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移送调查报告

案件调查报告
案件移送调查报告 第一篇

案件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的标题

调查报告标题的格式一般为“关于（被调查人职务）×××（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调查报告”。其中：

“被调查人职务”部分，可只写被调查人担任的主要职务，如已退休或在调查期间已被免职的，可写明其原任主要职务；另根据实际情况，此部分也可不写。 “（严重）违纪（违法）”部分，单纯违犯党纪的案件，可表述为“违纪”；既违犯党纪又违反政纪，或单纯违反政纪的案件，可表述为“违纪违法”；拟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且涉嫌犯罪需移送司法机关的案件，可表述为“严重违纪违法”。

调查报告的内容

调查报告主要包括六部分内容。

一、立案依据及调查工作的简要情况。调查报告首先要反映清楚案件来源及立案依据，即根据什么人或什么单位的举报、移送（如中央巡视组移送）等途径掌握和发现的涉嫌违纪问题，按照哪一级组织决定或哪几位领导批示，何时初步核实，何时立案审查，何时采取“两规”措施，以及调查工作的大体经过。其次要写清被调查人的基本情况，主要根据组织人事部门提供的被调查人的最新干部任免审批表起草，包括姓名、出生年月、职务、工作单位以及以前犯过什么错误，受过何种处分，是否当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或地方各级党委委员、候补委员以

及中央或地方各级纪委委员，是否当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其中被依法终止人大代表资格或撤销政协委员资格的也应写明。

二、调查核实的问题和主要案情。这是反映调查成果的关键部分，是调查报告的中心。要根据“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要求，全面、具体、详细地反映案情的来龙去脉、发展过程、因果联系以及被调查人的违纪责任，并突出主要违纪事实和违纪事实的主要情节。要围绕违纪构成要件展开叙述，写明被调查人违纪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是否有从轻、从重、减轻、加重处分的情节等，有些案件还要写明违纪的背景情况。

针对不同案件类型，要采取不同的叙述方法。对于一人一错、多人一错和一人多错的案件，可按照被调查人违纪的先后顺序来叙述。对于多人一错的案件，还要按照责任的轻重，把每一个责任人在违纪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和应负的责任叙述清楚。对于一人多错且违纪性质不同的案件，可按照被调查人行为性质的轻重程度来叙述，先写重错，后写轻错。对违纪问题的性质，应作出准确概括，提出定性结论，若有的案件性质一时难以认定或难以概括表述，则采取写实办法，是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具体叙述中，可将违纪问题分类后列小标题，将违纪事实与该事实的定性意见合为一部分，一事一议一定；对同一性质的违纪问题，应按时间顺序叙述。对多人多错的案件，可针对被调查人在违纪过程中的地位、行为、情节、所负责任等情况，将共同违纪的主要事实叙述清楚，其中注意分清各自责任；对被调查人除参与共同违纪外，还单独实施其他违纪行为的，可在叙述其参与共同违纪事实后，再写单独违纪事实。

此外，对上级要结果的案件，无论查实或查否，都要对涉及的问题一一作出回答。对查实、查否和查清后构不成违纪的问题，要分别写明。

三、调查中发现的其他问题线索。应逐项列出涉嫌违纪问题清单，写明线索基本情况、是否查证、证据状况等。如线索较多、情况复杂，也可形成单行报告，作为调查报告附件。

四、涉案款物情况。应写明暂予扣留、封存、提请保全、先行登记保存的全部涉案款物数量、价值、保管等情况。如与司法机关协同办案的，可一并写明司法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与本案有关的涉案款物数量、价值等情况。

五、被调查人对错误的态度。要写明被调查人的一贯表现和认错态度。被调查人的态度，是指其对自己所犯错误的认识、看法及采取的行动，是执纪中需慎重考虑的重要量纪情节。被调查人有直接或指使他人对办案人、检举控告人、证明人及上述人员的家属进行侮辱、诽谤、诬陷、威胁、围攻、殴打以及其他形式打击报复；直接或指使他人出伪证、不出证，隐匿、篡改、销毁证据，或嫁祸于人；利用职权或工作之便，采取欺骗、威胁、贿赂等手段阻止知情人如实反映情况、提供证据，或唆使知情人变证；直接或指使他人与同案人或知情人串通情况，订立攻守同盟，对抗检查或进行反调查等妨碍组织审查行为的，应重点写明。

六、处理建议。要依据违纪的事实、性质和有关人员责任、态度，对照党纪条规及相关政策规定，提出恰当、明确、具体的处理意见，并写出相应的根据。主要包括：（1）党纪处分意见，应写明处分种类。如被调查人系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公务员，本应给予、但未建议给予其撤职处分的，应一并写明受处分后拟安排担任的非领导职务层次（退休待遇）。（2）其他处理意见，如

需追究被调查人刑事责任或其他纪律责任以及需提出行政处罚建议的，需依法终止被调查人人大代表资格或撤销其政协委员资格的，应一并写明。（3）涉案款物处理意见，应详细写明建议对涉案款物作出收缴、责令退赔或发还等处理的意见。

另外，如系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案件，可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起草调查报告，主要包括：（1）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2）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救援情况；（3）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4）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5）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6）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调查报告的署名

调查报告须由调查组全体成员签名。但有的案件调查组人员较多，又下设综合组、谈话组和若干外查组等，相互之间分工明确，某一外查组客观上可能并不掌握其他外查组负责调查的违纪问题相关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调查组全体成员参与讨论调查报告既不可行、又没有必要，故一般可由调查组组长召集各组组长集体讨论，并在调查报告上签名。考虑到谈话组同志直接向被调查人谈话调查，掌握情况较为全面，有条件的，可让谈话组其他同志一并参与讨论。

需指出的是，有的案件比较复杂，调查组在讨论案件性质、有关人员的责任及处理建议时，可能会意见不一。在这种情况下，调查组内部应再进行深入讨论，使大家的意见尽量统一。如经过反复讨论仍有较大分歧，按调查组组长的意见写出调查报告。而鉴于调查组成员都直接参与了案件调查工作，对案情较了解，其

不同意见对案件审理部门和纪检机关领导同志在审理或处理案件时有一定参考价值，故应当在报告中对不同意见作适当反映，或另写出专门材料反映。 需要注意的问题

准确把握调查报告定位。调查报告拟认定的违纪事实，不得超出与被调查人见面的违纪事实材料内容。调查报告是一种只限于纪检机关内部运转的审查办案文书，只代表调查组及承办案件的案件检查部门意见，不代表所在纪检机关意见，不宜直接向纪检机关以外的其他机关或部门发送，也不宜作为会议材料提供给本级纪委常委会审议，以免误导集体决策。案件审理部门提请本级纪委常委会审议的案件审理报告，如不同意调查报告的部分或全部内容，并经本级纪委常委会审议同意的，原案件调查报告归档备查，不再修改。

及时做好情况通报工作。被调查人所在单位党组织对被调查人的违纪事实、历史情况及现实表现，往往有比较清楚和全面的了解，为进一步完善调查报告，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调查组可将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向被调查人所在单位党组织通报，并征求意见。实践中，一般是由调查组口头向被调查人所在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通报情况，且不得要求被调查人所在单位党组织根据通报内容，组织召开支部大会讨论对被调查人的党纪处分，不得要求被调查人所在单位党组织书面向调查组所在纪检机关报告其处理意见和建议。

高度重视实名举报反馈。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七条规定，对署真实姓名的检举人，调查结束后，调查组应向其口头通报所检举问题的调查结果并征求意见。对案情需保密的，应要求检举人

案件调查报告范文
案件移送调查报告 第二篇

案件调查报告范文 XXX工商行政管理局

案件调查终结报告

一、 当事人及案由

当事人：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XX年XX月XX日，XXX工商局在进行市场巡查时发现,XXX销售到我市的XXX牌保健食品的外包装上印有“软化血管、提高免疫力”字样。检查人员认为软化血管、提高免疫力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功能，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一种产品上,当事人的行为涉嫌夸大宣传，检查人员随即对上述情况制作了现场检查笔录，然后填写《立案审批表》并附上述现场检查笔录报局领导批准立案。局领导XX年XX月XX日批准立案(立案号XXX)。本案由XXX(执法证号∶XXXXX)，XXX(执法证号∶XXXXX)两名调查人员负责调查处理。

二、 调查经过及证据

XX年XX月XX日，调查人员对当事人在我市的经销商的法定代表人XXX进行了询问，调查当事人在我市的销售情况，并获取了调查笔录一份、经销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一份、经销商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XXX牌保健食品进货发票复印件两份、经销合同复印件一份。

XX年XX月XX日，调查人员在XXX超市对XXX牌保健食品进行抽样取证，获取了XXX牌保健食品的外包装两份。

XX年XX月XX日，调查人员通过特快专递向XXX邮寄送达了XXX号《询问通知书》，要求其提供营业执照副本、XXX牌保健食品批准证书、销售到我市的XXX牌保健食品销货发票、经销合同，并于XX年XX月日前到我局接受调查。 XX年XX月XX日当事人法定代表人委托XXX到我局接受调查，向我局提供了当事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一份，XXX牌保健食品批准证书复印件一份，法定代表人委托书一份，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调查人员对当事人委托代理人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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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年XX月XX日，当事人通过特快专递给我局提供了情况说明一份，整改后的包装一份。

调查人员调取的主要证据(证据目录)有：

1、XXX进行现场检查的现场检查笔录1份;

2、对经销商法定代表人的询问笔录1份;

3、XXX牌保健食品进货发票复印件四份

4、经销合同复印件二份。

5、XXX牌保健食品的外包装两份

6、XXX牌保健食品批准证书复印件一份

7、对当事人委托代理人的询问笔录一份

8、当事人情况说明一份

9、整改后包装一份

10、当事人法定代表人委托书一份

11、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12、经销商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

13、经销商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14、XXX单位的营业执照

15、对消费者的调查笔录两份

16、两位消费者的身份证复印件两份

以上证据和笔录分别有提供人签名盖章认可。

三、违法事实

经查，当事人在XX年XX月XX日生产并销售到我市的XXX保健食品的包装上印有“软化血管、提高免疫力”字样(参见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五)，共销售到我市500件，每件10瓶，销售额1.2万元(参见证据三)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该保健食品核定的功能为：软化血管(参见证据六) 当事人在XX年XX月XX日生产并销售到我市的XXX保健食品的包装上增加了“提高免疫力”(参见证据五、证据六)

本案没有采用行政强制措施，对照工商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标准，也不够移送追诉当事人刑事责任的条件。

四、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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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在产品包装上对产品的功效做说明，属《河南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的宣传方法。当事人在产品包装上对产品功效的说明足以使消费者认为该保健食品具有这些功效(参见证据十五)，而事实是该保健食品不具有提高免疫力的功效。

根据以上事实和证据，调查人员认定当事人XXX的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经营者不得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对商品的质量、制作成分、性能、用途、生产者、有效期限、产地等作引人误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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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案件调查报告范文
案件移送调查报告 第三篇

案件调查报告范文（一）

近几年来，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不断增加，医患关系日趋紧张，社会各界对此类案件也高度关注，为此，《侵权责任法》中就设专章对此类案件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自《侵权责任法》施行以来，本院共受理两起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其中一件已调解结案，另一件为新收案件，目前正在审理中。从数据可知，本院辖区内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作为基层的医疗卫生机构治理的病例相对大医院而言少且简单，因而发生医疗事故的几率也相对较低。

该类案件的特点是审理周期长、处理难度大，诉讼时双方常会发生冲突、哄闹等现象，调解难度大，且普遍存在着一个主要难点：鉴定问题。由于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大多涉及医疗领域的专业知识，其高度专业性和复杂性大大的超出了法官的认知水平，因而，在审理该类案件时，鉴定结论成为影响案件事实的具有杠杆作用的重要证据，医疗损害鉴定的公正性、科学性也成为当事人双方关注、争议的焦点。但目前，我国的医疗鉴定制度并不完善。

一、我国医疗损害鉴定制度的现状

医疗损害鉴定的二元平行机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涉及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鉴定方式主要有两种：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和社会鉴定机构的医疗过错鉴定。医疗事故鉴定由医学会组织鉴定专家组进行，鉴定专家由双方当事人在医学会医鉴办工作人员的组织下在专家库中随机抽取，鉴定实行合议制，鉴定结论由鉴定组集体负责，鉴定人员不接受法庭质证。医学会的鉴定专家库充分吸纳了医学专业的权威，为鉴定的科学性提供了坚实的保证，但是，由于医学会的性质，其与当地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有着紧密的联系，甚至有些专家就是由卫生行政机关的人员兼任，而专家库中的临床医学专家与被鉴定的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或多或少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具有一定的行业倾向性，因而其公正性受到患者一方的质疑，难以被患者认同。医疗过错鉴定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依据职权或应当事人的请求，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医疗损害结果与医疗机构有无过错、因果关系等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是由果及因的鉴定，鉴定目的主要是确认人身损害的方式、方法、程度及后期治疗费用等，鉴定人个人对鉴定结论负责，其鉴定结论相对于医疗事故鉴定具有较强的中立性，但由于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人员不是从事临床的医学专家，其对医疗行为的风险性及医务人员的可预见性认识较少，对临床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鉴定缺乏应有的科学性、权威性，因而难以保证鉴定的科学性。两种鉴定方式对同一医疗行为难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从而导致鉴定结论存在差异，甚至完全不一样。而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对这两种鉴定方式的适用先后顺序、证明效力等级等作出规定，也未规定当医患双方就同一纠纷提出不同的鉴定方式时该如何处理，两种鉴定方式处于并存状态。

二、“二元化”的鉴定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鉴定混乱，不利于纠纷的化解。显而易见，医疗事故鉴定对于医院方面而言更为有利，而患者一方则会更倾向于医疗过错鉴定，出于不同的诉讼请求及趋利避害的心理，当事人双方往往会要求选择不同的鉴定方式，以达到自己所期望的医疗纠纷情形。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各地法院对此采取不同的做法：一、只做医疗事故鉴定，二、只做医疗过错鉴定，三、两种鉴定同时进行，四、先医疗事故鉴定，如果鉴定为不构成医疗事故，再进行医疗过错鉴定。这种情况不仅造成地域上的不公平，且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都可能会让未被法院采取的鉴定申请一方对将来的鉴定结论产生心理上的不信任、不服从，这样不仅不利于案件纠纷的解决，反而可能会激化矛盾。

（二）延长审理周期，增加诉讼成本。由于当事人对鉴定结论的不信任、不认同，往往会提出要求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来进行抗辩，使得这类案件在审理过程中要经历多次鉴定、重复鉴定，增加了当事人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三）增加了法官对鉴定结论的采信难度。对于普通民事案件，审判人员可依据证据规则，结合逻辑推理及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进行分析判断，而对于医疗诉讼，具有高度专业化和技术性的医疗职业行为是一般人不了解的，因而难以判断医生诊疗的过程、细节是否科学合理，其大大的超出了审判人员的认知范围，正是基于此点，在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需要进行鉴定，但在面对不同的鉴定结论时，在法律没有规定效力等级的情况下，审判人员难以分析采信，这样似乎使整个案件又陷入了一种矛盾之中，给审判人员审理案件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三、打破“二元”鉴定体制，建立统一的医疗损害鉴定制度

（一）整合两种鉴定体制。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与司法机构的医疗过错鉴定各有优异，笔者建议可以结合《侵权责任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中有关鉴定制度的规定，将两种鉴定方式进行整合，对医疗损害鉴定在机构设置、人员配置、技术标准、鉴定方法、鉴定程序等方面做出统一明确的规定。建立拥有专职鉴定专家，摆脱卫生行政部门干预的中立的医疗损害鉴定组织，同时鉴定内容必须包括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过错行为在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等等。

（二）明确医疗损害鉴定结论应接受质证。尽管鉴定结论由医学专家进行分析鉴定得出，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但这种技术上的权威要经法庭认可，才能变

成法律上的肯定，否则，将鉴定结论直接作为定案依据，实际上是鉴定权部分代替了审判权。因此，鉴定人应依法庭传唤，出庭参加法庭调查、质询，这样，可以通过双方当事人的法庭询问对鉴定结论进行有效的质证，从而为审判人员是否采纳鉴定结论提供依据。在此，还可以引入专家辅助人制度。所谓专家辅助人制度是指当事人可以聘请医学专家，协助其对鉴定结论进行质证，这对于缺乏医学知识而对鉴定结论的质证处弱势的患者方来说，能够切实提高其质证能力，增加其对鉴定结论的认同感，以提高当事人对案件审理过程、审理结果的认同感，从而有效化解医患双方的矛盾冲突。

医患关系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妥善解决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审判人员在处理此类纠纷时，要树立客观、公正及合理的理念，综合考虑医患双方的客观情况，一方面要考虑到患者属于弱势群体，缺乏专业医学知识和举证能力，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医院的公益性和医疗事业的发展，以平衡医患双方的利益。在审判实践中，还可以充分发挥调解机制的作用，在合法、有效的前提下，提高当事人对案件处理结果的满意度，有效化解矛盾，从而切实改善医患关系，促进社会和谐。

案件调查报告范文（二）

长期以来，公安侦查机关受重特大案件破案压力，以及源自于维护社会稳定而来自社会与行政方面的双重压力，造成了侦查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破案的单纯化认识，只要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侦查工作就算大功告成，而对证据的全面收集固定却失之偏颇，难以达到公诉对证据的标准要求，忽视了案件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要求。20**年以来，公安机关移送我院审查起诉的案件214件439人，无一直接起诉，经一次退回补充侦查案件占移送案件的24%，经二次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占移送案件的76%。证据是刑事诉讼的基础，决定着实体法的适用和诉讼的结局，没有证据，就无法确定犯罪事实，也就无从以犯罪事实为依据定罪量刑。通过以上数据不难看出，在侦查机关移送的案件中证据方面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

一、证据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1、物证存在的问题

一是对痕迹的提取、比对和指认不重视。在审查案件过程中，对多处血迹仅提取几处，对现场遗留的痕迹认为没有价值而不进行提取；提取后的痕迹不进行比对、指认，在审查退回补充证据过程中，有部分物证、痕迹因保管不善，而无法进行比对、指认、鉴定，而影响了整个案件的认定。

二是在实践中，因物证的提取不规范，对物证的数量、外观特征记录不准确、党支部工作计划完整，导致物证失去证明力。物证随着犯罪行为的发生或实施而产生，与案件事实存在着必然的客观联系，但同时物证又是不会说话的证据，它不能“讲清”自己与案件有何联系，如果物证的获取和固定过程不符合法定程序，就会失去可采信性。

三是对犯罪工具指认不重视，有的有扣押清单而没有指认，或者经过指认但没有笔录和照片。

2、书证及复制相关文书中存在问题

在案件侦查过程中不注意收集书证等间接证据。例如，在毒品犯罪中，因为隐蔽性较高，更应收集反映犯罪嫌疑人活动的书证，车、船、机票，银行存款单据、汇款单据等。在审查起诉案件中还存在书证及复制相关文书因缺少证明其与原件相符的客观性，而不被法院采纳。例如，二人共同杀人，一人已被判刑，另一人被抓获时，应复制法院采信的证据，并应由法院证实复印材料的真实性、客观性。在复制照片的过程中，一定要采取足以清晰辨认的方式进行复制。

3、讯（询）问方面存在的问题。常见的情况有笔录首部时间、地点、侦查人员的姓名、被讯（询）问人的基本情况以及与案件当事人的关系等栏目没有正确填写或者填写不完全，例如只有开始时间，没有结束时间，或者是结束时间早于开始时间、讯问被告人的时间早于被告人被采取强制

措施的时间等，与其他证据内容冲突，给证据的采信造成困难。公安机关调取言辞证据时存在交叉讯问，一人提讯的情况。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讯问时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交叉讯问、一人提讯违反了该案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对于违反程序取得的言词证据是不予采信的，违反程序取得的言词证据轻者造成该证词本身不被采信，严重的会影响整个案件的认定。

4、搜查记录，扣押物品清单存在的问题

公安机关制作的部分搜查记录扣押物品清单程序不合法。(

5、辨认方面存在问题

一是应做辨认而没有做辨认。例如，被告人在公厕内杀害被害人过程中，证人刘某、张某一同到公厕上厕所，看见被告人拿刀刺中被害人。此案如果安排两名证人对被告人进行辨认应该是认定左某犯罪事实的关键证据。

二是辨认时间不及时，待案件退回补充侦查时，才进行补充辨认，对辨认的效果和对法官的采信均造成影响。

三是辨认的程序存在问题，如被辨认人人数少于规定的人数，另有一起案件从被辨认的照片看，犯罪嫌疑人的照片明显与其他照片不同，只有犯罪嫌疑人的照片是近照，人像较大，其他照片的人像均较小。

6、鉴定方面存在的问题【案件移送调查报告】

一是应做鉴定而不做鉴定。个别案件的被告人在公安机关供述其有精神病史，应当在移送审查起诉之前对犯罪嫌疑人作刑事责任能力鉴定的而未鉴定，结果在案件退查之后经鉴定犯罪嫌疑人无刑事责任能力，导致诉讼周期拉长和诉讼资源的浪费。

二是鉴定不全面。个别案件的鉴定仅是对部分现场提取物进行鉴定，不能完全反应案发现场的状况，对法官的采信造成影响。

三是鉴定不及时、鉴定时间过长。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在第一次移送审查时，均没有对现场的血迹及其他痕迹进行DNA鉴定，也没有对部分有精神病嫌疑的犯罪嫌疑人作刑事责任能力鉴定。在退回补充侦查过程中提出以上鉴定内容，又由于基层侦查机关无法进行此类鉴定，而送到省公安厅或中国刑警学院等处鉴定，致使鉴定时间过长，甚至出现案件已到审查期限，鉴定结论仍未作出的情况。

二、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体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过分夸大口供的证明力，轻证据的全面收集固定部分侦查人员认为“嫌疑人一供，案件即破”，忽视了后续侦查取证工作，导致有的物证不及时提取，有的重要证人的证言不收集，勘查工作马虎，证据存在许多疑点和问题。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有极大的主观性和可变性，忽视证据的全面收集固定，不注重对间接证据的收集，使得案件的证据难以形成证据链条。

2、把同案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互作证言适用同案被告人均是该共同犯罪案件的当事人，都与其所作陈述的案件的处理结果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其陈述可以相互印证，但不能互为证人证言。但在侦查机关移送的案件中，却存在着对共同犯罪案件，仅有同案被告人的一致供述，无其他相关证据印证，一些侦查机关、侦查部门认为同案犯的口供对其他同案犯来讲就是证言，多个同案人的口供就不认为是单纯靠口供定案，认为既有口供，又有证言印证，就可以定案。所以，把取证重点都放在逼取同案人的口供上，忽视了对其他物证的收集，结果影响了案件的定性。

3、把孤证作多个证据适用，靠孤证定案

所谓孤证，是指单个孤立存在没有其他证据给予佐证的证据。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绝对的孤证。如强奸案件，只有被害人的陈述，没有其他任何间接证据印证，被告人又不承认，不作有罪供述。在这种情况下，认为被告人犯罪的证据就是一个孤证。二是相对地孤证，即相对于多个来源、多种形式的证据来讲，仍是孤证。如多个传来证据，来自同一个源头，仍为孤证。

孤证不能定案是指每一个证据的证明力之有无或者大小，都不能靠该证据本身得到证明，而必须通过对证据本身的情况、证据与其他证据之间有无矛盾及能否互相印证、证据在全案证据体系中的地位等问题进行全面的衡量，才能做出合理的判断。如果一个刑事案件全案惟有一项证据，如强奸案仅有被害人陈述等，绝对不能定案。

但在侦查机关移送案件中，一些办案人员往往把一人或多人的多次口供当作多个证据来适用，反复讯问，反复做笔录，认为这样就可以定案。有的把同一来源的证言取了多份，相互印证，以为这样的证据多了，就达到了确实充分的程度，实际上仍是孤证，最多是增加了可信度。传来证据再多，只要来源是一个，均属于同一来源的“孤证”，只要没有其他证据印证，不能定案。

4、过分强调主要情节，忽视案件细节

现在不少侦查人员，对刑事案件证据、事实的认识仅仅停留在静止、宏观和有利于自己的层面。没有证据就没有事实，证据缺乏就无法构成证据锁链，证据形不成锁链就无法定案，因此，要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必须对每一个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和客观真实性逐一做出甄别和评判，只有这样，才能对案件的事实做出客观公正的认定。忽视任何一性，忽视任何一个案件细节，都有可能影响整个案件的认定。

三、现行的侦诉关系并不合理，侦诉各自为政的倾向比较明显。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相互体谅不够，抵触情绪不少。表现在诉方对收集证据的难度体谅不够；侦方对退回补充侦查存在抵触情绪，认为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后，其工作便告一段落，使得退回补充侦查解决实际问题不够。

二是由于缺少必要的沟通，文来文往较多，人来人往较少，导致侦查收集的证据起诉时用不上，而审判所需要的证据又没有调取，使得疑难案件增多，降格处理案件增多。

三是公安侦察部门不能对检察机关的退回补充侦查提纲进行全面分析，侦查人员对需要收集的证据理解不够充分全面，不知道补充的证据可以说明什么问题，仅是简单的从形式上进行补充，甚至有些补充的证据增加了案件的矛盾，破坏了原证据的说明力，为案件的认定增加了难度，更降低了诉讼效率。

四、解决侦诉关系的几点建议

1、充分行使自行补充侦查权，公安机关全力配合。自行补充侦查由于免去了退查手续，节省了案件往返时间，缩短了办案周期从而提高了诉讼效率。公诉人员出于对案情、证据的全面把握，从公诉的角度去收集固定证据，自行补充侦查有助于保证收集证据的质量。侦、诉之间在案件定性、有关事实、情节上的认识可能存在分歧，自行补充侦查也有助于解决与侦查部门之间存在的矛盾。在自行补充侦查有困难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应全力配合补充证据。

2、完善公诉引导侦查机制。庭审模式的改革，一方面加大了公诉人的举证责任，另一方面也强化了控辩双方的对抗性，这就对侦查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是公诉机关为确保公诉质量，完成指控、证实犯罪任务，就刑事证据标准向侦查机关提出建议和要求，引导其侦查和收集证据的一种方法。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对重特大案件的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机制。

3、完善退回补充侦查制度。对于诉方而言，要明确退补案件的程序条件、事实条件、证据条件，规范补充侦查提纲的制作，要尽可能详细细致，力求作到一次退查到位。对于侦查方而言，要认真对待诉方的退回补充侦查，全面的分析原有证据及补充证据的证明力度及证据体系是否完整，是否有利于矛盾证据的排除，尽量做到一次退查补齐。

2016信访案件调查报告
案件移送调查报告 第四篇

信访案件调查报告（一）

近年来，纪检监察机关受理群众举报量呈逐年上升趋势，所反映的问题也参差不齐。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干部工作不到位、作风飘浮，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他们对群众反映的问题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对群众的切身利益漠不关心，而我们的群众则认为纪检监察机关能解决他们所反映的这些问题。在这种新形势下，笔者就当前如何搞好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提出如下建议，仅供参考：

一、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转变观念，经常换位思考，切实加强对信访举报工作的领导

人民群众通过来信来访来电向纪检监察机关反映问题，是人民群众作为国家的主人，充分发挥参政议政权利，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有效途径，实质上是对纪检监察机关的一种信任，正确处理好群众信访问题，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切实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努力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具体体现。加强和改进纪检监察机关信访举报工作，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有利于惩治和预防腐败，有利于防止和纠正各种损害人民群众利益行为的不正之风，有利于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有利于发展民主政治，促进社会和谐。

一是转变观念，整合力量。纪检监察机关信访举报工作不仅仅是纪检监察机关和信访举报部门几个干部的事，信访问题要得到彻底解决，必须各方面、各部门都要统筹协调，通力合作，齐抓共管，切实纳入各级党委政府和每个部门的重要议事日程，形成合力。

二是换位思考，转换工作思路。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全体干部应站在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服务“第一要务”的高度，牢固树立群众观念，正确认识和对待群众的合理要求，随时转换工作思维，善于站在不同的角度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切忌把为群众办实事看成是找麻烦，把检举揭发的群众看成是“刁民”，而要把群众信访、来访看作是对反腐倡廉工作的一种鞭策和对纪检监察干部的提醒、警示。更要注重情、理、法的结合，深怀爱民之心，真诚地接受群众倾诉，以情感人，寓情于理，依法办事，争取群众的理解支持，逐步化解矛盾，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

三是切实加强对信访工作的领导。纪检监察信访部门作为纪检前沿阵地，要高度重视，经常过问，逐步建立起加强做好信访工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从而使信访举报工作既要立足于基本职责，把执纪办案与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相结合，与做群众思想教育工作相结合，又要把调查取证的过程，变成密切联系群众的过程，变成疏导群众情绪的过程，变成为群众排忧解难的过程。充分发挥案源主渠道的作用和直查快办的优势，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大局服务。

二、切实改进工作作风，进一步加大源头治理的力度，努力化解基层矛盾和对信访问题的预防处置工作

俗话说：“树有根，水有源”，“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也有其原因。从源头上解决好群众关心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已成为当前做好信访工作的关键环节。

一是要加大信访举报法规的宣传力度，教育群众树立法制观念，以理性合法的方式反映问题，自觉遵守信访秩序。要努力营造良好的信访举报环境，认真查处打击报复案件，为群众信访举报提供便利条件，充分利用接待场所和各种媒体，广泛宣传相关的法规、信访者的权利与义务、信访工作流程图、本委局受理的范围、工作程序及时限、质量要求以及领导接访的时间等，扩大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的影响，增加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的透明度。

二是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全年工作坚持做到“三办”，即：特事特办、急事急办、普件快办；广泛开展“四个一”活动，即：保持一张笑脸，程序上讲一个清楚，明确给一个答复，承诺一个时限，搞好优质的服务，提高办事效率。积极实践“三种下访”形式：定点下访，即到信访问题较突出的单位和地区开展下访，督促基层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定人下访，即针对军转人员、重点上访对象、改制企业分流失业人员等特定人群开展下访，进行调查研究，听取意见，了解掌握群众的需求和思想动态，及时排查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找准信访“症结”，做好“预警”处理，切实解决好这些人员的实际困难；定事下访，针对移民安置补偿、新城征地补偿、城市拆迁等特殊弱势群体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开展下访，协调有关职能部门妥善处理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三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我们要以群众合法合理的意愿、期待和要求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把群众的呼声和愿望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的需求作为第一动力，把群众满意或不满意作为衡量纪检监察信访工作的第一标准，也就是始终把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科学决策、依法决策、民主决策的根本和主线，避免盲目决策、武断决策产生诱发群众信访、上访的苗头和隐患，多一点思考，少一分盲目。

四是要建立健全部门、乡镇街道和村居委会信访工作信息网络点。作为纪检

监察机关信访工作的“前位哨”、“电子眼”，定期或不定期报告信访信息，掌握基层信访苗头和动态，充分发挥基层党政组织“第一道防线”的作用，坚持并完善领导包案、挂帐督办、领导下访、电话约访、信访工作百分考核、党风廉政信息发布等行之有效的做法，建立基层党政组织与群众互动、互信机制， 随时掌握信访工作主动权。

三、进一步探索和创新工作机制，加强队伍建设，推行信访举报办事公开制度，依纪依法规范信访举报工作

一是创新工作机机制。结合《信访条例》、中纪委实施《信访条例》的若干意见和《关于依纪依法规范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的若干意见》的要求，按照“分级负责、归口办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科学分工，明确责任，逐步建立健全高效运转的领导负责机制，领导亲自阅信和接待来访制度和建立联席会议工作机制、信访问题排查调处机制、重要线索和疑难信访问题集体评估与研究制度、社会参与解决纠纷机制、首问责任制、实名举报制度、双向承诺制、保密制、信访举报责任追究制、信访季度分析制、集体访应急处理机制和处理重大集体访协调机制等，加强协调配合，形成解决问题的整体合力。

二是积极推行信访举报工作办事公开，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在日常工作中，信访举报办事程序要按照：受理→登记→送阅→领导批示→转办、交办、自办→反馈调查处理情况→上报领导审批→结案（ 了结） →立卷归档等程序办理，并积极探索信访举报在受理、调查、处理等环节的公开，切实增大纪检监察机关办理信访举报的透明度。

三是加强信访干部队伍建设力度。因为信访举报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通过关门集中学习、走出去考察学习和在工作中实践学习，强化纪检监察机关信访干部的素质培养，切实加强信访干部队伍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和素质建设，努力提高其具备五种能力：提高化解矛盾纠纷，做群众思想工作的能力；提高捕捉信息，及时发现违纪案件线索和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能力；提高正确运用政策和纪律，查办信访案件的能力；提高调动各方面力量，协调处理突发性事件和疑难信访问题的能力；提高维护稳定、促进发展、把握大局的意识和能力。

四是强化内部监督制约，建立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在实际工作中，要发扬求真务实精神，秉公执纪，做到每件信访有记录凭据、有拟办意见、有领导批阅、有办理结果、有档案储存，减少处理信访举报的随意性，切实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群众稳定在当地。

信访案件调查报告（二）

为了有效化解执行信访案件，强化执行力度，突破执行难关，我们对全省法院的执行信访案件进行了专题调研。在调研过程中，除了对执行信访案件中存在的普遍问题进行全面、客观把握之外，还专程与一些长期上访的当事人进行对话。通过执行信访这面“镜子”，可以反观执行中存在的问题，督促执行部门及时改进作风，跟进制度，扎扎实实将执行工作落到实处，用实际行动解决执行难问题。由于执行信访案件在所有信访案件中突兀的地位，而且执行信访已与执行难等问题形成一个锁链，执行信访案件的化解将产生连锁反应，推动其他环节的运行，使法院执行工作步入良性循环轨道。

一、执行信访案件的基本情况与特点

执行信访案件本身都有着许多明暗交织的原因促成，而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也会在执行信访案件中有所显现。据调查，执行信访案件具有以下特点。

（一）陈年旧账多，化解难度大

执行信访案件中以旧案居多，新案较少。近年来随着法律的不断健全，执行程序的不断规范，民诉法修改后相关救济程序的明确等，执行案件质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这些久执未结的案件主要是因长期找不到被执行人的财产、被执行人的下落不明且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虽经法院穷尽执行措施，申请执行人最终难以实现债权。对于执行中确实无履行条件的案件，未向当事人做出合理的释明，致当事人不满。这类执行案件的主要特点是：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财产难寻、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或因各种因素，使案件执行进展缓慢，有的案件历时久远，为此申请执行人意见大。这类执行信访案件所占比例约为56%。

（二）被执行主体履行不能问题突出

执行效果与被执行主体的经济实力密切相关，执行信访案件也存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现象。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属弱势群体的案件，大多集中在刑事附带民事人身损害赔偿、交通事故、工伤事故、财产损害赔偿、追索劳动报酬等类案件。此类执行案件化解难度大，最易引发信访。申请执行人往往因为年幼待养、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等原因，生活陷入困难；与此同时被执行人往往也十分贫穷、无履行能力。执行工作陷入无物可执，双方皆有实际难处的两难怪圈。

（三）纠纷解决方式单一，问题堆积于执行环节

对诉讼案件的信访，可以通过申诉复查、再审等方式救济。而执行信访案件的解决途径单一，惟有将案件执行完毕这一条途径，一些本应由当事人自己承担的市场交易风险，一旦裁判确定，而又执行不能，风险则有可能转嫁到执行法院。交易风险的存在，往往意味着必须有人为风险埋单，公权力救济途径使申请人规避了市场交易风险，由于种种客观原因限制，一旦执行不能，申请人就会纠缠于法院，使得本来属于普通民事案件审理途径，转变为执行信访案件，问题堆积于执行环节。在执行环节中法院执行措施并无明显不妥，但信访人认为危害自己的利益抗辩后执行法院不予理睬，致当事人信访。一些执行案件中正常的救济途径受阻，如应按执行异议、复议程序处理的，有的法院不予立案，导致当事人被迫以信访途径申诉。

（四）被执行人、案外人信访比例增大，执行信访案件的起因更为复杂

由于甘肃省高级法院加大了执行的督导，执行效果得到大幅度的提升，申请执行人信访比例下降，而被执行人、案外人的信访比例却呈上升趋势。二零一二年，我们通过实施《执行流程管理办法》，《执行公开标准》，《执行监督信封》制度，大力强化规范执行，公开执行，强化执行监督。二零一三年，实行“一线工作法”，深入基层加强执行案件的督察督办，执行绩效大幅提升。从执行信访案件的数据反映来看，申请执行人的比例大幅下降，被执行人和案外第三人的信访比例呈明显上升趋势。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三个：一是执行力度加强导致被执行人情绪激化和对立；二是被执行人企图通过执行信访扼制执行；三是执行财产处分力度加大，在执行过程中，触及到案外人，案件第三人的利益。

当然，执行信访案件累积也不乏有些上访人基于投机取巧、无理取闹侥幸心理而引发。该类案件是指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对人民法院正确执行工作缺乏理解或对执行结果不满、对法律条文理解不清，或通过执行人员的解释仍然不理解，对法院有对立情绪。这类执行案件的主要特点是：当事人不明法理，思想行为偏激，或对通过执行方式解决问题的期望值太高，一旦愿望实现不了，就把自己应承担的风险全部强加于法院执行之上。

二、执行信访案件反射出法院执行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执行工作相对于审判工作而言，更容易发生信访，这与执行工作的强制性和对抗性有密切关系，与案件审理环节实体判决和程序不当甚至违法相关联，也有整个社会的诚信制度和氛围息息相关，等等。

（一）立案、审判和执行环节相互脱节，难以形成合力

由于立、审、执分立，相关环节脱位，每个阶段的办案人员只关注自己负责的这一阶段，而不在意其他环节的问题；有的甚至只求自己这一段平安过关、回避矛盾，将信访风险推到下一个环节；有的存在判决等执行依据表述不清、执行内容不确定，或执行保障措施不力等，待案件进入执行环节即遭遇难以执行的困境。【案件移送调查报告】

1、诉讼保全不及时。在立案、审理环节，如果采取保全措施及时、到位，就为执行环节创造了良好的执行条件。但实践中，有些法院不注意立、审、执的协调配合，有的审判人员只考虑审而不考虑能否执行，致使在审判环节本应采取诉讼保全措施的却未能及时采取，导致当事人在立案、审理环节预先转移、隐匿财产现象屡见不鲜，给后一环节的执行工作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困难，最终导致执行不能，引起了当事人的上访

2、执行依据表述不明。案件执行的法律依据是已生效的判决书、裁定书或调解书的主文内容，执行内容不明确，使执行工作陷入被动，从而容易引发当事人的上访。一些在审理期间就本已丧失继续履行条件的案件，判决的判项却是“继续履行合同”等简单的表述，进入执行环节后令执行人员无法操作。

3、片面追求调解率。调解本是化解矛盾的良策，但许多案件调解时办案人员并不注重自动履行问题，对将来能否执行考虑不周、缺乏预判，甚至明知调解确定的内容无法实际兑现却仍然积极以法律文书确认无法履行的调解结果，致调解后并无履行保障，将权利人权益无法兑现的难题交给了执行环节。

（二）执行环节措施不力或贻误执行良机

1、法院执行环节成了矛盾的最后归结点。案件执行是法院审判执行工作的最后环节，是矛盾纠纷的最终归结点。有些案件的矛盾，在审判阶段就得到了解决，但也有不少矛盾会继续存在发展。这些最复杂的矛盾到执行阶段已不可回避，最终爆发甚至激化。因此，执行作为诉讼的最后环节，是矛盾最集中、最尖锐之处，也最容易引发信访。

2、措施不力、依据有误。执行过程中采取执行措施或所依据执行法律文书有暇疵、甚至错误导致执行信访申请人利益受损。这类案件是指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执行人员违反法律规定执行或执行中存在瑕疵行为，或执行法律文书中有瑕疵，并给一方或双方当事人造成影响的案件。这类执行案件的主要特点是：执行人员执行方法不当，未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办案，或简单粗糙，机械地就案办案，引发当事人与执行人员之间情绪严重对立。

3、执行风险告知不明。当事人往往认为法院已判决了执行就是法院理所应当的事，没有执行不能的风险理念。因此法院立案时应当向当事人清晰地告知执行风险责任，对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或无履行能力的执行案件，应当向申请执行人告知清楚，申请执行人在执行阶段负有举证责任，如果不能及时向人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的流动去向、财产状况或线索，就要承担执行不能的风险责任。但在工作实践中，有的办案人员未及时告知，导致申请执行人误解，心存不满。这样当事人易把案件的风险责任全部归于法院的执行环节。

4、终结程序设计不合理。执行案件往往无法一蹴而就，需要时间和条件。而当案件执行工作受制于客观因素，短期内无法执行的，可以以程序终结结案。随着情况的变化，需要恢复执行时，对这些老案如何管理目前存在漏洞，且这种旧案并不计入办案考核指标，缺乏相应的约束和激励机制；而管理者也难以完全主动掌握，是否要恢复执行，有赖于发现被执行人财产线索情况并由申请人提出请求，是否恢复却要由法院执行部门决定。申请人往往认为执行是法院的事，法院将查找财产等职责转嫁于申请人，对法院工作不满。

（三）执行人员责任心与办案水平等有待提升

【案件移送调查报告】

无可质疑的是，执行队伍中绝大多数执行干警工作很努力，但也有一些执行干警对执行工作认识不足，缺乏应有的责任感和正义感，存在工作责任心不强、态度消极、效率低下、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工作作风不正等行为，也是造成执行信访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为：案件执行力度不够，办事效率不高，执行效果不佳；执行方法不当，执行人员未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办案，没有做好做通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导致双方当事人之间矛盾激化，还引发当事人与执行人员之间情绪严重对立；执行公开性不够。执行人员中嘴勤手懒现象普遍存在，执行人员接受一个执行案件后，做了哪些工作，没有相关记录，不但案卷反映不出来，当事人也不知道，这就容易给当事人造成法院没做什么工作的印象，整个执行过程没有向当事人说清，有关道理没有说透，也是造成当事人信访的因素之一。

三、化解执行信访难题的对策与建议

就甘肃省三级法院而言，执行机构在执行信访案件上付出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省法院执行局内设三个处，执行信访案件专门由一个处负责，在接访和督办上全局三个处全员参与，对化解执行颇有成效，但繁重的信访化解任务势必影响执行工作和执行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如何化繁为简，从工作机制，制度建设入手，将执行信访引入法治轨道，成为一大难题。

万事行为先。执行信访案件的化解也必须以切合实际的行动扎实推进。

（一）重视队伍建设，以队建促执行

据调查，执行队伍建设各地均存在历史欠账太多，近几年来，在强调执行工作重要性的基础上，执行队伍人员配备相对有所改善，但重审判、轻执行的思想观念未得到根本扭转，最高法院规定的执行人员比例普遍未达到。同审判部门相比，学历偏低，行政辅助人员转任执行员，年龄偏大问题普遍存在，导致整体业务素质和办案能力不强，造成执行质量和效率不高，进而引发信访，所以内部治理还需从队伍建设抓起，要选强配齐执行人员，从审判业务部门交流一批精通业务，重视程序，具有丰富社会经验的中坚力量充实法院队伍。

（二）畅通法定救济渠道，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解决信访难题

执行中应做到畅通法定救济渠道，充分保障信访人的权利救济途径，尤其应充分发挥执行程序异议复议制度的功能，将无序化的信访问题引导信访人积极行使相应法律权利，使之进入法律渠道依法定程序加以解决。一些当事人因对案件的期望值与实际发生相距甚远而上访，上访理念偏差，固守“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心态，以上访为要挟，以求达到自己的目的。而由于一些绩效考核评比中将重大信访、进京访列为一票否决，使执行信访案件的化解一度走入误区，有关部门往往为息事宁人，做无原则的让步。对于这类案件，法院要能顶住压力。对于生活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信访人，适当予以司法救助，在合理合法范围解决信访人的实际困难，是体现法院人文关怀、为民司法的有效举措。但对不符合救助条件却以无理闹访、缠访的信访人，慎用司法救助等措施，尤其应改变花钱买平安的做法。否则，不仅破坏了基本的法律原则，造成极大的不公平，还会引发闹访人争相效仿、相互串通攀比，(

被执行人规避执行行为相当普遍，甚至借力法院行虚假诉讼、虚假调解之事；法院的执行查询、划拨、交付等执行措施处处受人阻挠；协助义务人对协助执行事项不予协助的情形常常发生；执行人员在执行中受到打骂围攻的事例屡见不鲜。甚至有的案件申请法院执行后久无结果，申请人转而寻求讨债公司解决问题。显然这是法院执行强制力不足的后果。因此，执行中只要符合法定程序，需依法采用强制措施予以应对。

（三）强化执行公开，确保每个执行环节的公开透明

多数法院对于执行工作流程已有标准化管理，立案通知、风险告知、权利义务告知、财产报告等方面大都有书面格式化文本，方便了法院与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的交流，节省了办案人员的时间、精力，也使当事人了解了法院的工作进程。但由于执行工作要求时效性，执行过程中并没有要求证据交换、质证等程序，在追加被执行人、执行到期债权等多类案件中，相关方会感到法院执行工作不够公开透明。因此，法院应自觉接受执行各方当事人的监督，利用信息化手段和网络增强执行工作透明度，严禁暗箱操作，切实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执行中除了要规范运用异议复议程序，还应强化听证制度，强化执行监督。

（四）改革管理积弊，重新设计案件终结制度

现行的执行案件结案计算标准，对于提高结案率有很大益处，但对于推进执行工作弊大于利。目前，由于执行案件的结案指标统计将程序终结案件纳入结案数据，至执行结案率、实际到位率等数据虚高不实；而程序终结制度其实是自欺欺人之举，许多法院将无法按期执行完毕的案件，通通采取程序终结的方式报结，而执行案件并未得到实际执行，久积成弊。一些信访人看到法院宣传的执行结案率、到位率如此之高，而自己的案件却没有得到执行，更会心生不满。因此，建议最高法院从上到下统一执行机构的案件管理，改革执行案件的结案统计标准，改革执行案件程序终结制度。

执行实务中尚有很多法律规定空白之处，近年的修法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执行工作法律规定不完善的现状。建议最高法院针对执行实践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和争议问题，尽快完善立法，及时出台相应的制度措施，以适应日新月异的现实变化。

（五）对内对外拓展空间，强化执行工作的引领、宣传

法院执行工作紧靠法院自身单打独拼是不够的，必须借力于公安、工商、银行、土地管理、房屋产权登记、车管、边境等众多部门协助形成合力的联动机制。法院应主动加强与相关部门的联动，相互配合，互相搭台。积极拓展信息共享空间，发挥理念转变的宣传与引领作用，强化当事人主动履行、义务人积极配合法院执行的引导。近期，甘肃省高法在清理党政机关特殊主体执行案件的过程中，经省院执行局积极组织，主动向各方借力，开展了与省委、省政府、省委政法委及省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办公室的多方联动、联合下文，省法院院长给各涉案地方政府亲笔信等多项敦促措施，有利地推动了这项工作高质高效地完成。

（六）强化社会诚信理念，力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当今社会许多市场主体追逐财富利益最大化，缺乏风险意识，更有一些人诚信理念缺失，失信、赖债之事频发。有些人明显有履行能力却想方设法转移财产，对抗执行。由于我国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还不完备，客观上助长了失信人恣意妄为。应从制度层面对此种情形加以辖制，使其切实体会到失去诚信、不履行执行案件债务责任的严重后果。近些年法院开始实行对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限制出境等规定，今年推行的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制度，都是强化社会诚信、促进执行工作的有力举措。法院应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中发挥勇于担当责任的领头羊作用。建议今后对失信被执行人市场准入，招标投标，银行融资，资质认定等方面出台相应的禁止或限制措施，从制度上限缩其市场空间，在促进执行工作开展的同时，也引领社会的诚信一体化建设，进而为执行工作创造良好的诚信氛围。

信访案件调查报告（三）

保险信访案件的调查处理工作，事关被保险人的切身利益，如果处理不慎便会影响保险业的形象。为此，内蒙古保监局制定下发了《受理保险举报投诉案件调查工作规程》（以下简称《规程》），该《规程》从核查和立案、调查与取证、结案三个环节对受理保险举报投诉案件调查工作进行了规范。

核查和立案环节

一是建立预审查制度。案件承办部门在登记接收保险举报投诉案件后，应及时进行预审，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或者不适宜由本部门办理的案件，原则上，应于分管局长签批后3日内退回法制处并做出相关说明。

二是明确了核查范围。所有实名保险举报投诉事项都应进行调查核实，且在调查核实过程中可以要求举报人说明情况，提供资料；匿名保险举报投诉事项则应区别情况办理，凡举报线索清楚，附有一定证明材料的，均应调查处理。

三是规范了立案流程。对属于案件承办部门职责范围并决定赴现场进行检查的举报投诉案件，应填写立案审批表，经案件承办部门负责人同意后，提请分管局长签批。决定立案的，应当在决定立案之日起3日内指定案件调查人员，并启动相应的现场检查程序；决定暂时不予立案的，不直接进入现场检查程序，需要赴保险公司分支机构、保险中介机构进行现场调查核实的，案件承办部门可以下发《案件调查通知书》，组织相关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形成案件调查报告，由分管局长根据案件调查情况决定是否予以立案。核查完成后决定立案的，由分管局长在立案审批表上签批意见；核查完成后决定不予立案的，由分管局长在信访案件办理单上签批意见。四是实行回避制度。《规程》明确规定，案件调查人员与举报投诉案件调查事项或者信访人、被信访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调查与取证环节

一是规范了案件调查程序。调查人员在调查取证时，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行政执法证件或者工作证件等合法证件。在具体取证过程中应严格遵守《中国保监会现场检查工作规程》的相关规定，做好调查取证工作，按照一事一稿的方式编制案件调查工作底稿，如实记录检查相关情况和认定事项内容，具体检查人员应当签字确认。

二是明确了协助调查流程。《规程》规定，案件承办部门可以要求辖区内各级保险行业协会协助进行调查、取证工作，但须出具《协助调查函》，各级保险行业协会应当积极予以协助。

三是规范了复杂案件处理情形。当保险举报投诉案件涉及两个以上（含两个）处室职责范围的、情况特殊的或案情特别复杂的，案件承办部门可以向内蒙古保监局稽查工作委员会提出申请，由稽查工作委员会牵头组织相关处室组成专项案件调查工作组进行查办，必要时可以聘请资信良好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参与案件调查，并要求其出具专业报告。

结案环节

一是规范了案件调查报告内容。保险举报投诉案件调查终结，案件调查人员应当制作案件调查报告。案件调查报告至少应当包括三项内容：保险举报投诉案件基本情况、调查的基本情况及相关证据、处理建议及相关依据。

二是理顺了结案程序。保险举报投诉案件调查结束后5日内，案件调查部门应将案件调查报告提交内蒙古保监局稽查工作委员会进行审议，由稽查工作委员会做出是否应补充调查证据以及是否应进行行政处罚的决定。稽查委员会决定实施行政处罚且证据充足的，应及时填写《稽查工作委员会会议审议情况表》，移交到内蒙古保监局行政处罚委员会办公室；稽查委员会决定实施行政处罚但需要进一步补充调查证据的，案件承办部门应及时补充调查证据，待补证完成后由稽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将相关资料一并移交到行政处罚委员会办公室，不再重复提交稽查工作委员会进行审议；稽查委员会决定不予行政处罚的，应将稽查委员会的书面意见附在案件调查报告后统一移交到法制处归档。

三是明确了司法移送程序。在保险举报投诉案件调查过程中发现违法事实涉嫌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依照《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中国保监会关于在行政执法中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及其他相关规定，及时向司法机关移送。四是明确了延时处理规定。原则上，保险举报投诉案件应当自受理之日起60日内办结。法制处应自受理案件经分管领导批示后3日内转案件承办部门，承办部门应当自接收案件后在限定日期内将案件核查结果或处理进程告知法制处，由法制处在规定期限内答复信访人。情况复杂的，案件承办部门应说明缘由，经分管局长批准后可以适当延长办理期限，但延长期限一般不得超过30日。

在《规程》发布的同时，内蒙古保监局还绘制了《保险举报投诉案件调查工作流程图》，直观形象地标明了保险举报投诉案件调查工作程序，为提高监管部门信访案件调查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奠定了制度基础，在保护被保险人合法权益方面迈出了更加坚实的步伐。

2016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调研报告
案件移送调查报告 第五篇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现状、困境及出路

未成年人犯罪作为全球性的问题一直广受关注。未成年人由于其身心发展的特殊性和不成熟性，极易受外界不良因素干扰而违反社会规范，甚至走上犯罪道路。另一方面，未成年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尚未完全定型，可塑性强，如果不考虑未成年人的人格因素，机械地依据犯罪事实施以刑罚，很可能不利于未成年人的教育和矫正。因此，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应尽可能地审查未成年人的个体差异、人格特点，“因人施教”，按照刑罚个别化原则选择针对性的处遇措施，从而实现刑罚个别预防功能。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1]，是指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过程中，由专职机构或者专职人员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家庭环境、学习情况、心智状况以及案发后表现等情况进行全面、细致的调查，并出具书面的调查报告，为司法机关公正合理地惩罚、教育、挽救未成年被告人提供参考依据。社会调查制度因其有利于刑事审判中量刑的科学化、准确化和合理化，已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被赋予特殊关注。但在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运行困难重重，本文基于此尝试分析镇海法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发展情况、主要特点以及存在的现实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建议。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发展情况

镇海法院刑事审判庭早在1991年就在刑事审判庭中成立了专门审理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以下简称“少年合议庭”），由专人负责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进一步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20xx年3月，镇海法院设立了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20多年来，少年庭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不断地探索和逐步推进社会调查制度，具体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初创阶段。1991年，少年合议庭成立以后，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尝试开展社会调查工作。这一阶段，无论是在调查报告的主体、方式、形式、内容等方面，都处于较为初级的探索阶段。当时的社会调查以法院为主导，采取两种方法：对于本地户籍未成年人，少年庭法官对法定代理人进行走访，以谈话的形式制作调查笔录；对于异地户籍未成年人，由法院向未成年人家庭寄送调查表，要求其法定代理人认真填写后寄回，以调查表作为社会调查的载体。上述社会调查的材料主要反映未成年人的家庭情况、成长经历、性格特点等，为更好地帮教未成年人提供了良好的素材，但同时因为被调查对象限于未成年罪犯的法定代理人，所以社会调查基本都反映出未成年罪犯平时表现良好的一面，不能全面客观反映其真实情况，对未成年被告人的量刑影响不大。

2、深入阶段。20xx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 这一规定，为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实施社会调查制度提供了最直接的法律依据。镇海法院在以往审判实践的基础上，制定了更为详细的社会调查制度，社会调查由原来单纯依靠法院转为以法院为主，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共同参与，亲自到未成年人所在家庭、社区、学校、单位进行走访，调查报告较为真实地反映未成年人在实施犯罪前的平时表现、性格特点、成长环境等。同时，镇海法院与镇海看守所建立了良好的工作机制，对被羁押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发放心理测评的综合测试题，对未成年人犯罪后的表现及心理状态进行测评，以全面了解未成年人犯罪前后的表现。

3、规范阶段。20xx年，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宁波市公安局、宁波市司法局联合发文《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开展社会调查，调查主体为未成年被告人户籍所在地或者暂住地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应当提供或审查社会调查报告，人民法院应当将社会调查报告作为量刑依据进行质证。这一规范性文件，明确了社会调查的主体、内容、作用等，操作性强，为司法实践起到很好地指导作用。

20xx年至20xx年第一季度（图表一），镇海法院受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共对53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发出调查函86份，并对其中12份的社会调查报告进行当庭质证，对符合非监刑条件的未成年被告人尽量适用缓刑或单处罚金。这对于提高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判质量，加强司法机关之间及其与司法行政机关之间的配合，更加有效地加强对未成年人罪犯的矫正帮教，建立对犯罪未成年人评估体系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取得的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主要特点

1、社会调查主体多元化。由于法律法规对社会调查缺乏明确细化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程序的启动主体与直接调查主体呈现出多方参与的趋势。长期以来，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均可以作为社会调查主体，社会调查主体呈现多元化的特点。20xx年以来，镇海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主要由未成年人户籍所在地或者暂住地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直接参与调查。而启动社会调查程序的主体，仍呈现多元化特点：一是由公安机关启动。公安机关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立案后，通过司法系统内部联网信息平台或者书面委托方式，委托相关机关开展调查。二是由检察机关启动。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应认真审查公安机关是否随案移送社会调查报告等材料，如公安机关未移送社会调查报告，检察机关也可以委托相关机关开展调查。三是由人民法院启动。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也可启动社会调查程序，对可能适用非监禁刑但尚未提供社会调查报告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开展调查。以镇海法院已经进行过社会调查的53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例（图表二），横向比较三家单位，其中由公安机关启动社会调查的案件为37件，占69%；由人民法院启动社会调查的案件为13件，占25%；由检察机关启动调查调查的案件为3件，仅占6%。

2、跨区域调查案件数量多（图表三）。在86名被调查对象中，其中宁波大市籍贯的未成年人为4名，宁波市外但浙江省内籍贯的未成年人为5名，浙江省外籍贯的未成年人为75名。由于外省未成年人犯罪较多，大部分案件都需要跨区域进行调查，工作量较大。

3、司法指导性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前社会调查报告是极具司法指导性的综合性材料。首先，调查报告所反映的内容是对未成年犯罪量刑的酌定情节之一，是影响法院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的重要依据，特别是拟判处非监禁刑和免刑的被告人。其次，调查报告为法庭教育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法庭教育是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必经程序，对于未成年罪犯能否认罪服法，自觉改造有着积极影响。由于每个未成年罪犯的个体情况存在不同，接受法庭教育的自觉性和感悟点均不相同。因此，调查报告为法官结合案情和未成年人的具体情况把握庭审感化点提供了有利依据。第三，调查报告为跟踪帮教提供了有效的参考资料。一方面，对未成人罪犯所在学校、家庭、单位进行社会调查，为确立该未成年人罪犯有无帮教条件和制定帮教措施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也对未成年罪犯在执行刑罚过程中帮助其正确认识犯罪行为、认真悔罪改造极为有利。

4、调查报告回函效果较差（图表四）。由公安机关以邮寄送达的方式委托相关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直接参与调查，是当前通用的做法，但由于种种原因，调查回函效果并不理想。据统计，超过70%的调查函在寄出后得不到任何回复，法院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只有一份无法进行社会调查的情况说明；14%的调查函回复不详，调查内容填写过于简单、敷衍了事；9%的调查函逾期回复；只有6%的调查函及时地得到较为客观、全面回复，该部分主要为本地户籍或浙江省内户籍的未成年被告人。

5、案件审理天数增加（图表五）。根据《浙江省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实施办法（试行）》规定，进行社会调查的时限为7个工作日，最长可延长至15个工作日，加上邮寄委托调查函、司法部门回寄调查函等程序，导致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天数普遍增加。20xx年，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全面推行社会调查制度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平均审理天数为16.6天，同比增加9.2％。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平均审理天数为28.5天，同比增加6.3％。

图表五：平均审理天数对比图

20xx年平均审理天数（单位：天）

20xx年平均审理天数（单位：天）

同比增加（％）

简易程序

13.2

15.6

18.2

普通程序

17.8

19.5

10.7

三、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存在的问题

1、 社会调查主体不统一。

由于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对社会调查的主体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 20xx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也仅仅规定社会调查的启动机关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但没有明文规定社会调查的主体。在司法实践中,没有专门的社会调查主体，司法机关可以委托其他机构社会调查，也可以直接依职权进行社会调查。自20xx年以来，根据宁波市规范性文件《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镇海法院受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对每一个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均委托户籍地或居住地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进行社会调查，这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社会调查主体，但由于异地籍未成年被告人占绝大多数，社会调查委托函回复率极低，异地籍未成年被告人户籍地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调查主体。

2、 社会调查启动阶段过晚。

目前，我国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多数被羁押，只有少数被取保候审。因而,应尽早启动社会调查,根据社会调查的情况，确定是否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变更强制措施，减少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羁押时间,避免刑罚不确定所带来的伤害。但长期以来，社会调查启动的时间过晚,多数是在较晚的审判阶段进行的。20xx年以来，宁波市规范性文件《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应当立案后，应及时委托社会调查。但实际上，公安机关往往只是以书面委托形式发函，没有全面落实社会调查报告，对于是否回函、回函具体内容不予关注。甚至，法院受理的有些宁波本地户籍的未成年被告人在公安机关发函后，司法行政机关未予回复，直到审判阶段，法院仍需依职权启动社会调查。在审判阶段启动社会调查,不仅因为刑事案件审理期限较短，要在几日内提交社会调查报告，时间过于仓促，而且在审判阶段进行社会调查可能会增加羁押时间,从而与该社会调查制度设计的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初衷相违背。

3、 社会调查报告内容流于形式。

作为沿海经济发达城市，镇海流动人口多，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异地籍未成年罪犯更是占了绝大多数。大多数未成年被告人户籍地与居住地长期分离，司法机关的社会调查委托函一般发至被告人户籍地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但由于被告人长期在外地居住，户籍地社区矫正机构很难从村委会或街坊邻居、工作单位或学校了解到他们的真实情况及现实表现。因此，司法实践中，社会调查报告的质量不高，内容流于形式，社会调查报告内容过于简单、敷衍了事，缺乏深入的剖析和挖掘。尤其是以表格为载体的社会调查报告，多数指标简单且带有随意性，再加上表格填写者大多与未成年被告人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填写内容的客观性也难以保证。

4、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定位不清。

由于我国目前基本上没有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适用规则,现有的法律、司法解释仅仅粗略地规定了社会调查报告的大致内容、使用必要性和参考作用,理论界、实务界对于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反映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成长经历、家庭情况及案发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可以认为是“品格证据”[2]。有观点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有相关性、专业性、科学性和应用性，属于“专家证据”。[3]也有的观点认为，社会调查报告不属于刑事诉讼所列的证据种类中的证据，只能在量刑中起到参考作用。

5、 社会调查报告在裁判文书中表述不足。

早在20xx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普通程序的刑事判决书样式》中，已经明确要求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情况写入判决书中。20xx年，最高人民法院新印发的《关于一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普通程序的刑事判决书样式和一审未成年人刑事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刑事判决书样式》再次强调，判决书中应专门论述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内容以及控辩双方提出的意见。但由于现有的社会调查报告质量不高，控辩双方也没有实质性的质证意见，判决书中关于社会调查报告的表述也往往出现格式化表述，缺乏针对性的分析和论述。

四、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建议

20xx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专门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其中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社会调查制度写入规范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法律,成为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意义重大，也进一步明确了社会调查制度存在的法律基础，但该条文的规定，与以往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一样，都是纲领性、原则性、非强制性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有待于司法解释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明确作为一项专门制度进行系统化的规定，以满足当前司法实践的需要。

1、设立专门的社会调查机构。

世界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一般都由专门机构负责。如在日本，设有家庭裁判所，由调查官负责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进行庭前审查。在德国，设有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由经过专业培训的工作人员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4]我国应成立专门的社会调查机构,聘用符合社会调查工作需要的人员专门从事社会调查报告,并不断完善对社会调查人员的培训工作。具体而言,可以把此项工作划归司法行政部门管理,在司法行政机关设立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机构。同时，加强异地委托调查。建立全国性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协作网络，建立委托调查合作机制，从而提升社会调查报告的有益价值。

2、社会调查程序应在侦查阶段启动。

刑事诉讼中第一个环节是侦查阶段, 在侦查阶段进行社会调查，有利于整个刑事诉讼的快速进行。早在1995年，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第10条规定：“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讯问应当采取不同于成年人的方式。讯问前，除掌握案件情况和证据材料外，还应当了解其生活、学习环境、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心理状态及社会交往等情况，有针对性地制作讯问提纲。”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广泛 ,需要大量的工作时间才能完成，在侦查阶段开始社会调查工作，可以减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的时间和等待判决的时间 ,符合对未成年嫌疑人快诉快速的原则要求。因此，侦查阶段开始社会调查程序,可将对未成年嫌疑人的教育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当中。

3、统一社会调查报告介入诉讼的模式。

社会调查报告能否作为证据使用，作为何种证据使用，在司法实践中认识不一。我们认为，社会调查报告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品格及可信度，是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量刑的主要依据，可以作为量刑的证据使用，但是应认真审查其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因此，在法庭调查中，应当对社会调查报告进行当庭质证，建议由社会调查人员宣读社会调查报告，由控辩双方对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发表质证意见。法庭辩论中，控辩双方可以对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及对量刑的影响展开辩论。

4、规范社会调查的方式、程序及裁判文书中的相关表述

社会调查主要的对象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其法定代理人、监护人、所在单位或村委会等。由于社会调查内容多，涉及面广，为保障未成年被告人权益 ,可采取以下方式 : (1)二人调查制度。必须指派二人以上专门人员或指派专门机构开展调查 ,以确保调查过程的公正；(2)实地考察制度。调查员一般应实地深入到未成年被告人的家庭、社区、学校等地 ,通过走访父母亲友 ,邻居好友、老师同学等方式展开考察 ,还可以采取电话、书信、网络、委托等方式 ,多种方法配合使用； (3)调查报告制度。对调查过程及结果应当场制作调查笔录 ,按时完成调查报告。此外，应加强未成年人刑事裁判文书的检查，切实改进未成年人刑事裁判文书中对社会调查报告内容表述格式化或表述不足的现状，转变观念、更新意识，在尊重未成年被告人及其家庭隐私的前提下，简明扼要地将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成长经历、家庭情况、社会交往及案发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表述在裁判文书中，并结合调查报告的内容深入浅出地剖析未成年被告人走上犯罪道路的主客观原因。

2016醉驾调研报告
案件移送调查报告 第六篇

醉驾调研报告

我国公路建设为适应经济发展速度，几度提速，到xxxx年底，全国公路里程达398.4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通车里程7.4万公里）；机动车保有量达1•99亿辆，拥有驾驶证人员2.05亿人。公路建设的高速发展，在助力于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引致违法驾驶及其造成的交通事故居高不下，严重威胁广大群众的生命安全。正是基于这种严峻形势，国家立法理念从结果本位走向行为本位，于2016年2月25日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驶、追逐竞驶入罪刑法，体现了对民意的回应，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

在近3年时间里，全国各地司法机关在办理危险驾驶犯罪案件的过程中，基本采取了零容忍态度，全国形成共识，统一量刑标准，且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有力打击和遏制了醉驾、飚车等危险驾驶之违法犯罪行为。但随着司法实践的深入推进，不少问题显现出来，尤其是醉驾上的疑难问题逐步形成司法困境，而且，初期的有些作法已明显不适应形势的发展，效应式司法必然要走向精细化司法。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本文试图就相关醉驾入罪之疑难问题，以法律适用为视角，谈点一孔之见，期望有助于问题之研究。

一、关于醉驾之强制措施适用难问题

醉驾入刑以来，各地司法机关在办案中逐步发现，对醉驾行为人施以强制措施存在诸多困境，主要表现为：刑法第133条中对醉驾犯罪的法定刑为拘役并处罚金，这就自然排除了逮捕强制措施之适用，因为逮捕的必备条件之一是“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醉酒犯罪不符合逮捕条件。根据刑诉法第六章强制措施的规定，醉驾排除逮捕适用后，只有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可供选择。刑事拘留，法定期限一般为3日，情况复杂且经批准可延长1-4日，对结伙、流窜、多次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可经批准延长至30日。而醉驾刑事拘留期限最长只能是7日。也就是说，司法机关必须在7日内完成醉驾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判决，无疑加重了司法机关的办案压力。取保候审，适用对象是管制、拘役或独立附加刑者或有期徒刑取保不致于发生社会危险性者，以及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者或哺乳期中的妇女等。但醉驾案中一定比例的行为人来自外地，无法提供符合条件的保证人，采用保证金取保方式又难以确保行为人随时到案。监视居住，多适用于严惩疾病、生活不能自理者，怀孕或处于哺育期中的妇女，或属于生活不能自理者的唯一扶养人等，且办案中采用监视居住方式耗费人力物力，实际效果也不好，司法机关很少适用，这一强制措施基本形同虚设。

综上比较，司法机关对醉驾犯罪嫌疑人采取的法定强制措施，基本上仅限于取保候审和刑事拘留两种，这也是近三年来司法实践的基本走向。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三种办法走出强制措施之司法困境。其一，推行以取保候审为主，刑事拘留为辅的选择适用原则。因为取保候审法定最长期限为12个月，既可以为司法办案留足办案时间，减轻办案压力，又可以节省人力物力，降低司法成本，更合于醉驾案件社会危险性较低之特点，这原本系刑诉法第70条的立法要求。其二，采用取保候审方便了各个司法机关的程序操作与办案衔接，利于诉讼程序的快速运转，而且一旦嫌疑人严重违反取保候审规定时，各办案机关均可改变措施施行逮捕方式，且不受刑诉法第79条之限制。其三，根据国家立法机关近期已着手修改刑法的动态（法制日报2016年1月24日“人大立法”版《法工委已经着手进行调研论证》），建议增加规定“曾因醉驾判刑的，应当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追究刑事责任”，提高醉驾法定刑，从而解决强制措施适用等一系列程序性问题。

二、关于醉驾之证据收集难问题

目前，一些办案单位反映，一方面，目前认定醉驾犯罪标准主要看犯罪嫌疑人酒精检测结果，即呼气酒精检测结果和血液酒精检测结果。问题在于，呼气、血液两种检测存在时间间隔问题，但酒精却是不断挥发和被人体分解的，从而造成在呼气检测时达到醉驾标准，但送去专门机构进行血液检测时却没能达到标准。另一方面，言词证据存在极大的不稳定性，通常情况下交警最初查获时嫌疑人一般都承认其有醉驾行为，但当案子移送检察机关或审判机关时，却对醉驾声称不清楚或矢口否认，甚至编造没有开车的事实或证据。再一方面，证人证言也存在不稳定性，因为醉驾案件中，目击证人往往是犯罪嫌疑人的亲朋好友，证人很难作真实陈述，而且犯罪嫌疑人案发后多被取保候审，有充足时间和空间去活动，极大提高了串供和干扰证人的可能性（记者走访海口市龙华区检察院时刘枚副检察长发表的看法，法制日报1月24日“视点”栏目）。

笔者认为，证据是定案之根据，事关醉驾犯罪的打击力度问题，的确马虎不得。根据司法实践反映出的问题，笔者认为改进取证方法，完善规范化、标准化取证体系很重要。第一，在酒精含量的取证上，确保真实性和准确度。既然目前认定醉驾犯罪标准主要是看犯罪嫌疑人酒精检测结果，亦即呼气酒精检测和血液酒精检测定案，所以就应当在检测上下功夫，在抽取血液样本、测定电子违法数据时，谨慎实现证据获取的真实性和准确度，提高取证质量。第二，为防止呼气检测与血液检测因时间间隔发生的误差，一方面，在检测规则上应当确定比较科学的误差值，既承认这种自然现象，又体现以事实为根据的司法原则；另一方面，强化检测程序理念，力求准确、及时，实行血液备分封存，将时间间隔形成之误差降到最低限度。再一方面，在制度和规则上坚持“首次检测为主”的认证标准，之后的任何检测只作为参考值。第三，在言辞证据的取证上，为防止翻供和串证行为，应当效仿看守所提审的方式，实行全程式录音录相监控，以证明办案机关录取口供和证言的文明办案程度，程序合法公正程度，从根本上消除串供、翻供隐患。

三、关于改造与回归社会问题

据相关媒体和办案单位反映，醉驾犯罪的刑事改造和社会接纳问题，亦已成为司法实践中的突出问题。这是因为，一方面，醉驾行为人所承受的刑罚是拘役刑，而拘役刑是在看守所的羁押场所内执行，但由于看守所内关押的涉罪人员成份十分复杂，醉驾执行难免发生“感染”，极有可能由轻罪向恶性犯罪恶化，由单纯性犯罪向复杂性犯罪转化。另一方面，按照现有法律和政策规定，劳动者依法判处刑罚后，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者合同；公务员被判刑后，应当给予开除处分；高校学生被判刑后，学校有权给予开除学籍处分。如此，醉驾行为人服刑出狱后，将面临失业、失学等严重社会问题，使之难于回归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中去（海口市龙华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刘枚的看法，参2016年1月24日法制日报“视点”栏目）。

上列问题，集中反映了醉驾服刑人员的改造环境和回归社会问题，既涉及刑罚之后的改造质量，又涉及服刑完毕后的失业、失学问题。在笔者看来，这些问题，有的是司法机关能够解决的，有的却需要国家政策调整和全社会参与方能解决。首先，关于醉驾改造环境问题，这是司法机关自身可以解决的问题。在笔者看来，醉驾作为轻微刑之短期监禁刑犯罪，无论简单犯罪与复杂犯罪之区分，还是轻刑与重罪之区别，都表明不能在看守所实行混合关押。有条件的，可以另辟看守所之分所，专门设置醉驾服刑之场所，并实行有别于看守所的执行方式，坚持政治教育与劳动改造相结合，重在深刻反省醉酒驾驶给社会、他人和国家带来的危害，从思想深处解决问题；没有条件的，应在看守所专辟“醉驾服刑监区”或监室，由专门管教组织学习和劳动，严防交叉感染。其次，关于回归社会问题，一方面，对醉驾情节较轻，认罪较好，过去没有劣迹者，重视适用非监禁刑或者免于刑事处罚，减少被开除所带来的失业、失学后遗症；另一方面，驾驶人员的特点一般是每一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甚至大多是“一辆车养活一个家庭”，一旦失业将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这就需要社会从制度上来保障，应当明确规定，一般情况下凡能接受改造的，均应保留其驾驶资格，不得予以开除；凡公务员犯罪的，一般保留公职；凡在校学生犯罪的，不能因此失学；对未成年学生，应当实行前罪封存制度，不因此影响就读、参军或参加工作。只有这样，方能避免醉驾入刑产生的消极效应。

（编辑：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