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回避制度研究

公务员回避制度论文
公务员回避制度研究 第一篇

浅谈对我国当代公务员

回避制度的认识

专业班级：人力1101

姓 名：李国梁

学 号：311110030123

2014.5.18

【摘要】公务员回避制度是我国公务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回避制度从东汉正式建立，南北朝市普遍实行，唐、宋时期日趋严密，到了清代，已经形成了包括职务回避、地区回避、公务回避在内的完整的回避制度。但回避制度发展到现在，回避制度在现实中却很少用于实践，对于什么利害关系也没有明确的解释，回避范围窄。本文综述我国当代公务员回避制度，然后阐述公务员回避制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对策，使公务员制度不断完善。

【关键词】公务员 回避制度 回避内容 制度缺陷 完善措施

一、我国公务员回避制度的具体内容

所谓回避制度，就是为保证有权机关公正、严格执法，当相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因其与所处理的行政事务有一定利害关系时，根据法律规定的范围和程序，使其回避的一种法律制度。从内容上看，公务员回避制度主要分为：职务回避、公务回避、地域回避。

（一）任职回避

任职回避是指公务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和财务工作。

（二）地域回避

地域回避是指公务员不得在自己成长地担任一定级别的领导职务。包括乡级机关、县级机关及其有关部门主要领导职务。但自治县县长应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民族乡的乡长由建立民族乡的少数民族公民担任。

（三）公务回避【公务员回避制度研究】

公务回避是指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时涉及与本人有利害关系的；涉及与本人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情形。

二、我国公务员回避制度现状及问题

(一) 我国公务员回避制度现状

2005年我国颁布的《公务员法》中，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对任职回避、地域回避和公务回避作出了比较系统的规定。2006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对领导干部任职回避的适用情形、操作程序等作出了明确规定。2011年12月，中组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出台《公务员回避规定(试行)》明确规定：“公务员回避包括任职回避、地域回避和公务回避。”这些法律法规都不同程度地规定了有关公务员回避的措施，为推动我国公务员秉公执法，保持公务员队伍的公正廉

洁，切实维护公共利益，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我国公务员回避制度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公务员回避制度日趋完善，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现行公务员回避制度的相关规定，散见于不同的法律、法规之中，而且适用范围主要限于行政处罚程序，在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程序中很少有公务员回避的规定。此外，虽已出台有关公务员回避的专项法规，但现行规定过于概括、简约，往往只规定公务员在执行某项公务时应当回避的原则，而对回避的具体程序及法律后果等未作出详细规定，可操作性不强。

二，回避的范围和种类不够全面。对于回避的范围，目前主要回避亲属关系中的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对于回避的种类，我国刚出台的《公务员回避规定(试行)》中没有对公务员离任回避作出明确的规定，未能真正做到通过“进、管、出”三个环节来对公务员履行职务加以全面限制。【公务员回避制度研究】

三，回避的法律规定有待完善。首先，对回避理由的规定不够具体、过于简单。现有立法对公务员回避理由的相关规定，基本重复了《公务员法》第68条和70条的内容，对于“亲属关系”

给出了限制，而对于“利害关系”的界定及范围，《公务员法》和其他有关公务员回避制度的法律法规均未给出详细的规定，一旦行政机关在解释中出现偏差或者失误，必将造成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侵害。其次，对回避程序的规定不够详尽。现行法规对任职回避、地域回避以及公务回避的程序作出了规定，而对该程序启动和运行的各个环节，包括提出方式和时限、举证责任、审查标准、审查方式、决定方式、决定时效、公务员回避后继任人的确定等一系列程序性事项基本未作规定，这必然会降低公务员回避制度的实效性和操作性。再次，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对公务员未回避而作出的行政行为是无效，还是可撤消或可更正无明确规定;对公务员违反回避程序时所要求承担的法律责任的规定也不具体。“立法如果不表明公务人员违反公务回避制度所实施的行为是否有效，往往会导致回避制度对国家公务人员行为没有约束力，从而使公务回避制度形同虚设。”[6]最后，“在我国《公务员法》规定的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中，并没有涉及公务员回避的相关条款。部分地区的规范性文件中虽然对回避救济制度有所涉及，但是仅限于驳回申请决定的公务员可向原决定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的范围内，救济程序简单，救济途径狭窄。在实际的职权行使过程中，行政机关、公务员和行政相对人对公务员回避的情况产生争议时，公务员如何寻求救济;或者在公务员本应回避而没有回避时，行政相对人如何寻求救济，立法都未能明确。

公务员回避制度的案例
公务员回避制度研究 第二篇

浅析公务员任职回避问题

【案例一】“近亲繁殖”的铁道部（关系回避）【公务员回避制度研究】

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7月24日晚间的新闻发布会上，被记者问到“为何救援宣告结束后仍发现一名生还儿童”时，他答：“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之后，被问到为何要掩埋车头时，王勇平又说出了另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日前，网民崔勤malisha以王勇平家庭成员的造句在网络上热传：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先生你好，您的大女儿王晓英是铁道部财务局主任，大女婿李阁奎是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二女儿王晓霞是北京市计生局处长，二女婿郭亮是北京市中心医院副院长，小儿子王晓飞是铁道部质检科科长，儿媳张宁是市妇联主任。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同年7月中旬，铁道部运输局车辆部副主任刘瑞扬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其妻子、铁道部文联副秘书长陈宜涵也在同一天被带走。

2011年2月11日晚，58岁的铁道部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被有关部门带走。关于刘志军案，据称他任人唯亲，任内提拔大量亲戚任职铁路系统。他的弟弟刘志祥数年内从一个普通的铁道工人做到了火车司机、人事干部、纪委书记、副站长，直至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汉口火车站站长。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

铁路系统人事制度上的“近亲繁殖”不仅容易产生官官相护，令监管和问责制度失效，而且许多在责任事故中受处分的官员在事件冷淡后，又以别的职务上任。

网民“瞎猫AQ369”指出，为什么铁路的腐败问题长期无人过问？主要的问题是由于体制问题所掩盖！因为它几乎是个封闭似的家长式管理，特别是家里有个在铁路当权的，那可不得了！所谓鸡犬升天，那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任人为亲、裙带关系甚至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铁路可以说是从上到下贪官到处可见！“瞎猫”认为，最可气的是那些所谓纪检、监察部门形同虚设！他们本来就是花钱或是走后门好不容易捞到的这个位子。

补充：

铁道部安氏家族家谱

安路勤——原北京铁路局局长、现铁道部副部长

安路生——原上海铁路局局长

安立敏——铁道部纪委书记、纪检组长

安国栋——铁道部副总工程师

安鹤翔——铁道部国际合作司原副司长、巡视员

安金黎——铁道部建设管理司副司长

【案例二】（关系回避）

近日，有网帖爆料并质疑，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县委书记毛知兵28岁的外甥女——赵群子在选美之后一路火箭提拔的公正性。赵群子本科毕业一年直接从学校挂职副镇长，隔年任县科技局局长，28岁当选岳阳市华容县副县长。在任华容县科技局局长后，有网友发帖

称，“新局长24岁，参加工作不到4年，副职经验无、基层经验缺、工作资历浅，不知道为何县委选她当局长。”曾与毛共事过的一位知情人告诉记者，“赵群子是毛知兵外甥女一事千真万确，赵的学历不高，参加当地选美比赛出道。”(据6月5日《南京日报》)

记者调查发现，舅舅毛知兵从1999年开始在岳阳市工作，历任共青团岳阳市委书记、岳阳市某局党组书记、临湘市市委书记，现任岳阳县县委书记。在正处级舅舅“征战”过的“领地”上，外甥女火箭升迁是否与舅舅有关，这成了坊间质疑不断的话题。但，就网友质疑，依据现行公务员法的回避范围看，结果并不乐观。

公务员法第68条规定了公务员之间有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和财务工作。也就是说，三代旁系血亲在不同的机关部门任职，不回避问题也不大。

而“学历不高、副职经验无、基层经验缺、工作资历浅”并不能断定赵群子不能成长为造福一方的好公仆。其实，这一事件中，最不能让人信服的还是舅舅和外甥女的关系，因为这层关系在根本上影响着人们对行政公正性的期待。

应受公平公正对待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本性。而无论哪个国家，都存在伦理社会中的人情因素，我国也是如此。“人情”是社会关系的基础，亲属观念强化了人情社会的价值。纵然，人情对融洽内部关系、提高管理实效有好处，但对行使公权力的行政机构而言，建立在亲属基础上的公务员关系是影响公平公正的情理因素。而恰恰，保障行政公正感，满足人们受到公平对待的期待，正是在公务员法中设立回避制度的立法价值。在这一价值下，但凡影响一般群众感受行政公正感的亲属关系理应回避。

事实上，今年以来，质疑年轻干部“火箭提拔”的事件并非独此一件:山东济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女儿25岁就任济宁市辖区某镇镇长;27岁副县长徐韬也被曝有高官父母;而就在前天，广东某县委组织部也在网友猜测的“官二代”声中，终止破格提拔25岁的赵春娜。这些年轻干部与官一代的关系同样不在公务员的回避范围内，但却个个不被公众信服和接纳。

类似的事件和质疑还会不断产生，这让我们看到，扩大公务员的回避主体、部门和地域范围，把外甥(女)侄子(女)请出舅舅叔叔们的“领地”，到亲人们够不着的地方发光发热，是法治应赋予民众的公正待遇，也应是立法者可以考虑的在源头上回应质疑的正当路子

【案例三】（地域回避）-给领导的一份信

尊敬的领导：

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那溪瑶族乡乡长由本地人（肖和池）担任并不符合政策规定，有百害无一利，恳请洞口县委尽快予以纠正。

政策规定，县、乡两级党政正职不能由本地人担任，只有民族自治县除外。那溪乡只是一个少数民族乡，并不是一个少数民族自治乡，并没有“自治”。所以也应该执行任职规定。我们咨询了上级有关部门。而且本地人任乡长，有百害无一利，恳请洞口县委明察暗访，尽快纠正这一错误做法，以维护那溪的发展稳定。

知情人

二O一二年五月一日

【案例四】

公务员回避制度
公务员回避制度研究 第三篇

公务员回避制度

公务员法规定的回避包括任职回避、地域回避、公务回避。

回避是指为了防止公务员因个人利益和亲属关系等因素对公务活动产生不良影响，而在公务员所在职务、所执行公务和任职地区等方面做出一定的限制，使其避开有关亲属关系和公务的制度。

1任职回避

任职回避，又称职务回避，是指对有法定亲情关系的公务员，在担任某些关系比较密切的职务方面做出的限制。

（1）任职回避亲属

①夫妻关系； ②直系血亲关系，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 ③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包括伯叔姑舅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侄子女、甥子女； ④近婚亲关系，包括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配偶。

（2）回避职务

①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 ②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包括上一级正副职与下一级正副职之间的领导关系。 ③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和财务工作。 （3）变通执行 因地域或者工作性质特殊，需要变通执行职务回避的，由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规定。

2地域回避

我国《公务员法》第69条规定，公务员担任乡级机关、县级机关及其有关部门主要领导职务的，应当实行地域回避，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1）适用地域回避的行政机关为乡级机关、县级机关及其有关部门。

（2）适用地域回避的人员是担任上述机关和部门的主要领导职务的人员。一般包括乡、县级党政正职、纪委书记、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党委组织部长、人事局长、监察局长、公安局长等。

（3）适用地域回避的情形包括在原籍任职或在一地担任领导职务较长时间。地域回避主要规范对象为原籍任职。

3公务回避

公务员执行职务时，涉及本人或者本人配偶、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婚亲利害关系的，或者具有其他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情形的，应当回避。

公务员回避制度
公务员回避制度研究 第四篇

[篇一:公务员回避制度]

1、任职回避亲属

①夫妻关系；②直系血亲关系，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③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包括伯叔姑舅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侄子女、甥子女；④近婚亲关系，包括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配偶。(2)回避职务①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②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包括上一级正副职与下一级正副职之间的领导关系。公务员回避制度。③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和财务工作。(3)变通执行因地域或者工作性质特殊，需要变通执行职务回避的，由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规定。

2、地域回避

我国<公务员法>第69条规定，公务员担任乡级机关、县级机关及其有关部门主要领导职务的，应当实行地域回避，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1)适用地域回避的行政机关为乡级机关、县级机关及其有关部门。

(2)适用地域回避的人员是担任上述机关和部门的主要领导职务的人员。一般包括乡、县级党政正职、纪委书记、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党委组织部长、人事jú长、监察jú长、公安jú长等。

(3)适用地域回避的情形包括在原籍任职或在一地担任领导职务较长时间。公务员回避制度。地域回避主要规范对象为原籍任职。

3、公务回避

公务员执行职务时，涉及本人或者本人配偶、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婚亲利害关系的，或者具有其他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情形的，应当回避。

[篇二:公务员回避制度]

为进一步完善公务员回避制度，推进公务员法的顺利实施，按照公务员法配套法规立法规划，

科举制度的利弊
公务员回避制度研究 第五篇

[篇一:科举制度的积极影响]

从制度最初创立的初衷来看，科举制度是为了选拔官员而设立的。科举制度以考试为选拔人才的基础，颇有些考试面前人人平等的味道，且为了防止考官偏见以及受托、作弊等，各朝又有复试、誊录、糊名、磨堪等规定，以确保选官不受干扰。这样的一种选官模式，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任用官员的主观作用，体现出了任人唯才、唯贤，淡化了世族、门第的影响。形式上给几乎每一个人提供了可以进入仕途的均等机会，而且确实使大批中小地主及知识分子进入到封建国家统治机构中来，为封建统治阶级拓宽了政治基础。科举制度的利弊。科举选官制度与封建社会其他选官制度相比，要进步得多，合理得多。正因为如此，唐太宗看到当时人人参加科举考试的盛况时，dí国。而且就多次利用科举考试的题目为饵收取考生贿赂的钱财。这就不利于国家建设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社会良好制度。造成了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混乱。

总之就科举制度的消极作用来说并不主要是制度本身的错误，制度本身来说应该承认科举是一项好的选官，选才制度。科举制度是为了先才，也是能够选出传统社会的真才并委以重任的。至于明清科举的八股文之风，加上中国传统重术不重技术，重视人文科学轻自然科学的传统，才是导致明清以后科学技落后的真正原因。许多论者把科场上的作弊如挟带、替考、贿赂考官、通关节等说成是科举制的弊端，认为晚清科场作弊盛行说明科举制黑暗。实际上，从宋代以后基本定型的科场条规来看，作弊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就是现在的高考也会有作弊现象。妇女被排除在选拔范围之外，也不能归罪于科举，没有科举制，古代妇女也一样无权参政，这是古代社会性质所决定的。

科举在中国古代总的来说应该是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从制度的角度来说，科举制度确实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

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在各种场合一再称赞中国古代考试的公平性，强调考试在政府选任官员中的重要性。就制度本身而言，科举不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杰作，在中国历史上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如同传统文化的其他精华一样，科举制度的积极部分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

当今中国社会与科举制度关联最大的莫过于高考制度和公务员考试了。就形式上来说高考制度和公务员考试也是对科举制度的一种继承。能否正确认识科举制度，不再把科举制度当作贬义来批判，对科举制度能够进行比较客观深入的研究，对于我们完善高考制度，和公务员考试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篇二: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利与弊]

任何制度的合理性都是相对的，科举也不例外，今天我们看待其优劣时，不能脱离中国历史的实际，更不能疏忽其发生和发展的背景。为了能进一步地了解各种关于科举制度的评价，本文试图从历史研讨的角度动身，把对科举的各种评价分成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针对其合理性和其表现进行论述的，而另外一部分则是针对其不合理性及其表现进行阐明的。

科举简介

中国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根本制度。它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止于清朝末年，历经隋、唐、宋、元、明、清。根据史书记录，从隋朝大业元年(605)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止，整整连绵存在了1300周年。

中国科举制度的昌盛是历史的必然和一大提高，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动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仕"的原则，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特殊是对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替代和否认，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的接替而入仕以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机遇和条件。因此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人才选拔制度。

科举制的利在于:开放考试，接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改变了封建社会前期豪门士族操纵朝政的局势；广大庶族地主通过科举入仕做官，给封建政权注入了生机与活力；选拔官吏从此有了文化知识程度的客观根据，有利于形成高素质的文官队伍；读书一考试—做官三者接洽，把权、位与学识结合起来，营造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和刻苦勤恳读书的气氛；增进了文学的繁华，如唐以诗赋取士，增进了唐诗繁华。

(一)首先，通过科举考试选拔文官，是中国古代在人才选拔制度方面的一个历史性跨越。在科举制度发生之前，中国古代文官选拔制度发展史上，先后涌现过贵族世卿世禄、察举等制度。世卿世禄制度几乎完全不考虑个人才干，而仅以血缘关系为选拔根据，因而完全被大贵族所垄断。

1、汉代履行以察举为重要内容的选官制度，以推举为主，目的在于选拔道德修养和社会声望都出类拔萃的人才。

通过察举，汉代统治者确实选拔了不少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为汉代的繁华提供了较为充分的人才资源。但察举制度存在着所有推举制度难以克服的弊端，即被推举者的范围被局限，加上缺少具体的考核手腕，被举荐者往往可以弄虚作假，使察举制度在汉代后期成为世族门阀获得政治特权的重要工具。

2、而科举制度则向中下层知识分子开放，几乎所有士人都能报考，大大改变了世族门阀操纵朝政的局势，扩大了统治基础。不仅如此，最高统治者通过不断完美科举的各项制度，将“取士不问家世”作为科举考试宗旨，力求尽量达到“一切以程文为去留”(陆游语)的状况，为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提供了相对公平、客观的竞争环境。

士人能否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理想，症结在于能否在科场中写出高程度的文章。这样，世袭制、推举制中的人为因素，都被科场规制剔除，文章表达能力成为决议士人前途的重要因素，这对极不平等的传统社会而言，是一个历史性跨越。

(二)使选士与育士结合在一起。

科举制的涌现，把选士制和育士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实行儒家“学而优则仕”原则的道路。科举制通过必定的考试内容、方法来取士，这就要求参加科举的人具有必定的文化修养，特殊是要会它所要考的内容。这就促使人们努力学习各种文化知识，特殊是儒家经典。因而，在实际上就刺激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和繁华，并且形成了“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的社会风尚。而统一的科举内容必然会使教育内容和教材的统一，这就有利于大范围地普及教育。教育的发展必然会培养大量的人才，这我们可以从历史的痕迹中看得出来。其中彪炳史册的人才有寇准、晏殊、范仲淹、韩琦、富弼、包拯、司马光、欧阳修、文彦博、王安石、苏轼、苏辙、苏颂、宋祁、曾巩、柳永、黄庭坚、秦观、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沈括、李纲、朱熹、陆九渊、范成大、文天祥等等，他们当中既科学家，又有文学家和政治家。这是科举制度具有选拔人才功能的最有力的明证。

(三)科举制度在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展示了一些根本的原则。它们对当时和现在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例如，①平等原则。不论出身家世，人人可以自由报名考试，一经考中，立即授予资历并取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尽管很大程度上仍然保存必定的阴萌制)正是由于这个原则实现了当时社会的纵向流动。②公开的原则。通过层层选拔，试卷密封，考试人员隔离回避，使选拔过程化、标准化、公开化，这在必定程度堵塞舞弊行动的发生。可见，我们现在考试也采用了当时的一些先进的有借鉴意义的办法。③公平原则，也叫择优原则。考试成果张榜颁布，择优选取(尽管统治者主观决议作用占了很大的比重)等等。这些原则都是中国科举制度的巨大的历史遗产。科举制度的一系列近于近现代社会价值取向的精华部分，为世界考试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世界考试制度之源。

但科举考试内容到明代以八股文为主，即"八股取仕"。它逐渐成为僵化模式，特殊是到晚清时成为严重束缚知识分子的桎梏，暴露出种种弊端。对它消极性评价重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明清履行八股取士，从内容到情势严重束缚应考者，使许多知识分子不讲求实际学问，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学术文化的发展发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清末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是导致近代中国自然科学落伍的重要原因之一；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更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育。

(一)科举制度的社会导向功能，使知识分子阶层全部精力投入到科举上，即使穷得要饭也不肯改行做点对自己，对社会有益的其它事。<儒林外史>里的周进、范进等，考到头发都白了也中不了，最后考中，乐极生悲，这不可以说不是一个悲哀。象他们俩这样的人在当时不是少数，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就在科举考试的大海中消磨挣扎，造成众多“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迂腐的读书人。他们脑子里想的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种东西。从整体上说，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知识”构造是畸形的。

(二)国家只器重科举取士，而忽略学校教育。学校成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构，一切都围绕着科举考试来进行，学校失去了相对的独立地位和作用，完全成为科举制的附庸。学校生徒离散，校舍陈旧，学业荒芜，有名无实形同虚设。科举制对学校教育的发展发生了不良的冲击作用。

(三)科举内容以与政治亲密相关的史学，文学为主，使中国文化偏颇于文、史，因而，不仅自然科学的发展迟缓，就连音乐、美术、舞蹈、戏剧、雕塑艺术的发展也受到了必定的局限。后来成为中国落伍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科举制度有很强的诱骗性。尽管科举制有一套完备的考试制度，表面看来似乎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其实在当时的社会里，统治者或者说评分者的主观性往往影响了考试的公平性。很多人为了通过考试，往往串通考官，考官或受贿赂或迫于各种压力，考前就有了录取名单，这其实也反映了科举制度也并非是那么公平的，在执行的过程中也存在很多漏洞，这就导致了出身寒门的广大知识分子消费他们一生的时间在考取科举上而没有任何的收获，造成了社会人才的极大糟蹋。

(五)科举束缚思想，败坏学风。科举考试的内容局限于儒家的几部经典著作以及华丽的诗赋，考试的方法迫使人以死记硬背为主。学校的教育部署又是围绕着科举制进行的，成果便导致了学校教育中重文、史，轻实学；重记诵而不求义理，形成了教条主义，情势主义的学习风尚。虽然历史上也不缺少改革不合理的科举内容的这种做法，但最终由于反对派的势力太过强大而以失败 告终。种种的这种原因导致了我们的广大知识分子终日埋头苦读，不重视研讨现实问题和自然科学，器重课本知识歧视实践活动，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窒息了思想的活力，形成了重威信轻创新，重继承轻发展的思维方式和依靠性强而独立性弱的性情特点。另外，由于科举取士的名额太少，竞争又太激烈，不少人竟不择手腕地通关节、走后门，甚至出卖自己地人格、良知，败坏社会风尚。

心得体会

科举制度有弊也有利，它的存在与否要看当时它的哪一方面作用占重要地位，它的发生是必然的，是符合当时社会和统治者的需要的，在那个时候，它的积极性就大于消极性。但是它的灭亡也是必然的，因为社会已经缉捕了，它不再需要这样越来越多弊端的科举制度了，它呼唤另外一种更先进的制度出来，所以科举制度自然要退出历史的舞台。虽然科举制度的废止至今也已经有100年了，但是我们不可以否认他曾经作出的贡献，也不要疏忽它留下来的宝贵遗产。反而，我们更应当加以利用，为我们的当今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篇三:科举制利弊得失再检讨]

在科举制兴起之前，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为“察举制”。所谓“察举”，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考察、举荐。“察”是从上至下，是领导考察；“举”是从下到上，是群众推荐。这一制度形成的准确时间不太清楚，至少在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就曾下诏求贤，要求各郡国推举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汉代察举制度之先河。至汉文帝，察举制度体制化，成为汉王朝选拔官员的一项正式制度，不断由各郡国向中央荐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此为统治阶级提供新鲜力量。

稍后，在汉武帝的主持下，察举制度进一步规范:一是规定以儒术作为取士的标准；二是规定察举的内容应该包括德行、学问、法令和谋略4个方面；三是将察举分为岁举和诏举两类，岁举为常科，每年进行。科目有孝廉、秀才。察孝廉的对象是地方上6百石以下的官员和通晓儒家经书的儒生，他们提名之后由郡国每年向中央推荐，其出路一般是到中央政府任郎官。孝廉的名额有限制，东汉和帝时规定凡满20万人的郡国每年举一人，不满20万人的每两年举一人，不满10万人的郡国3年举一人。举孝廉是察举常科的主要科目，是入仕的正途。所谓诏举，就是由皇帝下诏察举人才，是临时性特科，人数不限、时间不定。

无论岁举还是诏举，这些被选中的贤良文学到了中央，还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程序才能获得任命。考试的办法主要有对策和射策两种。对策就是命题作文，射策就是抽签考试。凡属诏举上来的人士，一般由天子直接面试，大多问些皇上当时最关心的事情。

应该承认，领导考察与群众推荐相结合的察举制，在实行的几百年中也为两汉王朝选拔了大量有用人才，只是随着政治腐败日趋严重，察举不实的现象时有发生，至东汉晚期，察举制已成为豪强或官吏安插私人的工具，这一制度才逐步失去其创设之初的功能。

为纠正两汉察举制度的缺陷，曹魏政权开始实行“九品中正制”。按照这一制度，中央政府在各州郡设立“中正”官，负责察访、评定本地士人，按其才德声望划分为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然后根据士人的品级，向吏部推荐出仕人选，士人德才有变，“中正”有权升降其品级。

“九品中正制”的意义是将士人评议品级的权力由豪门名士之手收归中央，这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东汉以来豪门名士操纵察举的局面，从而使人才的选拔相对来说更加公平和公正。

但是到了南北朝，由于门阀大族势力重新抬头，“九品中正制”遭到严重破坏，负责人才选拔的官吏利用其掌控的考核权力，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任意品评，败坏吏治，天下汹汹，但争品位，不闻推让，最后结果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晋书·刘毅传>)。九品中正成了九品不中不正，所有上品皆为世家大族，而寒门弟子即便怀抱真才实学，也只能屈居下品。

鉴于“九品中正制”既压抑了大批寒士的进取之途，又妨碍了皇权专制的强化，因而当隋朝建国不久，即废除中正，另设“州都”负责举荐人才，但不再给士人划分品级，只需参照“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科进行考察，分别荐进。炀帝即位后，又于大业三年(607)令各级文武举荐人才，共分10科: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才堪将略、膂力骁壮。又二年，诏诸州荐人分为4科: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显然，隋朝的选官办法是两汉察举制的沿袭与改良，依然无法解决人才选拔中的客观标准问题。

继隋而立的唐朝在开国后便调整官吏选拔制度，正式建立科举考试制度。唐高祖武德四年(621)令诸州进行人才选拔考试，报名资格是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资格认定后由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其合格者，由各州每年10月向中央推荐，谓之举进士，经考试合格者，皆称进士。这就将进士作为一个重要的科目规定下来，并第一次明确每年10月到中央考试，明确州县地方考试只是预试，相当于后来的乡试，只有到中央的正式考试，才是国家大考。第二年，唐中央政府明确士人自愿报名，投牒自应，而不必再经过任何官府或官吏的举荐，这样便使下层寒士真正获得了进入统治阶层的机会。在唐朝，这种考试的科目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举行的考试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50多种，这就叫作“分别科目”进行考试和选拔。又由于这些参加考试的士子由各地政府举送而来，所以科举两字的准确含义就是“分别科目，举送人才”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在唐朝最初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这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儒家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儒家经典和唐朝的官方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死记硬背比较容易，文学才能毕竟需要某种天赋，所以重诗赋的进士科比较难，而以儒家义理为主的明经科则相对容易。

科举制虽然在唐朝建立了，但这个制度的完善与定型并对中国政治发展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还是到了北宋时期。北宋熙宁年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科举制度的改革首当其冲。其内容主要有:1、合并唐朝科举制中复杂的科目，只设进士一科。2、废除考试中的诗赋、帖经、墨义等形式，专以经义、论、策取士。3、殿试仅试策一道，且不得少于一千字。4、取士必须由学校逐次升等，最后参加中央组织的统一考试。这种办法也在明清确定下来，形成童生、生员(即秀才)、举人、进士4个固定的等级，重要的3个考试分别是州试、省试和殿试。州试由各地方举行，通过的举人进京参加由礼部在贡院举行的3天省试。殿试则由皇上亲自主持，在宫内举行。凡殿试中进士者皆即授官，不再需要经吏部选试。

宋朝确立的科举制度在金元时期受到破坏，到了明朝全面恢复北宋比较严格的科举取士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与调整。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下诏开科举，规定中外文臣都必须通过科举途径而进，非科举者勿得与官，科举考试成了官僚体制的重要构成。

1644年清兵入关，两年后，清政府举行首次科举考试，大体照搬明朝成例，在清一代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其形式与内容差不多完全承袭明王朝。

后来人总是说科举制度抑制人才的成长，殊不知，在没有其他更好选拔方式的历史条件下，严格的考试制度可能是最好的选拔制度。而科举大概就属于这样的制度。

按照科举制的一般原则，它具有这样几个基本特点或意义:

一是投牒自应，读书人不论出身、地位、财产状况，均可自行报名参加考试，不必再经过官吏的举荐。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朝为田中郎，暮登天子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大概是绝对公平的考试制度下一切读书人的追求。这个制度之所以被日本、越南、韩国长期采纳，被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看重，其实就是它的“三公”原则。英国在19世纪中期开始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法以及由此而确定的文官制度，显然是对科举制的“制度移植”。

二是科举考试定期进行，不必再等候专门下诏才能举行。这有利于考试制度规范化、程序化，命题官总在琢磨着命题，考生们总在潜心准备，一切都在有序的进行，一切结果都是可预知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三是考试格外严格，录取与否完全取决于考场文章的优劣，这便有效排除了世袭贵族作为一个阶级的存在，从而促成社会阶层的良性流动，保证了统治阶层的新鲜、活力与动力。严格的考场纪律和严厉的作弊惩处机制，保证了这项制度的公平公正与公开。据统计，明清两朝的进士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读过书但并没有做过官的人，是典型的“寒门”出身。

四是作为一个稳定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在其存在的1300多年中，为中国社会选拔了大量人才。据不完全统计，历代进士接近10万人，举人、秀才数以百万。这些人当然并不都是精英和杰出人士，但他们在一层又一层的选拔中能够过五关、斩六将，破门而出，也并非等闲之辈。宋明以来的名臣能相、国之栋梁，除极个别特例，基本上都是进士出身。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是:不是进士入不了翰林，不是翰林入不了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吏的必由之路。

五是科举制对知识普及和民间读书风气的养成，起到了很大的推进和示范作用。功名利禄的引诱，光宗耀祖的期待，有时或许可以说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但更多的时候则是一种鞭策、一种动力。因此从客观效果上说，科举入仕的风尚提升了民间社会的境界，净化了民间社会的风气，基层读书人虽然难免有着浑身的酸腐味，但正是这种酸腐味加大了民间社会的书香气。

当然，科举作为一种制度，在最充满活力的时候也潜伏着深刻的危机。王安石废除科举考试中的诗赋等科目，改以经义取士，原本是认为唐代诗赋取士，华而不实，于是并多科为一科，一律改试经义。王安石的改革有其进步意义，更没有使之教条化的企图。然而法久必弊，王安石以经义策士的做法到了元代逐步僵化。至明初，或许是出于考试规范化、客观化的要求，总之，洪武年间诏开科举时，又对制度、文体提出明确要求。

洪武年间的科举考试文体虽然有要求，但并不明确，到了成化年间，经王鏊、谢迁等人提倡，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科举考试日趋教条化，成为“八股”。所谓“八股”，通俗的说法类似于今日中学作文教育中的分段，即每篇文章均按照一定格式、字数，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8个部分组成:

破题规定用两句话点明题义，即将题目之义破开。其实用今天的话来解释，就是点题。也就是说，在开篇就必须用简略的文字点明题意，让读者知道你这篇文章要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且规定点明题意只能用两句话，这两句话是概括题意、解释题意，但不能直说题意，要留有悬念。破题是八股文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破题好坏直接影响后面的表达。有一篇题为<子曰>的八股文，其破题的两句话是:“匹夫而为天下法，一言而为天下师”。前一句破“子”字，后一句破“曰”字。这是比较标准的破题。

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紧要之点，是对主题的进一步补充，具有“导语”的功能，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三句、五句皆可。

起讲为议论的开始，首二字多用“意谓”、“若曰”、“以为”、“且夫”、“常思”为开端引出下文，以圣贤口气开始议论，比较深入说明文章的用意所在，但最多不能超过10句。

入手为起讲后入手处。这些是八股的前半部分。

接着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大部分才是八股文的正式议论，以中股为全篇重心。在这四股中，每股又都有两股排比对偶文字，所以又称起二比、中二比、后二大比、末二小比。有的研究者说或称提比、小比、中比、后比；或说是提比、中比、后比、束比。比者，对也，是全篇正式的议论。这样，四股当中，每股都有两段比偶文字，句子的长短、字词的繁简，都要相对，合计共八股，所以称为八股文。换句话说，在这四段文字中，要求尽量使用排比句，要讲究词性相对、平仄相对。由此不难想象，一句诗找出可对之句，似乎并不太难，难的是这长篇大论都要讲究排比，讲究词性，讲究平仄，讲究韵律，这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八股文是融经义、策论、诗赋为一体的考试格式，所讲究的就是文辞。

明朝规定科举考试中的四书义不得少于200字，多则不限。到了清乾隆年间，规定每篇文章不得超过700字。批评者总是以为八股文不仅体制僵硬，而且要代圣贤立言，于是八股文大都是一些半通不通的文字，毫无文采和气势可言。清初学者徐大椿的<道情>在描写八股文的害处时说:

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便作了欺人技。两句破题，三句承题，摇头摆尾，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叫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这个批评对于八股末流可谓切中时弊。因为随着科举制度日趋规范，命题自然越来越有规律可寻，于是一些不良补习老师不是要求士子认真读书，结合实际充分理解儒家经典微言大义，而是凭借自己的经验和聪明猜题、押题，结果正如顾炎武所批评的那样:士子连儒家经典都不要读了，只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几十篇范文而已。(<日知录·拟题>)这与现在高考中语文复习特别是作文复习的弊病有很大相似性。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八股取士束缚了人们的灵性和创造性。

八股文后来的弊病当然不是制度创设者的原初本意，这个制度的设立主要的还是出于考试规范化、客观化等一系列公平公正性问题的考虑，因为只有在规定的字数内、时间单位内，才能考察各位考生的差异。这就像体育竞赛一样，所有竞赛者必须遵循同一规则，没有例外。而且作文的评估从来都是阅读者主观色彩最浓的一科，如果不对文章结构进行细密解析，阅卷者势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这个制度的创设犹如苏轼所说的那样，“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即要求所有试子在一定规则限制下，从事创新，一决胜负，衡量优劣。而这个“一定规则”，就是设定文章的特定章法、规则、结构、引证、论据、材料以及理论深度、文采等要素。如果作者不能紧扣题目，下笔千言，离题万里，那当然也不能得分，所以那些补习老师就不断总结经验，终于归纳出能够紧扣题目、讲究文章气势、结构，而又能进行个性表达、张扬个性的办法。

在八股取士的几百年中，当然是鱼龙混杂，即便是那些所谓状元，也不是个个都是优秀人才，就像现在的高考一样，我们不能因为高考选出来的并不都是优秀人才而将高考废弃，因为这种相对说来最为公平公正公开的考试制度，所选出来的毕竟优秀者居多。翻看明清进士题名录，就可以深切理解这个制度的利弊得失。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逐渐感到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远远不能适应现实需要，于是他们开始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艰难旅程。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强调应将中国传统学问从文史经义扩大到科学技术。此后不久，冯桂芬更明确提出改变科举取士的方法与内容，严厉指责八股取士使“聪明智巧之士穷老尽气，销磨于时文、试帖、楷法无用之事”。这便将吴敬梓<儒林外史>、曹雪芹<红楼梦>以及蒲松龄<聊斋志异>等文学作品对科举制的讥讽更加理论化、理性化，终于敲响了科举制的丧钟。

伴随着此后一连串战争失败后的割地赔款，尤其是甲午战争后，许多有识之士更感到单单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并不能从根本上有助于改变中国的处境，他们特别指责科举制度贻害人才，试图以改革乃至废除科举制作为中国进步的首要或先决条件。严复在1895年发表的<救亡决论>中强调，甲午后天下之理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就是中国不变法则必亡。但是中国变法将从何处入手?严复的答复很简单，就一句话，曰莫亟于废八股。他指出，不是说八股损害了中国，而是说八股取士的结果是中国无有用之才。他根据个人体验，归纳八股取士的弊病有三:其一害曰锢智慧；其二害曰坏心术；其三害曰滋游手。有了这三大害中的一害，不亡国灭种是不可能的，何况中国现在是三害兼有。

以八股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制度所存在的弊端，在清廷最高决策层那里也不是一点都不知道，经过几十年的议论，这一制度所存在的问题是再明显不过了，但究竟应该怎样改革，是否可能一下子废除，在清廷最高决策层那里似乎很难下决心，因为这毕竟牵涉到无数青年才俊的出路，必须找到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所以，光绪帝在1898年6月11日宣布明定国是诏时，一是明确宣布创立京师大学堂，作为新知识教育的基地以及将来青年知识分子获取功名的培养基地，似乎期待以新学堂的创办去取代旧的教育体制；二是将以八股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的弊端大体指出，但对是否废除科举、怎样改革科举考试，并没有提出明确的看法，似乎依然期待能够寻求一个最佳的妥善方案。

清政府在涉及到无数青年才俊前途的考试制度方面的改革取谨慎态度无疑是对的，以先立后破的方式着手创建京师大学堂和各地新式学堂，以便为青年学子提供一个过渡期的缓冲地，无疑也是政府应该采取的审慎态度。然而，清政府对科举考试制度模棱两可的暧昧态度，终于激起了主张变法维新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极端不满。6月16日，康有为利用面见光绪帝的机会，当面指陈八股科举考试制度的危害:

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至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应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湾、辽东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

这就将中国之所以衰败的根本原因归罪于八股取士制度，这当然符合新知识分子群体的一般认识。

康有为的建议获得了光绪帝的认同，光绪帝也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最大的不同在于各自的教育制度，西方人所学为有用的实学，而中国人所学则基本上是没有用的东西。这些没有用的东西当然是指以八股取士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制度。

6月23日，光绪帝宣布废除八股取士制度，要求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不要再使用<四书>进行命题，而一律改试策论。同时又宣布这一改革并不从今年开始，而是三年之后正式施行，至于如何分场、命题、考试等一切详细章程，还可以再讨论，然后由相关主管机关制定公布。

在光绪帝指示下，湖广总督张之洞与湖南巡抚陈宝箴稍后联名呈递<妥议科举新章折>，就废八股之后如何改进科举制度，如何保障青年知识分子的权益提供了全面的方案，比较务实地解决了废八股、改科举过程中所涌现出来的矛盾。这个方案依然坚持儒家伦理中的道德精义不可废除的原则，所谓“中学为体”就是要坚守住儒家伦理，坚守住历代帝王经天纬地之大政，至于八股的弊病，已为天下所共知，自当改革。但由于科举体制为天下学术之所系，国家治本之所关，所以任何改革都当慎之又慎，妥议方案。他们认为，八股科举考试的弊病可以从5个方面进行讨论，也就是说所谓改革也只是局限于这样5个方面:一是正名。将多年来沿袭的所谓八股考试正名为四书义、五经义，以示复古，其格式大略如讲义、经论、经说；二是定题。四书义出四书原文，五经义出五经原文，或全章，或数章，或全节，或数节，或一句，或数句均可，不得删改增减一字，亦不得用其义而改其词；三是正体。所有考试文章，以朴实说理，明白晓畅为贵，不得涂泽浮艳，作骈俪体，亦不得钩章棘句，作怪涩体；四是徵实。所有考试的作文准其征引历史事实进行陈说，博采群书，详加论证，应当鼓励，但不得违背经旨，更不得以无所顾忌的时文混入其中；五是闲邪。若周秦诸子之谬论，释老二子之妄谈，异域之方言，报章之琐语，凡一切离经叛道之言论，都必须严加屏黜，不准阑入。

果能做到这样5个方面，张之洞、陈宝箴相信，所谓八股考试的格式虽然有所改变，但考试衡文的宗旨与要求，仍与清真雅正之圣训相符，这样自然也不会引起考生们的反对，因为毕竟没有从根本上废弃他们赖以发展的道路。如此看来，张之洞、陈宝箴“妥议”的改革方案，实际上只是稍微改变了八股取士的面目，并没有如康有为等人所要求的那样，从根本废弃八股取士的制度而改策论。但是，张、陈方案的好处是逐渐变革，是在保留旧的考试形式的前提下逐步变化其内容，这样自然比较容易被那些生员们所接受，因而引起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也就小很多。

至于考试的形式，张之洞、陈宝箴的方案仍主张三场定案，但对三场考试的内容与形式略有调整。根据他们的设计，大抵第一场的宗旨在于选出那些博学之士，第二场于博学中求通才，第三场于通才中求纯正。先博后约，先粗后精，这样所选拔的人才既无迂暗庸陋之才，亦无偏颇狂妄之弊。三场考试各有重点，前两场以中西经济时务之学为主，后一场侧重于考察这些生员对儒家伦理精义的认识与理解，范围限定在四书义、五经义。至于录取的顺序，他们建议不必等待三场考试全部结束，而是从第一场开始就进行淘汰，分场发榜，下第者先归，这样三场下来，考生越来越少，“寒士无候榜久羁之苦，誊录无卷多错误之弊，主司无竭蹶草率之虞”。一举三善，人才必多。

至于三场考试之后的殿试，张之洞、陈宝箴认为不仅不应废除，而且应该加强，应该加以改进。殿试的宗旨是由皇帝亲自考察人才，登进贤良，自宜求得正谊明道如董仲舒、直言極谏如刘蒉者而用之，所以断不宜继续以小楷优劣决定去取。实际上所有经过殿试的考生都将被授予相应的官职，他们日后的主要工作是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所以那些文艺小楷之类的内容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在殿试中再出现，而应该以他们的政治见识、实际能力为依据，授予相应的官职，从而鼓励他们汲汲讲求强国御敌之方，以切于任官修政之急务。

当然，词章书法，润色鸿业，也是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人才，自亦不可尽废。不过，朝廷如果确实需要此类人才时，自可颁布特旨，偶一为之，不必列为常例，略如过去南书房等招考故事。

应该承认，张之洞、陈宝箴的设计在默认八股取士制度必须改革的前提下，对旧的考试制度进行了相当大的改革，这主要体现在内容上，至于形式，这个方案尽量不做大的调整，以免引起激烈的反弹，造成无谓的争论。所以这个方案，既迎合了新的潮流，又充分照顾了数百年来所形成的旧习惯，是一个新旧两宜的折衷选择。7月19日，清政府以这个方案为蓝本颁布废八股后的新科举方案。至此，由康有为等人所鼓吹的废八股运动，终于由张之洞等“稳健改革家”的“稳健方案”得到落实。

张之洞等人的稳妥方案只是暂时平息了新旧冲突，实际上随着新知识的传播，科举制本身就面临着深刻的生存危机。特别是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后，各地新教育风起云扬、热火朝天，更重要的是，价值观念的转变和社会对新知识需求的加大，极大地压缩了科举生源。至1904年，清政府颁布<学堂章程>，这样一来，科举制虽然继续存在，但已不是青年学子的进身之阶，青年学子纷纷进入洋学堂或直接出国留学，科举制的存在已经意义不大。1905年9月，清政府肇准袁世凯、张之洞立停科举的奏请，宣布自第二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经历了1300多年的风风雨雨，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寿终正寝。

一百年后回观科举制度的利弊得失，我们不能因为科举制到了近代的不适应而彻底否定其历史上的贡献。事实上，在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中，为中国文化发展与繁荣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一切学问家，至少在隋朝之后，差不多都是通过科举制度而获得功名，跻身于上层社会，并由此获得作出相应贡献的活动基础。他们有的虽然出身清寒，但由于勤奋苦学，终于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学从下层知识分子阶层脱颖而出，成为一代名臣或学者大师。显然，科举制度尽管存在相当多的负面作用，但它毕竟是中国传统社会制造社会精英的一个重要的基地。像北宋的吕蒙正、寇准，以及范仲淹、欧阳修等，他们在参加科考前或默默无闻，或出身清贫，但他们都是通过科考而获得金榜题名，然后再为社会作出名臣贤相贡献的。

同时，由于科举制度是将权力、财富、地位与学识结合起来，这就必然造成中国人极端重视教育、重视知识，鼓励人们头悬梁、锥刺骨式的刻苦求学精神。结果也必然促进中国文化的昌盛与繁荣。第一个进入中国本土的传教士利玛窦将中国社会看作是一个“文凭社会”；丁肇中以为“中国从来就是一个考试社会”，所以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当然应该成绩普遍优秀。因此可以说，中国科举制度的一个最大优点，是促成了中华民族整体性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尊重一切有学问的人的风气。也正是在科举制度下，使官吏的选拔有了一个文化知识水平的衡量标准，从而在中国建立起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完善的文官体系。这便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贵族政治、武人政治和宗教政治所可能带给中国社会的弊病，实际也为中国社会从中世纪走向近代提供了政治制度层面的支持，因为文官政治是近代社会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原则。文官选拔促成的考试制度，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科举制度的基本原则是超阶级的绝对公平，就是说科举制的最大功能是使社会成员尤其是社会管理阶层的成员不停的流动，即使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只要他具有相当的物质基础而向心于学问，都可通过科举考试而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一经考取便无可争议地进入统治阶层，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因此中国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科举制度的公正性，为了防范贵族官僚攫取更大的权利，都格外注意打击那些科场舞弊的行为。可以说科举制度是在中国传统社会所可能采取的最公正的一种人才选拔方式，它确实扩展了国家吸引人才的社会空间，使社会上下层在和平与合法的状态中保持经常地不间断的对流，不仅缓和了阶级矛盾，使相当一部分具有异端思想品格的下层民众看到了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除了造反外，尚有和平与合法的手段可以获得。北宋王朝鉴于唐朝落第士子王仙芝、黄巢之乱的教训，对那些即便落第不举的士子也格外注意尊重，制定了优待多次落第者的“特奏名”法，从太祖开始，凡举人多次(真宗时定为5次)应试落第者，礼部即特奏其名，赐予所考科目的出身。此后士子潦倒不第者，均愿再接再励，反复应试，以求获得一个出身，“是故乱不起于中国，而起于夷狄”。

通过科举考试而跻身统治阶层的下层出身者，他们对民间疾苦有一定的了解，这样便自然为统治阶级不断输入新的血液，保障了国家机器的相对活力与效率。它在政治层面的意义，便是造成了一个脱离狭隘的地域、家族利益，脱离武装势力集团的知识分子阶层。而这个阶层之所以能够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主要是凭借考试的权威性与公平性，而考试的权威性和公平性又主要是通过皇权得到保证，因此当他们进入统治集团后，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便竭力维护中央政权的利益，将中央政权的利益视为自己的利益，从而在客观上有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用今天的眼光看，科举制的问题一是容易造成“官本位”的社会心态。知识阶层是社会文化的代表，然而科举制度却垄断了这个阶层的几乎全部精力。行政权力至上，这就决定了富依赖贵、财依赖权，否则财富便没有保障。地主富商要想继续发财或逃避破产，主要依靠政治手段而非经济手段，于是在中国传统社会所有富裕之家几乎无不谋求科举仕进，至少也要培养出一个能与当地官府打交道的秀才，从而维护自己家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宋真宗的那篇有名的<劝学文>宣称“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便真实地道出了科举制下读书人的实际目的。于是整个中国传统社会虽然人们都在追求知识，但这种追求说到底都是为了仕，为了当官，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学而优则仕”。只有仕才能保障自己的富贵和享受。所谓“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云云，也是说的这个意思。这一方面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官本位的社会心态，另一方面也实在是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无数青年长时期将精力消耗在科举考试的准备上，结果却如冯桂芬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将应举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出入科场、头白身衰仍锲而不舍，还年复一年地为“今科虽失，而来科可得，一科复一科，转瞬之间其人已老”。(<校邠庐抗议·改科举议>)人人都期待跻身于统治阶层，但最终能够实现理想的毕竟是少数。

科举制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导致中国人知识结构的畸形，这个问题越到近代越突出。在科举制下，中国知识分子为了应付考试，必然将全部精力都用在科举所要求的知识内容上，结果造成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在科举考试的牢笼中挣扎，眼不离四书五经，终日所学只是做官应举的学问，而对于那些真正对国计民生有用的真知识，却不屑一顾。中国古代自然科学落后不必说，即便是那些实用工艺技术虽然还算发达，但却一直是那些非知识分子出身的匠人所为，而被正统知识分子视为“奇技淫巧”。科举制下知识分子满脑子都是官方所允许的那些东西，始终只善于考试而不善于自由地创造性的思维。

[篇四:古代科举制度利弊]

无法在学术上思想上进行创新，和公务员考试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一项好的制度若能长久永远好下去?科举制度是指朝廷允许普通人士和官员自愿向官府报名，重视人文科学轻自然科学的传统。这样造成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现象。许多论者把科场上的作弊如挟带，一直紧紧伴随着中华文明史，承题:科举什么是科举制度。造成了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混乱。由于科举制度及第者享有丰富的优待的荣誉，富kě dí国，科举一度成为一个“贬义”的词语。第一，科举制度是为了选拔官员而设立的。妇女被排除在选拔范围之外。实际上，世人对于科举制度众说纷纭，高榜题名，科举不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杰作，也使一些知识分子，用固定的格式写。他借着乾隆皇帝对他的宠爱而一手遮天，减少了任用官员的主观作用。第二、由于统治者改变考试内容使科举成为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枷锁，特别是在封建社会下，压抑了那些本来不擅长科举科目的人的思想、糊名。清朝乾隆年间的大贪官和绅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必出现“仁者见仁。而且就多次利用科举考试的题目为饵收取考生贿赂的钱财，体现出了任人唯才，但是科举毕竟给了它这样一块生存的土壤。试帖诗与八股文一样，智者见智”，“科举选官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整整延续了1300年，三联如起讲。按照钱穆先生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研究，不过八股变为六股合理的看待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利弊摘要，后股。就是现在的高考也会有作弊现象，四五联如中股。

这些师门关系在官场中互相拉帮结派，中国文化就延绵不绝的传承下去。一个书生没有饱读文化思想的精华所在何谈治国之道，科举制度导致官场腐败，也是八联十六句，科举制度确实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否则，没有科举制，所以叫做八股文。这虽然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当事人的思想价值观、赋的发展与繁荣，入手。科举选官制度与封建社会其他选官制度相比，如果没有科举制度也就没有。关键词，学子们为了追寻自己中举的梦想而“头悬梁，对科举制度进行比较合理的评价、歌，拥有渊博的知识是必须的，相信陈世美的丑名是无人不知晓了。这就不利于国家建设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社会良好制度，光宗耀祖。但是后来却成了统治者控制思想的工具，合共八股，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科举作为社会上入仕为官的唯一重要途径，然后经过分科考试，后四个段落中均有两股对仗的文字。

最后，次联如承题。正因为如此，起股，六七联如后股，一切的一切，依照成绩从中选取人才和授给官职的一种制度，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甚至产生像孔乙己那样的科举牺牲者，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又造成了师门关系的盛行，不可任意抒发自己的感想；唐小说的兴起与发展，评价不一，试帖诗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项目。科举制度的积极影响从制度最初创立的初衷来看，便将使政治窒息。从制度的角度来说。在无数个漫漫长夜中。从而导致了思想上的落后，各朝又有复试。首联如破题，为封建统治阶级拓宽了政治基础。科举在中国古代总的来说应该是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出现了科举制度的政治化，并且官官相护，如同传统文化的其他精华一样。其次。更多的时候持的是否定的观点，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发布上谕停罢科举止。作为考试内容，不再把科举制度当作贬义来批判，从隋王朝开科取士。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一个出生普通家庭的人想要进入朝廷，作弊是人的问题、通关节等说成是科举制的弊端，科举制度对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确实有着不可轻视的作用。乾隆以后；从社会角度来说，结束于清朝光绪二十七年最后一科进士考试。

[篇五:清代小说中所反映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极为重要的选官制度。其主要内容是:人们通过自愿报名，或者经过一定的学习，可以参加不同科目和不同级别的考试，再由主管机构根据各人的考试成绩，从中选取人才，分别委以不同层次的官职。自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建立，到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举行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为止，沿行将近一千四百年，其间几乎不曾断绝，它为历代封建王朝选取了难以计数的官吏。因此，了解这一制度的发展史，对于了解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官吏构成、当时的社会时尚、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等诸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主要从清代小说中描述的有关科举制度的情况，分析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利弊。

下面我从它产生的背景、发展历史、名目、方法、利弊等方面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一、科举制度产生的背景

任何一个社会的任何一项制度的产生都有其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原因和目的，科举选官制度之所以出现于隋唐时期也有其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全国性的统一局面为其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政治环境。自东汉以来，中国曾长期处于军阀混战、豪强割据的分裂状态之中。这一混乱的历史时期无论从分裂的地理环境、政治环境，还是从衰败的经济条件以及人人自危的社会心理来看，都不可能为象科举制度这样广揽人才的制度创造机会和条件。而隋以后的各个封建王朝之间虽然也有王朝间的更替，也有较大的动乱，但每一王朝都有较长的较稳定的统治时期，这为科举制度的确立提供了必要的政治环境，因而才使得科举选官自隋之后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

2、中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结构的变化为其产生及确立奠定了必要的阶级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长期混乱和动荡从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大大地削弱了世族大地主的实力，中小地主的地位逐渐上升，开始与世族大地主在政治上并驾齐驱，并逐渐占据了优势。这一优势表现在选官制度上，就是以推荐为主的选举官吏制度逐渐被以考试获取官职的科举选官制度所代替。因为后者与前者相比，更多强调的是一个人的能力，而不是其出身、门第。

3、中国封建社会各项制度的发展完善使得科举制度应运而生。自春秋以来，中国封建社会逐步摆脱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种种影响，至隋唐时期进入成熟时期。其标志是:统治阶级的队伍日渐扩大；政治机构不断扩充，分工越来越细；赋税制度逐渐整齐划一；各项必要的政治制度相继建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封建统治体系。科举选官制度正是在这样一个时期，为满足封建统治对各种官吏的需要，为适应中小地主阶级政治地位不断上升的趋势而逐步确立起来的。

二、科举制度的发展历史

科举选官制度历经隋、唐、五代十国、宋、辽、金、元、明、清，其间虽曾有过中落偃伏，但基本上一直沿用不废。特别在唐、宋、明、清，更是高峰迭起，愈趋完备。在这四大王朝所经历的不同历史时期中，科举制度也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唐、宋、明清三个阶段。

五代十国、辽、金、元时期，或者基本上沿用前代，或者带有明显的民族歧视色彩，都没有代表性，研究的价值不高。

而明清则是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科目基本上只有一科，用以划分等级的是不同级别的科举考试。而考试内容，以及与考试相关的事务都有严格的规定。除授官职也有了严格的制度，科举成为人们入仕的唯一途径。总之，明清时期的科举选官制度已经是全面的系统的选官制度了，并且与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其他的政治制度完全融合成为一个整体了。

三、科举制度的名目

科举的名目很多，但基本上可分为三类:常科、制科、武科。

1、常科。也称常举、贡举，即每年按时举行的分科考试。

常科的名目以隋唐为最多，而且时增时减，前后总计不少于三四十种。常见的名目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童子等科，其中以明经、进士两科最为重要。各科考试的内容、录取的人数各不相同，考试后所授的官职也不尽相同。

2、制科。意思是指皇帝下诏召集一些知名人士而举行的临时性考试。

唐代制科的名目繁多，“多至八十有六”，其中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军谋宏远堪任将帅等名目最为著名。宋代的制科名目更多，而且地位也比唐时要高些，但却常常中断，甚至被废除过。(后期其地位日渐衰落)。明清时没有制科或者很少，其作用也已淡化。

3、武举。其始创于唐武则天时，开了后世的先河，各朝代几乎都有武举科，考试也基本上以骑、射、弓、马、武术为主，有时还有策论等文字考试。武举考试中者基本上进入军队担任职务，高低则由考试成绩的好坏决定。

四、科举选官的方法

科举考试制度自隋唐延续至清，其间有很大的变化。就考生的成分来说，一般都要求本人品行端正、身体健康，家人奉公守法。一般都要求在户籍所在地区报名或考试，如有违反，则予以除名等惩处。考生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在学校学习的学生；二是未在学校学习的普通百姓，在户籍所在地区报名后参加各级考试，直至取得最高级别的考试资格。

就考试的程序来说，各个朝代都分为国家级和地方级两大类别，国家级的为最高级别，地方级的一般又分省、县两级(所以有连中三元之说)，顺序都是从低级到高级。而且每个级别的考试都有复试，以确保公正和不遗漏人才。

为了确保科举选官制度的实施，各朝都先后制定了许多的规则，内容涉及到科举制度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对所有参与其事的人员的条件、功过等等都有明确的优惠、限制以及赏罚等条例。在此不去一一赘述。

就科考后的任用来说，各朝虽有不同，但不难看出其共同之处:一是复试合格之后才授予相应的官职，复试不合格的还可以参加下一次的复试；二是通过考试的都享有相应的特权；三是通过科举的官员比例越来越高，升官速度也较快(他们多有一定的真才实学)；四是伴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科考后的任用也越来越难。

五、科举制度的利弊

(一)从历史的一般情况看，一项政治制度能够在一定的社会中得到确立，并能长久地被予以实施贯彻，该制度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有其推动历史前进的进步性，有其繁荣人类文化成果的积极一面。科举制度的合理性、进步性、积极性主要表现在:

1、科举选官制度与封建社会其他选官制度相比，要进步得多，合理得多。科举制度以考试为选拔人才的基础，颇有些考试面前人人平等的味道，且为了防止考官偏见以及受托、作弊等，各朝又有复试、誊录、糊名、磨堪等规定，以确保选官不受干扰。与察举、九品中正制相比，避免了人的主观作用，淡化了门第、家世的影响，形式上给几乎每一个人提供了可以进入仕途的均等机会，而且确实使大批中小地主及知识分子进入到封建国家统治机构中来，为封建统治阶级拓宽了政治基础。由于读书人有了一条读书、考试、作官的三位一体的仕进之路，缓解了中小地主不能进入仕途而产生的不满情绪，减少了社会的不安定的因素。正因为如此，唐太宗看到当时人人参加科举考试的盛况时，不禁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2、隋唐以后，特别是宋、明、清等朝代，通过科举制度，把原来分散的选官权力完全收归中央，设专门的机构负责考试，又设机构负责中第者的任用，这对于加强中央集权，保证社会安定是极为必要的。宋以后各代，再无地方割据局面出现，且经济、文化多出现盛世，可见其积极意义。

3、科举制度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繁荣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历代科举考试都比较重视文学诗赋，宋代还曾专设词科，而且历代各级考试几乎都设有一场科考，规定必须有诗赋一首，都刺激了人们在诗词上大下工夫。无疑科举起了推动作用。

4、科举制度促进了中国古代学校教育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公务员回避制度研究 第六篇

[篇一: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有力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造就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生动局面的制度保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适应全面深化改革新要求，对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作出了新部署，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加以贯彻落实。

进一步明确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总要求

<决定>提出，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构建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选人用人机制，使各方面优秀干部充分涌现。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这是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总的方向、目标和思路的新概括，是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总要求。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牢牢把握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正确方向。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要据此改革实绩考核指标体系的设置，完善考核办法，健全奖惩机制，形成促进科学发展导向，促进各级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要实行对不同区域、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分类考核。改进德的考核办法，细化干部德的评价标准，检验干部理想信念坚定不坚定，主要看是否在重大政治考验面前有政治定力，是否能树立牢固的宗旨意识，是否对工作极端负责，是否能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是否能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勇挑重担，是否能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要把考察识别干部的功夫下在平时，健全到基层干部群众中、从履职过程中考察干部制度，完善通过谈心谈话、民主生活会了解干部办法，建立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综合分析研判制度，增强考核全面性和准确性。

完善干部管理相关制度。一是打破干部部门化，拓宽选人视野和渠道，加强干部跨条块跨领域交流。这对于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统筹干部资源的优化配置，改善领导班子的群体结构，促进党的事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选人用人上，现在还存在着违背五湖四海原则的现象，有的用干部以部门、地域、单位划线，干部调不进、派不出，有的只注重安排身边的干部。客观上讲，单位、部门之间领导职数资源分配不够均衡，从制度上导致干部发展机会不平衡。因此，必须打破干部部门所有，大力推进干部跨条块跨领域交流，统筹用好各类干部资源，增强干部工作的系统性和协调性。二是破除“官本位”观念，推进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三是完善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制度体系，把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对干部严格考核、选拔和监督上，贯穿于干部选拔任用全过程。要完善和落实领导干部问责制，规范被问责党政领导干部重新任职的条件、程序。对于那些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造成恶劣影响的要追究责任，而且要终身追责。四是完善公务员激励保障制度。主要是推行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职级与待遇挂钩制度，加快建立专业技术类、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和聘任人员管理制度，完善基层公务员录用制度，在艰苦边远地区适当降低进入门槛。通过这些措施，着力改变公务员队伍千军万马挤领导职务这个独木桥问题，调动广大公务员特别是基层公务员积极性，使他们都能各尽所能、各得其所。

建立集聚人才的体制机制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决定>提出，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择天下英才而用之。这是加快确立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布局，推动我国由人才大国迈向人才强国的体制保证，有利于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建立集聚人才的体制机制，首先要深刻分析人才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决定>强调，打破体制壁垒，扫除身份障碍，让人人都有成长成才、脱颖而出的通道，让各类人才都有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这是人才工作重要理念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同时也出现了社会分层“凝固化”和社会流动“缓慢化”趋势。这不仅不利于把大批优秀人才凝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而且易激起社会“仇官心理”。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一些年轻干部破格提拔习惯性质疑，从深层次上折射出社会公众对社会流动不畅的焦虑。因此，必须着力打破体制壁垒，扫除身份障碍，大力营造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制度环境，让社会各阶层人员都有通过平等竞争向上发展的机会和通道。

完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方面人才顺畅流动的制度体系。现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之间干部交流渠道不够通畅，许多社会优秀人才，包括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自由职业者中的人才，海外留学人员和普通工人农民，由于受到体制和身份限制，难以进入党政干部队伍。要探索建立由多种干部选拔方法、多条干部选拔渠道构成的干部选拔体系，进一步拓宽选人用人视野。对社会上的优秀人才可推行直接引进、公开选拔、聘任、挂职等办法，畅通进入党政领导岗位和公务员队伍渠道，给他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同时，对党政机关干部向企事业单位流动也要进行一些制度性探索，打通干部在不同体制之间的流转通道，优化干部队伍结构，增强干部队伍活力，促进人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当然，这种流动要严格按制度办事，增强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防止期权交易、权力寻租等问题发生，防止干扰正常经济秩序，防止滋生腐败。

健全人才向基层流动、向艰苦地区和岗位流动、在一线创业的激励机制。当前推动基层各项事业改革发展，面对的迫切问题是人才缺乏，中西部地区和基层学校、医疗卫生、农技推广等机构和艰苦岗位人才匮乏、留不住人、人员素质整体偏低问题比较突出。因此，要创新体制机制，完善激励政策，在待遇、职称、选拔任用等方面真正向基层、向中西部地区和艰苦岗位人才倾斜，切实解决他们在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的实际困难，促进人才向缺乏人才地区聚集。要树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理念，打破户籍、地域、身份、人事关系等刚性制约，通过智力引进、人才创业、人才派遣等多种形式，实现高层次人才柔性流动。要大力倡导服务基层、奉献社会精神，鼓励年轻人到基层和艰苦地区锻炼成长。

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李光耀曾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竞争，关键在人才，中国从13亿多人中选人才，而美国是从全球70亿人中选人才。此说虽不完全准确，但也有一定道理。这与我国人才引进方式单一、引才审批手续繁琐等不无关系，特别是对外国人才来华留华工作缺乏有吸引力的制度。因此，必须适应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求，增强人才政策开放度，敞开大门，招四方之才。要完善人才评价机制，借鉴国际经验，研究建立各类人才能力素质标准体系，通过业绩和贡献评价人才，依靠实践和群众发现人才。要持之以恒抓好“千人计划”等重大人才工程实施，完善人才签证、绿卡等管理办法，研究制定国家技术移民、投资移民等法律，推动人才试验区建设等，大力吸引国(境)外优秀人才回国或来华创业发展。要按照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方针，千方百计创造条件，使广大留学人员回到祖国有用武之地，留在国外有报国之门，让他们把自己的梦想融入亿万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壮阔奋斗之中。

[篇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述评]

全面深化改革能否成功，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直接关系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实现。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一年来，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专项小组把落实<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紧锣密鼓推进各项改革任务组织实施。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扎实推进，成效初步显现。

积极稳妥、有序推进——2014年改革任务基本完成

2014年12月2日上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意见>，建议根据会议讨论情况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按程序报批实施。

这一有利于调动广大基层公务员积极性的改革举措进入实施前的“倒计时”，标志着党的建设制度改革2014年4项重点改革任务已基本完成。

此前，关于加强和改进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工作的意见、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等重点改革任务的文件已经出台。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加强制度建设的效果最可靠、效力最持久。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按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部署要求，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专项小组加强谋划、精心组织，把改革紧紧抓在手上，着力破解党的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扎实有效推进改革。

为落实三中全会提出的党的建设制度改革重要举措，专项小组制定了任务分工方案等。专项小组制定并经中央审议通过的<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更明确了今后几年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为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提供了基本遵循。

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主要包括深化党的组织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制度和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四个方面内容，基本目标主要体现为上述四个方面制度和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和创新”。

围绕这些目标任务，<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共提出26个方面的改革任务。在已经出台的改革文件中，包括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制度体系，基层党组织建设制度改革，建立健全集聚人才体制机制，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水平、履职待遇和业务支出，以及总体规划性文件等方面。

这些文件提出的改革举措，坚持问题导向、注重配套对接，针对党的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着力健全完善制度机制，增强制度的刚性和约束力。目前，部分改革措施已产生阶段性效果。实施方案中计划2014年完成的任务已基本完成，计划2015、2016年完成的部分改革任务已提前启动。

狠抓落实、注重执行——已出台改革文件落地见效

2014年12月，中央组织部先后公布全国开展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工作和副处级以上“裸官”清理工作的成果。2015年初，又公布了全国整治超职数配备干部工作所取得的实效。一组组数字、一项项举措，正是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不断从文件转化为行动，取得具体成效的写照。

制度出台一个就要执行好一个。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专项小组坚持一手抓制度制定，一手抓制度落实，对机制不健全的着力改进完善，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坚决整治规范，确保改革取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效。

——全面实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努力破解“唯票、唯分、唯GDP、唯年龄”选人问题。中央组织部着力推动条例贯彻执行，及时组织学习宣传培训，制定相关配套制度，加大督促检查力度，使条例真正成为选人用人的严规铁律。2014年年初出台的<关于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的意见>也得到认真贯彻。中央组织部结合巡视开展选人用人工作专项检查，严肃查处违规用人问题，2014年以来已经开展两轮，共查处各省区市和中央单位违规用人问题278起，近期即将启动第三轮专项检查工作。

——深入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促进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通知印发后，中央组织部先后深入5个省区市调研指导，会同有关部门加快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研究改进贫困县考核机制。同时，推动各地各部门抓紧确定和建立各有侧重、各具特色的考核内容和指标。

——制定实施<关于加强和改进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工作的意见>，大力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中央组织部召开全国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工作座谈会，改进后备干部人选产生方式，在新一轮领导班子建设规划中体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要求，推动实现各级党政领导班子选拔配备年轻干部工作常态化。

——落实<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集中治理“裸官”。全国共有3200余名副处级以上干部报告了配偶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情况，对近千名在限入性岗位任职且配偶或子女不愿意放弃移居的领导干部，全部进行了岗位调整。

——开展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工作，惩戒瞒报漏报。截至目前，中央组织部已抽查核实中管干部、省部级后备干部等1550名，各地各单位已抽查核实厅局级、县处级领导干部60170名。5名拟提拔中管干部，数十名厅局级、县处级考察对象因抽查核实发现问题被取消提拔资格。

——落实<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集中清理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2014年以来，采取具体到人、规定时限的办法，全国共清理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40736人次。

——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关规定，全国共清理清退“吃空饷”16、3万人；查处6484名“走读干部”。按照<关于严格规范领导干部参加社会化培训有关事项的通知>，清理整顿领导干部参加社会化培训，3094名参加EMBA等“天价”培训的领导干部按要求退学，23个高收费项目被整顿停办。

——落实加强基层基础有关制度规定，大力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全国共排查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18、6万个。经过整顿，基本配齐7195个村和556个社区长期缺职的党组织书记，93、5%的村和94、9%的社区得到不同程度的转化提升。

——加快推进人才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中央组织部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开展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立法工作，完善国家重大人才工程相关制度，增加人才政策开放度。各地各部门以更大力度培养国内创新人才，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据统计，2014年“千人计划”申报人数比上年增长24%，“万人计划”进展顺利。

落实要求不变通，严格执行不走样。各项改革举措的落实，不仅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更推动党员干部增强制度意识，形成遵规守纪的思想自觉。

上下联动、逐级推进——各地对改革措施承接配套、细化落实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还需要上下联动，做好政策统筹、方案统筹，确保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一年来，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专项小组扎实推进各地对已出台改革方案、改革文件的细化落实工作，逐级压实责任、逐级推进落实。

执行改革方案要有配套措施。<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出台后，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专项小组及时宣传部署，推动各地各部门贯彻落实，确保任务无缝对接。各省区市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专项小组及时召开会议学习传达，研究制定本省区市实施方案或落实意见。据统计，目前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4个省已制定下发落实<实施方案>具体措施；15个省区市已完成制定，将于近期下发；12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正在研究制定。

在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中，各地也结合实际出台承接措施，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

实施改革文件要有细化举措。围绕落实<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河北制定文件，对党组织在选拔任用干部中发挥好领导把关作用做出制度安排；山东出台工作流程，对省管干部调整的重点环节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完善；云南出台工作规程、贯彻落实意见和一系列试行措施，形成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整套精细化操作办法。围绕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工作的意见>，安徽、湖北、福建等制定和出台实施意见，搞好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总体规划。围绕落实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广西、宁夏、内蒙古等出台实施意见或细则，加强新形势下发展党员和党员管理工作。

[篇三: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

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已经中央批准的<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并在通知中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党委)，军委总政治部，各人民团体党组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全文如下:

我们即将跨入新世纪。国际形势已经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世界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和人才竞争日趋激烈。在今后10年中，为实现我们党和国家确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目标，抵御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战胜各种困难，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关键在于我们党要按照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要求，努力建设一支包括党政干部、企业经营管理干部、科学技术干部和其他战线干部在内的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以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培养造就大批优秀人才的治本之策。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逐步展开，并取得了重大进展:提出和实行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下放干部管理权限；建立公务员制度；颁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推进以“扩大民主、完善考核、推进交流、加强监督”为主要内容的党政干部制度改革，有力地推进了新时期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进一步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步伐，特制定2001-201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

一、基本目标和方针原则

1、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

通过不断推进和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到2010年，要建立起一套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相适应的干部人事制度，为建设一支符合“三个代表”要求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提供制度保证。基本目标是:

--建立起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有效激励、严格监督、竞争择优、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

--完善干部人事工作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有效调控的宏观管理体系；

--形成符合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不同特点的、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建立各具特色的管理制度；

--健全干部人事管理法规体系，努力实现干部人事工作的依法管理，有效遏制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

--创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实现人才资源的整体开发与合理配置。

2001年至2005年“十五”期间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要以推进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为重点，以初步建立起一套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相适应的干部人事制度为目标，为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提供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持。

2、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指导方针和原则

--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服从和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适应，服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三个代表”和“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改革成败与得失的根本标准。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统一，坚持和发扬我们党长期形成的干部人事工作的优良传统，勇于改革一切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的制度和方式方法。坚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改革相结合，积极鼓励和支持各地区、各部门探索创新。

--必须坚持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以素质论人才，重实绩用干部。促进年轻干部健康成长，实现领导班子成员新老交替制度化。

--必须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同时，适应新的情况积极改进党管干部的方法。坚持群众公认和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扩大群众对干部工作的参与和监督。

--必须坚持依法办事的原则。通过加强立法和健全制度不断巩固改革成果，引导和推动改革逐步深入。

二、党政干部制度改革

3、党政干部制度改革的重点和基本要求

推进党政干部制度改革，重点是深化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推进党政领导干部能上能下。通过扩大民主，引入竞争机制，促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健全相关制度措施，形成正常的更新交替机制；逐步实现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考核、交流、监督等工作的规范化，从制度上防止和克服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

进一步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及法官、检察官制度，提高党政机关干部人事管理法制化、科学化水平。

4、深化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

(1)完善民主推荐、民意测验、民主评议制度。把民主推荐作为确定考察人选的必经程序，适当扩大参与人员的范围，改进民主推荐的方法，提高民主推荐的质量。在干部考核中，普遍运用民意测验、民主评议的方法，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探索将民主推荐、民意测验、民主评议的结果适时适度公开的做法。凡是多数群众不赞成的，不能提拔任用。

(2)推行党政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制。在3至5年内，地厅级以下领导干部(特殊岗位除外)的选拔任用，普遍实行任前公示制。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这项改革逐步进行规范。

(3)推行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制度。逐步提高公开选拔的领导干部在新提拔同级干部中的比例。规范程序，改进方法，降低成本。加快全国统一题库建设，完善公开选拔工作的配套措施。实现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

(4)健全党政领导干部选举制度。正确处理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的关系，改进党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工作。积极探索在差额选举的条件下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充分发扬民主的方式方法。保护代表参加选举的权利和热情，提高代表参与的能力和水平。总结和推广一些地方扩大基层民主，做好选举工作的成功经验。(5)实行党政领导职务任期制。抓紧制定任期制法规。在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有关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完善选任制干部的任期制。县以上党委、政府工作部门和其他工作机构的委任制领导干部，也要逐步实行任期制。

(6)实行党政领导干部任职试用期制度。对新提拔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的委任制干部，逐步实行试用期制。试用期满，经考核胜任者正式任职，不胜任者解除试任职务。

(7)实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制定实施办法，建立和完善党政领导干部自愿辞职、责令辞职、引咎辞职等制度。坚持和完善退(离)休制度。完善对退(离)休干部政治、生活待遇保障和服务管理的办法。

(8)进一步完善调整不称职、不胜任现职干部的制度和办法。制定和细化有关标准、程序，加大调整不称职、不胜任现职干部工作的力度。对不称职、不胜任现职或相形见绌的干部，除按规定免职、降职外，可实行待岗制，或采取改任非领导职务、下岗学习、离职分流等多种办法予以调整，妥善安置。研究制定相关政策，努力拓宽渠道，做到人尽其才，各得其所。

(9)根据各类干部不同特点，建立和完善培养选拔妇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非党干部的相关制度。

(10)修订<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制订配套法规或实施细则，逐步形成党政领导干部管理的法规体系。

5、完善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制度

建立健全党政领导干部定期考核制度。普遍实行届中和届末考核。在建立党政领导班子任期目标责任制和党政领导干部岗位职责规范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以工作实绩为主要内容的考核指标体系。建立考核举报、考核申诉、考核结果反馈等制度。改进实绩考核方法，加大考核结果运用的力度。

研究制定防止干部考察失真失实的对策。拓宽考察渠道，广泛听取意见，不仅了解干部工作方面的情况，而且要了解干部思想、生活、社交等方面的有关情况。重视核查知情人提供的情况。对在考察中群众反映强烈、情况复杂或意见分歧较大的问题，要深入进行专项调查。根据实际情况试行考察预告制。探索思想政治素质的评价标准及其考察方法。

6、推进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

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办法，对培养锻炼性交流、回避性交流、任职期满交流，逐步规范化和制度化。对一些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实行跨地区、跨部门交流。

逐步健全党政领导干部交流的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把干部交流同培养使用结合起来，形成正确的政策导向，引导干部向艰苦地区和艰苦岗位交流。妥善解决干部交流工作中的各种实际问题，完善配套政策。严肃干部交流工作纪律。

配合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逐步加大东西部干部交流的力度。制定和实施与西部大开发相配套的干部交流规划，有计划地选派西部地区的干部到中央、国家机关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挂职锻炼。

7、加强对党政领导干部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

建立和完善干部谈话制度、诫勉制度、回复制度、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制度、廉政鉴定制度、任职经济责任审计制度，以及组织部门和纪检、监察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加强上级党委对下级领导干部的监督。建立领导班子内部监督制度，改进和完善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制度。拓宽监督渠道，积极支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评议监督和人民群众、新闻媒体等各方面的监督。研究制定有关法规和制度，明确各有关监督主体的权利、责任，规范监督行为，实行依法监督。

加强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认真贯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并加强督促检查。试行巡视员制度，严肃查处用人中的违纪违法案件。

建立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制，探索实行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度。明确选拔任用工作过程中推荐、考察、决定等各个环节的责任主体和责任内容。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失职、渎职行为，依照有关纪律和法律规定追究责任。

8、进一步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及法官、检察官制度

加强对<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等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坚决防止和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抓紧研究制定<国家公务员法>、<国家机构和编制法>等法律法规，逐步健全党政机关干部人事管理的法规体系。

坚持和完善党政机关干部考试录用制度，改进考试考核方法。积极推行竞争上岗，党政机关内设机构中层领导职务出现空缺，提倡采用竞争上岗的方式确定任职人选。对部分领导职位试行职务聘任制，对技术性、操作性、辅助性的职位试行聘用制。严格执行奖惩、降职、辞退等制度，实行优胜劣汰。

根据党政机关不同职位的特点，制定分类管理办法。严格按照核定的编制员额和职数合理设置职位，规范职位管理。改进年度考核工作，运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客观、公正地评价机关工作人员，并运用考核结果对工作人员实行奖惩、升降。加大党政机关干部轮岗的力度。

9、改进和完善干部培训制度

完善干部脱产学习、在职自学和中心组学习制度。建立领导干部理论学习考试考核制度。坚持办好各级领导干部进修班、培训班和专题研究班，推进党校、行政学院的教学改革，提高办班质量。有计划地选拔有发展潜力的中青年干部出国培训和到高等院校进修，培训后备人才。

在重点抓好任职前培训和脱产培训的基础上，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建立培训考核档案。增强培训的针对性、适用性，着力提高机关工作人员的素质和能力。

10、探索符合党政机关特点的工资福利制度

根据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生活费用价格指数的变动，相应提高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水平，建立动态增长机制。加强对工资分配的宏观管理，保障退(离)休人员退(离)休费和有关待遇的落实，防止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工资分配差距过大。

探索和完善符合党政机关特点的工资分配方法。改善工资结构。充分发挥工资分配的激励作用。

结合机关后勤管理制度的改革和住房、养老、医疗、保险等制度的改革，逐步将福利分配货币化、工资化。加快建立机关工作人员的医疗、养老、待业保险制度。

三、国有企业人事制度改革

11、国有企业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和基本要求

深化国有企业人事制度改革，以建立健全适合企业特点的领导人员选拔任用、激励、监督机制为重点，把组织考核推荐和引入市场机制、公开向社会招聘结合起来，把党管干部原则和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以及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权结合起来，完善体制，健全制度，改进方法，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制度。深化国有企业内部人事制度改革，形成具有生机与活力的选人用人新机制。12、完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体制

中央和地方党委要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骨干企业领导班子加强管理，制定具体办法。各级政府授权的投资机构(包括授权经营国有资产的大企业、企业集团、资产经营公司、控股公司，下同)的领导人员，原则上由哪一级政府授权，就由哪一级党委管理。政府授权的投资机构所属企业的领导人员，由投资机构管理。明确管理企业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的职责，避免一个班子多头管理。

取消国有企业和企业领导人员的行政级别，研究制定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享受有关待遇的相关办法。

13、改进国有企业领导人员选拔任用方式

实行产权代表委任制和公司经理聘任制。各级政府授权的投资机构及所属企业的产权代表，由政府和投资机构按照法律和有关规定任命，经理由董事会聘任。

通过组织推荐、公开招聘、民主选举、竞争上岗等多种方式产生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人选，择优任用。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进一步完善企业党组织和工会组织负责人选举制度。

加快培育企业经营管理者人才市场。逐步建立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评价推荐中心等中介机构。组织、人事等部门要加强对人才评价推荐机构的指导，发挥人才评价推荐机构在国有企业人力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

14、完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考核办法

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实行年度考核和任期考核。根据岗位职责的特点，确定考核指标和考核标准，重点考核经营业绩和工作实绩。改进考核方法，研究制定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业绩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在国有企业中逐步推广。建立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业绩档案。

15、健全国有企业领导人员激励机制

研究制定经营管理者收入与企业经营业绩挂钩的具体办法。对经营业绩和工作实绩突出，为企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领导人员，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

探索年薪制、持有股权等分配方式。选择具备条件的企业先行试点，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开。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推行年薪制、持有股权等分配方式改革的指导和监督。

16、强化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监督约束机制

加强党组织监督和职工民主监督。坚持和完善民主评议企业领导人员和厂务公开等制度。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建立健全监事会，依法行使职权。推行财务总监委派制度。建立国有企业重大决策失误追究制度。实行国有资产经营责任制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凡是由于企业领导人员失职、渎职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的，要依法追究其责任，并不得继续担任或易地担任国有企业领导职务。

17、健全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培训培养制度

制定国有企业领导人员教育培训规划。改进培训内容和方法，提高培训质量。加强对企业领导人员培训工作的管理，明确培训管理部门的职责任务，避免多头培训。加强培训基地的建设，形成科学的培训网络。

建立国有重要企业后备领导人才培养制度。对后备人才实行动态管理。

18、完善国有企业内部用人机制

深化国有企业内部人事制度改革，落实企业用人自主权。完善劳动合同制度。全面推行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聘任制。改革分配制度，按实绩和贡献多劳多得，易岗易薪。加强教育培训，全面提高员工素质。研究制定具体办法，吸引各类优秀人才到国有企业工作。

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

19、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和基本要求

围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适应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以推行聘用制和岗位管理制度为重点，逐步建立适应不同类型事业单位特点的人事管理制度，形成有利于优秀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用人机制和重实绩、重贡献的分配机制，建设高素质的科学技术干部队伍。

20、推行聘用制度

破除事业单位目前实际存在的干部身份终身制，全面推行聘用制度。单位与职工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聘用合同，明确双方的责任、义务和权利。制定<事业单位聘用制条例>。保障单位用人权和职工择业权的落实，保护单位和职工双方的合法权益。合理安置未聘人员。

21、建立和推行岗位管理制度

对不同类型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区别情况分别实行聘任、选任、委任、考任。在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的选拔任用中引进竞争机制。建立健全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的任期目标责任制，加强对任期目标完成情况的考核。

合理设置专业技术岗位，明确岗位职责、任职条件和聘任期限，竞聘上岗，择优聘用。逐步实现专业技术职务的聘任和岗位聘用的统一。对教师、医师等专业技术岗位，推行执业资格注册管理制度，建立政府宏观指导和管理下的公开、公平、公正的社会化评价机制。以岗位职责和聘用合同为依据，建立适合不同专业技术工作特点和岗位特点的考核指标体系。

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实行职员制度。制定职员条例，规范职员的聘用和管理。

22、改革事业单位的收入分配制度

根据“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实行按岗定酬、按任务定酬、按业绩定酬的分配办法，将职工的工资收入与岗位职责、工作业绩、实际贡献以及成果转化中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直接挂钩。积极进行按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分配的试点，认真总结经验，逐步形成重实绩、重贡献，向优秀人才和关键岗位倾斜的分配激励机制。

23、建设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

适应知识经济、新科技革命发展趋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大力培养各类专业技术人才，提高整体素质，优化队伍结构。以培养优秀拔尖人才、高新技术人才、年轻创新型人才为重点，加大人才培养投入，推动人才培养投入主体多元化和市场化。全面推行以提高业务素质和创新能力为主要目的的专业技术人才继续教育制度。完善专业技术人才奖励表彰制度。

大力发展并规范人才市场，建设全国性的人才信息网络，逐步实现人才资源配置的社会化。采取有效措施，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或为国服务。制定优惠政策，在稳定西部地区现有人才队伍的同时，鼓励和吸引各类人才向西部合理流动。

五、加强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领导

24、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领导。各级组织、人事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加强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宏观指导，组织部门要做好牵头和协调工作。各有关部门要根据自身的职能，充分发挥作用，形成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合力。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本纲要的要求，结合实际，制定分阶段的实施方案，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25、加强对改革的分类指导

对已经出台的各项改革措施，要认真贯彻执行，并加强监督检查；通过试验和实践已经成熟的经验，要及时加以规范，形成制度；尚无经验和需要探索的，要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大胆试验和探索；及时总结推广各地好的经验，发挥典型示范作用。认真研究和解决改革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对策和办法，推动改革不断深入发展。

26、为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

加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舆论宣传，为推进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作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干部群众积极支持和参与改革。统筹协调，搞好配套改革，妥善解决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保证各项改革措施的贯彻落实。

[篇四:中国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党的十八大在对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作出全面部署时指出，“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坚持党管人才原则，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

多年实践证明，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高素质的执政骨干队伍，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所在；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人才，把各方面的人才集聚到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中来，这是推进党和人民事业的根本之举。

锻造合格执政骨干队伍——

政治坚定、能力过硬、作风优良、奋发有为

11月30日，山东菏泽市开了一场县区交流推进会，主题是党委领导班子内部制度建设。与会者不仅观看了制度建设成果展，交流了党委领导班子内部制度建设情况，还对推进县区党委领导班子内部制度建设进行了研究部署。菏泽这一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务实举措，恰是各地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的一个缩影。

党的十八大对新形势下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作出了新的部署，最重要的是执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而要做到任人唯贤，就要形成一套相应的制度机制。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于建设一支政治坚定、能力过硬、作风优良、奋发有为的执政骨干队伍。”中央党校教授李民表示，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在党的代表大会文件中使用“执政骨干队伍”这个词，表明党的执政意识有了新的深化，从执政高度对干部队伍建设的要求有了进一步提升。

与十七大报告、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等相关干部队伍建设的论述相比，十八大报告首次集中提出“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注重实绩、群众公认”，明确了选任领导干部必须坚持的原则、视野、路线、标准、方法、途径。

在政策导向上，十八大重申了“优化领导班子配备和干部队伍结构，注重从基层一线培养选拔干部”，这一积极信号为长期扎根基层、具有真才实学的干部带来了好消息。特别是报告明确提出“拓宽社会优秀人才进入党政干部队伍渠道”，这对进一步打破体制内、体制外人才的流通壁垒，无疑是个重大利好。

加大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力度，也是十八大提出的一个方向。多少年来，我们党一直重视党的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事实上，近些年来，各级各地在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用上持续升温。以2011年换届为例，在综合分析不同层级选拔配备年轻干部情况的基础上，中央提出了换届时配备年轻干部的目标任务，明确各省区市配备45岁以下市级党政正职、40岁以下市级党政副职、35岁以下县级党政正职的数量要比上次换届时有所增加。十八大报告的这一论述，显然为出台更多新政提供了最新的政策依据。

此外，健全干部管理体制，从严管理监督干部，加强党政正职、关键岗位干部培养选拔，完善公务员制度；加强和改进干部教育培训，提高干部素质和能力；重视培养选拔女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鼓励年轻干部到基层和艰苦地区锻炼成长……可以想见，十八大报告中的这些具体要求在不远的将来，都将会找到实践的注脚。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使优秀干部充分涌现、各尽其能、才尽其用

十八大报告强调，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只有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才能风清气正，这是纯洁党员干部队伍的一个重要标准和抓手。”上海市浦东新区区委书记徐麟认为，关键是要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只有做到民主、公开、竞争，才能实现择优的目标。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着眼党长期执政大局、保持干部队伍先进性纯洁性的根本保证，是党的用人标准的重大创新和发展。然而，现在一些干部出问题，主要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一些干部群众说得好，“干部没才会误事，干部无德更坏事”，选人用人先“问德”是个好导向。因此，十八大报告增加“以德为先”的表述，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扩大民主是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也是干部工作走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十八大明确提出，全面准确贯彻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方针，扩大干部工作民主，提高民主质量。李民认为，提高干部选任过程的民主质量，须注意3个方面:一是提名质量，建立健全主体清晰、程序科学、责任明确的干部选拔任用提名制度；二是考评质量，健全促进科学发展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探索建立领导班子与领导干部工作目标责任制和岗位职责规范，强化考察结果运用；三是监督质量，干部选任全过程须严格遵循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制度等相关要求。

十八大指出，要“完善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这对下一步继续深化干部竞争性选拔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竞争性选拔干部是广开进贤之路、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的重要举措。以2011年为例，全国各省区市竞争性选拔厅处级干部占到新提拔总数的30、7%，中央和国家机关达到46%。可以预计，未来无论在力度、方法、形式等方面，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都会有一个大的提升，实现干部选拔任用的“多中选好、好中选优、优中选适”。

广开进贤路广纳天下才

推动我国由人才大国迈向人才强国

就在几天前，中组部下发通知，要求各级组织人事部门采取得力措施，认真做好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特殊一线岗位人才医疗保健工作。

人们注意到，十八大报告在部署党建重点工作时，专设一部分来阐述人才工作。这在党代会历史上是第一次，充分体现了中央对人才工作的重视。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指出，党管人才原则的提出是党对执政规律和人才开发规律的深刻总结与自觉把握，集中反映了党对人才资源的重要价值的科学判断与战略选择。党管人才的目的是为了履行集聚人才的执政责任。十八大报告提出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是保证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根本之举。这就说明，人才作为国家战略性资源，同时也就上升为与党员队伍、干部队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执政资源，成为执政党实现执政目标的最可依靠的优势资源。专家表示，当前要着力解决一些领导干部和工作部门对党管人才认识不到位、党管人才体制机制不健全、党管人才方式方法不适应、党管人才保障不有力等问题。

人才大国与人才强国，一字之差，区别甚大。十八大提出，“推动我国由人才大国迈向人才强国”。“这一目标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指导性，要下大力气解决我国人才开发的质量、结构和效能问题，尽快形成我国人才竞争的比较优势，这是未来十年迈向人才强国的奋斗目标。”吴江表示，十八大还提出，加快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形成激发人才创造活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是有重大现实意义的。

[篇五: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

我们即将跨入新世纪。国际形势已经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世界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和人才竞争日趋激烈。在今后10年中，为实现我党和国家确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目标，抵御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战胜各种困难，把建设有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关键在于我们党要按照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的要求，努力建设一支包括党政干部、企业经营管理干部、科学技术干部和其他战线在内的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以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培养造就大批优秀人才的治本策。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和基本路线的指引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逐步展开，关取得了重大进展:提出和实行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废险领导职务终身制；下放干部管理权限；建立公务员制度；颁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推进以”扩大民主、完善考核、推进交流、加强监督”为主要内容的党政干部制度改革，有力地推进了新时期各给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进一步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步伐，特制定2001-201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

一、基本目标和方针原则

1、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

通过不断推进和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到2010年，要建立起一套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相适应的干部人事制度，为建设一支符合”三个代表”要求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提供制度保证。基本目标是:

――建立起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有效激励、严格监督、竞争择优、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

――完善干部人事工作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有效调控的宏观管理体系；

――形成符合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不同特点的、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建立各具特色的管理制度；

――健全干部人事管理法规体系，努力实现干部人事工作的依法管理，有效遏制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

――创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实现人才资源的整体开发与合理配置。

2001年至2005年”十五”期间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要以推进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为重点，以初步建立一套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相适应的干部人事制度为目标，为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提供保证和人才支持。

2、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指导方针和原则

――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服从和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适应，服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三个代表”和”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改革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继承与他新相统一，和发扬我们党长期形成的干部人事工作的优良传统，勇于改革一切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和制度和方式方法。坚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改革相结合，积极鼓励和支待各地区、各部门探索创新。

――必须坚持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以素质论人才，重实绩用干部。促进年轻干部健康成长，实现领导班子成员产新老交替制度化。

――必须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同时，适应新的情况改进党管干部的方法。坚持群众公认和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扩大群众对干部工作的参与和监督。

――必须坚持依法办事的原则。通过加强立法和健全制度不断巩固改革成果，引导和推动改革逐步深入。

二、党政干部制度改革

3、党政干部制度改革的重点和基本求

推进党政干部制度改革，重点是深化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推进党政领导干部能上能下。通过扩大民主，引入竞争机制，促使优秀人才脱肄而出；健全相关制度措施，形成正常的更新交替机制；逐步实现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考核、交流、监督等工作的规范化，从制度上防止和克服用人上的不正灾风和腐败现象。

进一步完善国家化务员制度及法官、检察官制度，提高党政机关干部人事管理法制化、科学化水平。

4、深化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

(1)完善民主推荐、民意测验、民主评议制度。把民主推荐作为确定考察人选的必经程序，适当扩大参与人员的范围，改进民主推荐的方法，提高民主推荐的质量。在干部考核中，普遍运用民意测验、民主评议的方法，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探索将民主推荐、民意测验、民主评议的结果适时适度公开的做法。凡是多数群众不赞成的，不能提拔任用。

(2)推行党政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制。在3至5年内，地厅级以下领导干部(特殊岗位除外)的选拔任用，普遍实行任前公示制。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这项改革进行规范。

(3)推行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制度。逐步提高公开选拔的领导干部在新提拔同级干部的比例。规范程序，改进方法，降低成本。加快全国统一库建设，完善公开选拔工作的配套措施。实现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

(4)健全党政领导干部选举制度。正确处理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的关系，改进党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工作。积报探索在差额选举的条件下党管干部原则、充分发扬民主的方式方法。保护代表参加选举的权利和热情，提高代表参与的能力和水平。总结和推广一些地方扩大一些地方扩大基层民主，做好选举工作的成功经验。

(5)实行党政领导职务任期制。抓紧制定任期制法规。在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有关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完善选任制干部的任期制。县以上党委、政府工作部门和其他部门和其他工作机构的委任制领导干部，也要逐步实行任期制。

(6)实行党政领导干部任试用制度。对新提拔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的委任制干部，逐步实行试用期制。试用期满，经考核胜任者正式任职，不胜任者解除试任职务。

(7)实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制定实施办法，建立和完善党政领导干部自愿辞、责令辞职、引咎辞职等制度。坚持和完善退还(离)休制度。完善对退(离)休干部政治、生活待遇保障和服务管理的办法。

(8)进一步完善高速不称职、不胜任现职干部的制度和办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