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乱反正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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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乱反正时间篇一
《拨乱反正与社会民主主义》
高寒：拨乱反正与社会民主主义——回应刘源、张木生
发布时间:2011-08-03 00:36 作者:高寒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4697次
重发按语：此文写于近六年多以前。但它却对今年出版的张木生先生新书——《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中有关回归新民主主义的主张，似乎预先给出了回答。这个回归新民主主义，可说是中国共产党的体制内改革派——除了极个别如朱厚泽之外——包括晚年反思的赵紫阳先生，迄今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
这乍一看来，这个主张与笔者多年来的主张——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不容跨越，社会民主主义即为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干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应当大踏步地作战略撤退，退回到资本主义——真有点如出一辙了。
是的，差距在一步一步地接近，分歧已经似乎是很小很小了。然而，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正是在共产党是否握有天然的、不容置疑的“领导权”这一点上，社会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却原则地区别开来了。
既然刘源将军、张木生先生主张“争论的时代已经过去”，那就请他们也听一听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张吧。
高寒 2011年7月28日
内容提要
拨乱反正“反”（返）到新民主主义，却既是前卫也是局限，既是飞跃也是蜗步。因为新民主主义论的要害，乃是共产党的天然领导权。由此可见，这所谓新民主主义中所蕴含着的资本主义，还仅仅是一种以共产党的天然统治权为前提、以巩固共产党一党统治为轴心的制度设计。
正是中国共产党这种不容挑战的领导权或统治权，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事情已经越来越清楚，中国共产党这种天然的统治权，不仅是对它自己当年高高举起的那一面反“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之民主大旗的背离，而且也是清末那个“什么都可以变，就老佛爷的权力不能变”的隔代传承。
所以说，今天体制内改革派的拨乱反正，仅仅“反”（返）到新民主主义还
是很不够的。须知这所谓“共产党天然领导资本主义”其实根本就是一个悖论，因为特权与市场犹如冰炭不可同器。因此，要么就是特权抛弃市场（前三十年）；要么则是市场抛弃特权（未来中国）。而今天中国那居全球之冠的腐败和全球之冠的两极分化，不正在为这个“特权领导市场”模式，给出了绝妙的注脚吗？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当然可以寻求自己的领导权或统治权。但这个领导权不是天然的，不是人民选择了一次后就不可更改、不可再选择的，更不是靠国家强制力来勉强支撑的；它必须在资本主义的宪政民主制度中去平等竞争，如同欧美许多执政、乃至长期执政的社会民主党那样。
一、拨乱反正“反”（返）到哪？
中国共产党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起因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可拨乱反正究竟该“反”（返）到哪？却是一个至今没有得到真正解决的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这二十多年来的风风雨雨、反反复复，乃至迄今仍不能从潜在的社会危机中自拔，就都与这个问题有关。
一九八零年代初，文革刚去，百废待兴。此刻围绕着反对“两个凡是”而提出来的“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际上在中国共产党党内还不过只是“反”（返）到文革前的十七年，“反”（返）到中国共产党八大路线而已。邓小平当时提出的“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只是将毛泽东搞“文革”的一大块拿掉，其他则统统保留。这些都反映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后来随着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市场因素的不断冲击，中国共产党便一步一步地往后挪，艰难蹒跚地往后退：从“计划经济”撤退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再退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乃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最后且至今便退到那似乎已退无可退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尽管中国经济已经入世，尽管实际生活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在特权的重压或染指下仍在顽强而曲折地成长，但是作为国体的“资本主义”，却仍然只能是在“羊头”下偷卖的“狗肉”，仍然还是中国共产党不可逾越的头号理论禁忌、价值（观）禁忌和政治禁忌。
诚然，中国共产党党内也有人提到过“新民主主义”。这所谓新民主主义，按照发明者毛泽东的解释，即指共产党领导的资本主义。所以，如果今天明确地提出中国由社会主义“退回”到资本主义，这就不能不算是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在思想理论上的一个飞跃，在拨乱反正上的一个飞跃了，尽管这个思想飞跃目前还仅仅属于非主流的中共党内改革派。
然而，拨乱反正“反”（返）到新民主主义，却既是前卫也是局限，既是飞跃也是蜗步。因为新民主主义论的要害，乃是共产党的天然领导权。由此可见，
这所谓新民主主义中所蕴含着的资本主义，还仅仅是一种以共产党的天然统治权为前提、以巩固共产党的一党统治为轴心的制度设计。
正是中国共产党这种不容挑战的领导权或统治权，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事情已经越来越清楚，中国共产党这种天然的统治权，不仅是对它自己当年高高举起的那一面反“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之民主大旗的背离，而且也是清末那个“什么都可以变，就老佛爷的权力不能变”的隔代传承。
所以说，今天体制内改革派的拨乱反正，仅仅“反”（返）到新民主主义还是很不够的。须知这所谓“共产党天然领导资本主义”其实根本就是一个悖论，因为特权与市场犹如冰炭不可同器。因此，要么就是特权抛弃市场（前三十年）；要么则是市场抛弃特权（未来中国）。而今天中国那居全球之冠的腐败和全球之冠的两极分化，不正在为这个“特权领导市场”模式，给出了绝妙的注脚吗？
那么，中国共产党为何又要“退回”到资本主义呢？象北朝鲜那样就搞它的“社会主义”不是很惬意的吗？可它为何哪怕仅为权宜之计也要作如此大的战略撤退呢？更进一步，人们还可以问，为何当初中国共产党打天下时不是直接诉诸于苏联老大哥那美好灿烂的“社会主义”，而偏偏要来个新民主主义也就说要以资本主义为旗帜呢？
历史的答案是这样的：倘若毛泽东当年那条一直走到黑、走到文革的“社会主义道路”还走得通，又何来邓小平其后的拨乱反正？同理，倘若当年瑞金的中华苏维埃旗帜还扛得下去，又何来毛泽东其后的新民主主义？君不见，即使有倾国之权的毛泽东，至死也对付不了那生生不息的“资本主义尾巴”？君不见，即使如一言九鼎的邓小平，临终也解决不了那前仆后继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看，苏东阵营的解体，难道不正表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顽强地不可抗拒地推动着历史的车轮？强大如超级大国苏联，显赫如横跨半个地球的“社会主义”阵营，难道不都在这只看不见的手面前轰然蹦溃、粉身碎骨了吗？
这只看不见的手不是别的，就正是资本主义，就正是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就正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揭示的资本主义那摧枯拉朽、不可抗拒的历史必然性。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凡不是建立于资本主义文明基础之上的任何所谓“社会主义”，凡不是以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为其历史前提和文明基础的任何所谓“社会主义”，就统统是不合格的、拔苗助长的、画虎成犬的、从而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农社会主义乃至封建社会主义。对此，《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均有着大量的论述。请看：
他们“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
所以，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对于中国共产党党内真正彻底的改革派而言，对于一切还怀抱着当初那朦胧但却闪光的社会主义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拨乱反正，就是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就是要回到承认资本主义文明之历史必然性不可抗拒。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二、社会民主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者干资本主义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是市场经济，市场发育的前提是平等竞争，平等竞争的前提则是自由主体和多元主体。而这一切，又以交互作用的方式，要求资本主义的宪政文明及其以独立人格为中心的多元文化等上层建筑为之服务。
相反，封建专制文明的基础是自然经济，市场仅是其补充。自然经济的前提是宗法关系，宗法关系的前提则是人生依附。而这一切，又以交互作用的方式，要求封建主义的皇权文明及其以依附人格为中心的一元文化等上层建筑为之服务。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曾经所猛烈批判的资本主义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来看我们至今仍诅咒的那基于充分商品交换所必然形成的人权、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多元等现代价值体系，并对照我们今天那无孔不入的特权、依附、腐败、专断、人治、„„，等等，那你就会明白，在今天的中国，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明在拼死地抗衡着资本主义文明了。
因此，不要以为凡是反资本主义、反资产阶级自然而然就都是社会主义，自然而然就都是无产阶级革命。世界历史告诉我们，当资本主义文明作为一种新的历史必然性问世时，它势必要受到挟数千年传统积淀优势的封建文明的强力反抗。于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便有着基于过去立场和基于未来立场这样截然不同类型的两种批判了。就前者而言，它是以否定和抗拒资本主义必然性为前提，并怀揣着将被新文明所替代的恐惧；就后者而言，它则是以承认和推进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为前提，并蕴含着更高历史阶段文明对其批判对象的扬弃（继承与否定）。
诚然，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发生与发展，各个不同学派或教派都试图给出自
己的终极解释。自由主义者往往是从人的所谓超时空的人性，从所谓天赋人权着眼；各种宗教，则往往是从各自神灵的天启、恩赐或预设着眼。而唯有马克思主义、唯有科学社会主义，才是从历史必然性着眼、从人类物质生产方式自身的运动着眼的。
从唯物史观的历史必然性出发，当然就毫无疑问地要将资本主义文明视为一种过程，视为一种在封建主义文明中孕育，并依其必然性而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不言而喻，历史唯物论除了物质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外不承认任何永恒的东西。它视万物皆流皆过程，因而资本主义文明也就必然要为更高一级的人类文明所替代—— 就象它基于同一个必然性而替代了和替代着封建主义文明一样——这就是在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文明基础上孕育出的社会主义文明、以及它的更高阶段共产主义文明。这种文明如果说在马克思主义创立时代还只是极为遥远的朦胧的未来的理想，那么在今天，她已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基于资本主义文明所自身演化的逻辑，基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日益一步一步地以政策、法案的方式而成为了现实。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与东方“社会主义阵营”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产生着资本主义正好相反，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则是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产生着社会主义。今天在欧美各国，人们会惊奇地发现，当年社会主义者近乎乌托邦似的若干梦想，竟在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下逐步得以实现。无论生活质量还是社会保障，无论受教育程度还是政治自由度，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劳工阶层都远在当代“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劳工阶层之上。在这些国家里，象中国今天这样的官场大规模腐败是不可想象的；象中国今天这样的工人农民上不起学的教育腐败和看不起病的医疗腐败是不可想象的；同样，象中国今天这样的不准工人组织工会和不准工人罢工，以至大规模的、公然的言禁、报禁、网禁、党禁，乃至肆无忌惮的警察横行和司法黑暗，„„等等、等等，更是不可想象的。
自瑞典社会民主党在上世纪30年代经由票选执政以来，以承认资本主义历史必然阶段不可跨越为前提、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逐步推行社会主义政策的实验，便率先在北欧斯堪的那维亚三国开展起来。经由政府对市场盲目竞争作适度干预的调节，被称作“民主社会主义”的北欧各国，在效率和公正的良性动态平衡上，均取得了傲人于世的成果。它们不仅在国民经济指标上长期位居世界前列，而且在社会公正、消除特权方面也被公认为全球楷模。
不仅如此，随着北欧社会民主主义的示范效应，对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危机心有余悸的西方各国自由主义，也开始了对在大危机中暴露得淋漓尽致的早期资本主义盲目竞争弊端痛定思痛。于是便有了罗斯福的新政和凯恩斯的理论；更有了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纷纷获选执政。随着社会民主党人影响力的日益扩大，资本主义各国都相继通过或完善了反垄断法，股份交易法，最低工资法，最高工时限制法，医疗保险法、普及教育法和高额累进所得税法，„„等等一系列法案。
拨乱反正时间篇二
《如何理解毛泽东思想拨乱反正时期邓小平准确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贡献》
如何理解毛泽东思想：拨乱反正时期邓小平
准确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贡献
叶剑锋
（湖北省委党校，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２２）
摘要：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时间内，党和国家工作之所以徘徊不前，其根本原因是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继续坚持・ｔ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理论和方针，并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对此，邓小平针锋相对，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全党必须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是新中国历史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它具有全局性、转折性、开创性的意义。关键词：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两个凡是；邓小平中图分类号：Ｄ６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０６８１（２０１３）０４－００９１—０３
中共湖北省委党校教授、政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作者简介：叶剑锋（１９６９一），男，湖北浠水人
如何理解毛泽东思想，如何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是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大问题。在“拨乱反正”时期，邓小平在自己还没有被“拨乱反正”（史学界一般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至党的十二大之间的历史称为“拨乱反正”时期）之前，就以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敏锐和勇气，向全党提出了如何通过拨乱反正，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恢复毛泽东思想的科学面目。在拨乱反正过程中，邓小平顶住各种错误思潮的压力，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思想的干扰，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引导全党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认识毛泽东思想，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
一、拨乱反正：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左”倾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
从粉碎“四人帮”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两年中，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多种原因，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
进的航向。从此，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
“拨乱反正”是粉碎“四人帮”后出现的新词汇，是那个年代的流行话语。所谓“拨乱反正”，
就是特指消除“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思想、
组织和经济上的混乱局面，使之恢复正常秩序。
“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大灾难，从某种
意义上讲，它使中国人民遭受了一场封建主义的大灾难。因此，“文革”后的拨乱反正，首要的任务就是，使国家政治生活脱离封建专制主义的轨道，驶向民主政治的正确航道。拨乱反正是新中国历史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因为它具有全局性、转折性、开创性的意义。这一时期留下的重要历史文献，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鲜活气息。这些历史文献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
“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关于党内政
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
犯了“左”倾错误，党和国家的工作呈现在徘徊
中前进的局面。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一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在华
革》、《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等等。这些历史文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此一时期的重要政治活动的行动指南和历史纪录。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至６０年代初，林彪开始用所谓“创新”的方法、庸俗化的方法歪曲毛泽东思想，人为地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割
国锋主政期间，我党ｘ，－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有一定程度的纠正，如揭批和清查江青反革命集团
的罪行及其帮派体系、局部平反冤假错案等。但是，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时间里，全盘继承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阻碍全党为纠正
过去的“左”倾错误所进行的拨乱反正。并且，
他还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的个人崇拜。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大会扭转了粉碎“四人帮”两年来党和国家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改变了中国历史前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５—２３
裂开来。“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
团利用“毛主席语录”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肆无忌惮的肢解和篡改，他们把毛泽东的某些片言只语和个别论断，特别是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
革命”这一错误理论当作毛泽东思想进行片面宣
传，毛泽东思想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粉碎“四人帮”后，时任中央主席的华国锋提出“两个凡
・９１・
万方数据
叶剑锋：如何理解毛泽东思想：拨乱反正时期ｘｌＳ／ｌ，平准确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贡献
是”，又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毛泽东的言论。
在此种历史的语境之下，邓小平对拨乱反正
的概括——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左”倾错误，回到毛泽东
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批评和纠正毛泽东同志晚
年的“左”倾错误是拨乱反正的三大任务之一，
这已成为国内党史学界的共识，拨乱反正的“三项任务：一是要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扭
转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种种是非颠倒的混
乱局面。二是要批评和纠正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坚持毛泽东思想。三是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回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轨道。可以说，这三项任务就是拨乱反正的全部内容；完成了这三项任务，就是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１］
二、“两个凡是”的实质：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毛泽东的言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
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时间内，党和国家工作之所以徘徊不前，其根本原因是当时的中央主席华国锋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中的“左”
倾理论和方针，并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对此，邓小平针锋相对，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
理解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全党必须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
华国锋为了维护其毛泽东的“合法”继承人和最忠诚的学生的身份，为了论证其“英明领袖”的合法性，借重毛泽东的旗帜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１９７７年２月７日，按照华国锋的意见，《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
表了《学好文件抓好纲》的社论。社论提出，“凡
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两个凡是”的方针。同年３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华国锋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再一次强调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为全党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拨乱反正设置了重重障碍。
华国锋提出和推行“两个凡是”直接的政治含义，是弹压和阻挠人们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继续下去。其更为深刻的涵义，是对毛泽东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把毛泽
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更早以前说过的话、
决定过的事情都奉为金科玉律，绝不允许有任何改变。很明显，“‘两个凡是’是在回避毛泽东晚年错误，把毛泽东的言论当作教条，表面上看它在维护毛泽东，坚持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拒绝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毛泽东生前的言行进行科学分析和评价，继续将毛泽东晚年错误坚持下去。这样在理论上就完全违反了党
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走上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轨
道。”［２］
这就为拨乱反正，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
・９２・
万方数据
错误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设置了更大的障碍。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形成了一道新的无形的精神枷锁，制造了新的思想混乱、思想僵化。同时，华国锋等人借助“两个凡是”的提出和推行，实际上垄断了对毛泽东言论的发布权和解释权。当政治上需要时，他们就拿出一二句或一二段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借用毛泽东树自己，压别人，束缚群众的思想言行。
显然，在“两个凡是”错误方针下，封建主
义残余不可能受到打击，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也不
可能提上议事日程。况且，“两个凡是”本身就带有封建的“愚忠”的色彩，其提出和推行实际上采用的也是封建主义的那一套方法。“两个凡是”的封建色彩表现在它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向了顶峰，同时也制造了对华国锋本人的新的个人崇拜。华国锋的“领袖”地位既不是选举的结果，更未得到全党的认同，其合法性值得怀疑，他因此要借助“两个凡是”。“两个凡是”的提出，完全是华国锋一个人的意志，是个人专断的产物，不是党中央集体意志的结果。再者，华国锋凭借权力先后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发文件，并动用专政手段镇压敢于对抗“两个凡是”的人，强制推行“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受到了党内外各种
抵制和反对。在这些抵制和反对声中，邓小平的
意见最为一针见血，并具有决定性作用。邓小平以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反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的交
锋，实质上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两种思想路
线的斗争。
１９７７年２月，邓小平在没有恢复工作的情况下，挺身而出，指出“两个凡是”的提法是不对的。４月１０日，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写信，从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５月２４日，邓小平在同王震、邓力群的谈话中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说：
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
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
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
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
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
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
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
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
过“凡是”。［３］（Ｐ３６—３７）
三、拨林彪、“四人帮”歪曲毛泽东思想之乱：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早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１９７５年９月，邓小平就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不能割裂毛泽
东思想，“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３］他说，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已
路线。
叶剑锋：如何理解毛泽东思想：拨乱反正时期邓小平准确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贡献
经遭到了罗荣桓等老同志的反对。罗荣桓同志曾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林彪主张就学“老三篇”、“老五篇”，是割裂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怎么能够只把“老三篇”、“老五篇”叫做毛泽东思想，而把毛泽东同志的其他著作都抛开呢？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
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
决。［３］（Ｐ４２）
１９７７年４月１０日，在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情况下，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呼吁“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１９７７年７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一致通过恢复了邓小平在党内外担任的七项职务。邓小平的复职，是对“两个凡是”的一个重大突破。但是，华国锋并没有因此放弃“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就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华国锋仍
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继续宣扬
“两个凡是”。基于此，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的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说：
“我在今年四月十日致华国锋同志、叶剑英同志、党中央的信中，曾经提到，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我们党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的事业推向前进。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
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
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
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３］
（Ｐ４３）
四、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精髓的党的思想路线
在提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邓小平迸一步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和精髓。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是要高举实事求是的旗帜。他在十届三中全会的
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说，在延安中央党校，毛泽东
同志亲笔题的四个大字，叫“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１９７８年９月１６日，邓小平进一步强调指出：
“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
万方数据
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
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
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
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３］
（Ｐ１２６）
根据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关于坚持实事求
是原则的正确主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彻底否定了“两个凡
是”的错误方针，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三中全会深入讨论了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所倡
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问题，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一致认为，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
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为此，全会决定把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作为全党工作的指导方针。这标志着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同时，它也是我们在新时期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思想方法论。１９８０
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邓小平在讲到肃清封建主义残余时明确指出，对
待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这一
任务，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运用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封建主义遗毒的表现，进行具体的准确的如实的分析。”［３］（Ｐ３３５）
参考文献：
［１］孙大力．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拨乱反正研究综述［Ｊ］．教学
与研究，１９９５，（２）．［２］林维刚．论邓小平在拨乱反正过程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准确把
握［Ｊ］．临沧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６，（２）．［３］邓小平文选（第２卷）［Ｍ］．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责任编辑高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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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毛泽东思想:拨乱反正时期邓小平准确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贡献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
叶剑锋
湖北省委党校,湖北武汉,430022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The Journal of Yunnan Administration College2013(4)
1.孙大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拨乱反正研究综述 1995(02)
2.林维刚 论邓小平在拨乱反正过程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准确把握 2006(02)3.邓小平文选 1994
引用本文格式：叶剑锋 如何理解毛泽东思想:拨乱反正时期邓小平准确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贡献[期刊论文]-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3(4)
拨乱反正时间篇三
《胡耀邦与_文化大革命_后拨乱反正时期的青年工作_陈启懋》
2012年10月总第319期第10期ContemporaryYouthResearch当代青年研究Oct，2012SerialNo.319No.10胡耀邦与“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时期的青年工作
陈启懋
（上海环太平洋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摘要]胡耀邦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后这个特殊的年代，对青年工作面临的基本问题，包括对“文
化大革命”后青年的估价，青年工作拨乱反正的任务和基本方针，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各种严重的青年问题的方针和政策，对当时的共青团组织怎样工作和团干部应有的精神状态与作风等，都有相关的系统论述。这是我党青年工作的一个典范。青年是社会变革中一支最敏感、最活跃也是很重要的力量，今天我们重温胡耀邦同志当时的指导思想，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胡耀邦；青年；工作；文化大革命
[中图分类号]D4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89（2012）10-0001-10
“文化大革命”中共青团组织受到严重摧残，各级团委机关陷于停顿，团干部受到迫害，团刊、团报等各种青少年读物被封禁，团中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直停止工作。“四人帮”还妄想把各地的共青团组织变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受到广大团员、团干部的抵制。199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并毅然决定终止“文化大革命”，从而开始扭转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使广大人民得以摆脱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使广大青年看到了前途，有了希望。“文化大革命”后党为了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的大量问题，进行了艰巨的拨乱反正的工作。“文化大革命”遗留的青年问题成堆，青年工作也面临着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文化大革命”后不久，胡耀邦就参加了党中央的领导工作，不久成为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工作非常忙，但仍十分关心青年，关心共青团的工作，对青年工作的拨乱反正作了系统的深入的指导，对青年工作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深切关怀青年，满腔热忱地指导青年工作的拨乱反正
胡耀邦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拨乱反正时期领导了平反数量巨大的冤假错案、推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并承担着党中央繁重的日常工作，日理万机。但他仍然时刻把青年教育事业挂在心上，
[收稿日期]2012-07-10
[作者简介]陈启懋，上海环太平洋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方向为青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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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青年研究2012年第10期总第319期满腔热忱地指导青年工作的拨乱反正。
1978年，胡耀邦接受党中央的委托，指导筹备和召开团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他不仅出席团“十大”筹委会，还多次同大家一起研究团中央工作报告的主题、内容和新的团中央委员人选、团中央的领导班子，特别提出要注意选拔1976年“四五运动”中的优秀青年参加团的“十大”和中央委员会。1978年10月28日，在共青团“十大”闭幕后的新老团干部见面会上他又鼓励新的团干部不怕困难、会干实事、带头学习、不断前进。[1]以后他虽然公务繁忙，但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团中央召开的一些重要会议，他总是经常挤出时间来参加。如1979年初“文化大革命”中积累的一些青年问题凸显，有些矛盾很尖锐，影响了大局的稳定。同年2月，胡耀邦在团中央召开的团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鼓励团的干部要解放思想、转变作风，面对青年，到青年中去解决问题，在实际中找办法。[2]1982年，作为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十分关注团的“十一大”的召开，并亲自出席团的十一届一中全会，发表了以“你们一定胜过我们”为主题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说：“团的干部一定要了解，你们的身上肩负着双重任务：第一重任务，你们要带领、团结和教育团员青年，站在四个现代化的前列英勇奋斗。还有一重任务，就是你们要准备接替老一辈，把我们党和毛主席开创的伟大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3]
胡耀邦经常同一些青年保持通信联系，满腔热情地回答他们关心和感到困惑的问题。1978年初，一位年轻的共青团干部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了当时许多青年感到困惑的问题，希望耀邦同志予以解答。胡耀邦为此写了一封热情的复信（《一位老干部给青年的复信》，1978年4月10日《人民日报》），结合自己的体会回答了来信提出的问题。他在复信中写道：“有些青年同志对党那么热爱，那么信任，并且准备把一切都献给她。但错误路线干扰破坏的时候却为什么跟着跑，反而损害了她呢？这个问题，我在青年的时候，也碰到多次，并且为它苦恼过。现在年纪大了，才知道这是青年很难避免的遭遇。老实说，青年缺乏经验，缺乏锻炼，盲目性很大。有什么窍门，什么保险的东西可以避免这种遭遇吗？我看没有。如果有，那我们就否认实践论了。那么，是否可以逐渐减少以至最后基本上消灭盲目性呢？马克思主义又告诉我们，这是可能的，完全可能的。办法就是要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努力学习和实践，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革命理论，学习党的文件和党报党刊的重要言论。同时，经常生活在群众中间，向群众学习，向群众作调查，听取群众的呼声，倾听群众的意见，遇事同群众商量。这样就可以使自己成熟起来。”[4]
胡耀邦对青年深切的感情与他的经历有关。他16岁（1931年）就担任了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儿童局书记，18岁（1933年）担任少共中央秘书长，19岁（1934年）担任共青团中央局书记，后来又先后担任共青团中央局组织部长、宣传部长。1952年起任团中央书记14年之久。他自己就说过：“我对青年抱有特殊的亲近感。这当然不仅是因为我同其他年长者一样，都是由青年过来的；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一生中，从事青年工作的时间长达二十年。”（1983年11月26日在日本各界青年集会上的演说）[5]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名政治家和马克思主义者，胡耀邦以历史发展的战略眼光看待青年，深知青年工作的重要性。在这次对日本青年的演讲中他说：“长期经验，使我相信一个真理，青年是民族的未来，人类的希望，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未来主宰者。”[6]胡耀邦的心始终和青年、青年工作连在一起，他对青年教育事业念念不忘。
二、正确评价“文化大革命”后的一代青年
由于“文化大革命”初期不少青年被煽动起来造反，做了一些错事、坏事；“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大青年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其中一些人在社会上游荡，沾染了不良习气；“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文化大革命”中积累的社会矛盾爆发引起社会的动荡，其中大多与青年有关，“文化大革命”后一段时间里党内外对青年的评价产生了分歧。有些同志认为那一代青年是“走下坡路的一代”，有些认为是“荒废的一代”，也有些认为那一代青年是“思考的一代”、“怀疑的一代”，众说纷纭。这是当时青年工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胡耀邦十分重视如何正确评估、看待“文化大革命”后这一代青年的问题。在与团干部的谈话和一些重要会议上他对这个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任何时候都要肯定青年的主流、青年的大多数。针对一个同志认为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新中·2·
2012年第10期胡耀邦与“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时期的青年工作国土地上生长的第三代、第四代走下坡路的观点，他明确指出：“这一点，我不能同意。因为这种看法不合乎实际情况，没有作具体分析。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青年大致上总是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走下坡路，甚至走到泥坑里去了。但这只是极少数。一种情况是在十字路口徘徊，迷迷糊糊不知往哪里走好。这种人比第一种人多一点，在‘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煽动下，就更多一点。‘四人帮’被打倒了，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鼓舞下，这种人大大减少了。另一种是充满朝气、奋发有为的人，就是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这种人也到处有，在那些用血和泪为人民、为我们伟大事业而英勇奋斗的人们当中，不多数是青年吗？这种青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是少数。”[7]1980年2月12日，在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上他也特别谈到了如何看待青年的问题。他指出，“有同志说，青年是好的；有同志说，青年是坏的。我觉得两种看法都太绝对。我们党历来讲青年绝大部分是好的，也有少数不好的。”[8]在20世纪80年代初伦理学界的一次会议上他又讲到了怎样看青年的问题。他说：“有人对大学生的估计是‘三信危机’，这里有个看问题的标准问题。现在要求振兴中华、要求改革是青年主流，这是对青年估计问题。”[9]
第二，强调对青年要一分为二。胡耀邦指出：“青年人很可爱，他们本质上很纯洁，很有朝气，他们是我们的未来。但是人在青年时期，一般来说，却比较幼稚，容易上当。”[10]“人在青年时代，确有优点，也确有弱点。弱点往往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或者目光短浅，小天小地。我们的宣传工作不要助长他们弱点的发展。要发扬积极的东西，鼓励他们奋发图强，舍己为公，朝气蓬勃地前进。”[11]
第三，重视“文化大革命”中青年学业荒废的问题，但不同意把青年说成是“荒废了的一代”。1980年3月23日，胡耀邦在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特别提出了青年的学业问题。他说：“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期间，从8岁到18岁的青少年大约有一亿五千万人。那时，他们本来都应该在小学和中学里好好学习，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的学业基本上荒废了。林彪、‘四人帮’煽动的‘打砸抢有理’和‘交白卷光荣’，毒害了我们整整一代青年。连国外许多朋友都清楚，在这场大破坏中，受害最大和最深的就是这一代青年。现在他们一般是20岁以上到30岁左右的青壮年，大部分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小部分还在学校学习。他们中的大多数表现不错，思想上受毒害较深的只是少数。无论如何，他们所受的思想上的毒害还比较容易消除，但要弥补他们文化科学知识上的损失，那就不是一个短期能够做到的事情。因为他们每天都担负着繁重的生产劳动任务，有的已经成了家，还要操劳家务。我们希望科协的同志协同教育部门、工会，共青团、妇联的同志用心研究这个问题，希望一切厂矿企业、农村人民公社的同志们，也都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看看采取什么最有效最便利最切实的办法，在继续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觉悟的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帮助他们提高文化，提高技术，使他们真正成为适合四个现代化需要的一代新人……现在有两亿一千万青少年在中小学校学习，他们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后备队。他们今天上课堂，明天就要上战场。现在课堂上的功夫如何，同今后战场上的战果有密切关系。我们要想得远一点。”另一方面，他不同意把青年说成是“荒废了的一代”。他强调指出：“这几十年国家总的来说是处在大变化、大动乱、大发展的时期。痛苦的经历，只要用正确的态度、正确的观点对它重新加以认识和体会，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不好的东西也可能变成很好的东西。所以现在这一代年轻人，二十几岁的人，三十几岁的人，四十岁左右的人，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大变化、政治局面的大变化，两方面的经验都有，这很难得啊。什么是正确的，是错误的，错误的应该怎么防止，正确的应该怎么发扬，这种经验是买不到的，是从书本上学不到的。”
第四，强调要正视青年的弱点并注意帮助青年克服自身的弱点。1980年他在《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演讲中指出：“我们要引导青年奋发图强，脚踏实地，为人民作出更多更好的贡献。要防止青年人陷于目光短浅或者好高骛远的境地。”1982年，在共青团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再次强调指出：“青年人中有两个带普遍性的弱点，一个叫抓不紧自己，一个叫瞧不起群众。对自己抓不紧，对别人看不起。自古以来，就有很多长者、贤者向青年人打这个招呼：‘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就是讲这个事情的。毛主席几十年来也经常向青年人打招呼。但许多人往往是在四、五十岁以后，才回头来想自己，觉得年轻的时候耽误了、懈怠了，经常吃这种‘后悔药’，就是后悔当年对自己抓不紧，对别人瞧不起……青年人有股闯劲，什么都不怕，敢说，敢干，这是好的。但是，一定要防止对自己抓不紧，对别人瞧不起。”[12]
胡耀邦这一系列判断和分析，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初期的青年工作指明了方向，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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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青年研究2012年第10期总第319期意义。
三、引导青年向前看，做新长征的突击手
早在1975年胡耀邦受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委托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破坏的中国科学院进行整顿时，就提出了“新长征”的口号。那一年的十月中旬，在科学院共青团纪念长征四十周年的大会上，胡耀邦作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的长征》的报告，号召科学院的青年技术人员要牢固树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艰苦奋斗的思想。他说，“长征到现在40年了”，全国人民要“再干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要进行一个新长征”，这个新长征就是“要在本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们可爱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现在，我们新的伟大的新长征的军号已经吹响了”。[13]在当时“文化大革命”突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压力造成的沉闷气氛下，这个报告有如石破天惊，在科学院的广大科技人员、干部特别是青年中引起了巨大震动。尽管“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四人帮”仍在肆意横行，但“新长征”的口号却冲破种种封锁，开始在青年中流传。
粉碎“四人帮”后，面对“文化大革命”中深受极左思潮毒害，同时也饱受摧残、历经曲折、多少有点迷惘的青年，胡耀邦认为重要的问题是要引导青年向前看，让他们在建设国家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锻炼成长。1978年5月，胡耀邦受北京东城区团委邀请参加纪念“五四”59周年的大会，并即席发表演说。曾任团中央书记的王照华同志对此作了十分生动的回忆：耀邦面对与会者热切的目光、激动的神情，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开口就说：“我们这些做过团中央工作的老同志、老人，今天来参加你们这个会，主要是来表达我们的心情。刚才听说你们说要欢迎我们，说的不对。我们老了，或者说，我们正在变老，我们没有资格再做青年团的工作了，我们这生再也没有这个希望了。因此，你们不应该欢迎我们，而是应该欢送我们。”说者很动情，话语间充满着对团的工作留恋之情。听者动容，报以热烈掌声，掌声中充满着对胡耀邦等“老团干”的感激之情。接着耀邦说：“我们党现在把新时期的总任务叫做新的长征。什么是新的长征呢？新的长征叫作实现四个现代化，或者说是要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四个现化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老的长征的雄心壮志就是毛主席讲的‘不到长城非好汉’，新的长征我看应该是‘不入世界前列非好汉’。”最后他又语重心长地指出：“老的长征中有好样的，也有窝囊废；有英雄，也有逃兵。新的长征中有没有逃兵呀？有没有窝囊废呀？这是摆在你们面前应该考虑的问题。现在新的长征已经开始了，我们怎么进行长征，我们是大摇大摆、两手空空地进行长征呢，还是要有新准备，有新武装参加长征？我们进行老的长征，至少有两大武器，一个是步枪，一个是手榴弹。步枪加手榴弹，拿着这两个武器参加长征。进行新的长征靠什么？进行新的长征可不像逛颐和园，也不像逛香山。预祝新时期的共青团成为一支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强国的、不怕任何困难的、一往无前的、英勇的突击队，预祝新时期的青年一代个个都成为进行新长征的新英雄。”[14]
新长征的号召在广大青年中传播，得到热烈响应。不久后召开的共青团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即以“为伟大的新长征贡献青春”为题[15]。“争当新长征突击手”成为青年中的响亮口号。
四、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的团干部和青年
在拨乱反正期间，胡耀邦一再强调，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中犯过错误的青年，除了个别一贯搞“打砸抢”，有血债、民愤的犯罪分子外，对一般受害上当、做过些错事的青年，都要帮助他们总结教训，治好创伤，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1978年春夏之交解放军报社一个同志访问胡耀邦。耀邦同志说：“我们要注意团结大多数。‘文化大革命’中跟着起来造反的，绝大多数是受林彪、‘四人帮’的煽动而受骗上当的好同志，许多还是不懂事的娃娃。在群众中划分这个派那个派搞批判，容易扩大打击面，伤害一些本来是可以争取和教育好的同志，这样做对革命事业不利，我们要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多做团结工作，最大限度地缩小打击面，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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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第10期胡耀邦与“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时期的青年工作
胡耀邦正确对待、妥善处理团中央机关在“文化大革命”中犯过错误的干部。“文化大革命”初期团中央受冲击，胡耀邦和其他团中央领导同志“靠边”挨斗。原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王道义被指定临时主持团中央的工作和机关的“斗批改”。他多次组织对胡耀邦的批斗。但“文化大革命”后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仍分配他当兰州市的市长，后来又让他担任甘肃省的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有人对此不解，问胡耀邦为何如此处理。胡耀邦解释说；“他批判我50年代的讲话时，说我只讲以生产为中心，不讲阶级斗争是修正主义。我当时就是那样讲的，他也没有造我的谣呀！批得不对那是另外一回事。后来我只是批评他，驻团中央的军代表做了那么多错事，你还尽讲他们的好话，这是错误的。咱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是工人出身，是个好同志。错误是在那种特殊情况下犯的。”[17]就是对这位军代表，胡耀邦后来也分配他到国家体委当了副主任。有人问，这个人犯了那么多错误，为什么还让他当体委副主任，胡耀邦回答：“还要给他出路嘛。”[18]“文化大革命”中，团中央机关不少人在那种特殊条件下造过他的反，批判过他，或搞过他的“专案”。“文化大革命”后有的去看他，甚至有事求他，他都不计前嫌热情待之。一次，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一位干部去他家，他热情接待，他的孩子却因为这位同志在运动中揭发批斗过父亲而态度冷淡。孩子想不通，父亲为什么还对揭发过自己的人这样热情。胡耀邦不仅当面让孩子叫叔叔，事后还对孩子们讲他身边工作的人当时的日子也不好过，顶着很大的政治压力，造反派把他们当成“走资派”的知情人，千方百计地从知情人身上挖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他风趣地说道：“保皇派不好当啊。”[19]团中央机关还有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整过他的青年，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清查中受到审查，一时过不了关，他写信向胡耀邦同志“求救”。胡耀邦把信批转给团中央负责同志，要求尽力做好这个青年的转化工作。这个批示加快了这个青年解脱的进程。这充分体现了他宽以待人的胸怀。[20]胡耀邦正确对待、处理团中央机关犯错误的干部，为全团树立了榜样。
1983年开始整党后提出要清查“三种人”（指“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胡耀邦对此十分重视，强调要注意那些比较年轻，有文化，造反起家，而且隐藏下来的，甚至已经钻进领导班子或者第三梯队，正在受到信任和重用的人，这种人对党的危害很大，要坚决清除。但同时又提出要注意把犯严重错误的、说过错话的、办过错事的三种情况与“三种人”区别开来。他说：“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那股潮流来了，谁挡得住啊！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只不过轻重、大小不同就是了。当时处于各级领导岗位的老干部就难以不犯错误，我们要慎重区别这些错误是不是属于‘三种人’性质的。”[21]“文化大革命”期间团中央是个重灾区，有两个书记处书记被迫自杀，一个自杀未遂。但团中央未划一个“三种人”。
正确对待和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的青年和青年干部，使一大批青年和青年干部放下了包袱，轻装前进，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各项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正确对待、处理青年诉求和青年群体事件
1978年冬、1979春，正当党和国家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转移的历史转折关头，“文化大革命”中积累起来的青年问题突然爆发。其中最突出的是“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大量要求回城，部分“文化大革命”前支农支边的青年受到影响也要求回城，形成了一股“返城风”，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卧轨、阻拦交通等极端行为，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与此同时，北京、上海等地又出现了群众自发的政治集会、论坛和组织，如北京的“西单墙”、上海人民广场的“民主论坛”等。一些年轻人用“文化大革命”中学会的“四大武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发表他们的政见，提出他们的诉求。其中有不少意见值得执政党重视研究和反思，但也有一些过激甚至极端言论。这样，如何正确对待、处理青年诉求和青年群体事件，就成为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保证党和国家工作重点顺利转移的重要任务。胡耀邦在中央集体的支持下，为正确、妥善处理青年诉求和群体事件作了大量工作。
首先，胡耀邦强调要正确看待青年的诉求和群体事件。当时有些同志把青年闹事看得非常严重，一些人甚至藉此攻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其后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胡耀邦怀着莫大的历史责任感和政治勇气发表了许多很有价值、非常精辟的意见。他指出，青年总的思想倾向是好的，是要搞四个现代化的。上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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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乱反正时间篇四
《需要拨乱反正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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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乱反正时间篇五
《拨乱反正讲五信》
拨乱反正讲“五信”
——信仰、信念、信心、信任、信誉
现在为什么讲“五信”，我发现大家在信仰缺失的社会大环境下欠缺信仰信念，容易被诱惑所蒙蔽，随大流跟风容易，与众不同难。有些人看到我们的战略与其它公司的有差异，不一样，就沉不住气，就动摇怀疑，这样人的人生没有价值，一个团队如果用这样的人同样会非常危险，他会因为目标方向信念不坚定而对公司的战略执行偏移。
我们虽是普通人，但我们想与众不同做不平凡事业的话，要做的首先是观念的转变，去除平庸思想。不想做平庸人又保留平庸人的习惯，这种人很痛苦，不但给自己也会给团队带来灾难，这种情况怎么解决？把“五信”深扎于我们内心，建立对真理的认知和认同，更明确地判断是是非非，这对于我们在浮躁的社会环境下，信服真理坚持真理大有裨益。
（一）“五信”之首：信仰
我们公司的信仰是“崇尚自然敬畏真理”。为什么是崇尚而不是以往的感恩？对于自然和真理，能源危机、环境危机、生态危机、气候危机、次生危机等等危机结伴而至，让我们亲身体会到了曾经的胆大妄为、无知无畏带给人类，带给地球的恶劣后果，我们在地震、海啸、飓风、干旱等等面前终于幡然觉悟开始心灵救赎：我们不敢保证崇尚自然，像爱护人类自己生命一样爱护自然会给人类带来多大的好处，但是，我们知道自然的报应是真得很严厉，大自然一发怒，后果很严重。
所以我们要回归对自然的敬畏，回归崇尚自然规律。崇尚自然与敬畏真理是一体的，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成为我们从事可再生能源、从事节能环保皇明人的信仰，并且“为了子孙的蓝天白云”，我们宣扬我们的信仰，真正有信仰的人不放过任何机会去宣扬信仰教义，不怕别人知道他们是基督徒，不怕别人知道他们是佛教徒。真正的佛教徒任何时候都带着念珠，佛教徒带念珠是一种勇气吗？不是，那是一种虔诚，是一种坚持，是一种信仰，因热爱而忘我。
（二）“五信”之二：信念
信念是什么？信念是自己认为可以确信的看法。我们看过很多老电影，在白色恐怖主义统治下，共产党员为了自己坚定的信念，抛头颅洒热血，那种坚定的信念，感天地泣鬼神——我信共产主义，不管共产主义能不能最后成功我都信仰，并且我有了共产主义一定能成功的信念就坚持做，我认为只要我做准能成功。有不少人是左右摇摆的——共产主义成了我就信，不成就不信，把自己置身于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之外，这就是信念坚定与否的差别。
做事业做企业战略就需要有坚定的信念，我认定这件事情是错的，是不符合原则的，即使面对市场诱惑我也坚决不能干。客户说要买能喝的太阳能热水器，但我们目前做不到，只能老老实实地告诉客户：对不起，我们真没有。这就是信念，不说谎话，尊重客户，对得起客户。反过来却发现这些客户不仅自己买了太阳能，而且还带了几个人来买。为什么？人家一句话说得既简单又到位，别的太阳能都说能喝，就你说不能喝，我就信你。而我们曾有一位经销商，看到别人卖太阳能说能喝，挂了一个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办公厅颁发的证书，他就没有信念左右摇摆，一看别人都有这玩意我也像别人那样弄一个，信念不坚定就会陷入造假和诈骗，受到公司的严厉制止。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念，不要摇摆，这辈子总是摇摆的话，到最后一定会万劫不复，永远不快乐。
（三）“五信”之三：信心
信念坚定不漂移的结果就是有信心，我们很多人常说的一句话，怎么感觉做事情没有信心呢？信心哪里来？有了信仰有了信念信心还用说吗？没有信心是因为没有信仰没有信念，没有固定的行为标准，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有信心的人是这样做事：我对自己有信心，我一定能做出好用的产品来，即便有人不了解，但我心诚，只要我以消费者为中心，消费者就会买我们的产品。
我们最早的时候，只提了一个理念“为了子孙的蓝天白云”，第一批吃螃蟹的客户就买了，人家看上的就是我们的这种情怀，有这种情怀的人和企业不会骗人，这种信心就强大到了这种层面！
我去年在苏格兰的爱丁堡，发现他们那里的“导游”是由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们介绍的，介绍的时候他们很自豪，他们的建筑很多是百年建筑，一些教堂从设计到建成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历史沉淀的厚重、耐力、民族文化在当代苏格兰人民身上得到延续……爱丁堡原来是一个工业城市，现在转型成了旅游城市，服务型城市，这种成功转型就是与他们极强的自豪感有关。大家想想，人人都有自豪感时才有往外推介的可能，如果自己都对自己的产品、自己从事的产业、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不以为然或者妄自菲薄，怎么会有自信往外传播呢？
（四）“五信”之四：信任
对自己信念的坚定是信心，对他人信念的坚定是信任。
信任你的同事，信任你的上级，信任你的下级，信任你的经销商，信任你的消费者，信任自然规律，好人必有好报，好产品一定卖个好价钱。我在烟台被邀请参加“梦想赢天下-世纪成功论坛”讲课，我既当老师又当学生，前前后后听了六位邀请的嘉宾讲课，其中一位叫黄国辉的企业领导人，他说他们团队凝聚力极强，战略执行极好，他就讲借用宗教的理念带团队，首先是信仰，相信企业理念的留下，不相信的学历再高也请离开，这是他们企业的第一个条件。听后我很认可，我还是那句话，在我们团队里，如果对太阳能这个行业不相信，对企业的战略不相信或者半信半疑，对不起，请马上离开。对于那些不相信公司战略不相信团队的人，他们的离开是对公司最大的贡献！
过去我们太心善，对这些人的心善就是对团队对跟随团队员工的不公，没有信念就没有信心，心中长草的人怎么可能信真理呢？同时我们一定要相信经销商，哪怕他们确实是为了发财而加盟我们团队，我们也要用经商的“等价交换”的真理改造他们的思想，先要把消费者服务好，才能真正赚钱。三聚氰胺把消费
者糊弄了，瘦肉精把客户戏弄了，其结果有目共睹，大家千千万万以此为戒，相信我们的市场会越来越理性，相信把安全和品质放在第一位的产品是消费者的选择，有了相互的信任，有了这些信心，我们一定能做出信誉，好用必好卖。 （五）“五信”之五：信誉
所谓信誉，是指依附在人之间、单位之间和商品交易之间形成的一种相互信任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信誉构成了人之间、单位之间、商品交易之间的双方自觉自愿的反复交往，消费者甚至愿意付出更多的钱来延续这种关系。 我国信誉管理的规范和力度还比较弱，发达国家经百年建设较完善，像美国一位商人所说： “一个人可以失去财富、失去工作，但万万不可失去信誉” 。在美国，每个人都有一个“社会安全号”SSN（social security number），这个安全号可以把一个美国人一生几乎所有的信用记录串在一起，包括个人的银行账号、税号、信用卡号、社会医疗保障号都与之挂钩。如果一个人有过不良信用记录，那么这一记录将永远伴随着他，他也将因这一污点而四处碰壁。因为有了个体的“社会安全号”，所以今天的美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全社会的完整的信用体系，其企业里的信誉度也比较高。
现在我们国家的信用体系还有待完善，对不良信用行为的惩罚措施和力度有待于提高，所以在追求短期利润的浮躁下，有些人胆大妄为，造假、造伪劣现象较重，致使企业的信誉成为稀缺。信誉从哪里来？有了信仰就会有坚定的信念，有了坚定的信念就会对所从事的事业充满信心，有了信心就会赢得对内（团队）对外（消费者、社会公众）的信任，有了公司内外的信任就会有品牌的信誉。信誉从消费者的体验中来，从日积月累的口碑中来。为什么会有百年老字号？为什么会有消费者的持续忠诚？是信誉的积累，是信誉的沉淀。
信誉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建设，是 “信仰、信念、信心、信任”的集大成和最终的输出。因为对真理的坚信不移，相信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相信品牌两信（对外可信对内自信）、相信好用才能长久好卖，相信它们是真理或者是从真理中推断出来的适合企业应用的理念，所以坚守信仰的人有毅力，有信心，有章法，有
收获。真正的大师不是天马行空，而是“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在真理的大框架下发挥创新。我们要完成我们的使命必须要学习，要有科学素养，我们的团队要成为“学习型组织”，我们在相信科学相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坚定信念。我同时也相信，通过努力，我们每个人也会成为有价值、有贡献、能获得可持续回报的人。
拨乱反正时间篇六
《中国现代史时间表》
八年级下册（中国现代史）
时间：1949年～今【李彬】
版权声明：
启示：
1、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时产生积极作用，不适应时产生消极作用。2、遵循客观经济发展规律（不违背客观规律）。3、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4、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敌人与朋友。5、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6、百年大计，教育文本。7、顺应历史潮流，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
三次历史巨变：1911--辛亥革命 1949+1956--新中国成立+一化三改 1978---改革开放
拨乱反正时间篇七
《台湾历史观的拨乱反正_王冠玺》
DOI:10.13793/j.cnki.42-1020/c.2005.05.034
２００５年９月
第３２卷第５期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ｂｅ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ｐ．(２００５台湾历史观的拨乱反正
王冠玺
（浙江大学法学院，浙江杭州３１００２８）
［摘要］台湾当局近期拟修改中学历史课本，将台湾自外于中国；惟大陆与台湾间之关系源远流长，着于
史册；依据史料及清初对台奏折可知，至少是三百多年以前，海峡两岸的关系即已十分密切；相关奏折的内容清晰的反映出当时清政府对台湾经济、治安以及国防的治理用心。凡论及台湾与大陆关系的历史文章，均不应忽视清朝宫中档案的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台湾史；清代公文书；折子；奏折；奏本；题本
［中图分类号］Ｋ２９０［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４７９９（２００５）０５－０６０２－０５
一、引言
台湾教育部２００４年拟定的中学教科书新版本，将台湾编排于中国史以外，视“孙文”先生为外国人
中山先生千古。三百万台湾（作者前于台北国父史迹纪念馆中抄录的敬献孙文先生挽联，即足资佐证：“
刚醒同胞微先生何人领导，四十年祖国未竟事业舍我辈其谁分担。北大台湾同学会敬挽。”———自注），此举使得台湾民众倍感错愕与愤然；若干学者虽然引经据典，以证明其立论之合理性，惟其稍具历史知识之人便知，其之佐证，不值一哂；即便以法律史的角度探究，亦能清楚的看出来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是如何的一脉相承且紧密不可分离。早在千年以前，即有来自大陆东南沿海的汉民族迁徙至台湾定居，并且某种程度的维系着官方的统治关系。政权对台的全面建立，始于明朝末年的郑成功，到了清朝则因为大陆移民的不断增加，以及国防与经济之所需，又更进一步的深化了对台的治理。本文以清初对台奏折来说明，至少始自清初之际，清朝皇帝对台湾的重视与关注程度即已远远超过一般人的认识。任何言及台湾历史的文章，未针对奏折加以研析，都是令人遗憾的。
现存最早的奏折始自康熙。折子的原义为清单，清初采行的奏折，是沿袭明代奏本而损益之的产物。
满州语读如“檐，它是汉文的音译［１］（Ｐ２３￣２４）。自雍正以降，清代的权力重心，移转至军机处。据赵翼着《Ｊｅｄｚ”
曝杂记》军机处本内阁之分局。国初，承前明旧制，机务出纳，悉关内阁，其军事，付议政王大臣议奏。康：“
是时，南书房最为亲切地，如唐翰林学士掌内制也。雍正年间，用兵西熙中，谕旨或有令南书房翰林撰拟。
北两路，以内阁在太和门外，儤直者多虑漏泄事机，始设军需房于隆宗门内，选内阁中书之谨密者，入直缮写，后名军机处，地近宫庭，便于宣召。为军机大臣者，皆亲臣重臣，于是承旨出政，皆在此矣。直庐初仅
［２］（Ｐ１）板屋数间，今上特改建瓦屋。其后不仅掌戎略，举凡军国大计，莫不总揽，逐渐取代了内阁的职权，成”
为清廷政令所出之处。清史馆纂修《军机大臣年表稿本》原序云：“军机处名不师古，而丝纶出纳，职居密勿，何其隆也。初祇秉庙谟商戎略而已，厥后军国大计，罔不总揽，盖隐然执政之府矣。自高宗后百七十
［３］（Ｐ１２６）年，威命所寄，不于内阁，而于军机处，虽处之僚属，百尔执事，且羡之惮之，而况乎所谓大臣者哉。”
故探究清朝权力中枢在当时面对台湾事务所采取的态度，出自军机处的档案是最需注意的部分。
二、大陆对台湾主权建立及治理情形之研析
尚书禹贡》上“扬州”之“岛夷”史记》之“瀛州”南北（一）清代之前两岸关系的历史轨迹探寻依《、《、
朝沈莹《临海水土志》之“夷州”隋书》之“流求”等文献记载可知，早在数千年以前，中原与台湾即已发、《
生一定程度的互动关系［４］（Ｐ２６２￣２６３）。三国之孙权及隋朝代的隋炀帝，均曾派兵至台湾；宋朝时期，称台湾为流求”诸蕃志》所载“泉有海岛曰澎湖，隶晋江县，……居民……”“，学者依据南宋赵如适《，而谓台湾的澎［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０１－３０
［作者简介］王冠玺（１９６７－），男，台湾台北人，浙江大学法学院教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第５期王冠玺：台湾历史观的拨乱反正６０３
故知，依据最保守之估计，至少是在公元１２世纪湖群岛当时即已有汉人居住，并被收入宋朝版图［５］（Ｐ４１￣４３）。
巡检司”（约当南宋时期），已有福建沿海汉人移居台湾之澎湖群岛。至元，中央政府在澎湖设立了“。
郑成功于１６６２年击败荷兰人，依合约受让了荷兰在台湾的主权；不过在１６６１年当郑成功攻克台南赤嵌后，即已设置“承天府”，在事实上已先行行使了统治权。虽然当时的西方国家认为郑成功与清政府
然而其时大概除了欧洲以外，包括东亚在内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之间既为武力相向，自然互不隶属。
均不具备西方近代法律意义下的国家主权概念，故以其时之欧洲法律来判定当时的台湾是否曾经不属于中国，即毫无意义。真正重要的是，郑氏一直使用南明册封的“延平郡王”蕃号，并以“永历”纪元；而旗人在入关之后，也意在全面接收前明治权所及之处。故郑氏的“反清复明”与清朝对台湾的“收复”均为情理中事；因无论政权如何更替，大陆与台湾均属中国之一部。
雍二朝的折子，故宫并未辑录，盖为清朝其时亦未为妥善之整理（二）清初三朝涉台奏折之选录康、
分类。至于乾隆以后，故宫依照时间顺序汇集成册；仅乾隆一朝即有超过五百个以上涉及台湾事务，发自内廷由皇帝亲自批过的折子，此后的年代言及台湾的频率则愈来愈高。在一个偌大的专制帝国中，海外
笔者依据《清宫谕旨檔台湾史料辑》中之年代边疆的台湾会被投注这样的关切，实在是有些出乎意料的。
序列，略去单纯的人事任命奏折，选录部分乾隆中期以前的折子以为介绍。
１．康熙朝
台湾为海外要地，也是东南沿海的屏障，所以特设重镇，兵丁皆从内地调戍，其总兵一职，必须宽严相济，始足以资弹压，惟历任总兵居官平常，废弛营伍，河南巡抚杨宗义就曾经具折指出：“闻得有在台湾
例如总兵王元年齿已衰，调任台湾以出者云，台湾之兵，有换班之名，而无换班之实，大废立法之意也。”
后，驭兵不善，以致兵丁哗变。康熙四十七年三月初三日，闽浙总督梁鼐与漕运总督桑格在浙江湖州府会勘建闸疏河处，所接到福建威略将军水师提督吴英手字，其函札略谓：“台湾镇标戎旗兵丁为赌博之事，有该镇传事领旗袒护随丁，只责营兵，众兵以其端擅不公，赴该镇呈诉。而总兵王元听信先入之言，竟无发付，遂至众兵諠噪，勒令罢市，赴道擂鼓，齐集较场。经道府厅县暨台澎贰协副将多方晓谕，众兵勒要责革传事领旗随丁参人，并保众人日后无事。该镇无奈依行，然后解散。又称该履任以来，日以沈醉为事，兼
［６］（Ｐ６１）之传事诸人壅蔽，致有是举等情。”
台湾镇总兵员缺，原系奉旨拣选，其后改为论俸挨次调补，其缺点在论俸调补时，未必皆得其人。闽浙总督梁鼐接获吴英手札后即具折奏请将总兵王元革职，另选贤能捕授。在原折内附朱笔谕旨一道云：王元即黄元，先任沙虎口副将，朕向所深知，为人胆量虽好，做官平常，所以不得官兵之心，原不欲用，因“
他海贼出身，惯晓海外情形，故亦勉强用去，近日果有此事，尔等再细察访奏闻。梁鼐遵旨将王元偏听轻”
躁，嗜酒废事，出言不善，致激众兵諠噪实情，具折覆奏。王元因患吐血病症，于康熙四十七年闰三月二十八日身故。梁鼐后来又指出总兵一官，关系封疆，其员缺尤为紧要，闽人生长海滨，熟悉海上情形，惟台湾兼统水陆，地方辽阔，番社杂处，以闽人而居总兵之任，则其左右用事者必皆闽人，其亲戚知交到台郡探望贸易，因而藉势招摇，俱所不免。至于从内地调戍的兵丁亦多有本官同里共族之人，遇事未免旬情。因此梁鼐认为台湾总兵一缺，闽人“似非所宜”定例台湾一郡，其大小各官，概从内地调补，自同知、知县等。
康熙四十七年十月间，因有台湾同知孙元衡升任等缺，梁鼐以浙江杭州府理官，向由福建巡抚会疏保题。
事同知岳色勤慎练达，实心办事，调补台湾府同知员缺，最属相宜，但因岳色为浙省官员，又是满洲，福建
［１］（Ｐ２３￣２４）巡抚不便越例题调，梁鼐具折奏请圣裁，清圣祖批谕云：“满州从未用过，另题。”
清初三朝为清帝国之盛世，大臣们多能勤勉任事。玄烨对用人施政地方利弊，多能了若指掌；旗人自然有处事干练的能员，但一来言语不通，二来对南方及海外岛屿情况不易有底层的了解。为了避免贵族子弟涂炭台湾黎民百姓，康熙皇的看法是值得赞同的。
２．雍正朝
有清一代，盛行于南方的会党，在性质上属于一种异姓结拜组织与械斗团体，其起源与闽粤的社会经济背景实有密切关系。福建泉、漳二府各族姓之间，动軏聚众械斗［１］（Ｐ２７）。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七日，福建
查福建泉漳二府民间大姓欺凌小族，小族亦结连相抗持械聚众，彼此相杀，总督高其倬即曾具折指出：“
［７］，［１］（Ｐ５０）查泉属七县，晋江、最为恶俗。”雍正七年十月十六日，福建观风整俗使刘师恕具折奏亦称：“南安、
６０４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３２卷同安最为难治，安溪、惠安次之，永春、德化又次之。其初大姓欺压小姓，小姓又连合众姓为一姓以抗之。从前以包为姓，以齐为姓。近日又有以同为姓，以海为姓，以万为姓者。现在严饬地方官查拏禁止，伊等稍知敛戢，无有械斗之事。其晋江之施家即施世纶、施世骠之族也，人丁最多，住居衙口、石下、大仑诸村，贩
［８］，［１］（Ｐ２７）私窝匪，强横无比（下略）。”晋江人施琅降清后，屡立战功，康熙三十五年卒于官，其子世纶仕至漕
运总督，世骠仕至福建提督，世范袭三等候。晋江小姓苦于施家等大族的凌虐，故结连相抗，秘密会党就是由异姓结拜组织或械斗团体发展而来的犯罪组织［１］（Ｐ２７）。
雍正六年（１７２８）八月初十日，福建总督高其倬于奏报台湾汤完等结盟拜把一折内云：“臣查台湾地方，远隔重洋，向因奸匪曾经为变，风习不纯，人情易动，此等之事惩治当严。况福建风气，向日有铁鞭等会，拜把结盟，奸棍相党，生事害人，后因在在严禁，且铁鞭等名，骇人耳目，遂改而为父母会，乃其奸巧之
［９］，［１］（Ｐ５０）处。臣查结盟以连心，拜把以合党，党众渐多，即谋匪之根。据高其倬称台湾父母会是由铁鞭改名”
而来。铁鞭会是因会中弟兄各执鞭而得名，父母会则因拜把结盟的会员，如有父母老了，会中弟兄彼此出钱帮助，故称父母会［１］（Ｐ５０）。由此可知，台湾早期的泉、漳械斗是历史性的仇恨所致。
闽省漳泉两府，地窄人稠，所产米谷，不敷民食，向来是由台湾道府于每年正月起至五月止，每月碾米一万石，以五千石运往漳州，以五千石运往泉州，交各道府平价粜卖［１］（Ｐ３１）。福建水师提督蓝廷珍具折时亦云：“台湾虽属悬海一区，见今地辟民聚，乃圣祖仁皇帝开拓疆土，与我皇上之收服西海，先后一辙，昭垂史册，照耀万古，必须规画尽善，使有盘石之安。溯自归入版图以来，其地所出米谷豆麦，闽省数十年来，民食大有攸赖，即如浙江米价腾昂．督臣觉罗满保亦系雇备商船买籴，源源运赴接济。再如江浙两省民间所需糖货，均为仰赖台地帆贩贸易，且沿海州县数十年并无海寇之警，亦无匪类久聚者，诚以台湾要地扼在海外，其余即有零星孤岛，不堪容足以为巢穴故也。是台湾安，则不特闽地安，即江浙以北，亦可以
［１０］（Ｐ１２３）无匪类出没之虑，是不特八闽屏蔽，直且拱卫神京矣。”上面这个折子说明了雍正初年以前，大陆东
南省分，在经济上对台湾就已经十分依赖，为政者不仅清楚此点，并且看见了台湾岛的军事要塞地位，以及台湾治则江南治的相互影响情形。
３．乾隆朝
（１）乾隆六年五月：五月十五日内阁奉上谕，台湾地方上年秋间缺，收成雨较常歉薄，乾隆三年以前未完人丁正杂钱粮税银等多年旧欠，概行豁免［１１］（Ｐ１）。
（２）乾隆十年九月：九月二十日奉上谕，着将台湾府属一厅四县，丙寅年额征供粟全数豁免［１１］（Ｐ４）。（按：第一个折子，系因欠收而降旨免征，第二个折子提及台湾向来只征粮粟，不征银两，今上既已免闽省钱粮。若不连台湾同免，非其普遍加恩之意。）
（３）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月十一日奉上谕，台郡采买之弊由地方官乘机私买射利，着传旨巡台御史六十七等，令协同地方官妥协办理［１１］（Ｐ６）。
（按：台湾开垦渐多，大量谷粮卖往内地，其价理应低反高，中有不肖官员趁机私售私买谋利，乾隆下旨察明原委。）
（４）乾隆十二年三月：三月初三日奉上谕，陈大受奏，巡台御史于养廉外，又分派台凤诸彰四县轮值每季约需银三四百金等，历任巡台御史俱着交部严察［１１］（Ｐ８）。
清廷以台湾为海外要区设立巡察御史以表正风俗，稽查弹（按：议奏本折指出在台御史收刮民脂，“
压，除剔弊端。”但其玩忽职守，公然勒索，交部从严议处。）
（５）乾隆十九年四月：四月二十日内阁奉上谕，诸罗县奸民吴典等纠夺犯等两案内为从各犯，着入于本年秋审情实具题［１１］（Ｐ１４）。
（按：本折说明，纵于停止勾决六年，如遇重犯与寻常谋故斗杀等不同者，予以斩监侯，属法外施仁；久未显戮，地方百姓渐忘肃刑昭烔戒，故重案者，即使停决之年，亦请旨正法。）
（６）乾隆二十年二月：二月十七日奉上谕闽省赴台换班及班满撤回各兵间，有遭飘风至粤境，嗣后着分别酌量赏给月饷着为定例［１１］（Ｐ１７）。
（按：折中指出，渡海换班时间有因风灾而飘至广东境，沿途告借州县，以往均降旨豁免，非为成例。日后定例视受困轻重赏给月饷。）
第５期王冠玺：台湾历史观的拨乱反正６０５
（７）乾隆二十一年五月：五月十四日内阁奉上谕大学士票拟误将台湾令章士凤革职拏问，签为革职着交部察议［１１］（Ｐ１９）。
（按：台湾令章士凤等，渔利剥商纵囚匿报派赃累累，原应革职拿问，大学士等票签错误，为乾隆发觉，失察之大学士交部议处。）
（８）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六月初三日奉上谕福建水师将弁多用本地之人所属兵民多朋侪姻戚不避嫌疑，往来杂沓，嗣后伍弁任本地务宜湔除旧习恪守官方［１１］（Ｐ２２）。
概可避嫌免亲朋之累者，于洋面风涛不克胜任；本地之人又难以回避，故下旨再晓谕（按：此为两难。
要时相规勉，勿循私亵体。）
（９）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月二十日兵部遵旨议奏，绿营千总俸满（即任官到期）甄别及按年汇奏之处［１１］（Ｐ２５）。
（按：例限绿营千总以六年俸满离任，各省升迁未尽遵此例，在台者有三年，俸满回省后缺者；新职尚且不明旧缺无人递补，日后各项回任候升及留原任者，俱换给札付令其照旧任事。）
（１０）乾隆二十九年九月：九月十一日内阁奉上谕御史李宜青条奏台湾事宜，用意取巧器小，着传旨申饬［１１］（Ｐ４６）。
（按：此折显示出了乾隆问政英明。李宜青在台即已发现弊端，依其官职，本应即刻向驻台地方官员反映而不为。却以在台所见为其独得之秘回京邀宠，用心鄙琐，故传旨申饬。但所奏各条不必以人废言仍交部议处。本旨之弦外之音，系为李宜青所陷于不义者系满员。弘历此举是否有偏颇之意尚难断定。）
（１１）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月初一日奉上谕贼匪黄教纠众不法，台湾镇总兵王巍观望畏葸，着革职，所遗员缺着叶相德补授［１１］（Ｐ５９）。又：十二月十四日奉上谕台湾道张珽，于办逆匪黄教案不亲往督捕，存心讳饰，着革职，孙孝愉着以按察使衔管理台湾道事务［１１］（Ｐ６０）。
（按：黄教因伙窃牛只闻捕潜逃，及捕快前往拿取时持刀拒捕伤人。总兵王巍，台湾道张珽未亲往剿匪，仅派把总搜山围捕，一个月后才亲自带兵查捕。难胜大员之任革职查办。）
（１２）乾隆四十五年二月：二月初八日尚书额驸公福隆安，字寄大学士，管闽浙总督三宝等，奉上谕台湾各属本年额征供粟全行豁免闽省民间米粮是否充盈无须台粟接济［１１］（Ｐ７１）。又：二月初八日内阁奉上谕台湾府属本年额征供粟全行蠲免［１１］（Ｐ７３）。
（按：据前次豁免征供（乾隆十九年），已有廿六年，据折中所示可知，乾隆十年之年额征供为十六万石，至四十五年依然为十六万石，并未增减。）
（１３）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月初三日尚书额驸公福隆安，字寄云贵总督富纲等，奉上谕富纲在闽抚任内诸事废弛，姑准其议罚，着将此项罚交银两解送浙江海塘留备工程之用［１９］（Ｐ８１）。又：十一月初六日内阁奉上谕，台湾书吏诈赃滋扰道府厅官通同一气作弊闽省诸事废弛，富纲陈辉祖着交部议处［１１］（Ｐ８３）。又：十一月初六日尚书和坤字寄云贵总督富纲，奉上谕富纲前于诸罗凤山两案从宽交部议处，着传旨令其再行议罪［１１］（Ｐ８５）。又：十一月十二日尚书和坤字寄云贵总督富纲，奉上谕富纲于台湾生番逞凶之案，应办不办诸事废弛，再传旨严行申饬［１１］（Ｐ８８）。
（１４）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月十七日内阁奉上谕，巡台御史塞岱雷轮，于台湾所属诸事废弛，所无一语入告，塞岱雷轮俱着交部察议［１１］（Ｐ９１）。又：十二月十七日尚书和坤字寄云贵总督富纲，奉上谕闽省诸事废弛，富纲前任巡抚今已擢授总督，若仍复模棱将难逃罪将此谕令知之［１１］（Ｐ９４）。
（按：上列这几个折子大概说明了台湾书吏任内因循废弛政务，朝廷仅降旨略表责难之意；该员竟仍高升总督。由此可见，乾隆晚年政事败坏已露显兆。）
（１５）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六月十三日尚书额驸公福隆安等，字寄闽浙总督陈辉祖等，生番戕杀多命，应交该镇道办理［１１］（Ｐ１０６）。
戕杀多命之凶番茅歪等十二名…押解至省率同两司详细审案问明定拟后，即一（按：其内容略为：“
面奏闻一面先行正法，传首台湾俾各番知警惧。福隆安等认为生番胆敢于村民林妈等出界采樵即肆行杀害二十余命，并割去头颅。此等凶番应就近审明即予正法，不必过海解省，正法后又传首级回台。）
（１６）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十月二十一日内阁奉上谕，台湾地方有漳泉二府民人聚众械斗，泉州府属
６０６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３２卷有伤兵夺犯之盗该镇道不前往该抚安坐，省署陆路提督亦不亲往俱着严行申饬［１９］（Ｐ１１１）。又：十月二十一日尚书额驸公福隆安等字寄钦差大学士阿桂等，奉上谕台湾地方有漳泉二府民人聚众械斗泉州有夺犯砍伤兵丁总督陈辉祖一味牟利武备废弛，着将陈辉祖严讯归案定罪［１１］（Ｐ１１７）。又：十月二十四日尚书额驸公福隆安等字寄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奉上谕台湾地方有漳泉二府民人互相械斗，黄仕简迅即带兵渡台查办，殊属可嘉着勉力将首伙要犯严拏［１１］（Ｐ１２３）。又：十月二十六日尚书额驸公福隆安等字寄闽浙总督富勒浑等，传谕按察使衔台湾道杨廷桦奉上谕，台湾地方漳泉二郡民人械斗该府苏泰奏情形已宁帖，恐不无姑息了事，着责成黄仕简，杨廷桦二人办理，务将杀害汛弁各庄械斗伤人及放火抢夺各要犯上紧缉拿［１１］（Ｐ１２５）。
泉二府民俗素称犷悍外，陈辉祖在浙一味营利谋私以致武备废（按：上列数折略为，台湾械斗，除漳、
弛，遇事又推诿观望。而雅德及李奉尧二人未能立即亲往，一并议处。十月二十五日折子言及防在台官员粉饬太平，以六百里加紧传谕相关人员，务将匪徒一网成擒，之后到来的六七个上谕均与此事有关。）
三、结论
四百年以前，两岸之间虽然血缘相系，但是大陆对台湾的官方统治关系却显得相对微弱。不过到了
经济上，以及人口的迁移上，都有了大幅度的进展。虽然清朝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两岸无论在政治上、
在接手郑氏后的初期，对台的治理政策过于保守，但是研究其所遗留下来的奏折可知，清初的几位皇帝对台湾都是十分关注的。奏折所包含的范围极广泛。除对清朝有全面的一手认识外，故纸堆里翻阅检索，亦饶富史趣。特别是以涉台奏折为研究对象，并能清楚地认识两岸间的长久紧密关系；少数持有党见的独派人士并不能就此轻易地串改编造。透过对清朝官式文书的观察以探溯两岸历史上的渊源，能说明的事情虽然有限，但至少能清楚地看出两岸间的一体性关系是如何的紧密而不可分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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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清史馆纂修．军机大臣年表稿本・原序［Ｚ］．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４］王泰升．台湾法律史的建立［Ｍ］．台湾：作者自版，１９９７．
［５］曹永和．明郑时期以前之台湾［Ｃ］．台湾史论从．台湾：众文出版社，１９８０．
［６］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１辑）［Ｚ］．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７］宫中档（第７９箱．第３２０包．６４５０号）［Ｚ］．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七日．高其倬奏折．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８］宫中档（第７６箱．第３０包．２２６８号）［Ｚ］．雍正七年十月十六日．刘师恕奏折．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９］宫中档（第７９箱．第３２０包．６４７０号）［Ｚ］．雍正六年八月初十．高其倬奏折．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１０］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３辑）［Ｚ］．雍正二年九月初三，蓝廷珍奏折．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１１］洪安全编．清宫谕旨檔台湾史料（一）［Ａ］．清代台湾文献丛编．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藏，１９９６．
［责任编辑：罗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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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乱反正时间篇八
《会议召开时间及内容》
⑴“一大”召开：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举行。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进行。毛泽东、董必武等13人参加，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列席了会议。
⑵“一大”内容：
①通过党纲：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
②党的目标是无产阶级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实现共产主义。 ③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
④选举了党的中原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和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
织。
⑵中共“二大”召开：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心任务是制定党的民主革
命纲领。
⑶制定民主革命纲领：
①基础：认识
a.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性质是民
主主义革命。
b.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动力。 ②内容：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党的最低纲领，即民主革命纲领是打倒军阀、
推翻帝国主义，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3.中共“三大”的主要内容（B）
⑴召开：
1923年，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决定同国民党合作，建立革
命统一战线。
⑵主要内容：
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把
国民党改组成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党。
⑷八七会议：
①召开：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
②内容：
a.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开展工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
方针，决定秋收时发动武装起义。
b.毛泽东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思想
⑴1931年冬，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宣布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
⑵制定了宪法大纲，定都瑞金。
⑶选举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遵义会议（C）
⑴召开：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⑵内容：
①集中全力纠正了博古等人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
②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③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④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最高指挥权
瓦窑堡会议：1935年底召开，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③《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中共七大的召开（C）
⑴时间、地点：1945年春，延安。
⑵内容：
①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报告。
②党的任务：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领导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
，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
③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选举产生毛泽东思想为首的中央委员会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B）
⑴召开：1949年春，河北平山县西柏坡。
⑵毛泽东的报告：
①指出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以恢复发展生产为中心。
②提出促进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方针。
③规定革命胜利后的基本政策和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
④告诫全党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
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主要内容（B）
⑴时间、地点：
1949年9月，北平。
⑵代表：
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人民解放军、各人民团体、各地区、各民
族和华侨代表。
⑶中心议题：
讨论新中国的成立。
⑷决议内容：
①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②通过了《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a.内容：新中国为人民民主主义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
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
b.性质：临时宪法。
③选举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等。 ④决定首都北京、国旗——五星红旗、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七千人大会：
①时间：1962年初。
②主要内容：
a.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
b.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带头作自我批评。
c.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人平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C）
⑴召开：1978年底，北京。
⑵内容：
①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②高度评价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③全会果断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
④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⑤决定拨乱反正，审查和解决党内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
中共十四大（B）
⑴召开：1992年。
⑵内容：
①提出90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快改革开放，集中精力
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②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③高度评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指出邓小平是改革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中共十五大
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次大会，大会确定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被命名为邓小平理论，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中共十六大
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把“三个代表”思想写进党章，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八七会议
内容：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
意义：八七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遵义会议
内容：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
意义：遵义会议是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召开的，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而是集中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有了一位能驾驭其进程的舵手！这些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屡遭挫折的红军从此有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保证！
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形成了新三民主义（国共合作基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拨乱反正时间篇九
《党史大事记时间表》
党史大事记时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