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为什么

重庆为什么篇一
《重庆为什么这么热》

重庆为什么篇二
《重庆为何盛产美女(4)》

重庆为什么篇三
《重庆为何是座》

重庆为何是座“偷情城市”？

所有偷情的电影都应该放在重庆拍。摇晃不稳的手持镜头，湿哒哒罩着层雾气的太阳，雾煞煞的江水，满覆青苔的石阶，游荡在巷口的懒散的人们。

从王家卫的《重庆森林》到王小帅的《日照重庆》到张一白的《好奇害死猫》，爱情——或者说的确切点儿——婚外情，都有共同的一个名字——重庆。

这两年重庆发生的事儿有点多。其实早在这些事儿之前，敏锐的中国导演们就已经嗅到重庆作为一个情感事故多发地的历史价值。

拿着摄像机照相机拍重庆，你会产生一种错觉，仿佛它五十年前、一百年前就是这个样子，它的空气中有种类似暧昧的东西，似乎你把它放到哪个时代中去，都能融入其中并且自得其所。

重庆之于电影，就像是巴黎之于文化，上海之于商业，北京之于政治，一提到它，定位就很清晰，更不用说美女火锅麻将这些沉甸甸的文化附加值。

如果说《重庆森林》已经让所有文艺青年习惯了爱情上的道德中转，那么张一白的《好奇害死猫》就能透过两个偷情故事登上电影的大雅之堂。一切一切，都和重庆有染。说白了，《好奇害死猫》就是中国版的《致命吸引力》，胡军就是中国的迈克尔道格拉斯。古今中外说的是同一个故事。靠着老婆的裙带关系往上爬的穷苦出身的男人经不住诱惑，在发廊认识了漂亮清纯的洗头妹。

激情褪去后男人摊牌给钱求分手。女人特别大方地接受，若无其事地继续吃东西，还殷勤地给男人擦嘴，背地里却暗暗变了脸色。

几个月之后，女人拿着男人给的钱搬到男人住的高级小区楼下开美甲店，接着泼油漆、偷拍照片、和男人老婆搭话，奇招频出耍尽百宝。

男人从一开始的回避、诱逼、翻脸到最后露出可怜相，终于在女人面前哭了起来。女人跳起来说了一句已婚男人最害怕听的话。“我做什么你吓成这样？我不就是爱你么？”

“男人出去找乐子，遇上用情深的女人，犹如钓鱼钓到白鲸。”弗吉尼亚伍尔夫这句话适合解释所有情感纠葛。

你当是爱情，对方只是调情。一个不被爱的女人对她爱的男人说这句话，足以让男人魂飞魄散恨不得穿上万里靴逃的无影无踪。男人不是惧怕爱情，他们怕的是女人主动的爱情。 既然男女关系一直脱不开狩猎模式，那么从古至今，一直都是公猎人追母猎物，哪有猎物主动跑到猎人脚下，一把抓住他黑洞洞的枪管抵住自己胸膛的？碰到这种场面，作为男人，你能不怕么？

这种风格的女人犹如法国的阿佳妮，意大利的莫妮卡贝鲁奇，放在重庆这个地方是最最合适的。中国知名网络社区天涯上最近有个帖子一度特别火，楼盖了三四十页争论的只有一个问题——到底是江苏出美女还是重庆出美女。两帮人从po照片到恶言相向，把一个纯属逗乐的问题上升到了地区矛盾，就差约架了。

最后的结论大概是这样：重庆美女多，但是漂亮归漂亮，就是少了点儿味道，一开口顿时矮掉一大截；江苏美女多以气质取胜，底子厚学历高肚里有东西。这话掰扯开了，就是重庆美女比江苏多，但是脾气暴躁说话直接，大男子主义的男人才罩得住压得下。

这估计才是选择重庆拍偷情电影的终极原因。含蓄和内敛在电影里从来都是被抛弃的配角，是自我毁灭的女主人公的垫脚。

电影的属性要求它的冲突和高潮在几十分钟里水落石出，不仅男女主人公要有豁得出去狠得下心的个性在，就连所在的城市也要有极大的包容度。而只有重庆这个地方容得下激情、多变、直白又勇敢的人。

和重庆相比，就连在风格上相近的香港都得甘拜下风。香港的气质里有种理性在，逼到最后也是给自己留条后路。而重庆是绝不给人留后路的。在这个城市，你感觉什么事儿都能发生。重庆就像个要强女人，总想屹立潮头，可隔着岁月打量，却让人想起李师师苏小小的命运。 其实在《好奇害死猫》里，我更喜欢另一个故事——高档小区物业警察廖凡对已婚女人刘嘉玲的爱情。同样是“偷情”，不过是偷偷的爱情，而这种爱同样隔着金钱差。

廖凡几次帮刘嘉玲背地里做陷害人的事情，当着刘嘉玲的面数钱，强调的无非是——我们之间是平等交易。

但影片最后，廖凡站在楼顶晶莹剔透的玻璃花房倒映的阴影里向上看，犹如他对刘嘉玲放在保险箱里的非常隐秘的爱恋，真挚却扭曲。

这种爱因为强调自尊上的平等成为彻头彻尾的悲剧。胡军和廖凡这两个从底层奋斗上来的男人，结局并无不同。

虽然说现在中国人的情感价值观已经非常宽容，但是那些在重庆拍的电影里，偷情男女的下场都不怎么好，不是自杀被杀就是坐牢。

看来想作为电影之都，也需要有大悲大悯看破生死的肚量。感情浓稠到一定程度，需要更多的雨水来稀释冲淡。其实我逐渐觉得，只有重庆才称得上国际大都市。

真正国际化大都市不仅能拍历史谍战片小资文艺片，更应该富有迷情艳情片应有的阴暗特质。在这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值得我们一层一层剥开，露出复杂丰富的生活纹理。 所以，不管被扣上道德观不正确还是其它不正确的帽子，我都无比热爱重庆。看发生在重庆的离奇故事，如同回味历史琢磨人世，在别人的故事里寻找情感的发泄口，警惕着我们的命运，其实并无不同。

（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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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为什么篇四
《重庆为何升直辖》

重庆为什么篇五
《为什么重庆是中国抗战时首都》

为什么重庆是中国抗战时首都

8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波澜壮阔的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一座城市像重庆那样，在短短几年内登上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瞩目的舞台。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英、苏四国同盟的出现，中国从近代以来一直饱受列强压迫的角色，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四强”之一。重庆是这一过程的见证者，它在8年抗战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烽火记忆。

绝对的、最后的守备地带

1932年1月，日本为了掩护制造所谓的满洲国”，在上海频频制造事端，第十九路军官兵守土有责，奋起抵抗，史称一·二八淞沪抗战。南京距离上海不到300公里，当时的国民政府缺乏对外战争准备，情急之下移驻河南洛阳办公。3月初，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以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阳为行都”的重要决议。留在南京指挥淞沪抗战的蒋介石稍觉心安：“国都既有根据，则持久抵抗之计划较易实施。”实际上西北地区贫穷，地方势力强大，加上紧邻晋绥，国防地理毫无优势可言。河南是拜1930年中原大战消灭阎锡山、冯玉祥等地方实力派所赐，蒋介石心里很清楚，即使迁都洛阳，“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

那么问题来了，哪里安全呢？事关国防中心区，也就是国家抗击外敌入侵的战略总后方。

参谋次长杨杰撰写《关于国防中心问题的意见书》，论述战前可供国防中心区选择的南京、武汉、成都、洛阳、西安等五处地方。最不被看好的是南京，因其距海最近，安全条件最差。武汉位于华中腹地，平汉、粤汉铁路纵贯南北，长江、汉水汇流，素称“九省通衢”，近代化程度也不低，不过日军海空力量强大，易于溯江而上，并不具备与发生战争的前线保持足够的战略纵深距离。经过一番论证后，谋国之士倾向于成都、西安，前者的缺点是尚无铁路，有待开发，但四川周围崇山峻岭环绕，不失为“绝对的、最后的守备地带”。

军事学家蒋百里提出把国防线划定在北起太原，经洛阳、襄阳至衡阳线上，“此线以东地区，我宜利用空间换取时间，消耗和疲惫敌人，同时积蓄力量，加强战略后方；此线以西，资源丰富，幅员辽阔，足以持久战”。蒋百里断言中日之战必定持久，津浦、平汉两路及沿海的大片国土将被敌占，战时大本营宜设于湖南西部的芷江、洪江一带。蒋百里主张中国应充分发挥地大人多的特点，不战则已，打起来就不能不运用‘拖’的哲学”，“把敌人拖倒了而后已”。

蒋百里具有高尚的爱国情怀，他大声疾呼：“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日本讲和。”鼓励国人振奋精神，“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1933年春，日军进犯长城各关口，中国军队拼死力战。蒋介石在南昌举行“军事整理会议”，虽然依旧强调“攘外必先安内”，但也阐述了他的对日作战方针：“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长期不断的抵抗。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3年、5年，我预计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将有新的变化。”是年盛夏，内斗不止的四川军阀再起纠葛，刘湘一举击败刘文辉，大有统一全川之势。蒋介石开始将眼光转向西南，其8月17日日记云：“大战未起以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甚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

显然，随着时局发展，蒋介石渐渐有了“专心建设西南”、“经营四川”的想法。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也持相同观点：“四川是个富庶而因地理关系特形安全之省份，实为造兵工业最良地方。由重庆经贵阳建筑通昆明之铁路，使能经滇越路得向外国联络，有重要意义。”

法肯豪森作为一个外国人，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指

出了四川工业化为抗战提供军需品之前景，而且眼光长远，提醒中国开辟西南国际交通线。

上世纪30年代中期，四川替代西北成为抗日战争“战略总后方”的呼声很高，如何把四川纳入中央政府控制之下，成为蒋介石“安内攘外”步骤中的一项重要环节。

确定四川为大后方

四川是中国内陆大省，特殊的盆地环境使之自古以来就形成一个颇具特色的区域空间，人称“天府之国”。四川盆地外围的每个方向，几乎全为层峦叠嶂的高山，昔日常云蜀道艰难，泛指川中进出外部世界的交通条件很差，尤其是川北陆路。

辛亥革命以后，四川逐渐沦为防区林立、大小军阀混战不休的舞台。1921年初，蒋介石曾建议孙中山：“四川非导入我势力范围不可。”北伐战争时，四川的几支军阀武装纷纷易帜为国民革命军，然而相互角逐的格局并未改变，经过多年营私内耗，最后剩下刘文辉、刘湘叔侄二人互争雄长。中原大战时，刘文辉等人公开附和“反蒋”阵营，而据守川东门户重庆的刘湘截然不同，号召渝市党政军各界“救党驱汪”。反过来，蒋介石支持刘湘统一四川，仅1931年春即一次性馈赠5000支步枪，外加500万发子弹。

刘湘“安川”有术，面对红军则束手无策，几次进攻川陕边区革命根据地均告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蒋介石电召刘湘入京商讨川省“剿共”及整理川政办法，大体决定仍由刘湘负责军事指挥，南京尽量补助饷款、枪械。12月中旬，行政院决议改组四川省政府，由刘湘任省主席。作为回报，刘湘允许南昌行营组建参谋团，进入重庆安营扎寨，督导“剿共”。显而易见，南京向着经营四川大后方的目标跨了一大步。

1935年2月，新一届四川省政府在重庆正式成立。3月初，蒋介石从汉口搭机飞渝，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踏上四川土地。蒋介石在重庆明确提出了“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的想法。没过多久，势力相对较弱的贵州军阀王家烈知难而退，被迫辞去省政府主席、第二十五军军长等职，国民政府掌控黔省。巡视云南后，蒋介石思考抗日方略，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以长江以南与平汉路以西地区为主线；以洛阳、襄樊、荆门宜昌、常德为最后之线；而以川黔陕为核心，甘滇为后方。”7月上旬，中央宪兵第5团和炮兵第2、第3营先后入川，刘湘同意让出重庆，迁移省政府至成都办公。蒋介石接着又通过设立委员长行营、组织军

重庆为什么篇六
《为什么重庆是中国抗战时首都》

为什么重庆是中国抗战时首都?

八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最为波澜壮阔的历史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一座城市像重庆那样，在短短几年内登上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瞩目的舞台。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英、苏四国同盟的出现，中国从近代以来一直饱受列强压迫的角色，崛起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名义上的“四强”。重庆是这一过程的见证者，她在八年抗战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烽火记忆。

绝对的最后的守备地带

1932年1月，日本为了掩护制造所谓“满洲国”，在上海频频制造事端，第十九路军官兵守土有责，奋起抵抗，史称一·二八淞沪抗战。南京距离上海不到300公里，当时的国民政府缺乏对外战争准备，情急之下移驻河南洛阳办公。3月初，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以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阳为行都”的重要决议。留在南京指导淞沪抗战的蒋介石稍觉心安：“国都既有根据，则持久抵抗之计划较易实施。”实际上西北地区贫穷匮乏，地方势力强大，加上紧邻晋绥，国防地理毫无优势可言。河南还是拜1930年中原大战剪除阎锡山、冯玉祥等地方实力派所赐，蒋介石心里很清楚，即使迁都洛阳，“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那么问题来了，哪里安全呢？事关“国防中心区”，也就是国家抗击外敌入侵的战略总后方。

参谋次长杨杰撰写《关于国防中心问题的意见书》，论述战前可供国防中心区选择的南京、武汉、成都、洛阳、西安等五处地方。最不被看好的是南京，因其距海最近，安全条件最差。武汉位于华中腹地，平汉、粤汉铁路纵贯南北，长江、汉水汇流，素称“九省通衢”，近代化程度也不低，不过日军海空力量强大，易于溯江而上，并不具备能与战争和可能发生战争的前线保持足够的战略纵深距离。经过一番论证后，谋国之士一般倾向成都、西安，前者的缺点是尚无铁路，有待开发，但四川周围崇山峻岭环绕，不失为“绝对的最后的守备地带”。

军事学家蒋百里提出把国防线划定在北起太原，经洛阳、襄阳至衡阳线上，“此线以东地区，我宜利用空间换取时间，消耗和疲惫敌人，同时积蓄力量，加强战略后方；此线以西，资源丰富，幅员辽阔，足以持久战”。蒋百里断言中日之战必定持久，津浦、平汉两路及沿海的大片国土将被敌占，战时大本营宜设于湖南西部的芷江、洪江一带。主张中国应充分发挥地大人众的特点，“不战则已，打起来就不能不运用‘拖’的哲学”，“把敌人拖倒了而后已”。蒋百里具有高尚的爱国情怀，他大声疾呼：“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日本讲和。”鼓励国人振奋精神，“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1933年春，日军进犯长城各口，中国军队拼死力战。蒋介石在南昌举行“军事整理会议”，虽然依旧强调“攘外必先安内”，但也阐述了他的对日作战方针：“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长期不断的抵抗。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预计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将有新的变化。”是年盛夏，内斗不止的四川军阀再起纠葛，刘湘一举击败刘文辉，大有统一全川之势。蒋介石开始将眼光转向西南，其8月17日日记云：“大战未起以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甚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

显然，随着时局发展，蒋介石渐渐有了“专心建设西南”，“经营四川”的想法。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也持相同观点：“四川是个富庶而因地理关系特形安全之省份，实为造兵工业最良地方。由重庆经贵阳建筑通昆明之铁路，使能经滇越路得向外国联络，有重要意义。”法氏作为一个外国人，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指出了四川工业化为抗战提供军需品之前景，而且眼光长远，提醒中国开辟西南国际交通线，获得抗日外援的必要性。

30年代中期，四川替代西北成为抗日战争“战略总后方”的呼声很高，如何把四川纳入中央政府控制之下，成为蒋介石“安内攘外”步骤中的一项重要环节。从地缘关系角度出发，现代政治不上轨道，核心“江浙沪”的南京国民政府想要外扩至西南地区，并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情。

1933年， 日本关东军越过长城， 向热河进攻

确定四川大后方

四川是中国内陆大省，特殊的盆地环境使之自古以来就形成一个颇具特色的区域空间，人称“天府之国”。四川盆地外围的每个方向，几乎全为层峦叠嶂的高山，昔日常云蜀道艰难，泛指川中进出外部世界的交通条件很差，尤其是川北陆路。回顾华夏历史，几次南北对峙都以北方统一南方而告终，分析其中原因，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对四川上游的经营。就拿蒙古与南宋之间的战事来说，蒙古军每次南下，必攻四川，忽必烈时期虽把重点移至襄樊方向，但并未放弃川省境内的牵制性作战。成都无疑是四川的重心所在，但前人有言在先，“成都之险，不在近郊，而在四境之外也”，据蜀者必东据江陵，北守汉中，四川之险方称稳固。江陵即今日之重庆，重庆四周环山，长江和嘉陵江环绕，只有西部与陆地相连，易守难攻。

辛亥革命以后，四川逐渐沦为防区林立，大小军阀混战不休的舞台。1921年初，蒋介石就曾建议孙中山：“四川非导入我势力范围不可”。北伐期中，四川的几支军阀武装纷纷易帜为国民革命军，然而相互角逐的格局并未改变，经过多年营私内耗，最后剩下刘文辉、刘湘叔侄二人互争雄长。中原大战时，刘文辉等人公开附和“反蒋”阵营，而据守川东门户重庆的刘湘则截然不同，号召渝市党政军各界“救党驱汪”。反过来，蒋介石支持刘湘统一四川，仅1931年春即一次性馈赠五千支步枪，外加五百万发子弹。

刘湘“安川”有术，面对红军则束手无策，几次进攻川陕边区革命根据地均告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蒋介石电召刘湘入京商讨川省“剿共”及整理川政办法，大体决定仍由刘湘负责军事指挥，南京尽量补助饷款、械弹。12月中旬，行政院决议改组四川省政府，由刘湘任省主席。作为“回报”，刘湘“允许”南昌行营组建参谋团，进入重庆安营扎寨，督导“剿共”。显而易见，南京向着经营四川大后方的目标跨进了一大步。

1935年2月，新一届四川省政府在重庆正式成立。3月初，蒋介石从汉口搭机飞渝，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踏上川省土地，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话：“不到夔门、巫峡，不知川路之险也。”蒋介石在重庆明确提出了“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的想法。没过多久，势力相对较弱的贵州军阀王家烈知难而退，被迫辞去省政府主席、第二十五军军长等职，国民政府迅即掌控黔省。巡视云南后，蒋介石思考抗日方略，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以长江以南与平汉路以西地区为主线；以洛阳、襄樊、荆（门）宜（昌）、常德为最后之线；而以川黔陕为核心；甘滇为后方。”7月上旬，中央宪兵第5团和炮兵第2、第3营先后入川，刘湘同意让出重庆，迁移省政府至成都办公。蒋介石接着又通过设立“委员长行营”、组织峨眉军官训练团等措施，大力整顿四川的军事、财政和交通设施，有效加强了国民政府在川省的影响。

伴随南京中央势力在四川、贵州渐渐站稳脚跟，蒋介石变得信心满满：“我方军事与政治重心全在四川。”他一再声称“只要川滇黔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复兴国家”。“即使我们丢失了中国关内十八个省中的十五个省，只要四川、贵州、云南在我们控制下，我们就一定能打败任何敌人，收复全部失土”。“从此不但三年亡不了中国，就是三十年也打不了中国”。

平心而论，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大多数人从持久战略出发，把西南地区作为抗战的战略后方和根据地，整个过程用心良苦，实践证明完全正确。同时不能否认，刘湘在抗日问题上的顾全大局，为在抗战爆发后建立以四川为中心的后方根据地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1937年， 淞沪会战中， 占领复旦大学的日军在校门口 “兴奋” 合影

诱敌仰攻和迁都重庆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日军攻占北平、天津之后，兵分三路，沿着平绥、平汉、津浦路向西、向南推进。还在战前，南京统帅部就认为华北平原有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及大兵团活动，形势于我不利。不少人还担心日军占领华北后南下平汉路直捣武汉，将会重演蒙古灭南宋的历史。法肯豪森1935年甚至提出，不惜人工泛滥黄河，增加防守力量，其实也是从地势角度出发，推算中原地区难以阻挡日军。1936年初，参谋本部拟定相关国防计划，展示的内容非常清楚，国民政府试图以长江一线作为未来抗日战争的主战场，“驻江南部队应集结于京沪线及首都附近，一面任淞沪方面之增援，并相机扑灭上海之敌势力，一面阻止长江内敌舰之侵扰，以维持首都”。

8月13日上午9时许，进入上海的中国军队在日军首先越过对峙线的情况下，奉命发起攻势，揭开了淞沪会战的序幕。蒋介石指派陈诚、熊式辉赴沪视察战况，陈诚向蒋汇报说：“敌对南口在所必攻，同时亦为我所必守，是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手，必将利用其快速部队，沿平汉路南犯，直趋武汉；如武汉不守，则中国战场纵断为二，于我大为不利。不如扩大淞沪战事以牵制之。”淞沪会战的直接目的在于“赶敌下海”和引发英美列强干涉，结果真的起到了分散日军兵力、“引敌南下”的战略作用与意义。鲜为人知的是，实际上陈诚早在1936年10月就曾提出过类似设想，“日军利于由北向南打，而我方为保持西北、西南基地，利在上海作战，诱敌自东而西仰攻”。

李宗仁对此有着不同看法，他认为主要是日本缺少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和气魄雄伟的战略家。如果日本一开始就派遣三十个师团分途进犯，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联系，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流域西进夹击，与其南下的主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即可轻松占领淞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然后就能越秦岭占成都，穿三峡占重庆，经广西入贵阳，攻占中国各重要城市。

不管怎么说，日本在初期并无使华东（华中）成为主战场的计划，假设没有上海方面持续三个月的激烈战斗，日军主力从华北快速南下武汉，往后的抗日局面确实很难想象。

11月16日，蒋介石主持国防最高会议第五次会议，演讲《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说明“国民政府迁移重庆，为三年前预定计划之实现”，希望党政军全体同志“共同一致，克尽本职，来争取抗战最后胜利”。2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一行抵达汉口，随即正式向世界各国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明确揭示了迁都重庆的动机和意义：“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刘湘当时率部出川抗日，病倒在汉口万国医院静养，立刻致电林森表示“谨率7000万人翘首欢迎”，表现极为大度。未料世事无常，两个月后刘湘突然病重不治，他身前留下遗言，激励所部将士“为民族争生存，为四川争光荣”，“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国民政府旋即褒扬刘湘，追赠陆军一级上将，生平事迹宣付国史。

蒋介石本人及重要军事指挥机构留驻武汉，统筹正面战场继续作战。1938年5月，日军攻占徐州，计划“以主力由徐州沿陇海路向西南，再沿平汉路南下攻打武汉。另以华中方面军一部由合肥趋信阳，一部溯江而上作为辅攻，准备在武汉地区捕捉并围歼中国军队”。6月初，日军第14、第16师团逼近郑州和平汉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等人建议蒋介石“以水代兵”，实施黄河泛滥。11日，郑州花园口决堤成功，豫皖苏三省二十余县顿时一片泽国，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但从抗战军事战略角度分析，这一事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日军进攻武汉的路线，中原战局趋于稳定，交战中心转向有利于中国的长江流域。

重庆为什么篇七
《为什么重庆是中国抗战时首都？》

为什么重庆是中国抗战时首都？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南京距离上海不到300公里，当时的国民政府情急之下移驻河南洛阳办公。3月初，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以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阳为行都”的重要决议。实际上西北地区贫穷匮乏，地方势力强大，加上紧邻晋绥，国防地理毫无优势可言。

参谋次长杨杰撰写《关于国防中心问题的意见书》，论述战前可供国防中心区选择的南京、武汉、成都、洛阳、西安等五处地方。最不被看好的是南京，安全条件最差。武汉位于华中腹地，近代化程度也不低，不过日军海空力量强大，易于溯江而上。经过一番论证后，谋国之士一般倾向成都、西安，前者的缺点是尚无铁路，有待开发，但四川周围崇山峻岭环绕，不失为“绝对的最后的守备地带”。

1933年内斗不止的四川军阀再起纠葛，刘湘一举击败刘文辉，大有统一全川之势。蒋介石开始将眼光转向西南。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也持相同观点：“四川是个富庶而因地理关系特形安全之省份，实为造兵工业最良地方。由重庆经贵阳建筑通昆明之铁路，使能经滇越路得向外国联络，有重要意义。”

30年代中期，四川替代西北成为抗日战争“战略总后方”的呼声很高，如何把四川纳入中央政府控制之下，成为蒋介石“安内攘外”步骤中的一项重要环节。

日军轰炸下的重庆商业区

辛亥革命以后，四川逐渐沦为防区林立，大小军阀混战不休的舞台。经过多年营私内耗，最后剩下刘文辉、刘湘叔侄二人互争雄长。中原大战时，刘文辉等人公开附和“反蒋”阵营，而据守川东门户重庆的刘湘则号召渝市党政军各界“救党驱汪”。反过来，蒋介石支持刘湘统一四川。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蒋介石电召刘湘入京商讨川省“剿共”及整理川政办法，大体决定仍由刘湘负责军事指挥，南京尽量补助饷款、械弹。作为“回报”，刘湘“允许”南昌行营组建参谋团，进入重庆安营扎寨，督导“剿共”。1935年2月，新一届四川省政府在重庆正式成立。3月初，蒋介石从汉口搭机飞渝，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踏上川省土地。没过多久，势力相对较弱的贵州军阀王家烈被迫辞去省政府主席、第二十五军军长等职，国民政府迅即掌控黔省。7月上旬，中央宪兵第5团和炮兵第2、第3营先后入川，刘湘同意让出重庆，迁移省政府至成都办公。

伴随南京中央势力在四川、贵州渐渐站稳脚跟，蒋介石变得信心满满：“即使我们丢失了中国关内十八个省中的十五个省，只要四川、贵州、云南在我们控制下，我们就一定能打败任何敌人，收复全部失土”。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8月13日上午9时许，进入上海的中国军队在日军首先越过对峙线的情况下，奉命发起攻势，揭开了淞沪会战的序幕。淞沪会战的直接目的在于“赶敌下海”和引发英美列强干涉，结果真的起到了分散日军兵力、“引敌南下”的战略作用与意义。鲜为人知的是，实际上陈诚早在1936年10月就曾提出过类似设想，“日军利于由北向南打，而我方为保持西北、西南基地，利在上海作战，诱敌自东而西仰攻”。

李宗仁对此有着不同看法，他认为主要是日本缺少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和气魄雄伟的战略家。如果日本一开始就派遣三十个师团分途进犯，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联系，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流域西进夹击，与其南下的主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即可轻松占领淞沪、南京、武汉、

长沙等战略要地。然后就能越秦岭占成都，穿三峡占重庆，经广西入贵阳，攻占中国各重要城市。

11月2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一行抵达汉口，随即正式向世界各国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

重庆为什么篇八
《重庆火锅为什么这么“火”》

重庆为什么篇九
《为什么重庆的商品住宅都是50年产权》

为什么重庆的商品住宅都是50年产权 对于上述问题，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的官方回答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国务院第55号令）第十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十三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最高年限由国务院规定并按用途确定：即居住用地七十年，工业用地五十年，教育、科研、文化、卫生、体育用地五十年，商业、旅游、娱乐用地四十年，综合或者其他用地五十年。因此，我市规定居住用地使用权年限为50年，与国家规定居住用地最高使用年限为七十年并不矛盾，符合国家上位法的规定。

其理由有三：

一是我市多数房地产开发以商业与住宅混合类型为主，一个项目中若按商业、住宅最高出让年限确定出让年限，势必会出现一栋建筑中，商业、住宅出让终止时间不一致，带来处置时的困难；

二是房屋的使用寿命一般都在五十年，土地使用期届满，房屋残值所剩也不多；加之《物权法》已原则性规定个人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可自动续期。

三是从考虑民生的角度，减少二十年的土地使用年限可相应减少缴纳相应的土地出让金，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房价。

因此，对住宅用地使用权年限按照五十年进行界定，也可有效降低购房者成本，让利给终端消费者。

今后在明确项目建设销售时，按照现行有关法律规定项目公司应当告知消费者出让土地使用剩余年限。政府部门责令开发商在房屋销售合同中必须明确土地使用期限，采取措施予以弥补损失，维护购房者合法权益。

重庆为什么篇十
《侵华日军为何没能攻占重庆》

侵华日军为何没能攻占重庆熟悉中国抗战史的读者都知道，在八年抗战中，日军始终没 有进攻过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实际上，日军曾计划在 1943 年春 季以后，发动一次大规模的‚五号作战‛ ，进攻四川，占领重庆、 成都等地，只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该‚作战‛计划未能实施。 “三月亡华”的迷梦破了 那是 1938 年 10 月，广州、武汉战役结束后，中国的抗日战争 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侵略战 争之后，已无力继续向中国腹地大举推进， ‚速战速决‛以武力占 领全中国的美梦彻底破灭了。 于是， 日军被迫将其战略方针由 ‚速 战速决‛改为‚战略持久‛ ，停止了向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对国 民政府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企图引诱 蒋介石投降。但蒋介石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下，始终没敢 走出这一步，日军‚对重庆国民政府的和平工作‛收效甚微。日 军内部普遍认为：若不使用武力，则无法使重庆政府屈服。 1941 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困难的阶段。是年 6 月 22 日，德国法西斯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大举进犯苏联，苏 联集中全力抵抗德国的侵略，无暇东顾，日本在中国北方受到的 来自苏联的压力大为减轻。同年 12 月 7 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发 动了太平洋战争。接着日本的‚南方军‛兵分 5 路，向泰国、马 来西亚、菲律宾、香港和关岛进军。战争初期，日军来势凶猛， 盟军节节败退，多年来在远东及西太平洋苦心经营、费尽气力才 建立起来的政治军事势力，在短短的数月之内便被一扫而空。日本大本营坚信对南方作战的胜利是对华采取攻势战略的良 好机会，于是开始酝酿在中国正面战场上实施大规模进攻战役， 以武力摧垮国民政府或者迫使其投降，但当时并没有准备进攻重 庆。 1942 年 3 月 19 日，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上奏天皇，提出： ‚希 望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成果，对中国事变的处理，断然设法尽快解 决‛ ，主张‚从其他方面调用若干兵团，与在华师团共同进行稍大 规模之作战‛ ，其作战目的‚为歼灭敌之中央军，或攻占对重庆政 权能构成直接威胁的战略要地，或策划使敌各军分崩离析而使重 庆政权失掉统治力‛ 。在奏文中，他没有提出要进攻重庆。 日本急于结束战争 与此同时， 侵华日军也在考虑向国民党军队发动一次较大规模 的进攻，但同样没有想到要攻打重庆。以冈村宁次为司令官的华 北方面军 ‚站在改善华北治安及对敌压迫之观点‛ 提出应发动 ， ‚西 安作战‛ ，于 1942 年 6 月或 9 月， ‚攻击西安附近，以消灭胡宗南 将

军的重庆直系第八战区军队， 接着， 毁灭延安的中共军根据地‛ 。 冈村宁次等人认为，攻占西安，可以切断国民党政权的西北交通 线，给国民党政权以沉重打击。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则提出 ‚长沙常德作战‛的构想，认为欲打击重庆国民政府，不如向长 沙、常德发起进攻，夺取这一谷仓地带，击溃国民党第六、第九 战区军队。 ‚西安作战‛和‚长沙常德作战‛的构想上报到大本营后，杉 山元和其手下的参谋人员进行了反复论证和研究，认为要想早日 结束中日战争，单独进行‚西安作战‛或‚长沙、常德作战‛都不可能达到目的，必须把进攻矛头直指重庆，发动一场以攻占重 庆、成都为目标的大规模的战役，以迫使中国投降，确立日、满、 华合一的所谓‚不败体制‛‚西安作战‛和‚长沙、常德作战‛ 。 可以作为这一战役的一部分。大本营的上层人物都一致积极主张 进攻重庆，他们认为：如果能攻占重庆，势必影响印度和整个西 亚，并促进打通印度洋，与德、意军协作，有转变全盘战局的可 能。因此，覆灭重庆国民政府是促进彻底征服亚洲的惟一办法。 5 月 10 日， 前往南京布置浙赣作战的大本营陆军部田边参谋次 长与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进行了密商。田边通报了大本营对 华新方针，即：现在南方作战大致告一段落，今后日本对外战争 的重点，重新转为处理中国事变，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日军都需 倾注全力尽快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田边说，统帅部已决定在 1942 年 9 月以后发动西安作战，以大约 5 个师团的兵力，突破黄河天 险，歼灭据守在关中的中国军队主力，攻占西安和宝鸡，以取得 从北方进攻四川平原的出击地。1943 年春季以后，发动进攻四川 的作战，设想以 8 个师团从西安方面从北攻进成都平原，以 3 个 师团从宜昌方面进攻重庆，目的是彻底覆灭国民政府，结束中国 战争。田边指示中国派遣军立即着手进行秘密准备。 6 月 27 日， 侵华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几将军得知大本营 正在策划进攻重庆后，感到非常吃惊，因为他作为中国战场的日 军野战主力军的指挥官，已在长江中游两岸的武汉、长沙地区同 中国军队主力多次较量，最了解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因此也最有 发言权。他认为凭日本现有国力，不可能进攻四川，也不可能彻 底覆灭中国。但是大本营并没有接受他的观点。“五号作战”方案 6 月底，日本大本营决定连续实施西安、四川作战方案(后称 ‚五号作战‛方案)。按照这一方案，1943 年春季后，侵华日军将 以主力自西安方面，另以一部自武汉方面发起进攻，消灭国民党 中央军主力，

攻占重庆，同时占领整个四川。 作战分三期进行。第一期：日军第五方面军（预定由第一、第 七及第二十八军组成）先向西安方面的国民党军队进攻，占领西 安、宝鸡，然后以第七军确保西安平原，以第一军占领汉中平原， 进而进入广元附近，准备进攻四川。第二十八军由郑县经老河口， 沿汉水向汉中发动进攻，配合第一军作战。与此同时，华中方面 的第十一军则以主力由长江沿岸或常德、辰州等地向四川发动进 攻，沿途歼灭国民党第六战区和第九战区的军队，进入万县附近 地区，这一阶段的作战时间约两个月。第二期：第一军自广元方 面、第十一军自万县方面，攻入四川腹地，一方面寻求国民党中 央军主力，加以歼灭，另一方面分别攻占成都、重庆，第二十八 军则策应第十一军作战。第三期：以一部兵力向四川其他重要地 区作战，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同时巩固占领地区。 日本方面估计，为实施这一作战，共需 16 个师团和 2 个混成 旅团的地面部队及 2 个飞行师团作为进攻的骨干兵力，其规模之 大，将超过过去日军所发动的任何一个战役。同时，还计划在现 有占领区保留总计 16 个师团和 14 个独立混成旅团的守备军。总 之，驻华地面兵力总计换算约达 40 个师团，相当于当时南方军的 2．7 倍。为此，日军计划由日本本土、南洋、中国东北和朝鲜向 中国关内战场增调 36 万兵力。7 月 9 日，大本营终于下定决心，认为如有可能，应实施这一 作战，并进行有限的作战准备。 ‚五号作战‛方案是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统帅部被胜利冲昏 了头脑的产物，要发动这一作战方案，除了要向中国关内大量增 兵外，还需要投入数量庞大的物资，主要有船舶 10 万吨、钢铁 5 万吨、汽油 5 万吨。以日本当时的国力而言，要发动这一作战实 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这一方案出台后，日本陆军省、海 军、关东军等方面都对此表示反对或持消极态度。 8 月 26 日，杉山元参谋总长召开了中国派遣军总部、华北方 面军、第十一军、关东军后勤和航空部队参谋会议，传达了‚五 号作战‛计划，并就有关问题进行商讨。在会上，派遣军方面对 ‚五号作战‛提出了非难。 他们的主要意见是：第一、质问大本营‚五号作战‛的目的 是为了歼灭敌军，还是为了占领重庆、第二、如果是为了歼灭敌 军，则派遣军的野战主力第十一军就不必进入四川，深入到地形 极为险恶复杂的重庆，在武汉附近寻求战机就行了，因蒋介石的 主力大部集中在长江中游两岸地区。第三、统帅部应该看到：武 汉地区的第十一军以 8 个师团、1 个混成旅团， 同长江北面

的第五 战区、西面第六战区、南面第九战区，共约 100 个师的中国军队 主力相对峙，完全处于被包围状态，能保住武汉占领区已经很不 错了。如果视而不见，置之不顾，大举西进，只能是自取灭亡。 关东军也反对抽兵南下。 再成泡影 制定这一方案的大本营对能否实施‚五号作战‛也并无把握。但是，好战的本性使他们不愿轻易放弃这一方案。杉山元和东条 英机陆相都认为：要实现大东亚战争的最后胜利，只有首先打败 中国，从长江中下游的水网地域抽出身来，否则，太平洋上的胜 利等于零。 9 月 3 日，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把‚五号作战‛的方案上奏天 皇，天皇对这一方案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他只是怀疑能否从南方 抽调兵力加入中国战场，在得到杉山元肯定的答复后，他批准了 这一方案。9 月 4 日，杉山元正式向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下达了‚五 号作战‛ 计划， 指示： ‚为谋求中国事变的迅速解决， 预定实施 ‘五 号作战’ ，目前在可能范围内进行作战准备。 ‛ 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接到命令后，开始从各方面为发动‚五号 作战‛做准备。他们设立了特务机关，专门收集四川的情报，并 派特务潜入四川;组织作战参谋乘飞机对进攻路线及四川省的地 形进行空中侦察;编训山岳大队，准备在进攻四川时担任尖兵;与 此同时，各种作战物资也源源不断地从日本运往中国。一时间， 中国上空战云密布。 然而，太平洋战场形势的急剧变化，使日军统帅部精心策划 的‚五号作战‛方案彻底成了泡影。1942 年 6 月，日军在中途岛 海战中惨败，丧失了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主动权。8 月 7 日，美军在 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由此开始了长达 6 个月之久的瓜岛争夺战。 自此以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逐渐由攻势转为守势。 为了阻止美军的反攻，日军不仅不能从太平洋战场抽调兵力 增援侵华日军，反而要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到太平洋战场作战。 这样，日军显然已无足够的兵力发动‚五号作战‛ 。11 月 7 日，陆军部秘密与中国派遣军司令官联系，决定中止‚五号作战‛ 。 12 月 10 日，杉山元经过天皇批准，向侵华日军发出指示： ‚……‘五号作战’准备决定中止。 ‛但新任第十一军司令官冢田 攻中将不甘心放弃‚五号作战‛ ，反复向大本营‚斗胆陈情‛ ，要 求第十一军继续执行进攻重庆的方案。大本营犹豫不决，遂命令 畑俊六在南京召开各军司令官会议，商讨此事。 12 月 18 日，会议完毕，冢田攻乘飞机由南京回汉口，不料飞 机在途经蕲春上空时，被中国军队第二十一集团军一三八师的高 射炮击落，冢田攻命丧大别山。此后， ‚五号作战‛被

彻底放弃， 东条英机所称的‚一场规模空前的百万大军的大远征作战‛ ，像一 个气泡似的，刚刚吹出个样就破灭了，进攻重庆成了日本军国主 义者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