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书信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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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7月30日，身处昆明的沈从文写信给沦陷区(北平)的妻子张兆和，信末有这样几句感喟：“表现上我还不至于为人称为‘怪物’，事实上我却从不能在泛泛往来上得到快乐。也不能在荣誉、衣物或社会地位上得到快乐。爱情呢，得到一种命运，写信的命运。你倒像是极乐于延长我这种命运。”
沈从文执教上海中国公学期间，由于授课之便，认识了英语系女生张兆和。张兆和与姐姐张元和、张允和、妹妹张充和都是聪明好学品行端正的大家闺秀，号称“张门四枝花”。按说，湘西山民沈从文在纯洁美丽如天鹅的张兆和面前，应该是自卑的，但他有股子头撞南墙的倔强劲。“凡是沉默寡言的人，一旦堕入情网，时常是一往情深，一发而不可收拾。”(梁实秋《回忆沈从文》)既然口才不济，又十分害羞，沈从文便祭出自己的法宝，暗地里发起了书信攻势，这一超级强项亦可算是他的“撒手锏”。可是情书寄发之后，都如泥牛入海，丝毫未得佳人的青睐赏识，直急得他神魂颠倒，几次三番要跳楼。张兆和对沈从文的初步印象并不怎么美妙，这位湘西山民平时不太讲求仪表，总显得邋邋遢遢，况且他性情孤僻，课也讲得磕磕巴巴。虽说大家都说胡适和徐志摩如何如何欣赏这位貌不惊人的沈才子，但张兆和平日只知读书用功，根本没留心读过沈从文那些文采斐然的新作。再说吧，她担心师生恋的风波会累及自己的清誉，这种事总令人百口莫辩，还是躲得越远越好。可是在沈从文看来，张兆和的不回应可能是在考验他的耐心，于是，他的情书攻势更为猛烈。直到有一天，他自己也吃不准了，便去找张兆和的好友王华莲试探口风，他说：因为爱张兆和，他这半年来把生活全毁了，一件事都不能做。他打算放弃教职，到远处去，一方面使得张兆和可以安静地读书，另一方面他也可以免于烦恼，他甚至负气地说他打算上前线当炮灰，一了百了。但他又说，他愿意再等张兆和五年。他疑惑的只是，张兆和既然对他毫无爱意，为何又不肯把他的情书悉数璧还?王华莲解释道，张兆和收到的各路情书很多，有的甚至从日本寄来，她都只是拆开看看，一概不予回复，也懒得退还，她这么做，并非只针对沈从文一人。胡适得知此事，他劝沈从文不宜辞去教职，应留在上海公学继续任教，以便张兆和多了解他一点。
张兆和在1930年7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以为长久的沉默可以把此事湮没下去，谁知事实不如我所料!”她甚至猜想沈从文会要报复她。于是，她前往极司菲尔路一条僻巷中的胡寓拜访胡适，胡适是她父亲的好友，请他出面制止沈从文这种拚命玩火的“纠缠”，应该不成问题。张兆和特意剔出沈从文情书中的一句话“我不仅爱你的灵魂，我也要你的肉体”证明对方出言不逊，粗鄙无礼，含有明显的侮辱意味。殊不知，胡适是偏向沈从文的，他夸沈从文是天才，在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天才，人人应该帮助他，使他有发展的机会。然而张兆和却坚决不肯做沈从文的恋人，连朋友也不肯做，她担心“做朋友仍然会一直误解下去的，误解不打紧，纠纷却不会完结了。”胡适见谈话陷入僵局，又称沈从文“崇拜密斯张倒是崇拜到极点”。张兆和的回复是：“这样的人太多了，如果一一去应付，简直没有读书的机会了。”胡适不满意她的回答，他认为沈从文是天才，不是一般的庸人，应该区别对待。1930年7月10日夜，胡适写了一封信给沈从文，把自己了解的情况和他对张兆和的印象都写在里面，有这样的话：“我的观察是，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我那天说过，‘爱情不过是人生的一件事(说爱是人生惟一的事，乃是妄人之言)，我们要经得起成功，更要经得起失败。’你千万要挣扎，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此人年太轻，生活经验太少，故把一切对他表示爱情的人都看作‘他们’一类，故能拒人自喜。你也不过是‘个个人’之一个而已。”其实张兆和并非铁石心肠，她在1930年7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满想写一封信去安慰他，叫他不要因此忧伤，告诉他我虽不能爱他，但他这不顾一切的爱，却深深地感动了我，在我离开这世界之前，在我心灵有一天知觉的时候，我总会记着，记得这世上有一个人，他为了我把生活的均衡失去，他为了我，舍弃了安定的生活而去在伤心中刻苦自己。”她翌日便写信给沈从文，劝他改弦更张，莫作无谓的牺牲：“一个有伟大前程的人，是不值得为一个不明白爱的蒙昧女子牺牲什么的。”沈从文的答复却是：“只要是爱你，应当牺牲的我总不辞，若是我发现我死去也是爱你，我用不着劝驾就死去了。”沈从文的这桩苦恋和单相思最终结出了甜果，这再次证明了一个道理，精诚所致，金石为开。张兆和经过一番烦恼，还是被沈从文诚挚的爱深深感动了，她征得二姐张允和(她是张家的女诸葛)的赞同，沈从文这才乐呵呵地看到情天上云开日出，爱河里风帆高举。
从《从文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书信无不一往情深，沉郁顿挫间，满怀愁绪。1931年6月，他致信张兆和，调子很低：“我念到我自己所写的‘萑苇是易折的，磐石是难动的’时候，我很悲哀。易折的萑苇，一生中，每当一次风吹过时，皆低下头去，然而风过后，便又重新立起了。只有你使它永远折伏，永远不再作立起的希望。”他在同一封信中还表白道：“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那时张兆和尚未接纳沈从文，所以他的笔调颇有点忧伤。他何尝只是易折的萑苇，他也是不动的磐石，正是这一点最终感动了张兆和。许多年后，沈从文已是白发萧疏的古稀老人，在下放农村的前夕，他手持张兆和的第一封回信，依旧老泪潸潸。对此，张允和女士曾有传神的文字写照：
……我想既帮不了忙，我就回身想走。沈二哥说：“莫走，二姐，你看!”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地对我说：“这是三姐(她也尊称我三妹为‘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我说：“我能看看吗?”沈二哥把信放下来。又像给我又像不给我，把信放在胸前温一下，并没有给我，又把信塞在口袋里，这手抓紧了信再也不出来了。我想，我真傻，怎么看人家的情书呢。我正望着沈二哥好笑，忽然沈二哥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说着就吸溜吸溜哭起来，快七十的老头儿像一个小孩子哭得又伤心又快乐。我站在那儿倒有点手足无措了。我悄悄地走了，让他沉浸、陶醉在那春天的“甜涩”中吧。
面对这男儿落泪的深情，就连最怀敌意的时间也会缴械投降。那份“春天的甜涩”纵然再过一百年一千年，仍将浓得化不开啊!人间的大爱大美原是这样的平常，他举起那封信——在胸口温一下——塞进口袋怕它不翼而飞，却又是如此不落俗套，非同凡响。
张允和在《半个字的电报》一文中还记述了沈从文的另一桩趣事。那是1933年春，张氏姐妹住在苏州。一天，张兆和将沈从文的来信递给二姐看。信中婉转地说，要请张允和做中介人，代他向准泰山准岳母提亲，特别叮嘱道，如果两位大人同意这门婚事，求张兆和早日打电报通知他，让他“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允和天性古道热肠，何况这是自家妹妹的婚事，她原本也有居中撮合的功劳，父母那儿自然一说即成。下一步就是如约给沈从文发电报了，当时的电文不用白话，张允和心想，自己在电报末尾要署名，她的名字“允”字不就是同意的意思吗?于是，她拟就了一条异常简洁的电报稿：“青岛山东大学沈从文允”。这一字二用的电文兼顾了内容和署名，原是很妥帖的，可是张兆和不放心，怕沈从文会看得满头雾水。她又悄悄一人坐了人力车前往苏州阊门电报局，将白话文的电报稿“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递给发报员，对方看过之后，认为是密码电报，依照规定，不肯发送，要她改为文言。张兆和不肯，涨红了脸，告诉发报员：“这是喜事电报，对方会明白的!”恳求了好一会儿，那人看她也不像什么女特务，才勉强答应了。电文中竟含有一个语气词“吧”字，可谓别开生面。你想想看，这杯甜酒该有多甜，真是名副其实的“蜜电”啊!
1933年9月9日，三十一岁的沈从文(当时任教于青岛大学)终于娶得美人归。他显然将这份来之不易的爱情视为了“战利品”，一直相当得意。及至1949年，沈从文在书信中将张兆和的称呼由“三姐”改为“小妈妈”，更可见出沈从文对妻子强烈的依恋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