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讽刺虚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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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讽刺虚伪的人篇一
《经典讽刺人的话 脏了我轮回的路》
1、别在我的坟前哭，脏了我轮回的路。
2、长得丑不是你的错，是你爸妈的错，但是你跑出来吓人，那就是你的错了。
3、长得丑真是难为你了，早上跑出来吓人，晚上跑出来吓鬼。
4、长得帅有个屁用，消费完了能用那张脸去刷卡么
5、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
6、初中的体育老师说：谁敢再穿裙子上我的课，就罚她倒立。
7、春困夏乏秋无力，冬日正好眠。
8、聪明的女人对付男人，而笨女人对付女人。
9、带翅膀的也不一定是天使，他可能是鸟人。
10、单身并不难，难的是应付那些千方百计想让你结束单身的人。
11、当生活心怀歹毒地将一切都搞成了黑色幽默，我顺水推舟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流氓。
12、当天空还是那么蓝，云还是那么潇洒，你就不应该哭，因为我的离去并没有带走你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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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就算是一坨屎，也有遇见屎壳郎的那天。所以你大可不必为今天的自己有太多担忧。
14、每个成功的奥特曼背后都有一个默默挨打的小怪兽。
15、你看看你这孩子长的，真是发行对不起头型，头型对不起脸型，脸型对不起脖型，脖型对不起身型，你简直就是个畸形嘛！
16、你要是鲜花，以后牛都不敢拉粪了！
17、骗子太多，傻子明显不够用了。
18、千百万人的死却仅仅是个统计数字。
19、人不能把钱带进坟墓，但钱却可以把人带进去。
20、人是很难和大便斗的，你踩它打它可它依然是大便，弄脏的是你。
21、人又不聪明，还学别人秃顶。
22、上了年纪最大的好处就是：年轻时得不到的东西，现在你不想要了。
23、时间是最好的老师，但遗憾的是最后他把所有的学生都弄死了。
24、我爸面对我发胖一事发表了看法：没有韩红的命，还得了韩红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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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讽刺人的话 脏了我轮回的路
25、我不下地狱，谁爱下谁下
26、我们最大的情敌，不是第三者，而是岁月。
27、我能抵抗一切，除了诱惑。
28、我喜欢的人不喜欢我，我不喜欢的人更不喜欢我。
29、我这人从不记仇，一般有仇当场我就报了。
30、我最想做你的一颗牙齿，因为这样，至少你没有我的时候你会疼。
31、现在你骂我，是因为你还不了解我，等你以后了解了我，你一定会动手打我的。
32、一北京人叹道：北京的地铁真挤，上周一孕妇被挤流产了。上海人不削的说：上海的地铁才叫挤，去年一少女被挤怀孕了。
33、一分钟有多长？这要看你是蹲在厕所里面，还是等在厕所外面。
34、一个人的死是一个悲剧。
如何讽刺虚伪的人篇二
《论虚伪》
什么是虚伪？虚伪就是虚假、不真实的态度以及不真实表达自己内心态度的行为。拉罗什福科尝说：“伪善是邪恶向德性所表示的一种敬意。”邪恶要装出有德性的样子，这说明邪恶自知理亏心虚，这说明邪恶知道邪恶若不加掩饰就在社会上吃不开，这说明社会上存在着来自德性的巨大压力，所以伪善实际上是邪恶向德性表示敬意。产生虚伪的原因是几方面的。一、“经济人”特性。虚伪是虚伪者的形象工程，虚伪的目的最终是利益，这里利益既包括物质方面，也包括精神方面。虚伪是虚伪者自己神化自己。神化的目的：一是让别人产生崇拜，从而为自己带来心理满足感，这方面的收益主要是精神收益。二是让别人产生希望与期待感。人是天生的弱者，人总是希望有一个强者和权威能为自己解决现实中的种种难题。而虚伪者总是喜欢将自己装扮为“强者”，在这种情况下，会诱致人们倾向与虚伪者进行交往，同时也积极向虚伪者靠拢，这时就有一些人开始向虚伪者进行投资。所以，虚伪不仅能为虚伪者带来精神收益，也会带来物质方面的收益。当然，虚伪也是有成本的：一是伪装的成本；二是被人识破的成本。虚伪者虚伪不虚伪最终取决于虚伪成本与收益的比较与计算。二、信息不对称。在现实世界，信息不对称现象是大量存在的。如在计算机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就存在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计算机的生产商对自己生产的计算机的各项技术指标是了如指掌的，但消费者就了解的很有限。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客观存在，为一些人进行信息方面的加工提供了一种现实环境。虚伪实质也可以看成是一种信息加工工程，虚伪者通过虚假手段为别人提供了一种关于虚伪者的错误信息。三、制度不合理。人治社会是虚伪的催化剂。因为人治社会游戏规则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这时，人本身所具有的道德资源和经济资源就具有了重要的识别和交往意义。在人治条件下，人与人进行交往，人们更愿意与具有高尚品格和丰富经济资源的人进行交往，而不是相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交往不确定性较小而且有利于增加收益。在人治社会，人们注重面子，实质也是一种博弈均衡。法治社会有利于减少虚伪，但并不能完全解决虚伪问题。因为“经济人”特性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在法治社会仍然是存在的。虚伪在现实中有多种表现。一、虚荣。虚荣在心理学研究上是把它当成情绪来看，而这种情绪人人有之，多寡不同。从心理学上看，虚荣心显示了一种自恋人格。美国精神病协会出版的《精神病诊断及数据手册》（ＤＳＭ－ＩＶ）
，就指出自恋人格的核心是一种被夸大了的自我重要性，期待被他人认为优秀，但并无实际可与之相匹配的成就。虚荣心或自恋人格强的人喜欢做有关成功、权利、聪明、漂亮的浪漫型恋爱的白日梦。虚荣心强的人，对他人的成就优点容易产生妒忌，但却相信是他人妒忌羡慕自己。这是一种认识事物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扭曲。正是因为这种扭曲，这种人对他人缺乏情感上的认同，不会去真正关心他人情感上或实际上的需要。虚荣心强的人，由于喜欢显示自己的重要性，在对一般人，在对他／她认为是不重要的人面前，显得高傲自负，看不起他人；而在他／她认为是比他／她重要的人面前，却显得很自卑和缺乏自信。这种人还喜欢巴结有身份的人，喜欢用他人的名字来炫耀自己。这点在心理学上称为“借来的荣誉”。这种人是不懂得做人不卑不亢的原则，也不会理解得志不狂、失志不馁的有品味的人格及精神的。虚荣心强的人，不太会客观考虑实际的需求，而想的是面子，就是要做给他人看。虚荣心理作为人格的一部分，很大程度上与人们成长的环境有关。虚荣心强的父母一般都培养出虚荣心强的孩子。在这种家庭里，要面子是很重要的。这样的家庭里，攀比心理也特别重。另外，虚荣心与焦虑相关联。因为虚荣心与自卑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在自卑感下面的，实质上是强烈的焦虑感和不安全感。说穿了，虚荣心强的人，在他／她那服装、房子、车子、傲慢的姿态、批评讽刺他人以及社会地位的后边，是焦虑，是实质上的自卑。焦虑感进入人格的核心部分往往是在童年和青少年期，一旦焦虑成为人格的一部分，它将会呆在那里，不时会呈现出来。一定量的虚荣心和焦虑可以刺激人对生活的追求并想把事干好，但一旦使用过度就成了一种心理病态。二、虚套。虚套在现实中的表现主要有：一是注重空洞的俗套，主要表现在言辞、礼节方面。清代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一中写道：“若今日所咏，明日亦可咏之；此人可赠，他人亦可赠之，便是空腔虚套，陈腐不堪矣！” 二是空敷衍，形式上做到即可。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四回中写道：“有些虚套应酬的信，我也不必告诉继之，随便同他发了回信， 继之倒也没甚说话。” 这里的虚套就是一种空敷衍的表现。三是注重空场面，喜欢摆花架子。虚套的实质是：形式成了内容，内容成了形式；手段成了目的，目的成了手段。虚套在有些情况下也有存在的必要，但不能太注重。形式固然需要，但内容才是根本。达到目的不能离开手段，但目的是实质。形式和手段最终是为内容和目
的服务的，而不是相反。三、虚张虚张的特点是虚假，主要有两种表现。夸大其词是虚张的一种主要表现。做了三分成绩，却说是十分，但对缺点和不足是尽量掩盖和缩小。虚张声势是虚张的另一种主要表现。虚张声势与夸大其词有所不同。夸大其词是在原有基础的放大，而虚张声势就有些离谱。虚张声势是无中生有，是声东击西。明明实质内容一点没有，说起来却是天花乱坠。明明目的是个人利益，却要说成是为公共利益奋斗。虚张声势实质就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目前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在向有关方面汇报工作时，这种虚张的现象是实际存在的。产生这种虚张现象的原因与监督机制不健全是密切相关的。监督的形式主义必然导致实际工作的形式主义。形式主义作风是产生虚张现象的温床。虚伪是一种社会异化和浮肿现象，其对社会发展的危害是巨大的。一、不利于公民的道德建设。虚伪的实质是不真诚。真诚是道德的基础。儒家讲仁、义、礼、智、信，但真诚是实现这些道德境界的基础条件。仁、义是真诚的提升，真诚是仁、义的底蕴。没有真诚，何谈仁、义。礼和真诚相比，礼是外在的，真诚是内在的。没有内在的真诚，礼只有形式而无实质。礼只有以真诚为支撑，礼才能将形式与实质统一起来。另外，有了真诚，智的发展就是健康的，否则，无真诚的智就只能是骗人的把戏，就只能是坑蒙拐骗和假冒伪劣。英国谚语：虚伪鼓动我们把自己的罪恶用美德的外衣掩盖起来，企图避免别人的责难。俄罗斯谚语：蚜虫吃青草，锈吃铁，虚伪吃灵魂。印度谚语：虚伪的真诚，比魔鬼都可怕。二、不利于社会的制度建设。真诚也是社会发展的秩序保证。有真诚，则个人与社会的承诺就能得到遵守，而遵守承诺则社会有机体运行就会有秩序。这样，对于一个社会竞争主体而言，预期就有价值 ，契约就能得到有效执行，交换和合作就能得到顺利实现，资源就可在不同空间和时间内得到有效配置。法治本质就是要求每一个人遵守众人的约定。所以，有了真诚，法治社会也就有了保证，法律就能够得到有效执行。同时，再完备的法律，也不可能穷尽所有可能的情况，所以，外在的法律形式必须与内在的真诚世界和个体自觉有机结合，才能使法治走向更加完善的程度，也才能使法治社会的运行成本更小和运行更高效化。三、造成社会资源的无意义消耗。格拉宁说：虚伪不可能创造任何东西，因为虚伪本身什么也不是。泰戈尔说：虚伪永远不能凭借它生长在权力中而变成真实。虚荣心强的人，不太会客观考虑实际的需求，而考虑的
主要是别人的评价。买房子、购车子，主要目的不是实用，而是为了攀比和别人看。结果是面子和形式有了，但丢失了里子和内容。俗话说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虚套导致不必要的华丽，既浪费时间，也浪费金钱，而作用甚小。虚张导致社会信息失真，增大了相关决策主体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另外，虚张本身也需要一些社会资源的投入，这对社会而言，也是一种无谓的浪费。解决虚伪问题，要采取多种手段。一、要创新制度体系，增大讲虚伪的成本。制度建设要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公开提高了信息透明度，从而缩小了伪造空间，增大了虚假现象被发现的可能性。而公平和公正则减少了虚伪的实际意义。因为公平和公正的底蕴是理性精神，而理性与虚伪是背道而弛的。理性的核心是“真”和“求真”，而虚伪的核心是“假”和“作假”，二者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二、要注重国民性的改造。虚伪问题也是一个国民性问题。改造国民性，可从习俗改造入手。习俗与文化价值观念是相互表里、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文化价值观念通过人们的习俗得以表现，习俗是文化价值观念的外在表现与形式。一方面，习俗随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习俗的变化对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也有重要作用。三、政府要发挥好主导作用。政府应当在解决虚伪问题中起到主导作用。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的主导作用是十分重要的。相比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更多，而这些面临的问题都需要政府发挥主导和关键作用去解决。在解决虚伪问题中，政府应起带头表率作用。政府要带头改革一些繁文缛节，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要采取一些切实有力措施制止一些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对虚假现象要进行严厉制裁。
如何讽刺虚伪的人篇三
《1 用人物自己的话讽刺自己》
1 用人物自己的话讽刺自己
小说《变色龙》用奥楚蔑洛夫的话讽刺奥楚蔑洛夫自己。在不知道是谁的狗的时候，奥楚
蔑洛夫说：“这多半是条疯狗”；有人说是将军家的狗的时候，奥楚蔑洛夫说：“说不定这是
条名贵的狗”。当厨师说不是将军家的狗时，奥楚蔑洛夫说：“这是条野狗”；厨师证实是将
军哥哥的狗时，他又说：“呜呜„„呜呜„„这坏蛋生气了„„好一条小狗„„”。厨师说不
是将军家的狗时，奥楚蔑洛夫说：“弄死它算了”；巡警说说不定这就是将军家的狗时，他说：
“高兴得很„„把它带走吧。这小狗还不赖”。巡警说这不是将军家的狗时，奥楚蔑洛夫说：
“将军家里都是些名贵的、纯种的狗；这条狗呢，鬼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毛色既不好，模
样也不中看，完全是个下贱胚子”；巡警又说说不定这就是将军家的狗时，他说：“你把这条
狗带到将军家里去，问问清楚。就说这狗是我找着，派人送去的„„狗是娇贵的动物”。 不
仅如此，作者还为奥楚蔑洛夫精心设计了美化自己、炫耀自己的语言来嘲讽、奚落奥楚蔑洛
夫自己。 在故事的开始，奥楚蔑洛夫挤进人群，大声嚷嚷道：“这儿到底出了什么事？”
“你在这儿干什么？你究竟为什么举着那个手指头？„„谁在嚷？”一个小小的警官，摆出
大官的架势，好不令人发笑！ “ 他哥哥来啦？是乌拉吉米尔·伊凡尼奇吗？”“哎呀，
天！我还不知道呢！他是上这儿来住一阵就走吗？”垂涎欲滴，极力抬高自己的身价，仿佛
他与将军是至亲好友一般，不然他怎么对将军、将军的哥哥这般清楚呢？其实，那个将军知
道奥楚蔑洛夫是老几。在将军的眼里，他恐怕连那个小猎狗也不如啊！听着奥楚蔑洛夫不知
羞耻的这些话，我们会从鼻孔里发出笑声来。
2．生动的对话 “言者心之声”。按着生活逻辑，把对话写的符合各样人物的阶级地位和
性格特征，这是刻划人物，展示他们内心世界的重要手段。契诃夫是中外闻名的文学语言大
师。他的《变色龙》不在人物外貌的描绘和景物的铺陈上见长，而主要是以人物对话的生动
取胜的。作家的独到之处，是能深入到人物的内心；而内心世界的显示，又决不依仗作家的
声明，却是用人物对话，让他自己去表露。我们试看这几句话：“你把这条狗带到将军家里
去，问问清楚。就说这条狗是我找着，派人送上的„„”这里警官的言外之意，无须多加发
明，不是就能猜想得到的吗？！契诃夫只用三言两语，就使一个内心世界卑鄙肮脏，奴气十
足的走狗形象，跃然呈现在我们眼前。请再看，警官在厨师证实小狗是将军哥哥的时候，又
是这样说：“哎呀，天„„他是惦记他的兄弟了„„可我还不知道呢！这么说，这是他老人
家的狗？高兴得很„„”对话是这样平平常常，却又显得多么生动、犀利。它不是入木三分
地把一个善于自我解嘲，善用甜言蜜语、善作拍马奉承的走狗形象，活脱脱地表现出来了
吗？！
3 以语言表现人物的个性 以语言描写表现人物的个性是本文写作上的显著特点。最突出
的是奥楚蔑洛夫这一人物，从他对下属、对百姓的语言中表现他的专横跋扈、作威作福；从
他与达官贵人有关的人，甚至狗的语言中暴露他的阿谀奉承、卑劣无耻；从他污秽的谩骂随
口喷出来揭开他貌若威严公正里面的粗俗无聊。同时，作者故意很少写他的外貌神态，令人
可以想象：此人在说出这一连串令人难以启齿的语言时，竟然是脸不变色心不跳的常态，由
此更突出了这一人物丑恶的嘴脸、卑劣的灵魂。
4． 个性化的语言 个性化的语言是表现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变色龙》中的人物语言
是高度个性化的。“变色龙”奥楚蔑洛夫是个沙皇警犬，因此他的语言具有骄横和谄上欺下
的特点。他对老百姓大逞威风，专横跋扈，对大官僚则奴颜婢膝、趋炎附势。在这两种特点
的统一中表现出他的厚颜无耻。赫留金的语言也是个性化的。他既是一个庸俗的小市民，又
是一个有所恳求的“小人物”。他的语言完全符合他的性格。他向巡官申诉的那一段著名的
话，是相当出色的，形象地反映出他的粗俗鄙陋、虚荣夸张、逢迎官长和想趁机捞一把的特
点，这一段申诉和下面一段辩词（骂“独眼鬼”那一段），把这个小市民的性格活龙活现地
表现出来了。
细节描写对于刻画人物的作用 小说曾四次写奥楚蔑洛夫身上的那件军大衣，这些细节
描写深刻地揭露了人物的性格特征，鲜明地表现了主题。（二）通过小说精心设置
故事情节
来分析人物的性格。人物性格支配、影响着故事情节的进展和情节的发展，
同时，人物性格又通过情节获得具体的显现。
1.情节的安排以人物为轴心。
如《皇帝的新装》
按照“爱新装——做新装——穿新装——展
新装”安排情节，揭露和讽刺了皇帝和大臣们的虚伪、愚蠢和自欺欺人的丑行。
2.从情节的发展中表现人物性格。如《最后一课》中，随着情节的发展，展现了小弗郎士从
怕老师到爱老师，从贪玩无知到恨敌人，从没有民族意识到心中植下爱国的根的爱国思想。
（三）通过典型环境
的具体描写分析人物形象
1．小说通过对自然环境描写，烘托人物性格，这种自然环境可以由作者来描写，也可以通
过小说中人物的眼睛去观察。如鲁迅的《故乡》开头对故乡萧条景象的描写，衬托出“我”
的悲凉心情。
2.小说通过对社会环境的描写显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孔乙己》以咸亨酒店为中心的
社会环境描写，不但自然而巧妙地交代了故事发生的社会背景而且形象而又深刻地揭露了阶
级对立、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
（四）如何判断小说主人公
判断人物是否是主人公，
不是看人物是否贯穿始终和用的笔墨的多少，而是依据作者所要表达的中心意思，看他是否
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概括人物性格特征应抓住言行心理等方面。因为，人物的性格和人
物的言语行动是统一的，什么样的性格决定有什么样的行为，不同性格的人物都有自己独特
的语言习惯，所以从人物的语言行动人手，不难把握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肖像、心理描写
也是刻画人物的重要手段，分析时也不能忽视。而对那些既具有独特而鲜明的个性，又能反
映社会的某些本质，具有某种共性的典型人物，还要从人物之间的关系和人物与主题的关系
去分析其典型意义。
如何讽刺虚伪的人篇四
《人性中真实的虚伪》
2012-2013年第二学期《中国当代文学》科目作业二
专业： 班级： 任课教师：
姓名： 学号： 成绩：
人性中真实的虚伪
——评乔叶的《锈锄头》
一、中原文化对乔叶小说创作的影响
中国有句俗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西方的丹纳认为“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此即著名的“种族、环境、时代”三元素论,他认为文学艺术受这三元素的决定性影响。理论虽有偏颇,但其合理内核“地理、种族、时代对文学有重要作用”对当前的文学研究仍有一定的作用。
河南因其地域的特点,当之无愧的成为中原中心。这种中原中心地位使河南具有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的传承性。成长于豫北的乔叶,以其创作体现着中原文化,她小说的力量也来源于哺育她成长的中原文化。“‘三山一河’以及其中的平原,培育了河南文化雄浑、苍古、厚重、朴实无华的特点。”中原文化是乡土的,是脚踏实地,面向现实的。而乔叶的小说创作,就是植根于这种中原文化中,以现实主义的精神,以理性的目光描写着当下,以其特有的叙述风格带给我们温暖。
二、虚伪的见证——锈锄头
锈锄头是一个核心意象，也是小说的一个枢纽。没有锈锄头，就不会引起石二宝的好奇心，他就不会想和李忠民聊聊，也就没有后来扣人心弦的故事和结局。表面上看锈锄头承载着李忠民对知青生活的记忆和留恋，然而实际上更大程度上却是李忠民展示自己道德感、成就感的一块装潢精美的展板。李忠民真的热爱知青生活吗？也许从他对知青生活激情澎湃的讲述中，从他把锈锄头摆在奢华客厅最显眼的地方，我们也许会认为他对过去知青生活的热爱真的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然而如果稍加留心，就会觉得这种解释漏洞百出。比如在他和老婆初识时，有一段写道他老婆想起知青生活突然哭了起来，他把她的手拉过来，上面全是湿漉漉的泪水，他想到或许那湿漉漉的还有她的鼻涕，于是心里马上涌起一阵嫌恶。
然而他又摸到她手指关节处和掌心里的老茧，那嫌恶便软了。这其实就是一种理智在起作用，他用理智为自己构建了一个完美模型，这个完美模型时时刻刻提醒着他要按照怎样的一个标准去做，该怎样做。从感觉上讲，他是不喜欢这个女孩的，但一想到她那艰苦的知青生活，又不得不可怜她，怜惜她，这可怜与其说是为她，不如说为他自己，因为他知道知青生活有多么苦。
又如当回城指标很少时，他没少想办法：冒充风湿性关节炎、肺穿孔，或者体检前喝上一点儿碘酒，希望查出胃溃疡，他给自己定的理想就是胃溃疡。如果李忠民真的热爱知青生活，怎么会这么挖空心思的想办法要回去呢？事实就是他想回去，又想要保住自己不畏艰苦，甘心为农村贡献自己的无私、高贵的形象。他自己心里是明白的，所以也就更不安，更需要东西来掩饰自己的虚伪，锈锄头就是在这种状况下被搬进了他的家。
三、虚伪的拆穿——锈锄头
锈锄头不仅是李忠民亲手制造出来的展示自己道德和高尚的粉饰，也在不经意间成为揭穿他虚伪面目的证据。这个在城市居室中显得颇有些怪诞的锈锄头引起了农民石二宝的追问欲，使得李忠民滔滔不绝，充分展示了自己的道德感和成就感。但石二宝对知青的回忆和态度拆穿了知青的牺牲自己的崇高感，指出了他们不择手段急于返城的不光彩，对知青理想的背叛，以及今天感念怀旧的虚伪; 他以自己作为农民始终得不到改善的命运暗示了成功人士对于农村的利益盘剥。而李忠民作为食品行业的成功商人，和农民的利益似乎牵涉得更密切。李忠民想做一些事帮助那些被坑害的农民，但整体上讲，农民的被坑害，包括李忠民在内的食品商人恐怕也难辞其咎，李忠民的义举恐怕有愧疚心在内。石二宝的拆穿可能加重了李忠民的羞愧感。
虽然李忠民和石二宝两个人借助于历史，借助于曾经的同命相连，开始互相同情、互相抚慰，这是个几乎令人感动的场景。但感动并没有持续多久，李忠民举起锈锄头杀死了石二宝，亲手破坏了自己苦心经营的崇高形象，也昭示了真正交集的不可能性。现实的惨淡逼迫他们将利益分化的社会本质刻入内心，渗透每一个细胞，现实告诉他们交集带来的只能是冲突，只能是你死我活。石二宝也许认识得不那么深刻，也许还有些为李忠民感动，但历经风霜、闯荡多年的李忠民是彻底地认识这个社会了。在情理中，两个人的沟通是不错的，也可能实现利益的共同化，石二宝走人，李忠民活命，类似双赢的交集结果是可能的。但石二宝无意间发现的李忠民的隐私，这无疑对李忠民是极大的嘲笑与讽刺，他的价值比
不过几张存单，甚至连假阳具都不如。于是一旦事情被石二宝知道，成功、金钱、地位不复存在，那被堂皇的外衣包裹着的是欺骗与无能，此时的他陷人精神的幻灭中，心也变得冷漠而残忍，他无法协调精神内在性与肉身、情欲、社会地位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讲无法找到情感归属，最终也就无法逃脱精神破产的厄运了。对于石二宝来讲，锈锄头让他反观自己以往捉襟见肘的生活，当他发财心理作祟时，却看到有钱人炫目的生活中所暗藏的龌龊与冷漠，进人城市改变命运变得那样无意义，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与现行的道德标准强烈碰撞后再也找不到今后想象性的生活了，他的价值系统毫无掩饰地呈现出一种难以挣脱的困境，死亡或许是一种精神的最好解脱。正如乔叶自己所言:“无论对于当年的知青还是现在的农民，这把锄头确实都有些锈了，它会越来越成为一种斑驳的涩钝的历史的伤痛。”
四、阶层的冲突与矛盾
小说中，作为成功人士的李忠民很注意自身的包装，名牌衣服、POLO 拉杆箱，这不仅仅是掩饰自己的衰老，更多的是一种成功的表征。这是社会法则，无可厚非。在名牌衣饰的鼓励下，在最初面对偷窃的石二宝时，李忠民充满了成功人士的底气，可谓颐指气使。但石二宝的健壮和手中的工具，很快瓦解了李忠民的虚张声势，使他明白此时自己的弱者处境。在李忠民被绑着腿笨拙地跳向卫生间时，石二宝看着他那狼狈的样子笑了。这种笑是征服者的笑，是带有优越感的笑。这笑和石二宝在楼梯口初次碰到他时的“卑怯”大相径庭。石二宝的原始暴力瓦解了李忠民成功人士的傲慢，逆转了社会文化上的强势和弱势。在暴力面前，以经济为基础的文化势能隐遁无形，只留下身份平等而力量有别的躯体。这令一直处在强势力量掩护下的成功人士深感焦虑。
乔叶曾说：”《锈锄头》中一个人拿起锄头打死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从表面看或许只是一桩刑事案件，但是两个男人在生死对决的过程里，他们其实都在展现着自己所处的阶层和历史的横截面。这样的场景在我的意识里是富有张力的，让我试图想要去表现。”文学是一种精神的存在方式，它借助虚构的情节和艺术描写，把现实世界的活动转向艺术世界，现实社会的各类矛盾转化为虚拟世界的各类矛盾，表现着社会活动中存在的人与人的关系，呈现出社会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冲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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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孔会侠： 《让苦难芬芳，使隐秘明朗》，《平顶山学院学报》，2011年06期。
6．李振明： 《乔叶小说：后现代状态的散文化书写》，《平顶山学院学报》，2011年 第6期。
7.吕东亮： 《意象与世相》，《平顶山学院学报》，2011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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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翟文铖： 《穿越苦难的阴霾——关于乔叶笔下的“底层叙事”》，《文艺争鸣》，2011 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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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徐红芹： 《乔叶小说中的耻感意识》，《山花》，2007年第11期。
13. 李浩： 《乔叶小说的个人标识》，《文艺报》，2012年9月10日0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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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王文霞： 《植根于中原文化的现实性和理性》，《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9年第06期。
16. 王筱： 《城乡边缘人——新世纪进城农民工小说中文化身份问题浅探》，天津师 范大学，2011年6月。
如何讽刺虚伪的人篇五
《运用讽刺手法写好人物》
如何讽刺虚伪的人篇六
《讽刺喜剧》
讽刺喜剧《伪君子》和《钦差大臣》之比较
摘要：莫里哀的《伪君子》和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是讽刺喜剧中的两部佳作。这两部喜剧都以尖锐泼辣的讽刺和嘲笑来揭露和抨击现实中的一些极不正常的现象，并以此来解释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的劣根性。虽然同属于讽刺喜剧，但还是存在很多的不同之处。
关键词：莫里哀；三一律；答尔丢夫；果戈里；“笑”
讽刺喜剧常以尖锐泼辣的讽刺和嘲笑揭露和抨击现实生活中的荒谬与反常。它即对生活的真实也对人类自身的真实予以揭示，从中发现人类社会及人类自身普遍存在的弱点和弊端。这种喜剧的主人公大都是反面角色，品质恶劣，行为乖谬，当他们的面目随着戏剧从图的展开而彻底暴露时，就会引起人们的含有讽刺意味的笑。如莫里哀的《伪君子》讽刺那已经丧失任何实在内容的宗教崇拜，又如果戈理的《钦差大臣》锋芒所向直指沙皇黑暗统治下的官僚体制。
莫里哀是法国最著名的古典主义戏剧家。他一生写了近三十部喜剧。他的艺术成就标志着法国戏剧史上的一个高峰，在欧洲戏剧发展史上也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和莎士比亚媲美。
果戈理是19世纪俄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也是讽刺艺术大师。《钦差大臣》和《死魂灵》是其讽刺艺术成就最高的两部作品。
对于两位喜剧讽刺大师，笔者将针对《伪君子》、《钦差大臣》中的讽刺对象、创作手法、戏剧中的“笑”以及人物形象等四个方面进行对比。
一、讽刺的对象的解读
上述两部作品虽同为讽刺喜剧，但其讽刺的对象存在很大差异。
莫里哀在《伪君子》中，通过达尔丢夫这一形象，揭露了社会上虚伪的恶习和附庸风雅的弊端，对披着宗教外衣进行罪恶活动的不法分子给予毫不留情的打
击。把愚昧、鄙陋和庸俗无耻等恶习呈现到大众眼前。同时，莫里哀也肯定了另一批具有某种高贵品质的人，如桃丽丝，真可谓是褒贬结合。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十七世纪的那样一个政府直接干预文学的时代，为了符合古典主义歌颂王权的要求，在戏剧结尾处，由于国王的出现，来了一个三百六十度大翻转，奥尔恭咸鱼大翻身，答尔丢夫。这样的情节处理，让读者感到很牵强，结局缺乏戏剧内在根据和现实依据。
果戈理在谈到《钦差大臣》创作意图时说:“找决定把我当时所知道的俄罗斯的全部丑恶，把一切非正义的行为聚成一堆，同时嘲笑这一切。”[1]作者以犀利的笔锋直指黑暗的社会现实，将矛头直指农奴制俄国政府。深刻揭露官场的腐败和罪恶，把官吏的卑鄙灵魂解剖开来，暴露出诌媚阿谈、残暴愚昧、无恶不作的丑恶嘴脸。政府的腐败以及贵族的堕落让作者痛心，俄国青年一代的现状令作者担忧。在这部戏剧中，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作者对国家的急切忧心及无奈。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莫里哀还是果戈里，他们都是通过反映社会现象来批判现实的，情节看似荒谬但却又大量存在于现实社会。莫里哀在批判宗教的虚伪外，不忘给封建君主披上“正义”的外衣。而果戈里，俄国人民的传声筒，他不在乎统治者的压制，只管将批判焦点深向俄国最黑暗的地带，具有很强的现实批判色彩。然莫里哀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则是为了迎合路易十四，争取上演的机会，将矛头指向宗教和和目光短浅的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宫廷文人，这是他所不能掩盖的局限性。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以此而否认莫里哀喜剧那强烈的战斗精神。为了争取《伪君子》的上演，经历了五年的艰苦斗争，呈递了三分陈情表，才获准公开演出。除此之外，剧本本身也从最初的三幕改为五幕，由最初的“滑稽闹剧”改为“严肃喜剧”。
二、“三一律”的创作手法
“三一律”，十七世纪古典主义的产物，它是当时法国宫廷中的文人学者根据路易十四的政治意图而制订出来的，最后总结性地反映在古典主义理论家布瓦洛的《诗艺》中。它规定剧本的情节、地点、时间三者必须完整一致。即每剧须围绕整一的剧情进行，事件发生在一个地点并在一天之内完成。“三一律”的出现并非偶然。由于演出的客观条件以及当时那种理性至上的缘故，再加上皇权的
干涉，使得遵守“三一律”成为大多数戏剧家都严格奉行的圭臬。
莫里哀在《伪君子》的创作中遵循“三一律”原则，将时间集中在24小时之内，地点也固定在相对集中在奥尔恭府内。值得指出的是，地点的一致性是相对的，其空间并非决然封闭。莫里哀尽其所能在许可范围内创造一些重叠空间。如在二幕第四场,让达米斯躲藏在一旁偷听与答尔丢夫的谈话。又如在四幕第五场,让奥尔恭躲在桌子底下偷听答尔丢夫向妻子求欢。这些重叠空间成了莫里哀揭露伪君子真面目不可缺少的手段。
在故事情节上，剧情的整一并不等同于单一,它更多的是指各种不同成份必须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该剧的主要情节是奥尔恭如何认清伪君子的真面目,从最初的受骗到最后的清醒。与这条情节线紧密相联的事件先是奥尔恭强迫女儿嫁给答尔丢夫、把儿子逐出家中并将家产赠送给答尔丢夫,最后则是奥尔恭看穿伪君子的真面目,经过匣子事件的风波之后将答尔丢夫绳之以法。整个情节有始有终,十分完整,各项事件均围绕它来展开。由此可以看出，《伪君子》在创作原则上虽然遵守了行动一致,但并不单一，剧中还存在着其它的一些次要线索，如，玛利雅娜和瓦赖尔之间的小插曲。两人之间的那种纯爱足以将那贪色的答尔丢夫秒杀。
随着十八世纪各国启蒙文学的发展，古典主义便现后遭到激烈批判。尤其是莱辛，他在欧洲第一个指出了古典主义的“三一律”是借亚里士多德之名制造的清规戒律，完全没有必要死板遵守。在浪漫主义盛行的十九世纪，古典主义同样遭到了批判。古典主义主张只能描绘贵族和上层人物，排斥民间文学，戏剧创作规定要遵循“三一律”，推崇典雅和崇高的风格，等等，这些已成为束缚文学发展的桎梏。浪漫主义最终冲破了这道顽固藩篱，在创作自由的口号下开辟了文学的新天地。
因此，在长期发展的创作道路上，很明显的就能发现，《钦差大臣》并不存在“三一律”的问题。时间、地点相对自由。果戈里没有囿于一时一地，而是根据剧情的发展需要，更改地点。从最初的市长家，到旅店，再重回市长家，以及各种形形色色的人物上门造访，于是作者将一幅鱼龙混杂的小型社会交际圈展现在了观众眼前。
三、“笑”所表现的艺术效果
“笑”讽刺喜剧中一个重要的元素，因此，在对讽刺喜剧进行阐述时，它是必不可很少的一个讨论对象。
《钦差大臣》描写的是俄国外省的某个小城官吏们一贯为非作歹、鱼肉百姓，他们将一个从京城来的因钱财挥霍一空而被迫滞留此地的纨绔子弟当作了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因恐惧劣迹败露，纷纷竞相向其谄媚和行贿。市长庆幸躲过一劫，并指望借机飞黄腾达。纨绔子弟胡乱吹嘘后携财开溜，而此时真正的钦差大臣来到，众官员吓呆。
作者在此嘲笑着这一切，猛烈地嘲笑着，嘲笑得使官吏地主胆战心惊，无处藏身。正如赫尔岑说:“他一面嘲笑，一面穿透进这种卑鄙、可恶的灵魂的最隐秘的角落。”[2]这种嘲笑深得民心、合乎民意，喜剧演出时，当以市长为首的一群官吏，出尽洋相，狼狈不堪的时候，嘲笑的效果达到高潮，引起观众捧腹大笑。
观众的“笑”已不再单单是一种反应，它俨然已成为剧本的一部分。作者赋予了它有血有肉的生命力，已成为剧中一个重要的人物——一个旁观者，带有嘲讽意味的旁观者。它是无形的，但又无处不在，相比一个具体的正面人物来说，它更具说服力。它无情的鞭答官僚集团，使沙皇官吏卑鄙的灵魂在观众的笑声中暴露无遗。
显然，在《伪君子》中，“笑”具有一般讽刺喜剧所包涵的效果。在这部喜剧中，作者通过夸张、滑稽等一系列的闹剧手法，引观众发笑。“笑”在这里是观众的一种反应，当然也包含了反思。它并不需要担当剧中角色。相对于《钦差大臣》来说，剧中除了反面形象外，还存在着许多正义、勇敢、漂亮、聪明、纯真的人物形象。如桃丽丝，她对伪君子的面目认识的最清楚，知道他既想得到主人的财产，又垂涎于女主人。她对儿女婚事的理解却又真知灼见：“爱情这种事是不能由别人强做主的。”[3]她对主人的顶撞义正词严：“谁要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一个她所厌恶的男子，那么她将来所犯的过失，在上帝面前是该由做父亲的负责的。”[4]相比奥尔恭的愚蠢蛮横，达米斯的急躁简单，玛利雅娜的懦弱胆小，她显得格外聪明、善敢作敢为，她成为反封建道德、揭露宗教为善的主要任务。
四、扁平人物
英国小说理论家福斯特在他的《小说面面观》中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分为扁平人物和叫圆形人物两类，并且断言圆形人物在美学上的成就要高于扁平人物。因此，理论界有这样一个普遍的倾向，肯定圆形人物，否定扁平人物，认为一部作品中圆形人物的有无、数量的多少、以及塑造得是否成功，是评价这部作品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
但是，在《伪君子》、《钦差大臣》中，这类倾向似乎就不那么站得住脚。 尽管扁平人物的性格特征肤浅、单调，未能具备比较丰富的性格内涵让人们再思考、再创造。但扁平人物能使人们轻而易举易举地认出他们，读者容易记住他们，不论环境如何变化，他们依然故我。
另外，我们不应把人物抽离出作品，孤立地就其性格的单纯或复杂、静止或发展来评定其价值的高低。离开了作品和作家创作的整体，单就人物的美学价值进行评定，有可能是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
莫里哀所塑造的形象都是单一的，但同时也是高度概括塑造出来的。在《伪君子》中，对于答尔丢夫，人们只看到他的一种品质，看不到他内心的复杂活动。他是平面的，缺乏立体感，是漫画，而非雕塑。但这并不能影响他成为一个不朽的文学形象。他俨然已成为那个时代“伪善”的代名词，他个性单一却并不单调。虽然答尔丢夫极力把自己伪装成一个虔诚的教士，但他贪财、好色、冷酷、虚伪的性格，无论是从他的行为，还是言辞都透露无疑，只有像奥尔恭那样的目光短浅、愚笨，只讲求附庸风雅的人才会被蒙蔽。
在《钦差大臣》中，果戈里也塑造了一批扁平人物。以市长安东·安东诺维奇为代表的官僚集团和以经赫列斯达科夫为代表的纨绔子弟，用现代人的话语来说，他们就是一群单细胞生物。在观众看来，他们除了丑恶，别无它样。作者在此集中的塑造了一批小丑似的人物，他们的性格没有太大差别，不具有典型性。在笔者看来，他们就是一群寄生虫，靠着吸食劳动人民来过活。他们的性格虽然都具有单一性，但是不具有典型性，感觉上来说，他们就像是一条生产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他们的贪婪，别无二样，人物容易被混淆。而在《伪君子》中，各人物性格各具特点，如，勇敢的桃丽丝、正义的达米斯、单纯的玛利雅娜、聪明的爱米尔等等。
如何讽刺虚伪的人篇七
《略谈虚伪的历史和真实的小说》
略谈虚伪的历史和真实的小说
作者：贺冠雄
来源：《文化产业》2015年第01期
摘 要：传统历史与后现代小说究竟是何种关系？从传统历史学的观念来看，历史即是真实，而小说则是通过作者意识诞生的虚假，是本质上的区别。然而，相比传统历史学，后现代文学却展现出了一种不同的历史观，对文学艺术对历史的再现提出了质疑，认为历史始终依赖于人的描述，无法摆脱人的主体意识。
关键词：虚伪的历史；真实的小说；传统历史学；
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1-00-01
罗兰·巴特在《历史的话语》一文中通过对话语三个方面的解析指出了，从结构层面来说，历史学家无论怎么尝试着抹去人为的痕迹，都无法掩盖其对历史的操控，并在最后说道：“历史叙述正在消亡，因为历史的标志不再是真实，而是可理解性。”这一评述再次指出了传统历史叙述的问题，即历史学家试图让历史自己述说这一掩耳盗铃的行为。后现代小说将文学创作和历史书写的本质界限击破，只承认形式上的区别，这样的历史观颇受传统历史观念抨击，后现代小说被认为对历史的质疑无疑是对历史事实的逃避，美国批评家杰拉德·格拉夫便将其称为对“真理的逃避”。
传统历史记述建立在宏大叙述上，力求尽可能的真实的给读者展示当时的世界概貌，宏观地展示着历史规律，即使是在历史小说中，虚构出来的人物命运也和时代息息相关，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被确定，但是却忽略了历史的偶然性，那些偶然的事件，以及宏观下的微观现象究竟如何。这种宏观的传统历史观念一直占据着优势地位，变得虚伪，并没有意识到由于主观意识的问题：自己只是描述了历史的一部分，甚至是历史的一部分，因为即使是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不同的参与者也会有不同的看法。
作为美国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作家，品钦的作品几乎都是故意复杂化的，情节往往难以理解，一方面是因为其复杂曲折，另一方面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深奥的题材。在《拍卖第四十九批》中，情节并不复杂，但却通过主人公奥狄芭简单地追踪“特利斯特罗”，在一个宏大的且为人所熟知的20世纪50、60年代世界里，通过对小人物的描写反映了这个时代的另一幅景象的部分缩影。
《拍》一书写作的年代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爆炸性增长，制造业、工业迅猛发展，科学技术也得到了相应的提升，大公司林立，美国已经成为了世界性超级大国。在社会文化层面上，电视开始兴起，摇滚也走上了历史舞台。
镁光灯下的历史洪流似乎总是处于给人一种高高在上，不可逆转的姿神坛。但是在诸如《拍》这样的后现代小说中，神坛被推翻了，历史洪流下暗藏的暗流被小说家们放到了前台。在《拍》这一小说中，最有特点的是主人公在追寻过程中碰到的形形色色的社会边缘群体和“特利斯特罗”若即若离的关系，作者并没有明确地表明偏执狂、同性恋酒吧里的同性恋、黑人、土著居民等等为“特利斯特罗”的使用者，但是却在这些群体出现的地方留下了特里斯托罗的痕迹。通过“特利斯特罗”这个一直处于被压迫地位的邮政系统将所有的社会边缘群体这些点一个个联系了起来，成了一张如邮政系统般遍布美国地下的大网。
小说中与“特利斯特罗”休戚相关的还有这49号拍卖品的8张邮票，8张绝非偶然错印的邮票。制造者不知是谁，却对美国的历史洪流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有枚一角五分的暗绿色邮票，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枚一八九三年哥伦布博览会的纪念邮票，右角有三个廷臣，三人听到消息时脸上表情被巧妙地改为惊恐万状。还有一九六零年邮票发行一百周年纪念邮票，那是庆祝邮政大改革的，也就是说，消灭私营邮递机构由此开始，邮票左面下侧有个小马快运组织的骑士，骑士的头歪向一边，歪的角度使人烦恼，因为在活人中间，从未有人能够这样扭过头来。
上面描述的几张邮票仅仅因为几个细微的变化便面目全非，对这些重要的美国历史进行一一嘲讽，欧洲对美洲的殖民、性别歧视、对邮递的垄断、西进运动、笑里藏刀的民主等等。奥狄芭整篇小说追逐的特利斯特罗其实一直就在她身边，特利斯特罗的历史就是社会边缘群体被压迫的历史，她接触到的那些光怪陆离便是特利斯特罗，只是她一直没有察觉到而已。当她接触到一定数量时，才幡然醒悟，将这些一个个的点联系了起来，并不断地延展开来，看到了隐藏在美国历史洪流下暗流之所在，作者借此暗示了对美国人对于“另一个潜藏的美国”察觉和自省的期待。
全篇小说并没有像传统历史主义那样言之凿凿，虚构的人物，虚构的事件，读者不清楚特利斯特罗是否存在，甚至对与特利斯特罗相关的一切都抱着怀疑的态度。
后现代主义小说追求的不是对历史完整的描述，追求的是对历史一个面，甚至是一个点的描述，而它的出现在我看来是对传统历史的有益补充。后现代小说通过在宏大背景下构建小人物的方法，去发现和描绘时代的“裂隙”，去探测那些时代不符的偶然性。通过对这些小人物的构建，又达到了一种以小见大的效果，反映了在时代洪流表面下的那些暗流，勾勒了时代的另一幅景象，一幅实际存在但却被藏匿的景象。后现代主义小说没有去强调自己的正确性或者准确性，没有要去和传统历史主义一争高下，因为它本身就是以一种与传统历史观严肃态度不符，略带戏谑地用虚拟的人物情节去叙述，描绘着似乎是真实的历史。同时，与传统历史不同，虚构的情节赋予了读者一种对历史的不确定感。
传统历史主义企图抹杀文本中人的主体意识，给读者以不可置疑的答案，真实中透露着虚伪；后现代小说承认人的主体意识，并利用了人的主体意识，只是给了读者可能性，让读者自己去判断，虚假中透露着对真实的渴望。传统历史主义和后现代小说本质上并不矛盾，因为同是还原历史的本真，将“洪流”和“暗流”两者结合起来才是对历史最好的反映。但是正如一千个
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般，也许本真客观的历史叙述并不存在。正如罗兰·巴特将历史描述为“圣骨闸”一样，当它被打开时，便丧失了其神圣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刘绪贻. 《美国通史》第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2]王建平.《美国后现代小说与历史话语》.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3]王建平. 历史话语的裂隙.《外国文学评论》.北京：外国文学出版. 2010（01）.
如何讽刺虚伪的人篇八
《讽刺艺术对比》
1，《华威先生》与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进行比较，看这两篇小说所显示的讽刺艺术 《华威先生》是现代作家张天翼所写的一篇讽刺小说,文中的主人公华威先生是一个混在抗日文化阵营中的国民党官僚、党棍的形象。他自命不凡、刚愎自用、虚伪贪婪而又贫乏空虚、世故庸俗,是一个政客、党棍加文化人的形象,是一个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群中的文化野心家。 《华威先生》中，作者不用具有中心意味的事件，不用大的矛盾冲突和十分连贯的情节，而是以叙事者“我”作为外视点，用漫画的方式，通过对华威先生三次参加会议的忙碌、衣着以及像“变色龙”一样的市侩形象，重复的陈词滥调以及可笑的行为动作的绘声绘色描写，以异常简单的“写意”手法，几笔就勾画出忠实推行片面抗战路线、虚伪狂妄、庸俗浅薄、色厉内荏的国民党党棍和文化官僚的形象。
首先，在人物形象刻画上蕴含讽刺性。主要是通过形象和行动上的前后矛盾和不协调，让主人公“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达到深刻的讽刺效果。
一是仪表和风度上优雅与失范的矛盾
二是日常“工作”中快与慢的矛盾。
三是对待他人和事情媚上与欺下的矛盾
第二，在情节设置上强化讽刺性。在《华威先生》中，没有完整的故事，没有一贯的情节，作者只是选取了主人公对参加的三个会议和两个没有参加的会议的不同态度，通过巧妙的情节安排，强化了小说的讽刺效果。
一是详略安排体现了讽刺效果的最优方案
二是以“蒙太奇”的手法展现戏剧式的场景
三是以“我”作为外视点贯穿小说的全篇。
第三，在语言风格上饱含讽刺性。作者运用纯熟通俗的语言，特别是借小说中人之口，采用反复的、矛盾的语言艺术，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表现了主人公假抗日、真独裁，犹如“披着羊皮的狼”的可憎面目。
一是运用反复的段落和语言加深讽刺效果。
二是运用虚假和矛盾
三是描写主人公对不同人物的不同语言加深讽刺效果。的语言加深讽刺效果
一、作品内容的喜剧性
二. 成功塑造了几类鲜明的讽刺对象
三. 作者的讽刺艺术才能，还表现在善于运用讽刺语言
它的讽刺特色，不是运用夸张手法，而是用的写实手法，如实描写。写实手法为何会有讽刺特色？因为在社会生活中，本来就有许多讽刺性材料，艺术家敏锐的发现了这些材料，加以提炼，运用写实手法再现于作品，就具有讽刺特色。
如何讽刺虚伪的人篇九
《略谈讽刺与幽默的区别_居占杰》
如何讽刺虚伪的人篇十
《浅析《上帝的梦》对人性恶的幽默讽刺》
浅析《上帝的梦》对人性恶的幽默讽刺
摘要：人性恶书写是钱钟书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它蕴涵着一种独特而深刻的艺术美学。钱钟书以幽默讽刺笔调、儒林外史式的创作风格，刻画了上帝与人类的形象，对生活的真实中挖掘出的人性恶进行讽刺批判。
关键词：钱钟书 ； 《上帝的梦》 ； 人性恶 ； 幽默讽刺
钱钟书在《<人·兽·鬼>序》中开篇就指出，“书里的人物情事都是凭空臆造的”，然而这些虚构的人物却从书本里走了出来，获得了艺术生命和活力，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内蕴的丰富与深邃，不论是神话、讽刺幻想，还是取自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事，都有丰富的象征性，其中都贯穿了钱钟书对人性和人性弱点的哲理性思考。短篇小说集以《人·兽·鬼》命名，在题目上就将此种象征意味揭示出来。《上帝的梦》中，上帝被戏拟为人类进化的极致，是至善的人。然而他却又是“万恶的魔鬼”。
《上帝的梦》是根据上帝造人的神话而生发虚构的。钱钟书以其妙笔生花的文字功底，用鸟言故事的形式，在诙谐戏谑中对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上帝进行了大胆而无情的嘲弄，在风趣的谈笑中揭出了人们灵魂深处的弱点。读者在忘情的欣赏中产生一种痛快淋漓的审美感受，同时又有一种心灵上的震颤。这篇万字出头的小说，故事很简单。钱钟书推说按照天演的原则，进化到最后产生了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然而，这个上帝不是教徒们心目中慈悲救世的主，而是一个有着人的恐惧而又自私虚荣，骄傲狂妄的独裁者。他在梦中为了排遣自己的孤独而传黄泥按照自己的模样造了一男一女。上帝造人的初衷其实是要叫这些人来为他消愁解闷，来无休止地赞，他崇拜他。
在《上帝的梦》中，上帝甫一出场，钱钟书就写他的色厉内荏、自以为是、骄傲狂妄。上帝生在夜里，对周围的无边无底的寂静，“他象小孩子般害怕要啼哭”。他渴望光明，可是太阳出来后，山川万物映在眼里，他又“开始惊奇自己愿力的伟大”。认为这些客观存在的千姿百态的大自然是听从他的意愿而出现的，他能要来就来、要去就去。狂妄地认为自己可以主宰一切。无怪作者嘲讽道:
‚以前公鸡因为太阳非等他啼不敢露脸，对母鸡昂然夸口，又对着太阳引吭高叫，自呜得意。比公鸡伟大无数倍的上帝，这时候的心理上也就跟他相去 不远，只恨天演的历程没化生出相当于母鸡的东西来配他，听他夸口……‛1
所以，上帝造出人后，“从此以后，赞美不必出自己的口，而能够称自己的心。因为对自己最好的颂赞，是好象心上要说的，而偏是耳朵听来的，有自赞那样的周到和中肯，而又出诸旁人的贡献。”2钱钟书在这里对一个独裁者的心理活动揣摸得如此贴切，真是入木三分。然而，这样的美梦却难变为事实，人一旦被造出来，他们就有自己的思想和生活追求。他们对装腔作势，故作威严的上帝敬而远之，而小两口亲亲热热的生活更衬出了高高在上的上帝的孤寂。这惹得上帝1
2 钱钟书：《人·兽·鬼》之《上帝的梦》，北京，三联出版社，2014年，第3页。 钱钟书：《人·兽·鬼》之《上帝的梦》，北京，三联出版社，2014年，第5页。
妒火中烧。于是又造了凶狮、猛虎、毒蟒、鳄鱼来找人的麻烦。想叫他们“穷则思天”，礼伏在他的脚下来赞项他、求他。然而“天下事固不能尽如人意，人间事也未必尽如天意。”结果是蟒叮回圈吞了一头大羊，被羊角刺破了咽喉，羊肉到口却赔了性命，老虎和狮子抢牛肉扣一做一团，老虎死了狮子到溪边去喝水，又和鳄鱼打起来，结果是你死我也不活。人却因祸得福，不但吃了几天新鲜的野味，从此他们山洞里有了虎皮毯，女人有了皮大擎。而原想排解寂寞的上帝更觉孤单，从而因嫉生恨，上帝一计不成，又羞又恨，于是造了毒虫、蚁子、苍蝇、微生虫来和人捣乱，折磨人类让其屈服于自己，却不慎人类毁灭，愿望最终未能实现。正在恨着的上帝此时醒转过来，发现原是黄粱一梦。一次又一次的事与愿违之后，上帝的梦做完了，一切原都是空。
文中着意刻画的这个上帝，拥有人类的一切劣根性，狂妄自大、骄傲虚荣、自私自利、贪得无厌，有着无尽的欲望，它所创造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上帝又是无聊的，甚至无能的，他创造的能力也只有梦里才能够实现，即使梦中的追求最终也是虚妄，与自己追求的初衷总是悖逆，落于尴尬窘地。但是他在梦中却依然很享受这种独裁掌控的力量。
他不是一个神圣仁义的主，而是一个色厉内荏的独裁者；一个自私自利、爱慕虚荣的小人；一个有着七情六欲而又虚伪嫉妒的暴君；一个自以为是，狂妄自大的蠢汉。钱钟书写这个“神”的用意，是对神圣的绝对权威的公开挑战，是对不可一世的独裁者的无情嘲弄，更深层也含有对渴望拥有“神力”的白日梦者的嘲讽。
至于梦境中上帝按照自己形象创造出来的产物，那一对男人、女人。女人，找上帝要求再造一个男人，而男人则要求再造一个女人的描写，上帝造人是按照自己来造的，他们也随上帝一样有着人类的劣根性，无止境的贪欲，贪欲最终结果导致两人死亡。最后，我们可以察觉出故事人物最终落入一个人性恶的围城，人类的欲望推动人类追求，期许能满足自己的欲望，然而却从未得到满足，不断地失落，从而生恨，对欲望的追求最终结果是虚无，这显然是对人类劣根性的深刻剖析。人类终难走出这一围城，难以摆脱欲望追求的无止境，生命的本身却是虚无的尴尬困境。钱钟书以富有哲理性的小说，阐释了对人性深处劣根性的道德探索与批判，对现代社会文明伴随着人性的堕落和道德的沦丧，以及生之寂寞、爱与美的扭曲及异化的深刻揭批。
小说《上帝的梦》采用寓言故事体裁，对万能的上帝进行反讽，透露出“反神话”的意蕴，通过神话寓言的故事形式，表现了现实社会中真实的人生和人性，通过对人物及其日常现实生活境况的描写，写出了现代人所面临永恒的精神“围城”困境，并且难以摆脱的荒诞尴尬命运。
小说《上帝的梦》中大量的比喻、排比、夸张等修辞手法，有俗有雅，平易且新奇，读来令人忍俊不禁，同时也可细品出语句中包含着对人性的嘲讽戏谑。幽默“非倾向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说笑话’和‘讨便宜’。”钱钟书的幽默总是痛快淋漓、机智活泼，对阴暗心理细致入微的体察，以幽默又入木三分的语言承载了丰富而深刻的社会讽刺。嘲讽了随着中西文化的融会，人类文明的发展,一切社会关系、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逐渐趋于崩溃，人性的堕落，对人性弱点进行深刻批判。
小说《上帝的梦》以幽默机智的语言为载体，对人性恶进行深刻批判与嘲讽，嬉笑怒骂皆为文，在钱钟书的笔下体现无疑，看似无意的话语却隐含着深刻的思考。《上帝的梦》开篇钱钟书就以幽默的语言对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进行对比，
透露出作者对现代文明的反讽。如
‚那时候，人生历程的单位是用‘步’来计算；不说‘过了一年’，而说‘又进了一步’，不说‘寿终’，说‘行人止步’，不说‘哀悼某人逝世’，
3说‘五十步笑百步’——笑他没有向前多进几步。‛
同时还有对文明的进步所伴随着人性堕落和道德沦丧的嘲讽，对现代的婚姻制度给予深刻的讽刺。如
‚在男女结合的集会上，宾客只说‘双飞’，不说‘双宿’；只有少数守旧的人还祝这对夫妇‘保持五分钟热度’，这就等于我们现在说‘白头偕老’，
4明知是不可能的空话。‛类似的幽默用语在《上帝的梦》一文中俯拾皆是。
钱钟书的小说《上帝的梦》对社会人生的幽默讽刺，既不同于鲁迅对国民心理深刻剖析的辛辣讽刺，也不同于老舍对北京小市民行为刻画的滑稽讽刺，而是以知识分子的睿智站在高处俯瞰众生指点其可笑之处的揶揄讽刺，是在消解一切目的的同时对特定时空背景人性弱点的展示，正如钱钟书的处世态度:“目光放远，万事皆悲，目光放近，则自应乐观，以求振作。”钱钟书的小说创作透出以知人论世、洞达世情的睿智对时代人性进行批判讽刺，这是与他独特的学术研究、独到的思想见解和独立的人格精神是密不可分的。他以融合了中西文化的知识背景，形成有着名言警句式的独特语言，对现代人生存的尴尬境地的幽默讽刺，体现出浓厚的现代悲剧意识。
小说《上帝的梦》虽然没有追求宏大的叙事模式，没有大声疾呼地反传统，却专注于描写日常生活中的悲喜闹剧，作者轻松幽默的叙述笔调里自然流动着对生活的真实中挖掘出的人性恶的一种讽刺批判，构成了20世纪文化史上一道独特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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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钱钟书：《人·兽·鬼》之《上帝的梦》，北京，三联出版社，2014年，第1页。 钱钟书：《人·兽·鬼》之《上帝的梦》，北京，三联出版社，2014年，第1页。
参考文献：
[1]《伪自由书-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2] 郑淑慧：《< 人 • 兽 • 鬼 > 的文化品格一兼及对中国现代讽刺文学的贡献》， 延边大学学报，1992年。
[3]吕周聚：《钱钟书——现代人性的思考者与表现者》，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