钟的话，但却没有和你产生任何争论。那么，我们之间一定有个人变得虚伪无比！过错是短暂的遗憾，错过是永远的遗憾。相遇是缘，相知是份，相爱是约定，相守才是真爱。周作人（1885～1967）

[编辑本段]简介

光绪十年（甲申）腊月初一（1885年1月16日）生于浙江绍兴。鲁迅二弟。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原名櫆寿，又名奎缓，字星杓，自号启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常以“雨”与“风”一起构成散文的“基本意象”。

1903年进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海军管理，改名为周作人，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1906年7月到日本攻读海军技术，后改学外国语。此间与羽太信子(1888-1962)结婚。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辛亥革命后，任浙江省军政府教育司视学、绍兴县教育会会长、省立五中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

“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

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

一。“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 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 1927年4月李大钊被杀害，曾保护李大钊之子李葆华避居自家一个月之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出任伪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职。

49年以后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主要著作：

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乡》、《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译有《日本狂言逊》、《伊索寓言》、《欧里庇得斯悲剧集》等。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冲击，曾被红卫兵无耻粗暴对待，于1967年5月6日去世。

[编辑本段]周作人的书法作品

[编辑本段][创作书目]

孤儿记（文言小说） 1906年6月，小说林社

异域文谈 (评论集) 1915，墨润堂书坊

欧洲文学史 (理论) 1918，商务

雨天的书 (散文集) 1925，北新书局

自己的园地（散文集） 1923年9月，北京晨报社

泽泻集（散文集） 1925年月12月，北京，北新书局

谈龙集（文艺杂论集） 1927年12月，上海，开明书店

谈虎集（上下集）（杂文集） 1928年月1月，上海，北新书局

永日集（散文集） 1929年5月，上海，北新书局

过去的生命（诗集） 1929年11月，上海，北新书局

艺术与生活 (译论集) 1932，群益

看云集（散文集） 1932年10月，上海，开明书店

知堂文集（散文集） 1933年3月，上海，天马书店

周作人书信（书信集） 1933年7月，上海，青光书店

苦雨斋序跋文（序跋集） 1934年3月，上海，天马书店

夜读抄（散文集） 1934年9月，上海，北新书局

苦茶随笔（散文集） 1935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

苦竹杂记（散文集） 1936年2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风雨谈（散文集） 1936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

瓜豆集（散文集） 1937年3月，上海，宇宙风社

秉烛谈（散文集） 1940年2月，上海，北新书局

药堂语录（散文集） 1941年5月，天津庸报社

药味集（散文集） 1942年3月，北京，新民印书馆

药堂杂文（散文集） 1944年1月，北京，新民印书馆

书房一角（散文集） 1944年5月，北京，新民印书馆

秉烛后谈（散文集） 1944年9月，北京，新民印书馆

苦口甘口（散文集） 1944年11月，上海，太平书局

立春以前（散文集） 1945年8月，上海，太平书局

鲁迅的故事 1953年，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1954年，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的青年时代 195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

过去的工作（散文集） 1959年，香港，新地出版社

知堂乙酉文编（散文集） 1961年，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

儿童杂事诗（诗集） 1973年，香港，崇文书店

知堂回想录（散文集） 1972年，香港，三育图书公司

知堂杂诗抄 (诗集) 1987，岳麓

[编辑本段][翻译书目]

玉虫缘（小说） 美国爱伦坡著，1905年，翔鸾出版社

红星佚史（小说） 英国哈葛德.安特路朗著,与鲁迅合译,1907年,商务印书馆 域外小说集(一、二集） 与鲁迅合纂译，1909年，日本东京，神田印刷所

炭画（小说） 波兰显克微支著，1914年，北京，文明书局

黄蔷薇（诗歌小品集） 希腊等到国作品，1925年，北京，新潮社

希腊拟曲 希腊海罗达斯.谛阿克多斯著，1934年，商务印书馆

俄罗斯民间故事片 英国培恩编译，1952年，香港，大公书局

阿里斯托芬喜剧集 与罗念生合译，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希腊的神与英雄 英国H.D.劳斯著，1950年，文化生活出版社

希腊女诗人萨波斯湾 摘译英Arther Weigail著《萨福传》，1951年，上海出版公司 乌克兰民间故事片 1953年，香港，大公书局

浮世澡堂皇 日本式亭三马著，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日本狂言选 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欧里庇德斯悲剧集（1-3集） 希腊古典文学，与他人合译，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石川啄木诗歌 日本，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古事记 日本安万侣著，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平社物语（历史演义小说），与申非合译，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日本古代随笔 枕草子，日本清少纳言著，1988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浮世理发馆 日本式亭三马著，1989年11月与浮世澡堂合为一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卢奇安对话集 希腊古典文学，1965年脱稿，1991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王尔德的《安乐王子》（即《快乐王子》）。收集在《域外小说集》。

现代日本小说选 20年代，上海商务出版社

希腊神话 50年代脱稿，即将出版

[编辑本段]周作人与碧云寺

彦涛

说起“五四”新文化运动，诸多启蒙先驱中，有一对兄弟功不可没，他们就是周氏兄弟——鲁迅(原名周树人)及其二弟周作人。鲁迅，自不必在此赘述，上过初中的人，对他已是非常熟悉。而周作人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生前的最后二十年，在文坛上是寂寞的，而且辞世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他的作品更几乎被人们所遗忘，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现代散文开山大师(《中国新文学史》)的地位。

一九二〇年底，周作人的右肋患了肋膜炎，在日本人开的山本医院治疗数月后仍未痊愈，而人多嘈杂的八道湾又不适于疗养，其兄鲁迅甚是着急，便亲自去西山碧云寺，为他找到休养的房间，有鲁迅的一则日记为证:“二十七日，晴。清晨携二弟往西山碧云寺为二弟整理所租屋，午后回，经海甸(即现在的海淀)停饮，大醉。”

碧云寺位于海淀区香山公园东北角。元代皇庆元年(一三一二年)，仁宗皇帝重修香山大永安寺，并更名为“甘露寺”。至顺二年(一三三一年)，耶律阿勒弥创建碧云庵。一直到明朝正德十一年(一五一六年)，御马监太监于经修缮碧云庵，并改庵为寺。

从一九二一年六月初开始，周作人在碧云寺住了半年，一边疗养，一边潜心研读佛经，还先后写下了《美文》、《碰伤》、《山中杂信》、《一个乡民的死》、《卖汽水的人》等脍炙人口的佳作。此前，周作人是接触过佛经的，而他的日本妻子也是信佛的。此时，他潜心研读佛经，固然有消遣的缘故，但内心有苦闷，也是确实的。刚搬入碧云寺不久给好友孙伏园写的《山中杂信》，便似乎有佛的声音，隐隐地，像缓缓的闷雷，在字里行间响动着。查鲁迅的日记，可以证明周作人在这段时间读的经书确实不少。

“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取回《佛本行经》二本。”(一九二一年四月二日) “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带回《出曜经》一部六本。”(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二日) “下午往山本医院视二弟，持回《起世经》二本，《四阿舍暮抄解》一本。”(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午后往山本病(似乎应为医)院视二弟，持回《楼炭经》一部。”(一九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持回《当来变经》等一册。”(一九二一年五月十日) “下午往卧佛寺购佛书三种，二弟所要。”(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四日)

“下午至卧佛寺为二弟购佛经三种，又自购楞伽经论等四种共八册„„”(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八日)

“上午为山本医院为潘企莘译。往卧佛寺为二弟购《梵网经疏》、《立世阿毘昙论》各一部。”(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午后往山本医院，晚得二弟信并《大乘论》二部。”(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周作人研究佛经，在一些文章里也经常引用佛理，如《山中杂信》、《胜业》、《吃菜》、《入厕读书》、《谈戒律》、《释子与儒生》等。但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至他去世的二十多年里，在他

的文章里再也难觅与佛有关的片言只字。这其中缘故，可能与他晚年对现实的顿悟有关罢。 寻访周作人当年在碧云寺的住处，很是费了一番周折，因为惟一的线索就是他给友人的书信及公开发表的文章。他在《山中杂信》中写道:“近日天气渐热，到山里来往的人也渐多了。对面的那三间房，已于前日租去，大约日内就有人搬来。般若(音bōrě)堂两旁的厢房，本是“十方堂”，这块大木牌还挂在我的门口。但现在都已租给人住，以后有游方僧人来，除了请到罗汉堂去打坐以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挂单了。”

在《入厕读书》中写道:“„„民国十年我在西山养过半年病，住在碧云寺的十方堂里，各处走动，不见略略像样的厕所„„”

令我遗憾的是，寻遍整个碧云寺，也不曾见有般若堂和十方堂的所在；寺里的工作人员似乎大都没听见过这两个名字，有的可能都不清楚是哪几个字，更遑论给我指点了。还好，文中提到的罗汉堂倒是有一个，可是里面陈列着的据说是清代的五百余尊木质罗汉雕像，也没法告诉我什么。里面一位工作人员虽也不知般若堂和十方堂在何处，但他肯定地告诉我，碧云寺曾经历过几次大劫难，有的地方遭毁重建后，可能旧名儿就不用了。他还说，以前寺里允许住人的也就是前面的两个院子，一个是东边的含青斋，一个是西边的禅堂院。我与他道了谢，走出罗汉堂，穿过院子东角门，前面豁然见有一个院子。前门口挂一牌儿，上书“禅堂院，建于明代，为僧人修行处，一七四八年乾隆重修碧云寺，钦题‘鹫光合印’匾，二○○六年新辟《千年香山》历史文化展。”

再看周作人《一个乡民的死》的记述:“我住着的房屋后面，广阔的院子中间，有一座罗汉堂„„”，他在《山中杂信》中还写道:“般若堂里早晚都有和尚做功课，但我觉得并不烦扰，而且于我似乎还有一种清醒的力量，清早和黄昏时候的清澈的磬声，仿佛催促我们无所信仰、无所归依的人，拣定一条道路精进向前。”字里行间，冒出那么多冷静的咏叹，仿佛他一时间得到了仙风道骨，多了一些佛道之气。同时，也可以由此断定，周作人当年在碧云寺的疗养所在，就在如今的禅堂院:正中是第二展室，东西厢房分别是第一、第三展室，但他究竟住哪一间已经不重要了。

拍了几张照片后，我步出院门，信步从大雄宝殿西侧到御碑亭。碑亭之北有两块石碑，四面都刻着乾隆御制的律诗和绝句。几百年的风雨侵蚀，石碑上面的字迹许多已经模糊，但隐约可认出“香山适才游白社，越岭便以(似乎是乾隆已的笔误)至碧云”，“玉泉十丈瀑，谁识此其源”等。乾隆是太有诗才了，据说写了上万首诗，堪称写诗者之最，要是现在，那他得挣多少稿费呀。可惜，遗憾的是，贵为九五之尊的他，没有一首诗使他迈入诗人的门槛。周作人除了专门写《乾隆的恶诗》，嘲讽这位自称为十全老人的弘历不通诗文，还在《山中杂信》中挖苦他“实在是旧诗的难做，怪不得皇帝”，“倘若他生在此刻，抛了七绝五律不做，专做较为自由的新体诗，即便做的不好，也总不至于被人认为‘哥罐闻焉嫂棒伤’的蓝本罢。” 除了御碑亭是周作人疗养时经常散步的地方，还有其东侧的水泉院，他也经常涉足。水泉院因院内“卓锡泉”而得名，依就山势，叠筑山石，亭台池桥，峭壁如城，泉清石美，林深径幽。院内数十株柏树从几丈高的绝壁石缝间生长，盘根错节，宛如长在城墙上的柏林，很是好看，为大自然鬼斧神工倾倒之时，我又不得不感叹生命之顽强。泉水自岩壁间涌出，发出潺潺之水流声，一路流出院外。院里还有著名的三代树，也堪称一绝。据文献记载:该树“生于枯树间，初为槐，历数百年而枯；在根中复生柏，又历数百年而枯；更生一银杏，今已参天矣。”此树龄已有三百余年，在树根四周，仍清晰可见枯死的柏树桩。

真可谓：一树三生独得天，知名知事不知年，问君谁与伴晨夕，只有山腰汩汩泉。 钱理群著有《周作人传》

[编辑本段]鲁迅和周作人

有许多事情．即使发生在身边，如果不加以深入的分析研究，也不会明白其究竟。就以鲁迅和周作人来说，生长在同一个家庭里，受相同的教育，后来两人所走的道路，为什么竞

这样不同?我虽然了解他们生活中的细技末节，但也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现在就把我所知道的情况，写下来供专业研究工作者参考。

在青少年时代，他们携手走过一段路，他们都上新学堂（当时为人所看不起的），都到日本留学，共同翻译《域外小说集》；五四时期，都投入新文化运动。当然，要说思想完全一致，出发点完全相同，那也是不可能的。

两人是怎么分手的呢？如今回想起来，颇有独特之处，它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造成兄弟失和。

自古比喻兄弟为手足，鲁迅可说是手足情深的，曾写过《别诸弟》等诗篇，特别对于周作人，因为年龄相近，爱好相同，更为关切。他曾牺牲自己的学业和事业，回国谋事，来供养尚在日本留学的周作人和他的日本家属。

即使鲁迅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然而，还是好景不长，不幸在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不可弥合的裂缝。

事情是由于搬进八道湾而引起的。这是在1919年底，五四运动发生之后。

从鲁迅方面来说，他独自奔走购屋、修屋，把全家从绍兴搬到北京，满心以为他飘泊不定的生活可以安定下来，更好地教书和著译；满心以为他的苦心经营会得到报偿，享天伦之乐，过兄弟怡怡的日子。他和周作人各自为衣食奔忙，阔别多年了，这时，两人都迈进了中年，可以朝夕相处中，共同以文艺为武器，有更多的合作。

然而，严酷的事实却粉碎了他的美梦。

这倒并不是因为周作人不愿意，而是为了家庭日常开支弄得十分心烦。鲁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三百元，还有稿费、讲课费等收入，周作人也差不多。这比当年一般职员的收入，已高出十多倍，然而月月亏空，嚷钱不够用。我在北京找不到职业，在家译著有关生物学方面的文章，投寄上海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和《妇女杂志》，从编辑章锡琛的通信往来中，知道他们缺人，所以在八道湾只住了一年八个月，于1921年9月初到上海商务印书馆谋生了，免得好像在家里吃白食。

在绍兴，是由我母亲当家，到北京后，就由周作人之妻当家。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却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却真是个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气派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家中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招及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散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收拾房间、洗衣、看孩子等女仆二三人。即使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没有这样众多的男女佣工。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被褥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男女佣人，自己全部换过。这种种花样，层出不穷。鲁迅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鲁迅曾感叹地对我说，他从外面步行回家，只见汽车从八道湾出来或进去，急驰而过。溅起他一身泥浆，或扑上满面尘土，他只得在内心感叹一声、因为他知道，这是孩子有病，哪怕是小病，请的外国医生，这一下又至少是十多块钱化掉了。

虽然周作人的生活是比较讲究一些，但还不至于这样。但周作人任他的妻子挥霍，不敢讲半句不是。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他携带家眷回国居住在绍兴时，他们夫妇问有过一次争吵，结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周作人发楞，而他的郎舅、小姨都指着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的“得罪”，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着要他到日本使馆去讲话。平日里．一讲起日本，总是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讲到支那，都是卑贱低劣。而周作人只求得有一席之地，可供他安稳地读书写字。对一切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逆来顺受。 鲁迅看不过去，对周作人进行规劝，无非是“化钱要有个计划，也得想想将来”这一类话，真也有周作人这样的人。把好心当恶意。有一次，周作人说要把丈人丈母接到中国来同住，鲁迅很不赞成，认为多年来寄钱供养他们，已经情至义尽了，今后可以继续养老送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