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级对党委评价

　下级对党委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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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下属的评价应出以公心，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不因关系亲近而护短，对一般性的工作表现大加赞扬;也不因关系疏远就吹毛求疵，求全责备。如果掺杂私心和个人感情，往往会使评价失去水准。

　　客观公正地评价下属，是领导者的工作职责，也是领导者必备的工作方法。

　　无私。对下属的评价应出以公心，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不因关系亲近而护短，对一般性的工作表现大加赞扬;也不因关系疏远就吹毛求疵，求全责备。如果掺杂私心和个人感情，往往会使评价失去水准。

　　《吕氏春秋》记载，南阳缺一个官，晋平公问大夫祁黄羊：“你看谁可以当这个县官?”祁黄羊说：“解狐不错，当这个县官合适。”晋平公很吃惊，问祁黄羊：“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你为什么要推荐他?”祁黄羊笑着回答：“您问的是谁能当县官，不是问谁是我的仇人呀。”晋平公认为祁黄羊说得对，就派解狐去南阳做县官。解狐上任后，办了不少好事，受到南阳百姓普遍好评。

　　过了一段时间，晋平公又问祁黄羊：“现在朝廷里缺一个法官，你看谁能担当这个职务?”祁黄羊说：“祁午能担当。”晋平公问道：“祁午不是你的儿子吗?”祁黄羊说：“祁午确实是我的儿子，可您问的是谁能去当法官，而不是问祁午是不是我的儿子。”晋平公很满意祁黄羊的回答，就让祁午当了法官。事实证明，祁午果然是一个能公正执法的法官。

　　可见，祁黄羊无论是说“解狐不错”，还是说自己的儿子“祁午能担当”，都是出于公心，没有任何私心杂念。

　　客观。评价下属不能以偏概全，要辩证地看问题，在肯定其优点时，也应中肯地指出其不足。这样既可避免下属产生自满情绪，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又会使下属感到领导对他的评价是实在得当的。

　　毛泽东曾对邓小平给予很高的评价。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1952年奉调进京，任政务院副总理。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长，1955年4月在七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在筹备召开八大的过程中，邓小平又被推荐担任新设立的总书记一职。为此，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上讲了一段评价邓小平的话。他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是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他说他不行，我看行……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下级对党委评价

　　毛泽东连用了几个“比较”来评价邓小平：比较公道、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比较周到、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毛泽东还拿邓小平与自己相比较，赞赏之情溢于言表。他在赞赏之中也指出邓小平“不是没有缺点”。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是客观的。

　　谦虚。评价下属时，要把成绩归功于下属，不足留给自己。这样，不仅会赢得下属的尊重，还会激发下属的潜能。

　　汉王朝建立后，刘邦曾问群臣：“吾何以得天下?”群臣回答皆不得要领。刘邦说：“我之所以有今天，得力于三个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不断供给军粮，吾不如萧何;率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位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

　　张良是汉王朝建立的“设计师”，他正确有效的战略建议，被刘邦所用，最终取得了胜利。张良为刘邦筹划，“烧绝栈道，示天下无还心，以固项王意”，让项羽错误的以为刘邦志不过在汉中为王，放弃了对刘邦的警惕，使刘邦得以空间换时间，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有机会打回关中，和项羽一争高低。彭城之战刘邦大败，张良又给刘邦出谋划策，承诺破楚后将所获楚地分封给韩信、彭越、英布三个人，以换得他们合力共击项羽。在张良的建议下，刘邦征调韩信、彭越、英布三家大军，合兵一处，大破楚军，建立了汉家天下。

　　萧何劝说刘邦接受项羽分封，立足汉中，并极力推荐韩信为大将军，还定三秦。楚汉战争时，萧何留守关中，侍太子，为法令约束，使关中成为汉军的巩固后方，不断地输送士卒和粮饷支援作战，对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朝起了重要作用。

　　韩信是难得的帅才，他把弱小的军事力量的潜能发挥到极致，在垓下设下十面埋伏，将楚霸王项羽彻底击败，一举奠定了建立汉王朝的基础。

　　可见，张良、萧何、韩信在汉王朝的建立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刘邦在评价这三个人时，自然地以“归功他人”的方法表达了自己的谦虚。他巧妙地把自己与张良、萧何、韩信联系在一起，并作了对比，将获得成功的功劳归于三个人。但大家知道，张良、萧何、韩信再有本事，如果没有刘邦慧眼识才、知人善任，他们的作用也难以发挥。正如刘邦所说：“三位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刘邦这样表达谦虚，不仅显示了自己“不忘本”，更使那些文臣武将一心为自己效力。

　　准确。领导者对下属的评价要与实际相符，评价准确。领导者只有关心下属，了解下属，才能避免出现评价上的偏差。

　　毛泽东曾对叶剑英有过两句评价：“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诸葛亮人们比较熟悉，而吕端是北宋的宰相，他发现并阻止了权臣密谋废掉太子的政变。毛泽东借吕端评价叶剑英，是指他能够在大关节处看清要害，做事情从大局出发，在关键时刻发挥重要作用。

　　毛泽东主要依据的是两件事：一件是，南昌起义前，叶剑英得知汪精卫欲以邀请叶挺、贺龙上庐山为名，加害二位将领，于是冒着风险告知消息，并商量出对策，使叶、贺部挺进南昌，使汪精卫的反动阴谋成为泡影，我们党顺利发动了南昌起义。另一件是，长征途中，张国焘准备南下，拒绝执行党中央北上方针，并企图危害党中央，电令徐向前消灭中央红军。叶剑英截获了电报，及时报告了毛泽东，在危急关头保护了党中央。毛泽东后来评价说：“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

　　1976年10月6日，叶剑英挺身而出，与华国锋等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更证明了毛泽东生前对叶剑英评价的准确性。

　　慎重。评价有正面的肯定评价，也有否定性的评价，但否定性评价应慎重。否定性评价是为了让下属真正认识和改正错误，不是为了“否定”而否定。在进行否定性评价时，一边要使其明白错误之处，一边还不能磨灭他工作的积极性。由于否定性评价的方式不同，收到的效果也大相径庭。委婉的评价可以引领下属走入正确的轨道，过于直白的断言或许会造成对下属进步的消极影响。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曾担任过中央和红军重要职务。在鄂豫皖根据地任职期间，他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大搞肃反扩大化;长征期间，反对中央北上抗日方针，妄图用武力挟持中央，分裂红军，给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但他拒不悔改，屡屡拒绝挽救，最后竟然于1938年4月叛党，投靠了国民党。下级对党委评价

　　张国焘叛党投靠国民党阵营，最直接的原因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给他带来恐惧的就是王明。1938年，王明奉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苏联启程回到延安后，俨然以钦差大臣和中共领袖自居。张国焘挨过王明的整，对他很害怕。

　　王明与张国焘单独谈话时，问起张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的错误行为。张国焘说：“除批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夺军事领导权。”王明说：“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诉张国焘：“你的四方面军老部下李特、黄超都是托派，他们在新疆迪化经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当然，“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

　　张国焘听到他信任的部下竟被处决，痛心地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于是，他厉声指责王明把自己同志当托派来清除，这岂不是帮助敌人吗?王明见张国焘神色愤怒，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吧。”便匆匆走了。

　　从这天起，张国焘心神不定，坐卧不安。如果说前一段中央对他的斗争和批判，他还能接受，王明对他的评价则使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怖。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苏区大搞肃反，也曾杀害过不少红军将领。如果中央清算他的这些罪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从这时起，张国焘就打算逃离延安了。

　　应该说，张国焘叛党投靠国民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王明断言其虽不是托派却也是帮凶，则是促使张国焘出走的直接原因。退一步讲，假如王明对他的谈话和评价态度更诚恳些，语气更委婉些，张国焘也许就不会选择逃离了。当然，历史是不可能假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