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留须

毛泽东留须篇一
《毛泽东给我们留下什么》

毛泽东给我们留下什么

毛泽东是所有中国人不能回避的一个曾经的存在，一个现实的存在，一个未来的存在。这让许多人感到如芒刺在背，坐卧不安；也让更多的人感到国家有了这个存在而不会迷失，即使有暂时的曲折，有惊涛骇浪，中国这艘航船总会披荆斩棘，破浪前进，平安行驶。 毛泽东也是世界上许多人不能回避的一个曾经的存在，一个现实的存在，一个未来的存在。许多觊觎中国的“世界主义者”，“自由平等博爱和平主义者”感到要把他们的理想输出给中国，无论如何绕不过毛泽东这个坎儿。以致在美国有军事问题专家感言，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它毛泽东化。 那么，毛泽东留给了我们什么？这是时代在叩问！ 毛泽东短短的一生做过的事太多。简单归纳可以有三类。

第一类是不致产生严重分歧的事：他和他的同志一同最终结束了百年战乱，实现台湾以外的全国统一,建立了完整的主权；他领导中国人民打破西方封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常务理事国席位，还把世界上最不可一世的美国的总统请到中南海。他与美国在朝鲜打了一仗，迫使美国在退到三八线，签订停火协议；与越南，苏联，印度发生边界冲突，在所有冲突中无一败绩；他不屑于斯大林的颐指气使，不做苏联人的跟班，最终彻底摆脱了苏联人的控制；他在弹痕累累，一穷二白，在没有人认为有可能的落后科学技术基础上，完成了两弹一星，核动力潜水舰，为今天的中国铸造了超级保险锁。他还主导建立一个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农业方面建立了包括上万座大小水库在内的完备的水利体系，基本扼住了水患；工业方面除了一般的轻重工业布局外，还专门搞了大小三线建设。他主导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内外无债，货币稳定，待业失业率低，政府廉洁，腐败轻度，社会治安良好，黄赌毒拐卖妇女儿童传统社会顽疾得到基本遏制；工农商学兵，政治地位基本平等；性别平等,妇女婚姻自主；基本实现全民公费医疗；消除血吸虫病、鼠疫、性病等严重传染病，把中国人平均寿命从40岁左右提高到60岁以上，婴儿死亡率大大降低，人口增长快速；全民中小学实现义务教育，大学实现免费教育，从根本上改进了中国人的素质，等等。

第二类是可以导致重大争议的事：他直接或间接参与了许多党内的斗争；他主导搞了一个大跃进，还发起了一个反右的运动，还冒天下之大不韪，搞了一个文化大革命。等等。 第三类是可能引发谣言的事：他容忍了别人唱大救星的歌儿，喊万岁的调儿，还让铸造他的像章，出他的“红宝书”；他直到撒手人寰，也没有最终把那扇自外而关闭上的国门完全打开。他说过，一定要解放台湾，却没有完成这个愿望；他没有收回外蒙古的主权；他没有在1956年前后见好就收，做一个“历史上惟一的伟人完人”；他还结了三次婚。等等。 所有这三类事，不论引发了多少争论，也不论争论各方的观点何止天壤，何止黑白，都只是历史的碎片，都可能灰飞烟灭。但两样东西不会湮灭，我以为这两样东西是他真正留给我们的。

一、毛泽东式探索精神。 综观毛泽东的一生，确有让人高山仰止的感觉。历史给了多少人同样的机遇，但最终改变又改造了中国的却是那个不满父亲的不合理训斥而威胁要跳塘的从韶山冲走出来的孩子。要了解什么是毛泽东式探索精神？必须先到历史的纵深里略作回眸。 年少时他曾“指点江山”，在1911年当孙中山推翻了满清王朝的时候发言说，要共和，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当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今天看来这何其荒唐，但那是一个青年的探索。 他在张载和朱熹论道的岳麓书院感受“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豪言。

但他很快发现，儒家的这个愿望是多么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封闭的农业文化下，它可以管理这个国家，但当这个国家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开放着面对世界上所有的列强时，它显得那么弱不禁风，1840年以来的屈辱的历史就是明证。于是他在精神上告别了“诗云子曰”，开始探索，并很快在进化论的启示中找到了一些线索。他在湖南一师的哲学课堂笔记——《讲堂录》里，写下了“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心得。这是一道深得naturalselection,thefittestsurvives(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西方近代哲学精髓的哲学思想的闪电。但直到今天，它还在像黑格尔“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名言那样，遭受误读和误释。为了体会这道闪电的力量，他在数九寒冬从水井里取水洗澡，自强其身，并写下了《论体育之精神》的宏文，把远在北京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帅陈独秀都惊动了。随后他参加了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互助组之中的一些社会实践和探索。 他热情的加入到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洪流中去，在国民党的革命队伍中作起了国民革命的事业。“412”的枪声在上海响起，无数共产党人人头落地，他的热血凝固成一个顶天立地的问号：这就是我要的国民革命吗？ 党内的同志也怀疑起他的革命方向。于是，他无处可去，仿佛“落水狗”，回到了湖南老家。但他不是落水狗，他是鲁迅笔下的狼，被敌人咬得遍体鳞伤，只悄悄的退入草丛，自己舔干了血迹和伤口，又发着战叫，像黑暗扑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出世了，一条独立探索的路的雏形在青年的脑海里形成。于是，当那些指责他保守的正确的革命者们，把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队伍都快打光了的时候，秋收起义的成果被他保留了下来，带到了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设计开始在他的脑海里立现出来。 一些人待在上海，在灯红酒绿里干着舒适的革命，而他却在荆棘里和敌人的反封锁战斗着。红旗到底能抗多久？这曾是个问题。“星星之火可以燎燃”——又一篇雄文，横扫革命阵营里失望的阴霾。28个半布尔什维克剥夺了他革命的指挥权，革命遭遇到了更加惨烈的失败。这时他做着另一种思考：革命的落脚点和目标在那里？红军不得不长征，残局他不得不收拾，不知不觉中，他真正拥有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把长征变成了宣传队，播种机。 他就是这样屡次独立探索着并拯救革命。他说他在这个探索中被打倒过20次。有谁能经受20次致命的打倒而不倒？ 虽然在边区有蒋介石不时打出的冷枪，在全国有日本人，汪精卫和变节者的疯狂，但黄土高原上，那个伟岸的身躯不屈不挠的思索着。他不再是发出“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愤青”，他知道他肩上扛着的将是整个中国，历史要他冷静。他书写着，也教导着。他脸上遭遇了的纵纹与沧桑，他变成了实实在在的黄土塬上的汉子。《论持久战》，《矛盾论》，《实践论》，等不朽的著作在灯火中诞生，教化起民众。 他记住“412”事件中共产党人的人头的珍贵，皖南新四军战士的血的无价。于是他在重庆喊出了“具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狂言。延安窑洞的灯火，没过几年就照亮了全中国的山河。证明狂言不狂。那个延安窑洞里的身影，站到了天安门的城楼。伴随着他的站立，一个虚弱的民族站立起来了。 年轻的毛泽东在对比了古今中外的历史和哲学伦理后，曾经指出，中国需要一场文化的哲学的伦理的大解决。但这个兴国的探索因为救亡一度中断。1949年后，这个探索重新开始了。大解决的实践也在1949年后沉重的推出，并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一个顶点。要打扫房子，迎接客人，要坚壁篱笆，防止野狗，必须坚决打掉几个坛坛罐罐，碗碗碟碟。这个把民族扛在肩上，艰难的跋涉和战斗着的人，明知身败名裂，还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 我的陋见，这就是毛泽东的探索精神的基本形成过程。这个精神至少包括这样几点：

1，愈挫愈强，愈磨愈刚，不畏强，不凌弱，不畏人言毁誉，不惧事艰砺志。

2，不盲目，不盲从，不惟书，不畏上，不崇洋。只相信真理本身，并力求掌握它，运用它。

3，以开放的胸径，独立的意志，决然的行动，谋化腐朽为神奇的学识，求惊天地泣鬼

神的才能。

4，以国家民族为己任，不空喊爱国，不虚言民主，身体力行，以整个生命践履自己的志向。

5，以日月之心见于民，以天地之化育系之国家，以万古之短长思于民族，任凭飞短流长。

6，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识万种人，做万种事业，成一种独立的人生。 7，生命不息，探索不止。

二、一个具有裂变和聚变功能的思想体系。 它的骨是毛泽东式探索精神，它的血是记载着和散落者的全部毛泽东的语言和文字，它的肉是他一生中有争议和无争议的一切探索的行动。这个体系在他早期完成了雏形的建造，在他晚年得以最终完成。人们在发掘这个思想体系的过程中认识它和它的主人，也在这个发掘中发生全民思想裂变、思想聚变，然后形成思想的核爆炸。这个思想原子弹可以武装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哲学家，我们的政治家。它的连锁反应将让我们的民族自觉完成他要完成而没有亲自完成的文化的哲学的伦理的大解决。尤为欣慰的是，这颗原子弹有自动预警装置，每当民族遇到困难的时候，它就会自动预警并自动担当起保护这个民族的使命。这几次的毛泽东热就是自动预警的最好写照。有了这个思想体系，我们的民族不再空空荡荡。

毛泽东留下了什么，我尝试着从他作过的事里做出以上的回答，我知道这个回答比之实际的毛泽东是无力的。他真正留给我们的也许只有一个立着地，顶着天的问号： 中国如何成为中国？ 在结束这个“谈开去”之前，我借机说几句多余的话。 毛泽东走了快30年了，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贯穿整个80年代，善良的人们以惊疑（不是怀疑）的眼光看待当时的政治家、作家、艺术家、电影剧作家甚至电影本身提供的毛泽东样本。然而，90年代一开始，还是这些善良的人们，就以怀疑（不再是惊疑）的眼光，摆脱那些“家”们提供的样本，独立全面审视起毛泽东来。然后就有了毛泽东热。 初涉思想境界的时候，我们都很纯真，都有纯真的轻信，一般不懂得怀疑。我曾是这样的纯真的轻信者。今天在网坛上气势汹汹“怀疑”毛泽东许多事的人，其实落入了另一种盲从和盲信，他们在以当下的正确代替历史作答，把相对当作了绝对；相反那些在毛泽东过世近30年的今天，真心崇尚他的精神、他的成就和他的人格魅力的人，恰恰是自由思想的，是真正人格独立、思想独立的。

毛泽东是大海，容得下大的污浊，纳得了千万条江河，当然也就容得下我们的无知和浅薄。我们或者汇入这大海，去把握我们时代和民族的脉搏，或者站在岸边欣赏大海的广阔，不高兴了朝里扔几块石头也无妨，看能不能把海底击穿。 但不要谩骂、诬蔑和侮辱。康德说，世界上只有两件东西让我敬畏，那就是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请大家用头顶的星空照耀一下自己，看自己在谩骂、诬蔑和侮辱毛泽东的时候是否有星空一样敞亮的胸怀，同时也用心中的道德律来检验自己，看自己的道德是不是真的比毛泽东还高尚。 有的人活着却死了，有的人逝去了还活着。毛泽东显然是后者。仅此一点也足够我们尊重了。不是吗？针对毛泽东的攻击，一般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西方的和平演变者及其豢养的各种打手走狗。一般来说，来自敌人的攻击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因为一般而言，敌人攻击的对象正是他们害怕的地方，正是他们恐惧的地方。那么在中国近代史上，是谁令西方最为头疼，又是谁多次令西方颜面扫地呢？不是别人，这

个人正是中国的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那么在毛泽东去世后，为什么他们还不罢手呢？毛泽东的人虽然去世了，但毛泽东留下了他的思想，他的精神。只要中国人民不放弃毛泽东精神，不放弃这种自强不息、浩然正气长存的精神，那么中国就依然是不可能被战胜的。所以，和演者必须不断地攻击毛泽东和他的思想。只要否定了毛泽东，就相当于否定了共产党的一大段历史；只要否定了毛泽东思想，就相当于否定了中国人民战斗的精神力量；如果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都完了，那么和演不就成功了吗？

二是一些曾经在毛泽东时代遭到了冲击的人们。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批判一个旧封建剥削思想、旧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思想、打倒一个旧社会，而构造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为公思想、为人民服务思想、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过程中，在新的思想对旧的思想的冲击中，难免会有一些人遭到斗争，其实这些都是历史的必然，无非是具体冲击到什么人而已，但总会有人遭到冲击，这是不可避免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历史翻开新的一页，相信将来的历史研究者会更多地着眼于历史运动的主流上去，更多地关注人类历史的整体运动规律上去，而不是天天津津乐道于某些所谓的故事上去。不过在这里可以简单就某些故事给大家提个醒，那就是当你们看到某些人大讲特讲某些故事时，不妨思考一下，这些故事真的只是毛泽东时代独有的吗？另外，还要看到他们所讲的故事里所谓的受害者的立场是什么？大家不妨看看今天那些恐惧毛泽东的人，他们是和人民站在同一战线吗？

三是一些对历史并无一定的了解，而只是人云亦云的一些人。这些年的非毛化活动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一点效果，第三类人就是这个运动的俘虏。这类人通过非毛化的一定时间的洗脑后，已经暂时形成为某种惯性思维，他们也学着先入为主地变相曲解毛泽东。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人云亦云地加入非毛化的行列的人，的确不是一件值得到处炫耀的事情。多读一点历史，多动脑筋自己思考一下，可能得出的结论会更客观一些。

其实也不能完全说非毛化的东西就没有任何价值，这些东西作为反面教材就好得很嘛。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由于非毛化的运动，使一些人有机会从多角度看到了毛泽东的伟大之处。 在攻击毛泽东时代的事情上，无非是些什么思想改造运动、反右、大跃进、文革等事件翻来复去地捣腾，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任意解释，而常常置历史事实于不顾。毛泽东时代正是中国走向波澜壮阔的伟大复兴的转折点和起步点，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伟大意义所在。 “毛泽东”三个字其实已不仅仅代表毛泽东本人了，其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象征，他留下的毛泽东思想更是中国人民前进的指南，在毛泽东旗帜的指引下，中国人民一定能走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毛泽东留须篇二
《毛泽东给中国留下5个永久性疑问》

毛泽东给中国留下5个永久性疑问：30年无人能答！ 毛泽东留下的疑问三十多年来没有人给过像样的回答，这些问题也许只有在经过特定的历史变动后，才能够让人们恍然大悟。 毛泽东给中国留下了五个永久的疑问

上世纪末，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由盛到衰，资本主义因此而甚嚣尘上，使我等普通百姓感到迷惘和沮丧。

社会主义的理想确实令人向往，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大家地位平等，社会分配公平，我等普通百姓举双手拥护这种制度。

这么好的制度为什么会衰落呢，是因为它不能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吗？它是一种无效率的社会制度吗？不是的，我国从1952年至1986年国民收入增长了7.9倍，改革开放后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两番，比任何一个国家发展都快。

对社会主义目前的状况，毛泽东预见到了，并提前回答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在临终之前，对他亲手所创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表现出异常的不安和不满。在1975年2月至1976年1月文革后期，他反复指出：“社会主义有没有阶级斗争？”

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

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社会主义搞了二十多年'跟旧

社会差不多？”

毛泽东的这个论断让人震惊。邓小平1981年6月曾说：'这里要批判的是另一个问题，就是列宁关于小生产每日每时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一段话的误解或教条化，搬错了。

我国的改革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开始到现在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对列宁的理解是准确的。

更令毛泽东不能容忍的是党的高层干部“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了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革搞了近十年了，毛泽东还在说走资派还在走，可见，毛泽东对文革的成果是相当失望的。

资本主义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它是建立在人类自私本性基础上的，人的行为永远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和控制，人既“经济人”。社会主义的兴起也有其合理性，它是建立在人类不仅自利而且离不开他利的社会属性上的，人的行为永远受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的协调和制约，人既“社会人”。

在这两种制度中共同存在的东西是商品经济。这就是毛泽东说'和旧社会差不多'的来由。美国学者施拉姆指出，在毛统治中国后期，他对经济发展的后果表现出愈来愈多的忧虑，虽然毛断定，进城后总

的来说是正确的，但他对现代化及经济发展重要性的态度是非常含糊的。

简言之，所有制和劳动的性质是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分水岭。但是，资本主义对商品经济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在这里，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同义，容易得到发展。

而社会主义对商品经济在范围和程度上要给以约，商品交换主要是国家同农民之间的交换，不然会改变所有制和劳动的性质，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所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出现了诸如农业剪刀差、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体制上的官僚主义等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弊端。这就使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设计上遇到了他自己难以破解的难题。

毛泽东不无忧虑地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改造。”

阶级斗争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

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个话他反复讲了多年。他对此类问题的反复强调表明，社会主义可能衰落的阴影在他的头脑中挥之不去，资本主义在中国卷土重来的担心随着他的衰老与日俱增：“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毛泽东深知社会主义的脆弱性，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他不惜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而文革的结果令毛泽东深感失望。从林彪跑掉之后，是他最先开始对文革进行反省，说文革是“全面内战”，要求给予文革“三七开”。

他的这些自责，堵了全面肯定文革那些人的嘴。可以说，没有毛泽东的自责就没有以后邓小平对文革全盘否定。邓小平只把毛泽东的话改了一个字'全面内乱'就顺势否定了文革。

在那个时候，唯有邓小平更了解毛泽东，邓小平清楚，不借毛泽东的力量是办不成任何事情的，而毛泽东似乎也有意无意的帮了邓小平的不少忙。在毛泽东去世后，没有任何职务的邓小平比任何人都显得胸有成竹。

毛泽东在文革后期的一些行动是令人讳莫如深的： 为什么他不顺势而动，在九大报告中提出发展生产？

为什么他急于要缓和和“美帝”的关系，向西方国家打开了国门？

为什么他一直对邓小平割舍不下，一边说“走资派还在走”，一边还赋予其极高的权力和地位？

为什么他闭口不谈文革的结束时间，却要求邓小平来为文革做总结？

为什么他在临终之前不断打压他自己培植起来的文革势力，是在为哪一种政治势力做铺垫？

做为毛泽东思想的创建人，做为政治家、思想家，做为军事家、战略家，做为哲学家、理论家，人们不会怀疑毛泽东的逻辑思辨能力，不会怀疑毛泽东的政治敏感性，不会怀疑毛泽东的高超的斗争艺术。

但是，毛泽东在文革后期的这些行动还是让人们产生了疑问，永久的疑问：文革失败后的中国应该向何处去，对此毛泽东在临终前想做什么样的安排？

毛泽东留下的疑问三十多年来没有人给过像样的回答，这些问题也许只有在经过特定的历史变动后，才能够让人们恍然大悟。毛泽东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同时又是理想的超现实主义的预言家。谁都想了解毛泽东，谁都能评论毛泽东，谁都又说不清毛泽东，这正是毛泽东的精彩之处。

我等百姓特别喜欢搜集那些攻击毛泽东的资料，只有从那些诅咒毛泽东的叫嚣中才能真正感觉到毛泽东是属于我等普通百姓的，才能真正体会到他非凡和正确，同时也能看到诅咒者的渺小和猥琐。历史可以相似，但决不会重复，历史可以描绘，但决不能再造。

毛泽东留须篇三
《毛泽东留给了中国什么》

毛泽东给世界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babyface的博客文章

罗斯·特里尔在1980年付梓的《毛泽东传》中说：

毛泽东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四分之一世纪并不只是乌托邦理论的一段插曲，他改变了中国社会，而且这种变迁将持续到未来，持续到岁月不饶人。

毛泽东使新中国比旧中国具有更多的社会平等，实现了长足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按劳取酬，身份或拥有土地和资本不再起作用了。因此，中国的产品分配成为最平等的分配方式之一。

二是卫生保健和初级教育不再是只有少数人才支付得起了。

三是中国向社会现代化迈出了一大步。

在他临终之前，完全可以宣称中国已经向繁荣迈出几步。由于多种原因，中国的经济发展虽不如日本那样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但要胜过印度。

总之，毛泽东留给中国的是很大程度上的自给自足和世界第六经济大国的地位。

罗斯·特里尔是一个美国学者，不是共产党员，更不是毛泽东的亲属，可是他评价毛泽东远比某些中国人要客观、公正、积极得多。尽管他不如中国人了解毛泽东，不能准确表述毛泽东的言行，甚至还有很多歪曲、污辱、攻击毛泽东的言词，但是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毛泽东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他的影响早已超过了他的国家。毛泽东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不论历史舞台怎样变幻，他永远与中国同在，与世界同在。

然而，一些中国人却极力贬损、丑化、否定毛泽东，特别是个别中国领导人，曾经与毛泽东出生入死打江山，却在毛泽东死后疯狂地向他泼污水。他们说毛泽东是封建皇帝，搞个人崇拜，吃大锅饭，闭关锁国，使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延缓了现代化的进程，等等。将这些诬蔑不实之词，无情地强加于一个与中国的劳动人民始终站在一起、为中国的繁荣富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了一生的伟大的先行者身上，以抬高自己，实现个人野心，推行全盘西化的政治主张。这是多么卑鄙龌龊的行为。

毛泽东究竟留给了中国什么？给世界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一，毛泽东留给了中国不屈不挠、力拔群山、不畏强暴的民族精神。

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是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是中华民族的不朽灵魂。他的不屈不挠、力拔群山、不畏强暴的精神，既是现代的中国精神的成功塑造，也是历史的中国精神的发扬光大。他的意志坚如磐石。他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用实际行动脱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结束了任人轻视、任人欺侮、任人宰割的历史。

毛泽东给世界留下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中国。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个民族，在采取重大行动时，都不得不考虑中国会做出什么反映？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封建主义是纸老虎，帝国主义也是纸老虎，人民的事业必胜。他领导人民军队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等国家对中国、朝鲜、越南的侵略，取得了中印自卫反击战、中苏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原子弹、核武器吓不倒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制造出了“大炮仗”，卫星上了天。

二，毛泽东留给了中国人人生来平等、人民当家作主、追求社会公正的时代理念。

贫贱者与富贵者同样是人，手上有老茧、脚上有牛屎的劳动者并不比别人低一等。人民翻身得解放，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时代结束了。普通的工人、农民，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走进了中南海，走进了人民大会堂，成了国家领导人。在中国的每一座城市和乡村、每一级政府中，都可以见到由普通劳动者成长起来的领导者，他们坐在领导的位置上，讲着中国老百姓熟悉的语言、通俗易懂的道理、简便实用的方法。

国家是人民的，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领导者要与劳动者同吃、同住、同劳动。领导就是管理，管理就是服务，领导者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没有社会公正，就没有社会的长治久安。剥削无理，压迫有罪。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斗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任何有损大多数人利益的行为都是错误的，必须与之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是否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上，为广大劳动人民谋利益，是衡量一个人政治立场的试金石。自私自利的人，有个人野心的人，思想反动的人，是不可能看得起劳动人民的，是不会心中时刻装着劳动群众的，是不愿与劳动者交朋友的。毛泽东让中国的老百姓扬眉吐气地生活在一个公正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格局中。

毛泽东给世界留下了一个公正合理的中国。直到今天，除了原始社会，还没有哪个国家、哪个历史时期如此有力地将公正得以在全社会实现，并深入人心。而公正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价值观，而且是全人类的最持久的理念。

三，毛泽东留给了中国联系实际、融会贯通、灵活运用的思想方法。

毛泽东思想发端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强大思想武器。他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了无限丰富的精华，联系实际情况，不断地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发挥最大的创造精神，形成了融会贯通法、矛盾分析法、服从多数法、历史参照法、观察全局法等特色鲜明的思想方法。而联系实际是前提，融会贯通是关键，灵活运用是目的。

无论是什么思想理论，都是相对真理，条件改变了，真理就会变成谬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必须善于学习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大胆发现真理，反对谬误，推动人类的认识不断向前发展。

方法决定成败。正确的方法是达到目的最有力的手段和最重要的保证。他的思想方法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谁掌握了毛泽东的思想方法，谁就会成为战无不胜的成功者。

既要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冒险主义，又要反对经验主义、主观主义、保守主义。既要反对“左”，又要反对右。一切唯心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都要反对。

他领着数以万计的农民上山打游击，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无数战例，同时也将他们锤炼成了坚强的战士，改造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领导力量。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从而给中国留下了可与蒙古族东归精神相媲美的伟大的长征精神。元朝之所以未能长治久安，并不断巩固和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成吉思汗未能将那些与他长年征战的牧民改造成为懂管理的领导型人才。

毛泽东给世界留下了一个方法无穷的中国。《孙子兵法》只有36计，而对36计融会贯通，灵活运用，就会产生无穷无尽的方法。毛泽东的思想方法既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有“思想是最有力的武器”；既有“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也有“最大的分散就是最大的集中”；既有“以之之矛，攻之之盾”，又有“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既有“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又有“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既有“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又有“我们也要造原子弹”；等等。这一切基本原理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泽东思想中最宝贵的就是思想方法。

四，毛泽东留给了中国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工作作风。

勤俭办一切事业，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本色。除了人民的利益，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私利。损公肥私是可耻的行为，领导者必须牢固树立廉洁奉公的观念，做到公而忘私、大公无私。我们决不做李自成。

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工作作风，是一个政党之所以能够赢得人民的信赖和拥护，之所以能够战胜一切艰难困苦最终取得胜利的法宝。

他的一生是艰苦朴素的一生，是艰苦创业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

他的一生是公而忘私的一生，是无私无畏的一生，是与私斗争的一生；

他的一生是两袖清风的一生，是廉洁自律的一生，是至清无鱼的一生。

毛泽东给世界留下了一个本正源清的中国。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污泥浊水横流的中国，但是在毛泽东时代基本上做到了出污泥而不染。中国共产党来自于劳动人民之中，生长于劳动人民之中，壮大于劳动人民之中，与劳动人民同甘共苦、同心同德、荣辱与共，不忘宗旨，不辱使命。现阶段尽管腐败份子败坏了共产党的形像和声誉，但是我们有能力惩治腐败，还党清白，还民一个晴朗朗的天空。

五，毛泽东留给了中国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关心群众的正确路线。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没有人民群众的拥护，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任何事情都办不好。凡是相信群众的人，群众也相信他；凡是关心群众的人，群众就拥护他。

毛泽东是做群众工作的典范。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无小事。要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尽管我们的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不足，但是只要我们与群众打成一片，炼成一块，我们就不怕别有用心的人挑拨离间。因为群众是理解我们的，与我们是心心相印的。否则，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即使没有人挑唆，我们也会把自己孤立起来。只要我们走近群众一寸，群众就会走近我们一尺。生活在群众中最安全，也最有力量。 他几十年在枪林弹雨中穿行，可是没有负过一次伤。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与他同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分不开。 毛泽东给世界留下了一个联系群众的中国。不管是什么人，没有群众观点，就不会将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就不可能贯彻好群众路线；不深入群众，就无法了解群众的疾苦，就不会有群众基础；不会做

群众工作，就不可能使群情振奋起来，就达不到群策群力的效果；不接受群众监督，就会严重脱离群众，就会做错事，甚至走上犯罪道路，引起群情鼎沸，导致群起而攻之，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当然，毛泽东还留给了中国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体制，留给了中国农业初步实现稳定增长、工业自成体系发展、总体经济实力不可轻视的经济格局，留给了中国第六经济大国和国防科技居于世界前列的国际地位；给世界留下了一个基本解决10亿人温饱问题的中国，给世界留下了一个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础雄厚的中国，给世界留下了一个有能力实现民族复兴、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伟大的中国。

毛泽东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的一个又一个第一次。后人要想超过他，就必须在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大胆探索，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一条崭新的金光大道。我们既不能重新回到过去，回到过去是愚人的梦想；我们也不能完全推倒重来，推倒重来是疯子的妄想。曙光就在前头。站在巨人的肩上，踏着前人开辟的道路，让思想照亮前程，我们一定能够到达目的地。

毛泽东留须篇四
《毛泽东留给中国人的七种遗产》

毛泽东留给中国人的七种遗产

2010年10月10日 22:27:20 来源： 人民网 【字号 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第一是骨气

骨气， 这是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人， 一个有尊严的国家和民族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的道德精神品质。骨气， 说白了，就是要有脊梁骨；没有脊梁骨， 只有任人欺侮，任人宰割，任人凌辱，是一个永远站不起来的可怜虫。毛泽东的一生，是挺起脊梁、进行战斗的一生，是永不向强权和邪恶势力低头的一生。在他的领导下，1949年中国人终于“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从此挺起了脊梁，尊严地立于大国之林，永远告别了屈辱挨打的时代。 第二是志气

毛 泽 东一无高贵的家世， 二无显赫的学历，但他一直胸怀大志。志向，就是人生的目标，然后百折不回，力求实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毛壮年以后直到晚年，由于已经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中国人的领袖，所以他的志向，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中共党员和中国人的志向。

第三是勇气

两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次史诗般的军事壮举和奇迹，长征路上遇到的艰难险阻，说有多困难就有多困难。例如，***以事实生动地形容说，长征路上，“天上每天有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 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 然而， 红军终于冲破重重障碍，克服了一切困难， 取

得了最后胜利。这是何等的勇气，何等的胆识？！ 毛 主 席的理论勇气和战略勇气成就了中国革命一个前无古人的事业， 没有现成的理论和经验可以照抄照搬， 一切都要靠自己敢于创造， 敢于试验， 敢于实践，敢于牺牲。毛的理论勇气和战略勇气， 初见于两万五千里长征， 再见于抗日战争， 三见于三大决战， 四见于五次对外决战。每一次决战， 都是中国历史进程的一次飞跃， 都是一次理论和战略的突破。特别是晚年的反帝反修， 更是一次巨大的理论和战略的飞跃， 因为当时的中国是在美苏两霸的重重围堵之下，要冲破美苏封锁，结果毛还是像他领导的历次斗争一样， 最终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第四是才气

才气算不算是一种道德品质？儒家将智包括在五达德（仁义礼智信）之内，可见也是一种德性，一种精神品质。毛的才华是多方面的，而且都是超凡的才华！他是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一个罕见的具有军事、哲学、文学、政治等多方面综合性超凡才华的旷世奇才！集众美于一身，才能使他特有的骨气、志气、勇气有用武之地。试想：他的军事才能，如果不是加上他洞见机微的哲学智慧和富于想象力的诗人浪漫奔放的性格，恐怕也成就不了他的“战神”和比美孙子武圣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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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是土气

我所说的土，不是土包子的土，而是乡土的土，可以理解为国情、民族风格。毛的这种土气，体现在他为人行事的风格上，体现在他革命治国的思路上。例如，毛被充分肯定的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就是将欧俄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本

身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国情就是土气的一种体现。长征时期，留俄的中共总书记博古的主要错误，就是在军事上盲目地听命于一个共产国际派来的，对中国历史、政治、社会、军事传统一无所知、完全照搬西方和俄国革命军事经验的德国顾问李德的瞎指挥，以致同中国的国情格格不入，致使红军几乎遭受覆灭的命运，被迫长征。最后，还是靠毛的土法子，游击战，才挽救了红军，引导中国大革命走向最后的胜利，缔造了新中国！

第六是正气

他一身的浩然正气来自他大公无私的理想，来自于他一心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奉献、为人类解放的高尚道德情操。这决不仅仅是句政治口号，而是贯穿于他的整个思想中，并身体力行。他一家有六个亲人为革命牺牲，包括他的爱妻杨开慧和长子毛岸英 。

第七是王气

也就是王者之气。以德服人者王，这是中国儒家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他晚年济弱扶倾的反帝反霸事业，使他不仅在第三世界赢得了崇高声望，也赢得了第二世界和第一世界政治人物的由衷敬佩。（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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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留须篇五
《揭开毛泽东晚年须臾不离的四个宠臣 Microsoft Word 文档 (4)》

揭开毛泽东晚年须臾不离的四个宠臣

汪东兴号称警卫毛泽东三十年的内廷唯一行走，而纪登奎素来以毛泽东的“老朋友”为外界所共知，吴德在董必武死后，成为中国人大的实际当家人，朱德死后，他成为中共全国人大党组书记，权摄人大达三年之久，陈锡联是毛泽东晚年在军内非常倚重的“少壮派”，这位当年最为年轻的野战军纵队司令员是接替叶剑英的第一备用人选。所以，以上四人都是毛泽东晚年须臾不可离开的宠臣，对他们做以介绍，实有助于了解毛泽东晚年政治的侧面。

宠臣之一：是是非非的汪东兴

先说总管汪东兴：1955年，汪东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而此前他既没有显赫的军功，也没有出奇的战绩，有的只是在公安、警保战线上的小心翼翼的努力。他作为罗瑞卿的副手，直接掌管中南海内部的警卫，对毛泽东的起居、出行负有绝大的责任，他除了在1958年一度被下放江西担任主管内务的副省长以外，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央警卫岗位，他除了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之外，还是北京卫戍区三人核心小组负责人、中央军委警卫局负责人，十一大上更是成为华国锋之下炙手可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

毛泽东对汪东兴的评价是：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而林彪几次拉拢汪东兴、江青几次打击汪东兴都没有最后得逞，毛泽东的话是很说明了一些他和汪东兴的关系的。

汪东兴在庐山妄言设立国家主席，除了感于林彪对自己的不吝提拔和许诺之外，还有就是出于一个警卫人员的“护主”心态，而后者似乎更加纯粹一些，所以，毛泽东对汪东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表现是“一批二保”，目的主要是保，汪东兴的错误除了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许世友等少数人知道以外，其他的都很泛泛。

一旦当毛泽东把批判对象确立之后，汪东兴总是毫不迟疑的站在毛泽东的一边。1966年打倒刘少奇是如此，1970对林彪动手时也是这样。汪东兴眼中只有毛泽东一人而已，为了迅速解决林彪集团，汪东兴甚至建议毛泽东清洗温玉成，而此前温玉成是林彪、康生一直看好的军事将领。汪东兴尽管对在九大预备会议上破天荒的给一个少将评功摆好的林彪感恩戴德，但是，当他得知毛泽东准备对林彪采取不同寻常的举动之后，汪东兴甚至愿意担当游泳池派往毛家湾的卧底（当然没有成行）。

长沙告状之后，汪东兴发现毛泽东一度对四人帮开始反感，他立刻布置中办的人学习毛泽东批判四人帮的所谓讲话，就此开罪江青诸人，毛泽东说他不动脑子可能也就在于此。汪东兴有时候也动脑子，这就是在他的老主子宾天之后了。

汪东兴因为长年担任专案组负责人，中央一专、二专的档案都交由他来管理，所以，他经常代表毛泽东“看望”、“关照”被整的老干部、老军人，而无一例外的是被看望、被关照者对这位内廷行走都缺乏良好的印象。谭震林后来在“真理大讨论”的时候说起一段往事，他说：“主席已经决定解放我了，汪东兴还是那样颐指气使的对待我，教训我要重新作人，我都七十岁的人，怎么叫重新做人？不是摆老资格，就是这样的语气实在令人难受。”

而曾志在回忆陶铸最后的岁月之时，也决不客气的指责汪东兴：“哪里还有一个共产党员的味道，他多次催促陶铸快走，我说陶铸身体不行了，能不能留在北京治疗，汪东兴虎着脸讲，保皇派嘛，要接受革命的斗争呢。他拒绝为我们向主席传达真实的情况。”叶剑英被疏散到湖南时，汪东兴一个电话赶跑了叶剑英，搞的叶剑英老泪纵横，然而，为了擒获四人帮，叶剑英主动联合汪东兴，并且在后来扩大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给汪东兴说话，但是，汪东兴自恃有华国锋撑腰，以致于继续怠慢这位老谋深算的参座，最后终于自己吞下了苦果。

复出之后的邓小平在谈及同四人帮在1974－－1975年的斗争史时得到了党内的一致好评，而身为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则在中央党校公开讲：小平和四人帮斗争是有的，但是，怎么能和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相提并论呢？他不是被四人帮给搞掉了吗？如果不是华主席把他解放出来，他怎么会有今天呢？这种话传到小平的耳朵里，向来结果一定是可以预料得到的。

1977年中央讨论关于陈云的职务的问题时，汪东兴大唱反调，他说：“毛主席早在1958年就说过陈云是小婆娘，裹足不前、魄力不足，是小资产阶级灵活性作祟，怎么能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呢？”彭真、薄一波等人的专案被提及平反时，汪东兴说：“彭真是独立王国的头子，薄一波早就是叛徒，平反了，我们党怎么办？毛主席的指示怎么办？世界怎么看我们？”

量变终于发展到质变，1979年中央政治局召开帮助汪东兴等同志的组织生活会上，众位领导可谓是万炮齐轰汪东兴，陈云撇开缄默多年的习惯，第一个为汪东兴定了调子：“东兴同志已经是走在了革命的后面，他不但不能为继续改造我们的党，发展我们的国家，修正以往错误的政策提供好的建议，反而一再干扰中央的决断，这样的同志继续在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上，显然是不合适的，全党同志也是不会答应的。”而会后形成的决议称：“汪东兴等同志

已经在新的历史时期犯有重要的错误，他们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显然是不适合的，也是不允许的，鉴于他们以往曾经做过一些对党和人民有益的事情，中央决定对他们的问题处理不扩大化。”已经是刀下留人、网开一面的口气了。

汪东兴在听取了中央派陈云、王震找他谈话之后，他唯一的表示就是：“看来，华主席没有为我说一句话。”他一心把华国锋再造成毛泽东第二，但是，他的苦心孤诣没有得到来自华国锋的回应，至少是没有强有力的回应，所以，他对此比较意外。

1976年的怀仁堂事变如果没有汪东兴的全力配合，华国锋、叶剑英是无法解决四人帮的，叶剑英此前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对警卫人员做了专门的交待，甚至做好了再次被打倒的准备。可以说，汪东兴在关键时刻，不论是出自公心也好，私心也罢，客观上为铲除四人帮，开创中国二十年的新局面做了一定的贡献，这是历史事实，也是不容抹杀的，也之所以，其他三人后来完全从中央消失，而汪东兴继续保留了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和两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公开职务，按照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待遇离休。也算是对他的功劳的基本肯定。

晚年的汪东兴的头脑还是那样一贯性，除了后来经常（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和华国锋见面之外，已经不再和其他人接触，更多的时间是出行游玩，偶尔写了一部回忆录，还遭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指责和批评，说他是为文革、毛泽东的错误翻案。国外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很有背景的出版商多次邀请汪东兴撰写关于警卫中南海的回忆录，而且，出价不菲，但是，一律遭到汪东兴的拒绝，汪东兴说：“写了就是既得罪了活人，也得罪了死人，以后我是没脸再见主席他老人家了。”每逢毛泽东的诞辰、忌日，汪东兴一律亲自赶到纪念堂，毕恭毕敬的敬献花圈、花篮，成为纪念堂在这一天固定的早来的常客。

宠臣之二：纪登奎

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写的回忆乃父的东西面世以来，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这样篡改历史和粉饰一个在文革中犯有相当严重错误和一直坚定执行极左路线的重金属，即使不算是罕见，也是十分让人吃惊的。

纪登奎在活着的时候，被当时的中央一些领导人称作和王张江姚并列的“五人帮”，长年把持专案组工作，特别是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央撤销三大专案组（一组：汪东兴；二组：黄永胜；三组：谢富治），合并为一个专案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是（排名有先后顺序）汪东兴、华国锋、纪登奎、吴德。现在，我们再来回放一下历史，看看在关键的历史阶段，胡耀邦是怎么评价这位纪登奎前副总理的。

胡耀邦说：“我赞成这么一个说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或者至少一年，国锋（华国锋）同志主要是靠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吴德同志、苏振华同志，再加两个人，一个李鑫同志，一个郭玉峰。掌握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舆论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和李鑫同志，可能开始还有吴德同志；另一个是人事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和郭玉峰。这么两个小班子，神气十足，盛气凌人。用这么几个人做工作，他们自己又很神秘，高深莫测，包办一切，明天要发表什么东西，今天晚上连宣传口的负责人耿飚同志也不知道。这种工作方法，是典型的粉碎“四人帮”以前那个方法。纪登奎同志也是难得的金口不常开，上访的同志说这个首长架子大的很呐”

在上述这段讲话中，三次提到纪登奎，显然不是表扬，那时候的胡耀邦还只是中央组织部部长，而纪登奎的面貌已是跃然纸上。纪登奎的儿子笔下的父亲是一个似乎一直在认认真真办事，老老实实做人的“老干部”形象，那么，真实的纪登奎是这样吗？就让我们一起来还原历史吧。

纪登奎的发迹和华国锋有些相似，他们都是从地市一级领导干部起家的。毛泽东称呼纪登奎为“老朋友”和称呼华国锋为“我的父母官”一样，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涵义，至少在当时不是代表重用他们的先兆。

纪登奎的受到提拔和河南第一号造反派刘建勋有直接的关系，正是因为刘建勋的举荐，使得纪登奎得以很快受到毛泽东的关注，而此前，纪登奎是紧紧跟随省委吴芝圃的河南官场红人，吴芝圃被打死之后，纪登奎一度遭到“迫害”，但是，因为毛泽东的一句话救了他，而后又是刘建勋对纪登奎的多次肯定让毛泽东感到自己的所谓的“知人之明”，纪登奎以一个区区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此后成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办事组成员和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组长是康生），纪登奎当然也没有忘记刘建勋的好处，所以，刘建勋在四人帮垮台之前一直保持优越的政治地位。

纪登奎是毛泽东认定的“旧路线”下的肯于革命或者继续革命的可以改造和团结直到重用的基层干部之一，而且，纪登奎的忠顺一直是毛泽东看好的主因，特别是当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发难之后，纪登奎通过江青传话，表示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于九大的路线。下山之后，纪登奎出任北京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和谢富治、李德生、吴忠一道给华北乃至北京林彪集团“掺沙子”，而且，纪登奎亲自主抓军队专案工作，不让黄永胜插手，深得毛泽东的信任。

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央宣布逮捕黄吴李邱四人的时候，毛泽东指定周恩来、叶剑英、纪登奎三人全权负责。可见，当时纪登奎的显赫的地位。而且，稍后，纪登奎出掌郑维山、李雪峰专案组负责人，清洗林彪的余党，出力最多。此后，一路扶摇直上，在十大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在1975年当选国务院副总理，1976年之后，排名在李先念之前，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中的第三号人物（邓小平、张春桥、纪登奎）。

长沙告状事件之前，四人帮找到纪登奎商量，纪登奎认为，这次的举动显然很冒险，劝阻江青和张春桥不要前往，但是，张春桥没有听从，而从这一事件来看，纪登奎和江青的关系显然不是现在说的那样，有妥协也有斗争，而是从来就是服从、紧跟、照办的，虽然周恩来也在四人帮面前说过很多违心的话，但是，这点已经被历史揭示了出来，而纪登奎虽死，有人居然还在为他生前的所作所为作所谓无罪的辩护，实在是唐突历史了。

毛泽东后来在点名批评四人帮的同时，说了两个人，一个是纪登奎，一个是康生。毛泽东说：“登奎有的事不和我说，也不和总理讲，却是找江青、春桥讲，政治局大多数，他都不讲，不团结多数，只找少数人，这是什么性质呢？一个政治局委员要和政治局，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而不是和几个人保持一致。”从这段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被称作“五人帮”成员的纪登奎的另一面。但是，毛泽东虽然责备了纪登奎，但是，对他的信任仍然不减少，而后在批邓的战场上，又看见了纪登奎矫健的身影。

纪登奎1976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小平同志是旧病复发，没有吸取1966年的教训，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意见抓好革命的方方面面，而是继续和那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们纠缠不清，以后，小平的问题的升级了，也是由此而来的。”而后，纪登奎按照华国锋、江青的指派多次“帮助”邓小平认识“错误”，态度极其积极。这点连他的好友赵紫阳在后来的批判纪登奎的会议上也不得不承认：“纪登奎同志错误的认为邓小平同志的整顿的伟大意义，他不仅没有配合小平同志的工作，反而一再按照江青等人的指派干扰小平同志的工作，造成了1976年工作上的很大被动，我认为，纪登奎同志是要负有相当大的责任的。事实证明，由于纪登奎同志的干扰，我们走了很大的弯路，在平反问题上是这样，在去年的工业指标上也是这样。”

纪登奎虽则紧跟四人帮，但是，他和他们还是保持了相当的距离，特别是华国锋确立中央接班人之后，纪登奎表示效忠，在讨论毛远新的去留和江青的具体工作安排上，他一反常态的支持了华国锋，以致于江青等人恨恨的说：“真是人走茶凉，主席尸骨未寒，连纪登奎都敢和我们顶嘴了。”所以，在抓捕四人帮的过程中，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也给予纪登奎足够的信任。

毛泽东留须篇六
《毛泽东留下的几笔战略遗产》

毛泽东留下的几笔战略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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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留下的几笔战略遗产

什么是遗产？简单地讲，遗产就是老一辈留下的财富！作为遗产的财富，只要有人继承，就会进入消费！毛泽东去世已经是三分之一世纪了。但是，作为共和国的奠基人，他给共和国留下的战略财富非常丰富而重要。

1、军队听党的话

中国历史有一个现象，当大乱之时，必定是武人当权，有枪才是爷。每次王朝更替，都是一个武人当政的，根据实力划定权力的。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对武装并没有统一的领导，而是各地的党组织根据具体情况领导武装起义，建立红军。毛泽东像他同期的领导人一样，在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就在永新县进行整顿和改编，即著名的“三湾整编”。在这次整编中，毛泽东决定在部队建立党的基层组织，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进而从组织上奠定了新型军队的基础。

在当时，共产党的武装并不是像后来意义上有中央的统一领导，而是各地共产党

组织根据自己本地的情况决定是否举行武装起义。而毛泽东最为担心的是会出现在没有中央统一领导军事的情况下，各地共产党人谁有武装多，谁说了算的局面。所以，他把战略着眼点放在党管武装上面。1928年4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的队伍在宁冈砻市与毛泽东领导的队伍会师。当时，毛泽东的部队只有1000多人，而朱德的队伍有4000多人。毛泽东用意深刻地以党的特别委员会书记的身份率队会师。在会师时，并特意挎上了手枪。这在毛泽东的历史上是极不寻常的。过后，毛泽东就把枪交给了警卫员。

毛泽东的这个行为是寓意着武装队伍是由党来领导的。

1929年底的古田会议，更是强调了红军必须置于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并且将非组织观点、单纯军事观点和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彻底加以肃清。

毛泽东给红军立下的这个规矩成为了军队建设的“魂”。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听党的话，谁也拉不走这支武装。在我军历史上，不乏叛逃之人，包括一些高级将领。但是，却极少出现成建制的部队投降叛逃、哗变的事件。毛泽东曾经针对张国焘叛逃事件很自信地说：“你张国焘可以走，可以离开延安，但是你一个人也带不走，连你的警卫员都不跟你走。”

高级将领可以叛逃，但是却带不走自己的部队，甚至连身边工作人员都带不走，这种情况在任何军队中都没有出现过！这里面固然有我官兵的觉悟问题，但是毛泽东为我党提供的一整套组织机构，则从根本上保障了不会出现成建制的官兵投降、哗变的事情，即使在最艰苦的时代也是如此。

在建军80多年间，这支军队的领导权始终握在党的手里，有了这支军队，党就可以从容地对付一切问题。进入新世纪，军队面临新的历史使命之一，就是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保障。

今天，可以说我们所有共产党人都在消费着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这份战略遗产。没有毛泽东这笔遗产，就谈不上党自身地位的安全！

2、原子弹

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尽管中国经济实力要比西方发达国家低，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的对外影响力却是最大的。其中重要原因就是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原子弹这笔战略遗产的作用。

自曼哈顿计划成功以后，原子弹就成为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象征。毛泽东的“强国梦”之一，就是拥有自己的原子弹。据解密的资料，毛泽东最早是在1954年国庆节期间，对来华访问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说及此事儿的。毛泽东希望赫鲁晓夫帮助中国研制原子弹。一度遭到对方的拒绝。赫鲁晓夫说：“我们这个大家庭有核保护伞就行了，没有必要大家都来搞原子弹。因为，那样做毁费钱费力，又不能吃，不能用。”

这时，我们在广西发现了铀矿。毛泽东非常高兴，请来地质部领导刘杰当面听取汇报。这在毛泽东治政的历史上还不多见。毛泽东亲自拿起计数器，对着铀矿石做着试验。最后，又破例地和周恩来一起将刘杰送到门口，拉着刘杰的手说：“刘杰，这是决定命运的事哟，你可以好好地干呀！”

1955年4月，中苏正式签署条约，苏联帮助中国建造发展原子弹必需的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至此，中国向核大国迈出了第一步。同样12月，国家制订出发展核工业大纲。毛泽东非常高兴，对秘书说：“太让我兴奋了，1949年全国解放都没有这样高兴！”并且调侃地说：“有了这东西，我们就可以将地球管起来！”

1961年9月21日，毛泽东离开庐山到了武昌，准备在那里会见蒙哥马利元帅。23日，他们在武昌东湖第一次谈话，然后共进晚餐。24日上午他们在东湖进行第二次谈话，并共进午餐。下午，毛泽东约蒙哥马利游泳，蒙哥马利不会游泳，坐在船上观看。上岸后，毛泽东到蒙哥马利住处胜利饭店，同他进行第三次谈话。蒙哥马利见毛泽东喜欢抽烟，送给一盒三五牌英国香烟。

在武汉，蒙哥马利向毛泽东提了在当时中国非常忌讳的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蒙哥马利问毛泽东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回答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哥马利以军人的直率接着又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泽东听后，手一挥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了。”

第二个问题是蒙哥马利问毛泽东对核武器怎么看。毛泽东说：“我对核武器不感兴趣。这个东西是不会用的，越造得多，核战争就越打不起来。要打还是用常规武器打。打常规武器还可以讲点军事艺术，什么战略、战术，指挥官可以临时按照情况有所变化。用核武器的战争就是按电钮，几下子就打完了，太没有意思了。但是，因为美国、英国、法国、苏联都有，所以我们也要搞一点。哪年搞出来，我不知道。美国有那么多，是十个指头。我们即使搞出来，也只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

在研制原子弹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战略决心非常大。有苏联人帮助，要搞；没有苏联人帮助，也要搞。最后终于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上空爆炸成功。中国有了原子弹，就成为了核国家，我们在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就增大许多。陈毅元帅说：“有了原子弹，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就直起来了！”

现在，中国民族每一分子还在消费着毛泽东留下的这份战略遗产，在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上，美国人要和我们“对表”，寻求与中国的合作。而国家间的关系遵循着一个重要规则：投之以李，报之以桃！利益从来都应该是相互的。我们根据自己国家利益的判断，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与西方国家，特别是与美国进行合作，美国等西方国家势必也要给予回应。设想一下，如果毛泽东没有给我们留这份遗产，我们现在想拥有原子弹，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况？朝鲜的小金和伊朗的老内的尴尬与无奈，不给予我们答案了吗？

3、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

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如何，重要的一点是要看他参与解决国际事务的能力。大国一般有着比较强的参与能力，是因为它有着较强的影响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成为国际社会集体安全机制，《联合国宪章》赋予安理会处理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任，赋予五大常任理事国否决权。尽管，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安全的记录并不是完美无瑕，联合国自身也有许多缺陷，但是它在维护国际安全方面的建树却无人否认。

举一个例子说明。

宣战是交战双方必须履行的法律程序，不宣而战在道义上是占不住脚的。然而，战后发生的274场局部战争，几乎没有一场战争是宣战后开始的。难道各有关国家都公然地违反国际法？其实不然，各国不是在违反国际法，而是在规避国际法。因为，《联合国宪章》规定：各国不得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解决国家间的矛盾。谁宣战，谁就容易授人以柄，谁也不敢宣而后战。但是，《联合国宪章》还规定，各国可以行使自卫权。这就出现了战后独特的现象：各国从不宣战，而是在仗打起来后，相互间矫情：你先打我，不，是你先打我，我不过是在自卫。

这个例子从一个侧面表明联合国的作用。

联合国从它诞生那天起，就有着致命的弊端：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理想主义，同大国说了算，一票否决的现实主义之间的矛盾，使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权力极大。只要占有这个席位，就可以在世界事务中有更大的发言权。冷战结束后，联合国的作用更为增大。这样，作为常任理事国的重要性更为彰显。即使是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其要遂行某种战略行为时，也要首选通过联合国，目的是减少政治成本和道德成本（只是当联合国通不过某项决议，不让美国去打别人时，它

才绕过联合国）。所以，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美国需要同中国在内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对表”，交换彼此看法，协调立场。而中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这个地位就是毛泽东通过独特的手段，把原来握在蒋介石先生手中的联合国常任理事会的权力夺了过来。

毛泽东对此曾经告诫过中国人：“不要忘记，我们是非洲兄弟用轿子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

非常国家之所以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毛泽东小心在意地经营与非洲国家的友谊的结果。上个世纪60年代，毛泽东先后几次派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访问非洲国家，通过交往，增进友谊。有人曾经认为毛泽东给予非洲国家的援助太多，甚至是浪费。其实，正因为我们慷慨了一些，换来的却是非洲人把我们用轿子抬下了联合国。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使得我国具有很大的国际影响力，同时能使我们的国家利益最大化。

举一个例子。

东突独伊斯兰运动是极端分离主义和极端恐怖主义组织，长期以来在新疆进行暗杀活动。但是，克林顿时期时，美国一直把东突独作为中国的人权问题，或者是中国的人道主义问题，指责中国制止东突独的分裂活动。

然而，“九·一一事件”后，美国改变了立场。事件发生的当天，布什与江主席通电话，寻问中国对美国提交联合国大会决议的看法－将制造这次事件的罪犯绳之以法！中国如果投反对票，美国打阿富汗一定是没有根据的！而我们投了赞成票。28天后，美国打响了进攻阿富汗的战争。

为此，美国对中国给予利益上的回报：2002年初，美国将东突独伊斯兰运动列为恐怖主义组织黑名单。这样，我们在新疆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有了更好的外部环境。

由此可见，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笔战略遗产非常重要。只要联合国现行机制不改变，这种遗产就可以消费下去，就可以为我国争取到更大的国家利益

4、核心价值观

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条件的艰苦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像的。但是，共产党却能“星火燎原”，在短短的28年间，从一个几十人的小党，成为执政党。其原因

毛泽东留须篇七
《毛泽东临终前将军权留给了谁》

毛泽东临终前将军权留给了谁

军队是国家安稳的保障。国家权力移交的很重要部分，就是进行军权的移交。1976年，毛泽东在逝世前，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在事实上将国家权力移交给华国锋。那么，毛泽东在临终前将军权留给了谁？

这件事我们得从头说起。自1959年彭德怀被打倒后，林彪就取而代之，担任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一直到他驾机外逃，亡命于荒漠之中（中途贺龙、叶剑英曾短暂代替他的位置）。林彪死后，老帅叶剑英被毛泽东起用，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必须指出的是，不管是彭德怀、林彪还是叶剑英，他们都止步于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始终都是毛泽东。军权牢牢地掌握在毛泽东手中。1969年10月8日，林彪向全军各部队发出“第一号令”，命令为防止苏军袭击，全军部队立即疏散；各种主要装备、设备及目标要进行伪装和隐蔽；通讯联络要经常畅通；二炮部队也要做好发射准备等等。此令的传阅件送到毛泽东处时，毛泽东愤怒地烧掉了传阅件原件，只留下一个有着传阅号的信封。显然，在毛泽东看来，林彪此举冒犯了他的军权。

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后，叶剑英重新以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对稳定当时全国和军队局势起了重要作用。1974年1月，叶剑英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同邓小平一起指挥西沙自卫还击作战，收回了被侵占的岛屿。

但是很快，毛泽东发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再一次亲手打倒邓小平。曾在邓小平复出时起关键作用的叶剑英多少也受到猜疑。用不着“四人帮”的拨拔离间，毛泽东自然就会认为叶剑英与邓小平在政治上“合穿一条裤子还赚肥，合坐一条板凳还嫌板凳宽”。由于未能抓住叶剑英什么辫子，毛泽东只好以生病为由让其“休息”。

1月28日，毛泽东正式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由陈锡联代替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月31日，毛远新在给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中说：我已和王洪文、张春桥谈过，传达了主席对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的指示，他们表示完全拥护，保证支持。此事可由政治局指定专人分别向中央党政军部门进行传达。

在此期间，毛泽东和华国锋、张春桥、江青等人谈话说：“叶剑英同志也是一个对文化大革命极端不满的分子，再不要让他插手军队的工作了。这两年军队的情绪不稳是和他有关系的呢。许多的政治谣言，和他有很大的关系呢。”

据吴德后来在回忆中说：“毛主席发觉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抓住一个清华大学的问题，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终于把邓小平打下去了，剩下一个叶剑英，毛主席也让他请病假休息，其实是让他靠边站。”

为什么是陈锡联呢？很多人分析，这与陈锡联作为沈阳军区司令员，与毛远新在辽宁长期共事有很大关系。

陈锡联取代叶剑英掌握军权后，很多老同志认为：陈锡联的能力，搞好一个军区大抵没有问题，但不足以主持军委工作。此事也使陈锡联与叶剑英的关系变得很微妙。后来，陈锡联夫人王璇梅在忆及此事时说，当时：“‘陈锡联夺了叶剑英的军权’的传言一度很盛，以致叶剑英想退出北京到广州居住。为此，陈锡联还专门给叶剑英打电话，说：‘叶帅你不能去广州。’叶剑英听了有些生气，说：‘你怕我捣鬼吗？我如果想捣鬼的话在哪里不能捣？’”

陈锡联自己也回忆说：“当时，一些同志由于对情况不了解，对我存在一些误解，说了一些批评、指责的话。”所谓“对情况不了解”，当是指陈锡联虽经毛泽东钦定，取代叶剑英掌握军权，但在毛泽东去世时，陈并没有选择支持毛远新、张春桥一干人等。

在和李先念一起为毛泽东守灵时，他多次向李先念表明对“四人帮”的态度，说：“这样下去不行啊，对那几个人总得想个办法啊！”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在毛泽东治丧期间，李先念来到位于香山的叶剑英家中。两人坐下后，叶剑英打开收音机，以防有人窃听。叶剑英耳背，又加上收音机干扰，李先念说话，他听不清楚。两人商议用笔写，然后烧掉。叶剑英写了陈锡联的名字并打了一个问号。李先念写：“完全可靠，请放心。”

此后，陈锡联多次参加了华国锋主持的筹划小会议，商定粉碎“四人帮”的主要部署和动手时机。

“四人帮”被粉碎后，有些老同志对陈锡联有看法，邓小平适时为他解围。邓小平说：“陈锡联没有野心，他不会造反的，他不是造反的人。”

针对陈锡联的异议和批评就此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