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语
成考报名 发布时间：08-15 阅读：
篇一:儒林外史,语
儒林外史
全书简介：
1、 王冕家境贫寒，善画荷花。京官危素想见他，因不愿结交官绅，又恐受害，遂远走山东。后山东洪灾，于是回乡。奉养母亲送了终，正值元末明军起义，朱元璋取了天下，为避免入仕，归隐会稽山。
2、 薛家集上的乡绅商讨春节期间举办龙灯会的事情。期间提到要给孩子们请一个教书先生。夏总甲推荐60余岁的周进。宴请周进时请梅玖作陪，只是中了秀才的梅玖席间作弄周进，并说梦见好兆头才中的秀才。王举人避雨路过村塾，同样轻视周进，也讲了梦见与周进的学生荀玫共同中了举人，故弄玄虚。周进很受刺激。村人因此嘲笑称呼荀玫为“荀进士”，以为是周进所为，而辞退了周进。后周进随姐夫去省城做生意，路过贡院，受刺激过度，撞上墙去。本篇体现了文人相轻（学位高的看不起学位低的）、文人们故弄玄虚的现象。
3、 周进的姐夫等人可怜周进，凑钱替他捐了个监生，得以直接考举人，考中，后来又考中进士，任广东学道。遇范进考秀才，因可怜他而录取。后又考中举人。张乡绅来结交，赠与银子及房子。本篇体现了文人们皓首穷经追求仕途及趋炎附势的变态心理。
4、 范进的母亲忽然得到阔绰的房子及家饰，兴奋过度而亡。范进服丧三年后，张静斋与他一起去拜访高要县汤知县，因朝廷下令禁止屠耕牛，不得食用牛肉。恰逢回民来送牛肉希望知县不要严格执行禁食牛肉的规定，张静斋把这看做“严格执法，以求升迁”的机会，使得知县打死了送牛肉的人，引来了回民的围攻。本篇体现了官绅张静斋夺人田地、打秋风、通过陷害别人达到自己升官目的的阴险心计。
5、 唐知县处理完回民的案子，有俩人来告严贡生，一个告严贡生抢夺别人的猪，一个是严贡生强要别人的利钱，知县下令拿人。严贡生畏罪而逃。他哥哥严监生替他料理官司，自己出钱赔偿的赔偿，打点的打点。后来，严监生的妻子王氏重病，妾巧语被扶为正房。在举行婚庆的当天，王氏病亡。后来，严监生也病故。文章体现出了严贡生的霸道、赵氏的心计和严监生的吝啬。
6、 严监生病故。赵氏同哥哥王德王仁商议如何发送，严监生的大哥严贡生科举回来，却不顾弟弟的死，不仅不安排丧事，反倒为了儿子的亲事去了省城。赵氏的儿子后来又病亡，王德给严贡生写信让其回来，商议立嗣的事。此时严贡生在省城接亲。因给吹打手的银子太少，吹打手不愿来，新娘因此不发轿。最后来了两个人才勉强把新娘接回来。回来的路上，严贡生有假装发病，故意留下云片糕给船家吃，反污船家吃了救人的药，最后赖了船钱。回到家后，声称赵氏为妾，让儿子及新娘搬到死去的大哥家的正方住，要霸占房子。赵氏告状，族长不敢管，知县判决遵从赵氏的意见。严贡生不服，告到省里，后又告到部里。体现出严贡生的吝啬、霸道、无赖行径。
7、 范进去拜见恩师周进。因范进要去山东任学道，周进叮嘱范进到山东后关注荀玫使其进学。其时荀玫已同王惠共同考中。两人遇到了算命先生陈礼，并为王惠的前途算了
一卦。荀玫的母亲病故，荀玫及王惠想等殿试后在回家奔丧，因此想隐瞒亡情，不成，只得回家。王惠同荀玫共同办完丧事后，王惠独自返回省城。体现了文人的虚伪及薄情。
8、 王惠回省城后，正遇朝廷下令补南昌知府缺，于是上任。到南昌后，故意不肯接印，直到蘧太守送了银子才正式就职。后来宁王反叛，攻下南昌，王惠降顺。后宁王兵败，王惠逃走，巧遇蘧公孙。蘧公孙回到家后，向爷爷蘧太守诉说此事。蘧公孙的两个表叔来访，住了几日后，送回省城。体现出王惠的贪财、无立场的行径。
9、 娄公子两人回省城的路上，看到了为其家族看坟的仆人邹吉甫的儿子邹三，自言在附近住。娄氏公子于是進家看望。席中得知杨执中因替人管账有亏空，被下了监狱。娄氏公子决定救人。回到家后，叫家仆晋爵带银子去县里讲清，摄于娄府的家威，知县放了杨执中。杨执中因不知道是谁救了他，径自就回到了家中。多日后，娄氏公子想拜见杨执中到底何许人，去杨家找，但未找到。路上遇到刘守备的船冒名娄府逞凶，娄氏公子仅予说教后放行。几日后再次拜访，仍未见到。
10、 娄氏公子二次仍未找到杨执中，返回途中遇到了鲁编修。谈到杨执中时，鲁编修不以为然。几日后，陈礼来访。此时蘧公孙住在娄府，陈礼是为鲁家的女儿提亲。蘧老太爷来信让娄氏公子酌情办理。按鲁编修的意思，蘧公孙入赘鲁家。择吉日，办了婚事。
11、 婚后，鲁小姐才貌双全，而蘧公孙的文采学识很一般，却也无可奈何。邹吉甫来到娄府，又谈到了杨执中，决定再次去拜访。见面后，相谈甚欢。因蘧公孙学识太低，鲁编修担心他不能考学做官，想再娶一妾，以图再生一子。引来老夫人的不满。鲁编修因此发病。此时，因见娄氏公子极好结交贤士，杨执中向娄氏二公子推荐了一个学识渊博的人，名叫权勿用。
12、 娄氏公子正要去拜访权勿用时，新到任的魏老爷来访。看到琐事繁多，杨执中建议让仆人带书信去请。途中仆人了解到权勿用是个无所事事、不务正业的人。写了两封书信权勿用才来到娄府。并带来一个侠客。娄公子另邀请了一些朋友陪同一起游玩喝酒一连数日。侠客骗了娄公子500两银子后不知去向。而权勿用则在原籍有案底在身，被跟随来的差役带走。娄氏公子略感失望。鲁编修被朝廷升了侍读，却高兴而亡。
13、 蘧公孙遇到开办帮人补习学问的课堂的马纯上，听他大谈升学的窍门，很受启发。娄家的仆人宦成与蘧家的丫鬟双红私通，带着原先王惠丢在蘧老太爷家的箱子跑了。蘧公孙告了官，而拿人的差役知道了那个箱子是叛官的赃物后，诈走了宦成身上的全部银子，并以宦成的名义去诈蘧公孙要银子，并假惺惺提要求给双红赎身。差人没见到蘧公孙，找到了马纯上，马纯上极力要自己出银子把事情压下来。
14、 经过讨价还价，马纯上出了92两银子，并替蘧公孙写了给双红赎身的文书，方把赃箱取回来。而差人则拿了其中的大部分银子。宦成与双红远去他乡。事情理清后，马纯上去了杭州。到杭州后，一连几日，四处游玩，直到在丁家祠遇到了一位“仙人”，名叫洪憨仙。
15、 仙人了解到马纯上当前窘迫，有意周济。给了几块黑煤，马纯上带回家中用火一炼即成了银子。仙人又请有钱的胡公子出银万两，用以准备炼丹的物料，说是四十九日后即可练出“银母”，到时可点石成金。随后，仙人却“驾鹤西去”。他的仆人说出了原委，洪憨仙并非仙人，只是意在周济马纯上。协助办完丧事后，马纯上在街上遇到一个拆字的少年匡迥，流落街头，无钱回家。而家中的父亲又病重，很是惨然。马纯上借与他十两银子，资助他回家尽孝，并一再叮嘱要举业进学。回家的船上，遇到郑老爹（日后成了匡迥的丈人），讲了一件事情——张氏兄弟因埋怨父亲偏袒小儿子而打闹。被父亲告官后，老大老二上下使钱，并冒充父亲的名义撤了诉。
16、 因匡超人的三叔要强占他父亲的宅子，一病不起，母亲终日以泪洗面。匡超人回到家后，尽心尽力服侍父亲，安慰三叔。并拿马纯上给的银子做个小买卖，以补家用。村里失了火，匡超人一家被迫搬到了租屋。一次知县路过，见到匡超人辛勤读书，很是赏识，自助银两命其去考试。结果连续考中，直至中了举人。
17、 匡超人进学之后，连续拜望了老师。不久，父亲病逝。不知什么原因，知县被革职摘印，但百姓拥戴知县，围了省里的官员。上面派人捉拿带头的人，连累了匡超人。匡超人到杭州避祸。结识了民间的贤士景兰江及他的一帮朋友。这些人经常相聚作诗。
18、 匡超人寓居的文瀚楼主人让他帮忙选编一些文章，马纯上当初两个月才能完成的工作他只用了七天，也因此得到了一些酬劳（选金）。景兰江带匡超人通过胡缜的生日认识了一些新的文人朋友。他们一起举行诗会，但有的人的文采着实一般。去省城举行诗会的当天晚上，因醉酒而夜行，被巡夜的官员拿住。本篇体现了大财主的儿子胡三公主的吝啬、文人的虚假才学及酒后的丑态。【儒林外史,语】
19、 匡超人见到了潘老爹的弟弟潘自业，他很爽快，头脑灵活，专替人解决难题挣钱。有个大户人家的丫头逃跑，被官府拿住要送回原籍，被胡姓财主看中，愿出二百两银子。潘三爷通过各种关系，疏通官府，假刻公章，把事办成；施美卿想把弟媳卖与别人，却误把妻子送了出去，对方不退，施美卿告了官，但又没卖弟媳手续，欲出些银子了却官司，潘三爷同样把事办成了；金东崖的儿子想考学，但没有学问，想出银五百两找人替考。经过潘三爷仔细筹划，由匡超人替考，并顺利考中。匡超人也因此得到了二百两银子。因此买了房，并由潘三爷保媒，介绍郑老爹的女儿成了亲。匡大给弟弟来信，让其去温州应考，考中。同时，他的老师，乐清县知县被诬陷一事，核实释放，并升官至给事中，给匡超人来信，邀请过去。潘三爷终于作案太多被拿下监。
20、 匡超人找到了老师，老师欣赏他的才学，要把外甥女嫁给他，他谎称未婚，就成了亲。一次回浙江办事，顺便到家看望，不想妻子因不习惯乡间生活，病逝了。旧友景兰江找到他，要他去看望在监狱的潘三哥，因他与潘三的案子有染，推脱说因是为朝廷效力不能去看望犯人。办完事后，他回京的船上，遇到了牛布衣。并向他们吹嘘自己的才学高
超。牛布衣在芜湖县住在庵里，不幸病亡。死前请老和尚给他料理丧事。和尚及众邻照办不误。体现了匡超人做官后，不顾结发妻子之情、不念旧友情、好吹嘘抬高自己的丑态。
21、 牛浦郎在庵里读书，认识了老和尚，趁老和尚不在时，偷看了牛布衣留下的个人诗集，因是同姓，就想冒名牛布衣，因此改名牛浦，字布衣，自刻了手章。卜老爹有个外甥女，母亲已亡，父亲常年在外经商，与牛老爹商议嫁与了牛浦郎。牛浦郎不善于经商，自接手爷爷的杂货店后，日益亏空。牛老爹知悉后上火，病亡。亲家卜老爹年岁已大，办完了牛老爹的丧事后，随之而亡。老和尚的弟子做了九门提督，差人接了老和尚去京，留下庵子让牛浦照顾。
22、 因为牛浦冒名牛布衣，董瑛慕名前来拜访，为显出气势，牛浦让两个丈舅一个端茶倒水，一个收拾卫生。接待完后，互相埋怨不懂礼数，惹得卜信卜成把牛浦从家里赶了出去，自寻房住。牛浦无计可施，就想去投奔董瑛。在船上遇到了牛玉圃，因是同姓，虚张声势的牛玉圃认了牛浦为孙子。后来在半路上遇到了牛玉圃的结拜兄弟王义安，吃饭时王义安被人臭打一顿，侧面反应了牛玉圃的人品。到杭州后，牛浦随牛玉圃去拜访万雪斋，在池塘边散步时，不小心掉进池塘，被牛玉圃数落上不得台面。
23、 牛玉圃去万家时，道士向牛浦说了万雪斋的底细。万雪斋原是盐商程家的管家，后来自己做生意发的家，因此最恨别人提起此事。牛浦向牛玉圃说如果在万雪斋面前提起程明卿，就会要挟住万雪斋而得到更大好处，不料引起万雪斋的愤怒，将牛玉圃赶了出来。牛玉圃迁怒于牛浦，找到他暴打了一顿。牛浦恰好遇到黄姓船家 ，因为说与董知县相好，得到了黄的敬重，并把四女儿嫁与了他。董知县升任到京，他不知道牛布衣已死，更不知道牛浦是假冒的，他向冯琢庵说牛布衣在甘露庵，致使牛布衣的妻子找上门来。
24、 牛奶奶不知道丈夫已死，以为是牛浦害死了她丈夫，才冒充的牛布衣，于是告了状。但向知县以为只是同名，不予审理，发回了原籍去审理。上司认为向知县不务正业，欲参他，被戏子鲍文卿所救。鲍文卿回到南京，想找几个人成立一个小戏班子。【儒林外史,语】
25、 鲍文卿在街上游走，遇到一个修理乐器的老者。遂请到家中帮忙修理乐器。期间谈到倪老爹做了二十多年的秀才，家贫如洗，五个儿子已经卖出去了四个。最后一个也是难以养活，与鲍文卿商议后，两厢情愿，过继给鲍文卿，更名鲍廷玺。由此，鲍文卿带着儿子四处开班演戏。一日在街上遇到原来的向知县，已到本地升任知府，经知府介绍，将府上看门人王老爹的女儿许配给了鲍廷玺。
26、 鲍廷玺的妻子王太太难产而死。向知府升任福建道台。鲍文卿因年岁太大，回到老家南京，到家后不久病重而死。戏班老师金次福来给鲍廷玺提亲，鲍老太太叫归姑爷打听女方的底细，归姑爷找到媒婆的丈夫沈天孚，沈天孚告诉他女方是一个泼辣的人，但有些积蓄，归姑爷就请媒婆沈大脚说和此事。女方王太太虚荣心极强，媒婆极力夸大了鲍廷玺的身家情况，王太太同意了。
27、 婚后，因鲍家有个婆婆，丈夫也并非举人，也没有字号店，这些事实都显露出来，鲍太太脾气大发，气出病来。鲍老太太不堪忍受，在女儿及姑爷的建议下，把鲍文卿夫妇赶出了家门。鲍廷玺的大哥倪廷珠一直在抚院姬大人那里做幕僚，来到南京时找到了鲍廷玺，给了些银子，叫他买所房子。因马上要去苏州，叫兄弟过几日去苏州找他，再给些银子做些生意。不料鲍廷玺到苏州后得知大哥已经病亡。幸巧在来时的路上遇到了季苇箫，就去扬州找季公子。季公子此时是鲍老爹的孙女女婿。、
28、 季苇箫此时正在娶二房亲。各名士纷纷来贺。鲍廷玺到来后，因为还要回南京，季苇箫托他给朋友季恬逸带封信。此时季恬逸在南京，身无分文。诸葛佑找他帮忙找一位选书先生，想共同刻书，以借此成名。季恬逸找到了朋友萧金铉，但萧金铉的学问并不高。只是为了挣诸葛天申的银子。三人找到一处僧庵做住所，开始安排刻书事宜。
29、 恰遇僧官刚刚升任，要摆酒庆贺，众多朋友纷来捧场。诸葛天申在路上看到了杜慎卿，带朋友前去拜访。因杜慎卿在考试时得过头名，众人都很仰慕。杜慎卿留下众人吃了饭。杜慎卿没有儿子，决意纳妾。
30、 季苇萧同杜慎卿相谈甚欢。杜慎卿谈起缺少一位知己（应是暗指同性恋），季苇萧有意戏弄他，告诉他在神乐道观里一个才貌俱全的人，杜慎卿信以为真，去了后才知道是开玩笑，要找的人是来霞士，二来霞士是一个黑丑胖壮的道士。杜慎卿同鲍廷玺商议，召集众多戏子，要开莫愁湖湖亭大会，挑选色艺俱全的人。最后选出了前三名，分别是，郑魁官，葛来官，王留哥。
31、 通过召开的戏子大会，鲍廷玺看到了杜慎卿的慷慨大方，就想借些银子重新建立一个戏班。但杜慎卿向他介绍了自己的堂弟杜少卿，说他是一个更大方的人，只要提认识杜老太爷，并高抬他，就可以向他借出银子。鲍廷玺去找杜少卿的路上，遇到了同去拜访的韦四太爷。杜少卿果然更是慷慨，不仅好酒好菜招待客人，给门客抓药治病，并且不畏权势，不去攀附本县知县，还在自身无钱的情况下，当了自己新做的衣服给杨裁缝死去的母亲买棺材。
32、 韦四太爷要回家，杜少卿送了一只玉杯；因平日慷慨施舍，家里没有银子使用，就叫管家王胡子卖了一块地，卖了一千多两银子。娄老伯的孙子要回去，杜少卿送了一百两银子；仆人黄大的房子倒塌了，杜少卿送了五十两修缮银子；臧三爷收了别人三百两银子，替人买秀才不成，人家索要银子，臧三爷怕吃官司，找杜少卿来借了三百两；张俊民的儿子想考学，因为是冒籍，杜少卿出了一百二十两银子替他疏通关系；知县王老爷丢了官，没处住，虽然从未来往，仍然腾出一间屋子让他搬进来住；鲍廷玺见别人都能借到银子，终于开了口，说是要组建戏班子，也借到了一百两。娄老伯的病越来越重，回家前，叮嘱杜少卿要学会持家，出借银子要分人分事，有的人是来骗银子的，并不会心怀感激。杜少卿依旧大方如故。又卖了一块地。
篇二:儒林外史,语
儒林外史
全书简介：
1、 王冕家境贫寒，善画荷花。京官危素想见他，因不愿结交官绅，又恐受害，遂远走山东。后山东洪灾，于是回乡。奉养母亲送了终，正值元末明军起义，朱元璋取了天下，为避免入仕，归隐会稽山。
2、 薛家集上的乡绅商讨春节期间举办龙灯会的事情。期间提到要给孩子们请一个教书先生。夏总甲推荐60余岁的周进。宴请周进时请梅玖作陪，只是中了秀才的梅玖席间作弄周进，并说梦见好兆头才中的秀才。王举人避雨路过村塾，同样轻视周进，也讲了梦见与周进的学生荀玫共同中了举人，故弄玄虚。周进很受刺激。村人因此嘲笑称呼荀玫为“荀进士”，以为是周进所为，而辞退了周进。后周进随姐夫去省城做生意，路过贡院，受刺激过度，撞上墙去。本篇体现了文人相轻（学位高的看不起学位低的）、文人们故弄玄虚的现象。
3、 周进的姐夫等人可怜周进，凑钱替他捐了个监生，得以直接考举人，考中，后来又考中进士，任广东学道。遇范进考秀才，因可怜他而录取。后又考中举人。张乡绅来结交，赠与银子及房子。本篇体现了文人们皓首穷经追求仕途及趋炎附势的变态心理。
4、 范进的母亲忽然得到阔绰的房子及家饰，兴奋过度而亡。范进服丧三年后，张静斋与他一起去拜访高要县汤知县，因朝廷下令禁止屠耕牛，不得食用牛肉。恰逢回民来送牛肉希望知县不要严格执行禁食牛肉的规定，张静斋把这看做“严格执法，以求升迁”的机会，使得知县打死了送牛肉的人，引来了回民的围攻。本篇体现了官绅张静斋夺人田地、打秋风、通过陷害别人达到自己升官目的的阴险心计。
5、 唐知县处理完回民的案子，有俩人来告严贡生，一个告严贡生抢夺别人的猪，一个是严贡生强要别人的利钱，知县下令拿人。严贡生畏罪而逃。他哥哥严监生替他料理官司，自己出钱赔偿的赔偿，打点的打点。后来，严监生的妻子王氏重病，妾巧语被扶为正房。在举行婚庆的当天，王氏病亡。后来，严监生也病故。文章体现出了严贡生的霸道、赵氏的心计和严监生的吝啬。
6、 严监生病故。赵氏同哥哥王德王仁商议如何发送，严监生的大哥严贡生科举回来，却不顾弟弟的死，不仅不安排丧事，反倒为了儿子的亲事去了省城。赵氏的儿子后来又病亡，王德给严贡生写信让其回来，商议立嗣的事。此时严贡生在省城接亲。因给吹打手的银子太少，吹打手不愿来，新娘因此不发轿。最后来了两个人才勉强把新娘接回来。回来的路上，严贡生有假装发病，故意留下云片糕给船家吃，反污船家吃了救人的药，最后赖了船钱。回到家后，声称赵氏为妾，让儿子及新娘搬到死去的大哥家的正方住，要霸占房子。赵氏告状，族长不敢管，知县判决遵从赵氏的意见。严贡生不服，告到省里，后又告到部里。体现出严贡生的吝啬、霸道、无赖行径。
7、 范进去拜见恩师周进。因范进要去山东任学道，周进叮嘱范进到山东后关注荀玫使其进学。其时荀玫已同王惠共同考中。两人遇到了算命先生陈礼，并为王惠的前途算了一卦。荀玫的母亲病故，荀玫及王惠想等殿试后在回家奔丧，因此想隐瞒亡情，不成，只得回家。王惠同荀玫共同办完丧事后，王惠独自返回省城。体现了文人的虚伪及薄情。
8、 王惠回省城后，正遇朝廷下令补南昌知府缺，于是上任。到南昌后，故意不肯接印，直到蘧太守送了银子才正式就职。后来宁王反叛，攻下南昌，王惠降顺。后宁王兵败，王惠逃走，巧遇蘧公孙。蘧公孙回到家后，向爷爷蘧太守诉说此事。蘧公孙的两个表叔来访，住了几日后，送回省城。体现出王惠的贪财、无立场的行径。
9、 娄公子两人回省城的路上，看到了为其家族看坟的仆人邹吉甫的儿子邹三，自言在附近住。娄氏公子于是進家看望。席中得知杨执中因替人管账有亏空，被下了监狱。娄氏公子决定救人。回到家后，叫家仆晋爵带银子去县里讲清，摄于娄府的家威，知县放了杨执中。杨执中因不知道是谁救了他，径自就回到了家中。多日后，娄氏公子想拜见杨执中到底何许人，去杨家找，但未找到。路上遇到刘守备的船冒名娄府逞凶，娄氏公子仅予说教后放行。几日后再次拜访，仍未见到。
10、 娄氏公子二次仍未找到杨执中，返回途中遇到了鲁编修。谈到杨执中时，鲁编修不以为然。几日后，陈礼来访。此时蘧公孙住在娄府，陈礼是为鲁家的女儿提亲。蘧老太爷来信让娄氏公子酌情办理。按鲁编修的意思，蘧公孙入赘鲁家。择吉日，办了婚事。
11、 婚后，鲁小姐才貌双全，而蘧公孙的文采学识很一般，却也无可奈何。邹吉甫来到娄府，又谈到了杨执中，决定再次去拜访。见面后，相谈甚欢。因蘧公孙学识太低，鲁编修担心他不能考学做官，想再娶一妾，以图再生一子。引来老夫人的不满。鲁编修因此发病。此时，因见娄氏公子极好结交贤士，杨执中向娄氏二公子推荐了一个学识渊博的人，名叫权勿用。
12、 娄氏公子正要去拜访权勿用时，新到任的魏老爷来访。看到琐事繁多，杨执中建议让仆人带书信去请。途中仆人了解到权勿用是个无所事事、不务正业的人。写了两封书信权勿用才来到娄府。并带来一个侠客。娄公子另邀请了一些朋友陪同一起游玩喝酒一连数日。侠客骗了娄公子500两银子后不知去向。而权勿用则在原籍有案底在身，被跟随来的差役带走。娄氏公子略感失望。鲁编修被朝廷升了侍读，却高兴而亡。
13、 蘧公孙遇到开办帮人补习学问的课堂的马纯上，听他大谈升学的窍门，很受启发。娄家的仆人宦成与蘧家的
丫鬟双红私通，带着原先王惠丢在蘧老太爷家的箱子跑了。蘧公孙告了官，而拿人的差役知道了那个箱子是叛官的赃物后，诈走了宦成身上的全部银子，并以宦成的名义去诈蘧公孙要银子，并假惺惺提要求给双红赎身。差人没见到蘧公孙，找到了马纯上，马纯上极力要自己出银子把事情压下来。
14、 经过讨价还价，马纯上出了92两银子，并替蘧公孙写了给双红赎身的文书，方把赃箱取回来。而差人则拿了其中的大部分银子。宦成与双红远去他乡。事情理清后，马纯上去了杭州。到杭州后，一连几日，四处游玩，直到在丁家祠遇到了一位“仙人”，名叫洪憨仙。
15、 仙人了解到马纯上当前窘迫，有意周济。给了几块黑煤，马纯上带回家中用火一炼即成了银子。仙人又请有钱的胡公子出银万两，用以准备炼丹的物料，说是四十九日后即可练出“银母”，到时可点石成金。随后，仙人却“驾鹤西去”。他的仆人说出了原委，洪憨仙并非仙人，只是意在周济马纯上。协助办完丧事后，马纯上在街上遇到一个拆字的少年匡迥，流落街头，无钱回家。而家中的父亲又病重，很是惨然。马纯上借与他十两银子，资助他回家尽孝，并一再叮嘱要举业进学。回家的船上，遇到郑老爹（日后成了匡迥的丈人），讲了一件事情——张氏兄弟因埋怨父亲偏袒小儿子而打闹。被父亲告官后，老大老二上下使钱，并冒充父亲的名义撤了诉。
16、 因匡超人的三叔要强占他父亲的宅子，一病不起，母亲终日以泪洗面。匡超人回到家后，尽心尽力服侍父亲，安慰三叔。并拿马纯上给的银子做个小买卖，以补家用。村里失了火，匡超人一家被迫搬到了租屋。一次知县路过，见到匡超人辛勤读书，很是赏识，自助银两命其去考试。结果连续考中，直至中了举人。
17、 匡超人进学之后，连续拜望了老师。不久，父亲病逝。不知什么原因，知县被革职摘印，但百姓拥戴知县，围了省里的官员。上面派人捉拿带头的人，连累了匡超人。匡超人到杭州避祸。结识了民间的贤士景兰江及他的一帮朋友。这些人经常相聚作诗。
18、 匡超人寓居的文瀚楼主人让他帮忙选编一些文章，马纯上当初两个月才能完成的工作他只用了七天，也因此得到了一些酬劳（选金）。景兰江带匡超人通过胡缜的生日认识了一些新的文人朋友。他们一起举行诗会，但有的人的文采着实一般。去省城举行诗会的当天晚上，因醉酒而夜行，被巡夜的官员拿住。本篇体现了大财主的儿子胡三公主的吝啬、文人的虚假才学及酒后的丑态。
19、 匡超人见到了潘老爹的弟弟潘自业，他很爽快，头脑灵活，专替人解决难题挣钱。有个大户人家的丫头逃跑，被官府拿住要送回原籍，被胡姓财主看中，愿出二百两银子。潘三爷通过各种关系，疏通官府，假刻公章，把事办成；施美卿想把弟媳卖与别人，却误把妻子送了出去，对方不退，施美卿告了官，但又没卖弟媳手续，欲出些银子了却官司，潘三爷同样把事办成了；金东崖的儿子想考学，但没有学问，想出银五百两找人替考。经过潘三爷仔细筹划，由匡超人替考，并顺利考中。匡超人也因此得到了二百两银子。因此买了房，并由潘三爷保媒，介绍郑老爹的女儿成了亲。匡大给弟弟来信，让其去温州应考，考中。同时，他的老师，乐清县知县被诬陷一事，核实释放，并升官至给事中，给匡超人来信，邀请过去。潘三爷终于作案太多被拿下监。
20、 匡超人找到了老师，老师欣赏他的才学，要把外甥女嫁给他，他谎称未婚，就成了亲。一次回浙江办事，顺便到家看望，不想妻子因不习惯乡间生活，病逝了。旧友景兰江找到他，要他去看望在监狱的潘三哥，因他与潘三的案子有染，推脱说因是为朝廷效力不能去看望犯人。办完事后，他回京的船上，遇到了牛布衣。并向他们吹嘘自己的才学高超。牛布衣在芜湖县住在庵里，不幸病亡。死前请老和尚给他料理丧事。和尚及众邻照办不误。体现了匡超人做官后，不顾结发妻子之情、不念旧友情、好吹嘘抬高自己的丑态。
21、 牛浦郎在庵里读书，认识了老和尚，趁老和尚不在时，偷看了牛布衣留下的个人诗集，因是同姓，就想冒名牛布衣，因此改名牛浦，字布衣，自刻了手章。卜老爹有个外甥女，母亲已亡，父亲常年在外经商，与牛老爹商议嫁与了牛浦郎。牛浦郎不善于经商，自接手爷爷的杂货店后，日益亏空。牛老爹知悉后上火，病亡。亲家卜老爹年岁已大，办完了牛老爹的丧事后，随之而亡。老和尚的弟子做了九门提督，差人接了老和尚去京，留下庵子让牛浦照顾。
22、 因为牛浦冒名牛布衣，董瑛慕名前来拜访，为显出气势，牛浦让两个丈舅一个端茶倒水，一个收拾卫生。接待完后，互相埋怨不懂礼数，惹得卜信卜成把牛浦从家里赶了出去，自寻房住。牛浦无计可施，就想去投奔董瑛。在船上遇到了牛玉圃，因是同姓，虚张声势的牛玉圃认了牛浦为孙子。后来在半路上遇到了牛玉圃的结拜兄弟王义安，吃饭时王义安被人臭打一顿，侧面反应了牛玉圃的人品。到杭州后，牛浦随牛玉圃去拜访万雪斋，在池塘边散步时，不小心掉进池塘，被牛玉圃数落上不得台面。
23、 牛玉圃去万家时，道士向牛浦说了万雪斋的底细。万雪斋原是盐商程家的管家，后来自己做生意发的家，因此最恨别人提起此事。牛浦向牛玉圃说如果在万雪斋面前提起程明卿，就会要挟住万雪斋而得到更大好处，不料引起万雪斋的愤怒，将牛玉圃赶了出来。牛玉圃迁怒于牛浦，找到他暴打了一顿。牛浦恰好遇到黄姓船家 ，因为说与董知县相好，得到了黄的敬重，并把四女儿嫁与了他。董知县升任到京，他不知道牛布衣已死，更不知道牛浦是假冒的，他向冯琢庵说牛布衣在甘露庵，致使牛布衣的妻子找上门来。
24、 牛奶奶不知道丈夫已死，以为是牛浦害死了她丈夫，才冒充的牛布衣，于是告了状。但向知县以为只是同名，不予审理，发回了原籍去审理。上司认为向知县不务正业，欲参他，被戏子鲍文卿所救。鲍文卿回到南京，想找几个人成立一个小戏班子。
25、 鲍文卿在街上游走，遇到一个修理乐器的老者。遂请到家中帮忙修理乐器。期间谈到倪老爹做了二十多年的秀才，家贫如洗，五个儿子已经卖出去了四个。最后一个也是难以养活，与鲍文卿商议后，两厢情愿，过继给鲍文卿，更名鲍廷玺。由此，鲍文卿带着儿子四处开班演戏。一日在街上遇到原来的向知县，已到本地升任知府，经知府介绍，将府上看门人王老爹的女儿许配给了鲍廷玺。
26、 鲍廷玺的妻子王太太难产而死。向知府升任福建道台。鲍文卿因年岁太大，回到老家南京，到家后不久病重而死。戏班老师金次福来给鲍廷玺提亲，鲍老太太叫归姑爷打听女方的底细，归姑爷找到媒婆的丈夫沈天孚，沈天孚告诉他女方是一个泼辣的人，但有些积蓄，归姑爷就请媒婆沈大脚说和此事。女方王太太虚荣心极强，媒婆极力夸大了鲍廷玺的身家情况，王太太同意了。
27、 婚后，因鲍家有个婆婆，丈夫也并非举人，也没有字号店，这些事实都显露出来，鲍太太脾气大发，气出病来。鲍老太太不堪忍受，在女儿及姑爷的建议下，把鲍文卿夫妇赶出了家门。鲍廷玺的大哥倪廷珠一直在抚院姬大人那里做幕僚，来到南京时找到了鲍廷玺，给了些银子，叫他买所房子。因马上要去苏州，叫兄弟过几日去苏州找他，再给些银子做些生意。不料鲍廷玺到苏州后得知大哥已经病亡。幸巧在来时的路上遇到了季苇箫，就去扬州找季公子。季公子此时是鲍老爹的孙女女婿。、
28、 季苇箫此时正在娶二房亲。各名士纷纷来贺。鲍廷玺到来后，因为还要回南京，季苇箫托他给朋友季恬逸带封信。此时季恬逸在南京，身无分文。诸葛佑找他帮忙找一位选书先生，想共同刻书，以借此成名。季恬逸找到了朋友萧金铉，但萧金铉的学问并不高。只是为了挣诸葛天申的银子。三人找到一处僧庵做住所，开始安排刻书事宜。
29、 恰遇僧官刚刚升任，要摆酒庆贺，众多朋友纷来捧场。诸葛天申在路上看到了杜慎卿，带朋友前去拜访。因杜慎卿在考试时得过头名，众人都很仰慕。杜慎卿留下众人吃了饭。杜慎卿没有儿子，决意纳妾。
30、 季苇萧同杜慎卿相谈甚欢。杜慎卿谈起缺少一位知己（应是暗指同性恋），季苇萧有意戏弄他，告诉他在神乐道观里一个才貌俱全的人，杜慎卿信以为真，去了后才知道是开玩笑，要找的人是来霞士，二来霞士是一个黑丑胖壮的道士。杜慎卿同鲍廷玺商议，召集众多戏子，要开莫愁湖湖亭大会，挑选色艺俱全的人。最后选出了前三名，分别是，郑魁官，葛来官，王留哥。
31、 通过召开的戏子大会，鲍廷玺看到了杜慎卿的慷慨大方，就想借些银子重新建立一个戏班。但杜慎卿向他介绍了自己的堂弟杜少卿，说他是一个更大方的人，只要提认识杜老太爷，并高抬他，就可以向他借出银子。鲍廷玺去找杜少卿的路上，遇到了同去拜访的韦四太爷。杜少卿果然更是慷慨，不仅好酒好菜招待客人，给门客抓药治病，并且不畏权势，不去攀附本县知县，还在自身无钱的情况下，当了自己新做的衣服给杨裁缝死去的母亲买棺材。
32、 韦四太爷要回家，杜少卿送了一只玉杯；因平日慷慨施舍，家里没有银子使用，就叫管家王胡子卖了一块地，卖了一千多两银子。娄老伯的孙子要回去，杜少卿送了一百两银子；仆人黄大的房子倒塌了，杜少卿送了五十两修缮银子；臧三爷收了别人三百两银子，替人买秀才不成，人家索要银子，臧三爷怕吃官司，找杜少卿来借了三百两；张俊民的儿子想考学，因为是冒籍，杜少卿出了一百二十两银子替他疏通关系；知县王老爷丢了官，没处住，虽然从未来往，仍然腾出一间屋子让他搬进来住；鲍廷玺见别人都能借到银子，终于开了口，说是要组建戏班子，也借到了一百两。娄老伯的病越来越重，回家前，叮嘱杜少卿要学会持家，出借银子要分人分事，有的人是来骗银子的，并不会心怀感激。杜少卿依旧大方如故。又卖了一块地。
33、 杜少卿搬去了南京。众朋友纷纷前来拜访，杜少卿也回拜。杜老太爷的门生李大人要举荐杜少卿做官，杜少卿自知无才，又不愿受官场的束缚，装病不去。迟衡山同杜少卿商量为吴泰伯（周太王的儿子）建一座祠堂，以便传承传统礼乐，并向众朋友募集资金。
34、 薛乡绅宴请众朋友，包括迟衡山、马纯上、蘧先夫、萧柏泉、季苇萧、余和声等人，杜少卿推病不去。期间高老先生大谈杜少卿没有做官的本事，将历代积累下的家产都挥霍空了。迟衡山同杜少卿去拜访庄绍光，商议建祠堂的事。庄绍光受徐巡抚举荐，要进京赴任。在客店遇到押解银饷的孙守备。同行。孙守备的马队遇到了响马，被孙守备的朋友萧昊轩用弹弓击退。
35、 庄绍光应诏觐见皇帝。皇上大为赞赏他的才学，但是他不谙官场事故，得罪了太保，当皇帝要重用他时，太保说不适宜用没有通过正规渠道进学的人。于是皇上赐了银两及元武湖，允许他回乡著书立说。庄绍光回乡的路上，借宿到一老农家，不幸老农夫妇双亡，庄绍光花费银子安葬了。回家中途及到家后，各路官僚、乡绅因为他被皇上召见，纷纷前来拜见，庄绍光不堪其扰。搬到了皇上赐予的元武湖上。卢信侯随即到湖上来访，因为卢信侯收藏了禁书，被官府追来捉拿。卢信侯自首，一个月后，被庄绍光疏通关系救了出来。迟衡山、杜少卿来找他商议需找一个贤士主祭泰伯祠堂。
36、 常熟有个虞搏士五十多岁才中进士，为人极其忠厚，做了一系列善举：受朋友之托，到南京国子监后即履行诺言，给予武书以关照；储信和伊昭劝虞搏士在春天时举行生日，以便收些礼金用来春游，被拒绝；虞搏士的旧邻汤相公来找他，告诉他因缺钱用，把虞搏士让他住的房子拆卖了，虞搏士不但没有生气，还另给了银子让他再去租房住；应天府送来一个犯了赌博罪的监生，虞搏士不但不治他的罪，反而与他同吃同住，过了几日就放回了家。因此，虞搏士被选为泰伯祠堂大典的主祭。
37、 虞搏士带领众人举行隆重的祭祀大典，乡人围观。礼毕，蘧公孙见到了张铁臂，原来就是张俊民，从游侠变成了医生，张俊民见劣迹显露，辞别而去。武书给杜少卿又讲了两个虞搏士的善举。一个是虞搏士监考时，发现了考生挟带小抄，虞搏士不但不查，还替他隐瞒，并给考生留足面子，事后不承认查过；一个是虞搏士白白把丫头许配给严管家，严管家并不领情，要带丫头离开，虞搏士不但不怪，反而给了十两银子的安置费。武书遇到了孝子郭铁山，因父亲曾随宁王反叛而隐居，郭孝子苦寻几十年后仍在寻找。虞搏士等江南名士凑了二十两银子，并给西安的朋友修书一封请于协助，兹助他去四川继续寻找父亲。
38、 郭孝子找到尤知县，住了几日，临走前，尤知县赠与盘缠，并修书一封，命其到成都后可找好友萧昊轩兹助。郭孝子一路风餐露宿，途中遇到劫道的木耐，劝说他归了正，并收为弟子，传授武艺，赠与银两，令其做个小买卖。到了成都后找到了父亲，已在庵里出家。但未料到父亲坚决不予承认。郭孝子在附近住了下来，每日做工给父亲送饭。郭孝子在西安时曾在海月禅林里住过，此时老和尚要去访问峨眉山，顺便看看郭孝子。路上遇到了劫道的赵大，因赵大以前被老和尚赶出过山门，怀恨在心，要害老和尚。一个卖酒的老妇人指了一条生路，让他去找附近的一个少年。
39、 能救老和尚的这个少年是萧昊轩之子萧云仙，他跟随老和尚返回庵里，用弹弓射伤了赵大，背着老和尚逃出来。途中遇到了郭孝子，郭孝子的父亲已经病逝，郭孝子要被父亲的骨骸回到湖广安葬。正直番兵夺了青枫城，京里派平少保剿灭番兵。萧昊轩叫儿子萧云仙去投军，以博取功名。投军的路上遇到了也要去投军的木耐，遂收了木耐同行。平少保命令萧云仙打头阵攻城，大军垫后，萧云仙用计潜进城去，配合大军里应外合，拿下了青枫城。
40、 萧云仙留在青枫城休整被破坏的城池，开垦荒地，安抚百姓，兴修水利，又请教书先生给幼童教授知识。城池修好后，萧云仙向朝廷上报所花费用。但朝廷说有虚报，让萧云仙自行承担七千两。后来四川知府调走，新任知府提升萧云仙为守备，去南京任职。船上遇到了曾在青枫城教书的沈大年，正要把女儿沈琼枝送到扬州嫁与宋为富，未料到宋为富是纳妾，沈大年告状，由于宋家暗中疏通，沈大年被押解回常州，女儿私自逃到了南京。
41、 武书与杜少卿在南京城遇到了庄濯江等人，庄濯江与杜少卿的父亲是旧相识，但却是庄绍光的族亲侄子。几个人相互拜访，游玩作诗。看到了沈琼枝的招牌后，前去认识。引来沈琼枝到杜少卿家的回访。此时，江都县差役来捉拿沈琼枝。沈只得随他们回去。回去的船上，遇到李老四带着两个妓女投奔汤老六。
42、 李老四将两个妓女领到汤六姥爷处，汤老六欣喜异常。汤镇台的两个儿子要来南京赶考，路过这里，堂弟兄汤老六接待。席间，两个公子大谈考场上的程序、排场。考完后，两个公子请戏班演戏，又找戏子饮酒作乐。汤二公子因与人争执，被脱光衣服关了起来。二十天后揭榜，均为考中。
43、 苗民造反，汤镇台给两个儿子来信，嘱其尽快回家，协助平叛。在贵州，汤镇台按上级指示，出兵打败苗兵。但苗民首领别庄燕及降将冯君瑞脱逃，上司不看捷报，只关注苗首下落。臧四打探到别庄燕要来城中复仇的计划，汤镇台设计拿下了别庄燕及冯君瑞。雷太守上奏朝廷时使坏，汤总镇反被降三级，卸任回家。
44、 汤镇台回到家后，见到侄子汤老六不成气候的样子，十分生气，又看到两个儿子的学识太差，就想请教书先生。萧柏泉介绍了余有达，但因大公子汤由的傲慢无礼，余有达拒绝应聘。余有达的父亲已过世多年，他与弟弟余有重因找不到好地，一直未葬。余有达去南京看望朋友，在与杜少卿谈论风水之事时，迟衡山劝解不可过于相信风水，还举出施御史家的例子来证明风水不可信。
45、 身在南京的余有达接到了在家的弟弟的来信，令其暂时不要回家。原来，余有达在无为州曾收人钱财，帮助打了一桩人命官司，但用的是弟弟余持的名字。现在案发，差役去捉拿余持。余持以没有到过无为州为由，帮哥哥反复应付差役。三番五次，打发了差役后，有人请余有达的堂弟余敷及余殷帮忙看风水，并请余有达及余有重作陪。余敷及余殷高谈阔论，余有达并不以为然。但哥两个还是去找了张云峰帮忙择地及择日期安葬了已过世多年的父母。
46、 余有达无事可做，就去南京拜访杜少卿，在杜家又遇到迟衡山、庄绍光、虞搏士、武书等人，时值重阳，登高饮酒作诗作乐。余有重来信让大哥余有达回去，说是虞华轩要请余有达教子读书。因乡绅彭老四、方老六等依仗钱势，放高利贷，府里派季苇箫下来查问。唐二棒槌认准不可能是季苇箫，他以为要是真的来了，应该先去拜访彭老四、方老六等，而不是先来拜访虞华轩。事后证明确是季苇箫，显出唐二棒槌等人趋炎附势的势利眼心态。
47、 成老爹来找虞华轩，说乡下有分田地，因方家作威作福，不想卖给方家，虞华轩答应要买。并要留下成老爹吃饭，成老爹说有很多事要办，并说后日方家要请他吃饭。虞华轩打听到成老爹在说大话，替方家做了一张假请帖送给了成老爹，戏弄了成老爹一回。县里的节孝祠建好后，方家、彭家、余家、虞家都要送故去的女性老人的牌位【儒林外史,语】
到祠里。因方、彭两家势大，四里五乡的人都跟在方彭两家的队伍后面随队而行，包括虞、余两家的本家亲属。而虞、余两家送牌位的只有寥寥几个人，冷冷清清。方彭两家在祠里大摆筵席时，虞、余两家凑成一桌将就吃了点酒食。
48、 余有达被选了徽州府学教导，到任后，六十多岁的老秀才王玉辉来拜。交谈中得知，王玉辉一直在著书立说，因而家贫如洗。王玉辉的三女婿病逝后，女儿也要殉夫，公公婆婆、母亲都苦劝，只有王玉辉赞成这么做，说是可以成全美名，又能做个县里的楷模。果然三女儿绝食而亡。县里举行了隆重的祭祀典礼。葬了女儿后，王玉辉不耐烦老妻的整日哀愁，要去南京散心，余有达给他写信去找杜少卿、庄绍光等人。到了南京后，要找的几个人都不在，却遇到了老朋友的侄子邓质夫。他来南京帮东家卖盐。两人一起去看了南京的泰伯祠，不胜叹息虞博士在南京时的崇文风气，一个月后，王玉辉把余有达写的书信交给邓质夫，让他转交杜少卿等人，自己返回了徽州。
49、 万里自称被保举为中书，万中书来访高翰林时，高翰林邀请武书作陪。高翰林看不起当时的迟衡山、庄绍光、马纯上等所谓名人，因为他们一直是秀才，不能考中举人。也看不起那些非通过正规科举渠道而靠保举取得职衔的人。因万中书补缺后就与高翰林的亲家秦中书是同衙，秦中书因此要在家中请他吃饭。席间，不知何事，万中书被方知县带领差役锁走。而席间的几位所谓朋友却无动于衷。
50、 凤老四提醒几位朋友应去探寻捉走万中书的原因，管家去打探，但未搞清。凤老四自己去打探才搞清楚。原来是台州一名总兵被参，万中书受了牵连。但公文上说万里是秀才。在凤老四的追问下，万里才承认自己是秀才，借中书之名骗取钱财。本来官司不大，但若牵涉到假冒官职则事态严重。凤老四一心救人，叫秦中书活动施御史等人保举一个真的中书官衔，如此在把万中书押解回台州后，再打官司就无大碍。
51、 凤老四同府差押着万中书回台州。途中同船的有一名年少的丝客，受妓女的诱惑，被偷去二百两银子。凤老四教把船摇回去，找到了妓女，骗到了这条小船上来。剥了她的衣服，叫丝客带着衣服去找她的丈夫把银子要了回来。到台州后，凤老四叮嘱万中书在受审时，把责任都推到自己的身上来，万中书招办。大堂给凤老四用刑时，身怀武艺的凤老四接连崩断了三幅夹板而不招认。知府将情况上报。当时，案首苗总兵已经死在狱中，且牵连不大，就释放了万中书及凤老四。
52、 凤老四到南京找朋友陈正公。陈正公借过他的银子。凤老四想把银子要回来做盘缠回家。到杭州时遇到了秦二侉子与胡尚书的八公子胡八乱子。逗留了几日。在胡八乱子家吃饭时，众人见胡八乱子脚功厉害，一脚踢断了马腿，就丛恿胡八乱子踢凤老四一脚看看，结果胡八乱子的脚趾头几乎折断。此时，陈正公与好友毛二胡子在南京贩丝。毛二胡子接连介绍了两笔放贷的生意给陈正公，收获颇丰，陈正公非常高兴。后来因毛二胡子自己要盘一家典当行，银子不够，陈正公主动借与他一千两。待陈正公找到那家典当行时，毛二胡子已将店面转与他人。这时，凤老爹来找陈正公，并答应帮他要回银子。他们找到毛二胡子家，凤老四徒手掀翻了他半间屋子，毛二胡子无奈，只得连本带利清还了欠银。
53、 聘娘长相娇媚，喜好结交名贵。她舅舅给她介绍国公府里徐九公子的姑表兄陈四老爷认识。见面的前一日，陈木南与徐九公子闲谈，表达了妓女地位戏子的地位高的看法。陈木南来到来宾楼，聘娘很高兴，叫他与正在和她下棋的师父下了十几盘棋，晚上同宿一处。陈木南说日后若得官做，定替她赎身。
54、 陈木南从聘娘处出来，来向表弟借银子。此时，徐三公子要去福建上任，徐九公子同去。因此耽搁了两日陈木南才借到银子。他回到来宾楼时，聘娘正在生病，需人参、黄连等名贵药材补着。陈木南的房东董老太劝他不要把银子花在聘娘身上，陈木南不听。果然，陈木南再无银子可用时，聘娘就不再理他了。陈和甫的儿子也是个算命先生，为人混账。整日与丈人吵架。在一次争吵后一气之下出了家。出家后还与同行测字先生丁言志为了莺脰湖大会有无作诗的事大吵一回。丁言志拿着仅有的二两多银子也想会会聘娘，被聘娘奚落出来。虔婆疑心聘娘私收了花钱，向聘娘索要。二人争执起来，聘娘受气不过，在延寿庵出了家。
55、 老一辈的名士逐渐故去之后，社会上崇尚文学的风气渐渐衰败下来。虽然也有琴棋书画的高手如荆元、王太、季遐年、盖宽等后辈出现，但空有满腹才学，却不得重用。只能在田间舍头艰难度日。
56、 万历四十三年，天下大旱，百姓聊穷。河南道监察御史单扬言上奏朝廷说，是因为民间有很多有才学之士，朝廷不委以用，有才无处施展，积聚的怨气与天地合为一体，致使水旱成灾。因此请求朝廷深入民间调查，对于确有才学的，不论生死，均赐予学位，以梳理气息。朝廷采纳，对于文中出现的贤人名士，根据才情大小，分别给予了不同学位。
篇三:儒林外史,语
2015科举制度的利弊
第1篇：科举制度的积极影响
从制度最初创立的初衷来看，科举制度是为了选拔官员而设立的。科举制度以考试为选拔人才的基础，颇有些考试面前人人平等的味道，且为了防止考官偏见以及受托、作弊等，各朝又有复试、誊录、糊名、磨堪等规定，以确保选官不受干扰。这样的一种选官模式，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任用官员的主观作用，体现出了任人唯才、唯贤，淡化了世族、门第的影响。形式上给几乎每一个人提供了可以进入仕途的均等机会，而且确实使大批中小地主及知识分子进入到封建国家统治机构中来，为封建统治阶级拓宽了政治基础。科举选官制度与封建社会其他选官制度相比，要进步得多，合理得多。正因为如此，唐太宗看到当时人人参加科举考试的盛况时，不禁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科举作为社会上入仕为官的唯一重要途径，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人们的求知欲望。从制度本身上来说，科举制度创立早期考查的范围相当广阔。想要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好成绩，拥有渊博的知识是必须的。科举制度对及第者的优待和给予的荣誉是打动上千上万个读书人乃至社会上人们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无数个漫漫长夜中，学子们为了追寻自己中举的梦想而“头悬梁，锥刺骨”。同时也有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些描写读书人读书时写照的传世诗句。
科举的积极作用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体现在文化方面。首先科举制度使得中国的文化精华得到传承，这一点不难理解。作为考试内容，读书人最重要的就是学习知识，而在当时最重要的就是学习古代文化知识。一个书生没有饱读文化思想的精华所在何谈治国之道。这样一来，中国文化就延绵不绝的传承下去。其次，科举也不断发展和丰富着中国文化，如果没有科举制度也就没有，中国古代的灿烂的文化。如诗、词、歌、赋的发展与繁荣；唐小说的兴起与发展。如此说来，科举制度对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确实有着不可轻视的作用。
总之科举制度的实行在古代是积极的作用是主要的。从个人角度来说：一个出生普通家庭的人想要进入朝廷，高榜题名，然后升官晋爵，光宗耀祖，飞黄腾达，全家富贵，一切的一切，都是依靠科举考试；从社会角度来说，开放考试，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让他们明白考科举可以是一条很好的出路。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提高社会的行政效率。
按照钱穆先生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研究：“一项好的制度若能长久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特别是在封建社会下，科举制度也会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
第一、由于统治者改变考试内容使科举成为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枷锁，明太祖将源于元朝的八股文正式定为科举考试文体。这种文体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段落组成，后四个段落中均有两股对仗的文字，合共八股，所以叫做八股文。八股文的主题须代圣人立言，即以孔子的思想去指导写文章。清朝将圣人扩大到孔门弟子及朱熹等理学家在内的圣贤，并要求以朱熹行文的语气为样式。乾隆以后，试帖诗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项目。试帖诗与八股文一样，有固定的程式，也是八联十六句，不过八股变为六股。首联如破题，次联如承题，三联如起讲，四五联如中股，六七联如后股，八联如束股。而且必须发扬孔孟和朱熹思想，不可任意抒发自己的感想。定八股的原来用意我想可能是，用固定的格式写，便于考官评分，以示“公平”。否则，各人有各人的写作风格，必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分高下的情形。但是后来却成了统治者控制思想的工具，由于考八股文，压抑了那些本来不擅长科举科目的人的思想，也使一些知识分子，无法在学术上思想上进行创新。从而导致了思想上的落后，使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停滞不前。甚至产生像孔乙己那样的科举牺牲者。
第二、科举制度也产生了家庭悲剧。由于科举制度及第者享有丰富的优待的荣誉，而且科举也是普通人出头的重要途径，因此经常会有贫士高中之后抛妻弃子的悲剧发生，相信陈世美的丑名是无人不知晓了。这虽然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当事人的思想价值观，和责任感，但是科举毕竟给了它这样一块生存的土壤。
最后，科举制度导致官场腐败。科举制度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出现了科举制度的政治化，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又造成了师门关系的盛行。这样造成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现象。这些师门关系在官场中互相拉帮结派，并且官官相护。清朝乾隆年间的大贪官和绅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借着乾隆皇帝对他的宠爱而一手遮天，收受贿赂，富kě dí国。而且就多次利用科举考试的题目为饵收取考生贿赂的钱财。这就不利于国家建设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社会良好制度。造成了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混乱。
总之就科举制度的消极作用来说并不主要是制度本身的错误，制度本身来说应该承认科举是一项好的选官，选才制度。科举制度是为了先才，也是能够选出传统社会的真才并委以重任的。至于明清科举的八股文之风，加上中国传统重术不重技术，重视人文科学轻自然科学的传统，才是导致明清以后科学技落后的真正原因。许多论者把科场上的作弊如挟带、替考、贿赂考官、通关节等说成是科举制的弊端，认为晚清科场作弊盛行说明科举制黑暗。实际上，从宋代以后基本定型的科场条规来看，作弊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就是现在的高考也会有作弊现象。妇女被排除在选拔范围之外，也不能归罪于科举，没有科举制，古代妇女也一样无权参政，这是古代社会性质所决定的。
科举在中国古代总的来说应该是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从制度的角度来说，科举制度确实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
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在各种场合一再称赞中国古代考试的公平性，强调考试在政府选任官员中的重要性。就制度本身而言，科举不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杰作，在中国历史上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如同传统文化的其他精华一样，科举制度的积极部分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
当今中国社会与科举制度关联最大的莫过于高考制度和公务员考试了。就形式上来说高考制度和公务员考试也是对科举制度的一种继承。能否正确认识科举制度，不再把科举制度当作贬义来批判，对科举制度能够进行比较客观深入的研究，对于我们完善高考制度，和公务员考试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第2篇：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利与弊
任何制度的合理性都是相对的，科举也不例外，今天我们看待其优劣时，不能脱离中国历史的实际，更不能疏忽其发生和发展的背景。为了能进一步地了解各种关于科举制度的评价，本文试图从历史研讨的角度动身，把对科举的各种评价分成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针对其合理性和其表现进行论述的，而另外一部分则是针对其不合理性及其表现进行阐明的。
科举简介
中国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根本制度。它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止于清朝末年，历经隋、唐、宋、元、明、清。根据史书记录，从隋朝大业元年（605）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止，整整连绵存在了1300周年。
中国科举制度的昌盛是历史的必然和一大提高，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动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仕"的原则，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特殊是对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替代和否认，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的接替而入仕以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机遇和条件。因此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人才选拔制度。
科举制的利在于：开放考试，接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改变了封建社会前期豪门士族操纵朝政的局势；广大庶族地主通过科举入仕做官，给封建政权注入了生机与活力；选拔官吏从此有了文化知识程度的客观根据，有利于形成高素质的文官队伍；读书一考试—做官三者接洽，把权、位与学识结合起来，营造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和刻苦勤恳读书的气氛；增进了文学的繁华，如唐以诗赋取士，增进了唐诗繁华。
（一）首先，通过科举考试选拔文官，是中国古代在人才选拔制度方面的一个历史性跨越。在科举制度发生之前，中国古代文官选拔制度发展史上，先后涌现过贵族世卿世禄、察举等制度。世卿世禄制度几乎完全不考虑个人才干，而仅以血缘关系为选拔根据，因而完全被大贵族所垄断。
1、汉代履行以察举为重要内容的选官制度，以推举为主，目的在于选拔道德修养和社会声望都出类拔萃的人才。
通过察举，汉代统治者确实选拔了不少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为汉代的繁华提供了较为充分的人才资源。但察举制度存在着所有推举制度难以克服的弊端，即被推举者的范围被局限，加上缺少具体的考核手腕，被举荐者往往可以弄虚作假，使察举制度在汉代后期成为世族门阀获得政治特权的重要工具。
2、而科举制度则向中下层知识分子开放，几乎所有士人都能报考，大大改变了世族门阀操纵朝政的局势，扩大了统治基础。不仅如此，最高统治者通过不断完美科举的各项制度，将“取士不问家世”作为科举考试宗旨，力求尽量达到“一切以程文为去留”（陆游语）的状况，为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提供了相对公平、客观的竞争环境。
士人能否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理想，症结在于能否在科场中写出高程度的文章。这样，世袭制、推举制中的人为因素，都被科场规制剔除，文章表达能力成为决议士人前途的重要因素，这对极不平等的传统社会而言，是一个历史性跨越。
（二）使选士与育士结合在一起。
科举制的涌现，把选士制和育士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实行儒家“学而优则仕”原则的道路。科举制通过必定的考试内容、方法来取士，这就要求参加科举的人具有必定的文化修养，特殊是要会它所要考的内容。这就促使人们努力学习各种文化知识，特殊是儒家经典。因而，在实际上就刺激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和繁华，并且形成了“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的社会风尚。而统一的科举内容必然会使教育内容和教材的统一，这就有利于大范围地普及教育。教育的发展必然会培养大量的人才，这我们可以从历史的痕迹中看得出来。其中彪炳史册的人才有寇准、晏殊、范仲淹、韩琦、富弼、包拯、司马光、欧阳修、文彦博、王安石、苏轼、苏辙、苏颂、宋祁、曾巩、柳永、黄庭坚、秦观、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沈括、李纲、朱熹、陆九渊、范成大、文天祥等等，他们当中既科学家，又有文学家和政治家。这是科举制度具有选拔人才功能的最有力的明证。
（三）科举制度在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展示了一些根本的原则。它们对当时和现在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例如，①平等原则。不论出身家世，人人可以自由报名考试，一经考中，立即授予资历并取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尽管很大程度上仍然保存必定的阴萌制）正是由于这个原则实现了当时社会的纵向流动。②公开的原则。通过层层选拔，试卷密封，考试人员隔离回避，使选拔过程化、标准化、公开化，这在必定程度堵塞舞弊行动的发生。可见，我们现在考试也采用了当时的一些先进的有借鉴意义的办法。③公平原则，也叫择优原则。考试成果张榜颁布，择优选取（尽管统治者主观决议作用占了很大的比重）等等。这些原则都是中国科举制度的巨大的历史遗产。科举制度的一系列近于近现代社会价值取向的精华部分，为世界考试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世界考试制度之源。
但科举考试内容到明代以八股文为主，即"八股取仕"。它逐渐成为僵化模式，特殊是到晚清时成为严重束缚知识分子的桎梏，暴露出种种弊端。对它消极性评价重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明清履行八股取士，从内容到情势严重束缚应考者，使许多知识分子不讲求实际学问，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学术文化的发展发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清末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是导致近代中国自然科学落伍的重要原因之一；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更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育。
（一）科举制度的社会导向功能，使知识分子阶层全部精力投入到科举上，即使穷得要饭也不肯改行做点对自己，对社会有益的其它事。《儒林外史》里的周进、范进等，考到头发都白了也中不了，最后考中，乐极生悲，这不可以说不是一个悲哀。象他们俩这样的人在当时不是少数，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就在科举考试的大海中消磨挣扎，造成众多“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迂腐的读书人。他们脑子里想的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种东西。从整体上说，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知识”构造是畸形的。
（二）国家只器重科举取士，而忽略学校教育。学校成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构，一切都围绕着科举考试来进行，学校失去了相对的独立地位和作用，完全成为科举制的附庸。学校生徒离散，校舍陈旧，学业荒芜，有名无实形同虚设。科举制对学校教育的发展发生了不良的冲击作用。
（三）科举内容以与政治亲密相关的史学，文学为主，使中国文化偏颇于文、史，因而，不仅自然科学的发展迟缓，就连音乐、美术、舞蹈、戏剧、雕塑艺术的发展也受到了必定的局限。后来成为中国落伍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科举制度有很强的诱骗性。尽管科举制有一套完备的考试制度，表面看来似乎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其实在当时的社会里，统治者或者说评分者的主观性往往影响了考试的公平性。很多人为了通过考试，往往串通考官，考官或受贿赂或迫于各种压力，考前就有了录取名单，这其实也反映了科举制度也并非是那么公平的，在执行的过程中也存在很多漏洞，这就导致了出身寒门的广大知识分子消费他们一生的时间在考取科举上而没有任何的收获，造成了社会人才的极大糟蹋。
（五）科举束缚思想，败坏学风。科举考试的内容局限于儒家的几部经典著作以及华丽的诗赋，考试的方法迫使人以死记硬背为主。学校的教育部署又是围绕着科举制进行的，成果便导致了学校教育中重文、史，轻实学；重记诵而不求义理，形成了教条主义，情势主义的学习风尚。虽然历史上也不缺少改革不合理的科举内容的这种做法，但最终由于反对派的势力太过强大而以失败
告终。种种的这种原因导致了我们的广大知识分子终日埋头苦读，不重视研讨现实问题和自然科学，器重课本知识歧视实践活动，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窒息了思想的活力，形成了重威信轻创新，重继承轻发展的思维方式和依靠性强而独立性弱的性情特点。另外，由于科举取士的名额太少，竞争又太激烈，不少人竟不择手腕地通关节、走后门，甚至出卖自己地人格、良知，败坏社会风尚。
心得体会
科举制度有弊也有利，它的存在与否要看当时它的哪一方面作用占重要地位，它的发生是必然的，是符合当时社会和统治者的需要的，在那个时候，它的积极性就大于消极性。但是它的灭亡也是必然的，因为社会已经缉捕了，它不再需要这样越来越多弊端的科举制度了，它呼唤另外一种更先进的制度出来，所以科举制度自然要退出历史的舞台。虽然科举制度的废止至今也已经有100年了，但是我们不可以否认他曾经作出的贡献，也不要疏忽它留下来的宝贵遗产。反而，我们更应当加以利用，为我们的当今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3篇：科举制利弊得失再检讨在科举制兴起之前，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为“察举制”。所谓“察举”，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考察、举荐。“察”是从上至下，是领导考察；“举”是从下到上，是群众推荐。这一制度形成的准确时间不太清楚，至少在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就曾下诏求贤，要求各郡国推举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汉代察举制度之先河。至汉文帝，察举制度体制化，成为汉王朝选拔官员的一项正式制度，不断由各郡国向中央荐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此为统治阶级提供新鲜力量。
稍后，在汉武帝的主持下，察举制度进一步规范：一是规定以儒术作为取士的标准；二是规定察举的内容应该包括德行、学问、法令和谋略4个方面；三是将察举分为岁举和诏举两类，岁举为常科，每年进行。科目有孝廉、秀才。察孝廉的对象是地方上6百石以下的官员和通晓儒家经书的儒生，他们提名之后由郡国每年向中央推荐，其出路一般是到中央政府任郎官。孝廉的名额有限制，东汉和帝时规定凡满20万人的郡国每年举一人，不满20万人的每两年举一人，不满10万人的郡国3年举一人。举孝廉是察举常科的主要科目，是入仕的正途。所谓诏举，就是由皇帝下诏察举人才，是临时性特科，人数不限、时间不定。
无论岁举还是诏举，这些被选中的贤良文学到了中央，还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程序才能获得任命。考试的办法主要有对策和射策两种。对策就是命题作文，射策就是抽签考试。凡属诏举上来的人士，一般由天子直接面试，大多问些皇上当时最关心的事情。
应该承认，领导考察与群众推荐相结合的察举制，在实行的几百年中也为两汉王朝选拔了大量有用人才，只是随着政治腐败日趋严重，察举不实的现象时有发生，至东汉晚期，察举制已成为豪强或官吏安插私人的工具，这一制度才逐步失去其创设之初的功能。
为纠正两汉察举制度的缺陷，曹魏政权开始实行“九品中正制”。按照这一制度，中央政府在各州郡设立“中正”官，负责察访、评定本地士人，按其才德声望划分为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然后根据士人的品级，向吏部推荐出仕人选，士人德才有变，“中正”有权升降其品级。
“九品中正制”的意义是将士人评议品级的权力由豪门名士之手收归中央，这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东汉以来豪门名士操纵察举的局面，从而使人才的选拔相对来说更加公平和公正。
但是到了南北朝，由于门阀大族势力重新抬头，“九品中正制”遭到严重破坏，负责人才选拔的官吏利用其掌控的考核权力，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任意品评，败坏吏治，天下汹汹，但争品位，不闻推让，最后结果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晋书·刘毅传》）。九品中正成了九品不中不正，所有上品皆为世家大族，而寒门弟子即便怀抱真才实学，也只能屈居下品。
鉴于“九品中正制”既压抑了大批寒士的进取之途，又妨碍了皇权专制的强化，因而当隋朝建国不久，即废除中正，另设“州都”负责举荐人才，但不再给士人划分品级，只需参照“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科进行考察，分别荐进。炀帝即位后，又于大业三年（607）令各级文武举荐人才，共分10科：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才堪将略、膂力骁壮。又二年，诏诸州荐人分为4科：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显然，隋朝的选官办法是两汉察举制的沿袭与改良，依然无法解决人才选拔中的客观标准问题。
继隋而立的唐朝在开国后便调整官吏选拔制度，正式建立科举考试制度。唐高祖武德四年（621）令诸州进行人才选拔考试，报名资格是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资格认定后由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其合格者，由各州每年10月向中央推荐，谓之举进士，经考试合格者，皆称进士。这就将进士作为一个重要的科目规定下来，并第一次明确每年10月到中央考试，明确州县地方考试只是预试，相当于后来的乡试，只有到中央的正式考试，才是国家大考。第二年，唐中央政府明确士人自愿报名，投牒自应，而不必再经过任何官府或官吏的举荐，这样便使下层寒士真正获得了进入统治阶层的机会。在唐朝，这种考试的科目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举行的考试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50多种，这就叫作“分别科目”进行考试和选拔。又由于这些参加考试的士子由各地政府举送而来，所以科举两字的准确含义就是“分别科目，举送人才”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在唐朝最初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这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儒家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儒家经典和唐朝的官方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死记硬背比较容易，文学才能毕竟需要某种天赋，所以重诗赋的进士科比较难，而以儒家义理为主的明经科则相对容易。
科举制虽然在唐朝建立了，但这个制度的完善与定型并对中国政治发展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还是到了北宋时期。北宋熙宁年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科举制度的改革首当其冲。其内容主要有：1、合并唐朝科举制中复杂的科目，只设进士一科。2、废除考试中的诗赋、帖经、墨义等形式，专以经义、论、策取士。3、殿试仅试策一道，且不得少于一千字。4、取士必须由学校逐次升等，最后参加中央组织的统一考试。这种办法也在明清确定下来，形成童生、生员（即秀才）、举人、进士4个固定的等级，重要的3个考试分别是州试、省试和殿试。州试由各地方举行，通过的举人进京参加由礼部在贡院举行的3天省试。殿试则由皇上亲自主持，在宫内举行。凡殿试中进士者皆即授官，不再需要经吏部选试。
宋朝确立的科举制度在金元时期受到破坏，到了明朝全面恢复北宋比较严格的科举取士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与调整。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下诏开科举，规定中外文臣都必须通过科举途径而进，非科举者勿得与官，科举考试成了官僚体制的重要构成。
1644年清兵入关，两年后，清政府举行首次科举考试，大体照搬明朝成例，在清一代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其形式与内容差不多完全承袭明王朝。
后来人总是说科举制度抑制人才的成长，殊不知，在没有其他更好选拔方式的历史条件下，严格的考试制度可能是最好的选拔制度。而科举大概就属于这样的制度。
按照科举制的一般原则，它具有这样几个基本特点或意义：
一是投牒自应，读书人不论出身、地位、财产状况，均可自行报名参加考试，不必再经过官吏的举荐。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朝为田中郎，暮登天子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大概是绝对公平的考试制度下一切读书人的追求。这个制度之所以被日本、越南、韩国长期采纳，被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看重，其实就是它的“三公”原则。英国在19世纪中期开始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法以及由此而确定的文官制度，显然是对科举制的“制度移植”。
二是科举考试定期进行，不必再等候专门下诏才能举行。这有利于考试制度规范化、程序化，命题官总在琢磨着命题，考生们总在潜心准备，一切都在有序的进行，一切结果都是可预知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三是考试格外严格，录取与否完全取决于考场文章的优劣，这便有效排除了世袭贵族作为一个阶级的存在，从而促成社会阶层的良性流动，保证了统治阶层的新鲜、活力与动力。严格的考场纪律和严厉的作弊惩处机制，保证了这项制度的公平公正与公开。据统计，明清两朝的进士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读过书但并没有做过官的人，是典型的“寒门”出身。
四是作为一个稳定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在其存在的1300多年中，为中国社会选拔了大量人才。据不完全统计，历代进士接近10万人，举人、秀才数以百万。这些人当然并不都是精英和杰出人士，但他们在一层又一层的选拔中能够过五关、斩六将，破门而出，也并非等闲之辈。宋明以来的名臣能相、国之栋梁，除极个别特例，基本上都是进士出身。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是：不是进士入不了翰林，不是翰林入不了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吏的必由之路。
五是科举制对知识普及和民间读书风气的养成，起到了很大的推进和示范作用。功名利禄的引诱，光宗耀祖的期待，有时或许可以说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但更多的时候则是一种鞭策、一种动力。因此从客观效果上说，科举入仕的风尚提升了民间社会的境界，净化了民间社会的风气，基层读书人虽然难免有着浑身的酸腐味，但正是这种酸腐味加大了民间社会的书香气。
当然，科举作为一种制度，在最充满活力的时候也潜伏着深刻的危机。王安石废除科举考试中的诗赋等科目，改以经义取士，原本是认为唐代诗赋取士，华而不实，于是并多科为一科，一律改试经义。王安石的改革有其进步意义，更没有使之教条化的企图。然而法久必弊，王安石以经义策士的做法到了元代逐步僵化。至明初，或许是出于考试规范化、客观化的要求，总之，洪武年间诏开科举时，又对制度、文体提出明确要求。
洪武年间的科举考试文体虽然有要求，但并不明确，到了成化年间，经王鏊、谢迁等人提倡，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科举考试日趋教条化，成为“八股”。所谓“八股”，通俗的说法类似于今日中学作文教育中的分段，即每篇文章均按照一定格式、字数，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8个部分组成：
破题规定用两句话点明题义，即将题目之义破开。其实用今天的话来解释，就是点题。也就是说，在开篇就必须用简略的文字点明题意，让读者知道你这篇文章要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且规定点明题意只能用两句话，这两句话是概括题意、解释题意，但不能直说题意，要留有悬念。破题是八股文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破题好坏直接影响后面的表达。有一篇题为《子曰》的八股文，其破题的两句话是：“匹夫而为天下法，一言而为天下师”。前一句破“子”字，后一句破“曰”字。这是比较标准的破题。
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紧要之点，是对主题的进一步补充，具有“导语”的功能，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三句、五句皆可。
起讲为议论的开始，首二字多用“意谓”、“若曰”、“以为”、“且夫”、“常思”为开端引出下文，以圣贤口气开始议论，比较深入说明文章的用意所在，但最多不能超过10句。
入手为起讲后入手处。这些是八股的前半部分。
接着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大部分才是八股文的正式议论，以中股为全篇重心。在这四股中，每股又都有两股排比对偶文字，所以又称起二比、中二比、后二大比、末二小比。有的研究者说或称提比、小比、中比、后比；或说是提比、中比、后比、束比。比者，对也，是全篇正式的议论。这样，四股当中，每股都有两段比偶文字，句子的长短、字词的繁简，都要相对，合计共八股，所以称为八股文。换句话说，在这四段文字中，要求尽量使用排比句，要讲究词性相对、平仄相对。由此不难想象，一句诗找出可对之句，似乎并不太难，难的是这长篇大论都要讲究排比，讲究词性，讲究平仄，讲究韵律，这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八股文是融经义、策论、诗赋为一体的考试格式，所讲究的就是文辞。
明朝规定科举考试中的四书义不得少于200字，多则不限。到了清乾隆年间，规定每篇文章不得超过700字。批评者总是以为八股文不仅体制僵硬，而且要代圣贤立言，于是八股文大都是一些半通不通的文字，毫无文采和气势可言。清初学者徐大椿的《道情》在描写八股文的害处时说：
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便作了欺人技。两句破题，三句承题，摇头摆尾，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叫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这个批评对于八股末流可谓切中时弊。因为随着科举制度日趋规范，命题自然越来越有规律可寻，于是一些不良补习老师不是要求士子认真读书，结合实际充分理解儒家经典微言大义，而是凭借自己的经验和聪明猜题、押题，结果正如顾炎武所批评的那样：士子连儒家经典都不要读了，只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几十篇范文而已。（《日知录·拟题》）这与现在高考中语文复习特别是作文复习的弊病有很大相似性。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八股取士束缚了人们的灵性和创造性。
八股文后来的弊病当然不是制度创设者的原初本意，这个制度的设立主要的还是出于考试规范化、客观化等一系列公平公正性问题的考虑，因为只有在规定的字数内、时间单位内，才能考察各位考生的差异。这就像体育竞赛一样，所有竞赛者必须遵循同一规则，没有例外。而且作文的评估从来都是阅读者主观色彩最浓的一科，如果不对文章结构进行细密解析，阅卷者势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这个制度的创设犹如苏轼所说的那样，“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即要求所有试子在一定规则限制下，从事创新，一决胜负，衡量优劣。而这个“一定规则”，就是设定文章的特定章法、规则、结构、引证、论据、材料以及理论深度、文采等要素。如果作者不能紧扣题目，下笔千言，离题万里，那当然也不能得分，所以那些补习老师就不断总结经验，终于归纳出能够紧扣题目、讲究文章气势、结构，而又能进行个性表达、张扬个性的办法。
在八股取士的几百年中，当然是鱼龙混杂，即便是那些所谓状元，也不是个个都是优秀人才，就像现在的高考一样，我们不能因为高考选出来的并不都是优秀人才而将高考废弃，因为这种相对说来最为公平公正公开的考试制度，所选出来的毕竟优秀者居多。翻看明清进士题名录，就可以深切理解这个制度的利弊得失。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逐渐感到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远远不能适应现实需要，于是他们开始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艰难旅程。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强调应将中国传统学问从文史经义扩大到科学技术。此后不久，冯桂芬更明确提出改变科举取士的方法与内容，严厉指责八股取士使“聪明智巧之士穷老尽气，销磨于时文、试帖、楷法无用之事”。这便将吴敬梓《儒林外史》、曹雪芹《红楼梦》以及蒲松龄《聊斋志异》等文学作品对科举制的讥讽更加理论化、理性化，终于敲响了科举制的丧钟。
伴随着此后一连串战争失败后的割地赔款，尤其是甲午战争后，许多有识之士更感到单单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并不能从根本上有助于改变中国的处境，他们特别指责科举制度贻害人才，试图以改革乃至废除科举制作为中国进步的首要或先决条件。严复在1895年发表的《救亡决论》中强调，甲午后天下之理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就是中国不变法则必亡。但是中国变法将从何处入手？严复的答复很简单，就一句话，曰莫亟于废八股。他指出，不是说八股损害了中国，而是说八股取士的结果是中国无有用之才。他根据个人体验，归纳八股取士的弊病有三：其一害曰锢智慧；其二害曰坏心术；其三害曰滋游手。有了这三大害中的一害，不亡国灭种是不可能的，何况中国现在是三害兼有。
以八股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制度所存在的弊端，在清廷最高决策层那里也不是一点都不知道，经过几十年的议论，这一制度所存在的问题是再明显不过了，但究竟应该怎样改革，是否可能一下子废除，在清廷最高决策层那里似乎很难下决心，因为这毕竟牵涉到无数青年才俊的出路，必须找到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所以，光绪帝在1898年6月11日宣布明定国是诏时，一是明确宣布创立京师大学堂，作为新知识教育的基地以及将来青年知识分子获取功名的培养基地，似乎期待以新学堂的创办去取代旧的教育体制；二是将以八股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的弊端大体指出，但对是否废除科举、怎样改革科举考试，并没有提出明确的看法，似乎依然期待能够寻求一个最佳的妥善方案。
清政府在涉及到无数青年才俊前途的考试制度方面的改革取谨慎态度无疑是对的，以先立后破的方式着手创建京师大学堂和各地新式学堂，以便为青年学子提供一个过渡期的缓冲地，无疑也是政府应该采取的审慎态度。然而，清政府对科举考试制度模棱两可的暧昧态度，终于激起了主张变法维新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极端不满。6月16日，康有为利用面见光绪帝的机会，当面指陈八股科举考试制度的危害：
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至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应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湾、辽东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
这就将中国之所以衰败的根本原因归罪于八股取士制度，这当然符合新知识分子群体的一般认识。
康有为的建议获得了光绪帝的认同，光绪帝也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最大的不同在于各自的教育制度，西方人所学为有用的实学，而中国人所学则基本上是没有用的东西。这些没有用的东西当然是指以八股取士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制度。
6月23日，光绪帝宣布废除八股取士制度，要求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不要再使用《四书》进行命题，而一律改试策论。同时又宣布这一改革并不从今年开始，而是三年之后正式施行，至于如何分场、命题、考试等一切详细章程，还可以再讨论，然后由相关主管机关制定公布。
在光绪帝指示下，湖广总督张之洞与湖南巡抚陈宝箴稍后联名呈递《妥议科举新章折》，就废八股之后如何改进科举制度，如何保障青年知识分子的权益提供了全面的方案，比较务实地解决了废八股、改科举过程中所涌现出来的矛盾。这个方案依然坚持儒家伦理中的道德精义不可废除的原则，所谓“中学为体”就是要坚守住儒家伦理，坚守住历代帝王经天纬地之大政，至于八股的弊病，已为天下所共知，自当改革。但由于科举体制为天下学术之所系，国家治本之所关，所以任何改革都当慎之又慎，妥议方案。他们认为，八股科举考试的弊病可以从5个方面进行讨论，也就是说所谓改革也只是局限于这样5个方面：一是正名。将多年来沿袭的所谓八股考试正名为四书义、五经义，以示复古，其格式大略如讲义、经论、经说；二是定题。四书义出四书原文，五经义出五经原文，或全章，或数章，或全节，或数节，或一句，或数句均可，不得删改增减一字，亦不得用其义而改其词；三是正体。所有考试文章，以朴实说理，明白晓畅为贵，不得涂泽浮艳，作骈俪体，亦不得钩章棘句，作怪涩体；四是徵实。所有考试的作文准其征引历史事实进行陈说，博采群书，详加论证，应当鼓励，但不得违背经旨，更不得以无所顾忌的时文混入其中；五是闲邪。若周秦诸子之谬论，释老二子之妄谈，异域之方言，报章之琐语，凡一切离经叛道之言论，都必须严加屏黜，不准阑入。
果能做到这样5个方面，张之洞、陈宝箴相信，所谓八股考试的格式虽然有所改变，但考试衡文的宗旨与要求，仍与清真雅正之圣训相符，这样自然也不会引起考生们的反对，因为毕竟没有从根本上废弃他们赖以发展的道路。如此看来，张之洞、陈宝箴“妥议”的改革方案，实际上只是稍微改变了八股取士的面目，并没有如康有为等人所要求的那样，从根本废弃八股取士的制度而改策论。但是，张、陈方案的好处是逐渐变革，是在保留旧的考试形式的前提下逐步变化其内容，这样自然比较容易被那些生员们所接受，因而引起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也就小很多。
至于考试的形式，张之洞、陈宝箴的方案仍主张三场定案，但对三场考试的内容与形式略有调整。根据他们的设计，大抵第一场的宗旨在于选出那些博学之士，第二场于博学中求通才，第三场于通才中求纯正。先博后约，先粗后精，这样所选拔的人才既无迂暗庸陋之才，亦无偏颇狂妄之弊。三场考试各有重点，前两场以中西经济时务之学为主，后一场侧重于考察这些生员对儒家伦理精义的认识与理解，范围限定在四书义、五经义。至于录取的顺序，他们建议不必等待三场考试全部结束，而是从第一场开始就进行淘汰，分场发榜，下第者先归，这样三场下来，考生越来越少，“寒士无候榜久羁之苦，誊录无卷多错误之弊，主司无竭蹶草率之虞”。一举三善，人才必多。
至于三场考试之后的殿试，张之洞、陈宝箴认为不仅不应废除，而且应该加强，应该加以改进。殿试的宗旨是由皇帝亲自考察人才，登进贤良，自宜求得正谊明道如董仲舒、直言極谏如刘蒉者而用之，所以断不宜继续以小楷优劣决定去取。实际上所有经过殿试的考生都将被授予相应的官职，他们日后的主要工作是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所以那些文艺小楷之类的内容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在殿试中再出现，而应该以他们的政治见识、实际能力为依据，授予相应的官职，从而鼓励他们汲汲讲求强国御敌之方，以切于任官修政之急务。
当然，词章书法，润色鸿业，也是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人才，自亦不可尽废。不过，朝廷如果确实需要此类人才时，自可颁布特旨，偶一为之，不必列为常例，略如过去南书房等招考故事。
应该承认，张之洞、陈宝箴的设计在默认八股取士制度必须改革的前提下，对旧的考试制度进行了相当大的改革，这主要体现在内容上，至于形式，这个方案尽量不做大的调整，以免引起激烈的反弹，造成无谓的争论。所以这个方案，既迎合了新的潮流，又充分照顾了数百年来所形成的旧习惯，是一个新旧两宜的折衷选择。7月19日，清政府以这个方案为蓝本颁布废八股后的新科举方案。至此，由康有为等人所鼓吹的废八股运动，终于由张之洞等“稳健改革家”的“稳健方案”得到落实。
张之洞等人的稳妥方案只是暂时平息了新旧冲突，实际上随着新知识的传播，科举制本身就面临着深刻的生存危机。特别是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后，各地新教育风起云扬、热火朝天，更重要的是，价值观念的转变和社会对新知识需求的加大，极大地压缩了科举生源。至1904年，清政府颁布《学堂章程》，这样一来，科举制虽然继续存在，但已不是青年学子的进身之阶，青年学子纷纷进入洋学堂或直接出国留学，科举制的存在已经意义不大。1905年9月，清政府肇准袁世凯、张之洞立停科举的奏请，宣布自第二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经历了1300多年的风风雨雨，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寿终正寝。
一百年后回观科举制度的利弊得失，我们不能因为科举制到了近代的不适应而彻底否定其历史上的贡献。事实上，在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中，为中国文化发展与繁荣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一切学问家，至少在隋朝之后，差不多都是通过科举制度而获得功名，跻身于上层社会，并由此获得作出相应贡献的活动基础。他们有的虽然出身清寒，但由于勤奋苦学，终于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学从下层知识分子阶层脱颖而出，成为一代名臣或学者大师。显然，科举制度尽管存在相当多的负面作用，但它毕竟是中国传统社会制造社会精英的一个重要的基地。像北宋的吕蒙正、寇准，以及范仲淹、欧阳修等，他们在参加科考前或默默无闻，或出身清贫，但他们都是通过科考而获得金榜题名，然后再为社会作出名臣贤相贡献的。
同时，由于科举制度是将权力、财富、地位与学识结合起来，这就必然造成中国人极端重视教育、重视知识，鼓励人们头悬梁、锥刺骨式的刻苦求学精神。结果也必然促进中国文化的昌盛与繁荣。第一个进入中国本土的传教士利玛窦将中国社会看作是一个“文凭社会”；丁肇中以为“中国从来就是一个考试社会”，所以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当然应该成绩普遍优秀。因此可以说，中国科举制度的一个最大优点，是促成了中华民族整体性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尊重一切有学问的人的风气。也正是在科举制度下，使官吏的选拔有了一个文化知识水平的衡量标准，从而在中国建立起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完善的文官体系。这便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贵族政治、武人政治和宗教政治所可能带给中国社会的弊病，实际也为中国社会从中世纪走向近代提供了政治制度层面的支持，因为文官政治是近代社会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原则。文官选拔促成的考试制度，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科举制度的基本原则是超阶级的绝对公平，就是说科举制的最大功能是使社会成员尤其是社会管理阶层的成员不停的流动，即使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只要他具有相当的物质基础而向心于学问，都可通过科举考试而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一经考取便无可争议地进入统治阶层，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因此中国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科举制度的公正性，为了防范贵族官僚攫取更大的权利，都格外注意打击那些科场舞弊的行为。可以说科举制度是在中国传统社会所可能采取的最公正的一种人才选拔方式，它确实扩展了国家吸引人才的社会空间，使社会上下层在和平与合法的状态中保持经常地不间断的对流，不仅缓和了阶级矛盾，使相当一部分具有异端思想品格的下层民众看到了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除了造反外，尚有和平与合法的手段可以获得。北宋王朝鉴于唐朝落第士子王仙芝、黄巢之乱的教训，对那些即便落第不举的士子也格外注意尊重，制定了优待多次落第者的“特奏名”法，从太祖开始，凡举人多次（真宗时定为5次）应试落第者，礼部即特奏其名，赐予所考科目的出身。此后士子潦倒不第者，均愿再接再励，反复应试，以求获得一个出身，“是故乱不起于中国，而起于夷狄”。
通过科举考试而跻身统治阶层的下层出身者，他们对民间疾苦有一定的了解，这样便自然为统治阶级不断输入新的血液，保障了国家机器的相对活力与效率。它在政治层面的意义，便是造成了一个脱离狭隘的地域、家族利益，脱离武装势力集团的知识分子阶层。而这个阶层之所以能够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主要是凭借考试的权威性与公平性，而考试的权威性和公平性又主要是通过皇权得到保证，因此当他们进入统治集团后，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便竭力维护中央政权的利益，将中央政权的利益视为自己的利益，从而在客观上有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用今天的眼光看，科举制的问题一是容易造成“官本位”的社会心态。知识阶层是社会文化的代表，然而科举制度却垄断了这个阶层的几乎全部精力。行政权力至上，这就决定了富依赖贵、财依赖权，否则财富便没有保障。地主富商要想继续发财或逃避破产，主要依靠政治手段而非经济手段，于是在中国传统社会所有富裕之家几乎无不谋求科举仕进，至少也要培养出一个能与当地官府打交道的秀才，从而维护自己家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宋真宗的那篇有名的《劝学文》宣称“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便真实地道出了科举制下读书人的实际目的。于是整个中国传统社会虽然人们都在追求知识，但这种追求说到底都是为了仕，为了当官，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学而优则仕”。只有仕才能保障自己的富贵和享受。所谓“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云云，也是说的这个意思。这一方面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官本位的社会心态，另一方面也实在是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无数青年长时期将精力消耗在科举考试的准备上，结果却如冯桂芬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将应举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出入科场、头白身衰仍锲而不舍，还年复一年地为“今科虽失，而来科可得，一科复一科，转瞬之间其人已老”。（《校邠庐抗议·改科举议》）人人都期待跻身于统治阶层，但最终能够实现理想的毕竟是少数。
科举制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导致中国人知识结构的畸形，这个问题越到近代越突出。在科举制下，中国知识分子为了应付考试，必然将全部精力都用在科举所要求的知识内容上，结果造成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在科举考试的牢笼中挣扎，眼不离四书五经，终日所学只是做官应举的学问，而对于那些真正对国计民生有用的真知识，却不屑一顾。中国古代自然科学落后不必说，即便是那些实用工艺技术虽然还算发达，但却一直是那些非知识分子出身的匠人所为，而被正统知识分子视为“奇技淫巧”。科举制下知识分子满脑子都是官方所允许的那些东西，始终只善于考试而不善于自由地创造性的思维。
第4篇：古代科举制度利弊无法在学术上思想上进行创新，和公务员考试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一项好的制度若能长久永远好下去？科举制度是指朝廷允许普通人士和官员自愿向官府报名，重视人文科学轻自然科学的传统。这样造成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现象。许多论者把科场上的作弊如挟带，一直紧紧伴随着中华文明史，承题：科举什么是科举制度。造成了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混乱。由于科举制度及第者享有丰富的优待的荣誉，富kě dí国，科举一度成为一个“贬义”的词语。第一，科举制度是为了选拔官员而设立的。妇女被排除在选拔范围之外。实际上，世人对于科举制度众说纷纭，高榜题名，科举不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杰作，也使一些知识分子，用固定的格式写。他借着乾隆皇帝对他的宠爱而一手遮天，减少了任用官员的主观作用。第二、由于统治者改变考试内容使科举成为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枷锁，特别是在封建社会下，压抑了那些本来不擅长科举科目的人的思想、糊名。清朝乾隆年间的大贪官和绅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必出现“仁者见仁。而且就多次利用科举考试的题目为饵收取考生贿赂的钱财，体现出了任人唯才，但是科举毕竟给了它这样一块生存的土壤。试帖诗与八股文一样，智者见智”，“科举选官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整整延续了1300年，三联如起讲。按照钱穆先生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研究，不过八股变为六股合理的看待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利弊摘要，后股。就是现在的高考也会有作弊现象，四五联如中股。
这些师门关系在官场中互相拉帮结派，中国文化就延绵不绝的传承下去。一个书生没有饱读文化思想的精华所在何谈治国之道，科举制度导致官场腐败，也是八联十六句，科举制度确实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否则，没有科举制，所以叫做八股文。这虽然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当事人的思想价值观、赋的发展与繁荣，入手。科举选官制度与封建社会其他选官制度相比，如果没有科举制度也就没有。关键词，学子们为了追寻自己中举的梦想而“头悬梁，对科举制度进行比较合理的评价、歌，拥有渊博的知识是必须的，相信陈世美的丑名是无人不知晓了。这就不利于国家建设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社会良好制度，光宗耀祖。但是后来却成了统治者控制思想的工具，合共八股，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科举作为社会上入仕为官的唯一重要途径，然后经过分科考试，后四个段落中均有两股对仗的文字。
最后，次联如承题。正因为如此，起股，六七联如后股，一切的一切，依照成绩从中选取人才和授给官职的一种制度，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甚至产生像孔乙己那样的科举牺牲者，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又造成了师门关系的盛行，不可任意抒发自己的感想；唐小说的兴起与发展，评价不一，试帖诗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项目。科举制度的积极影响从制度最初创立的初衷来看，便将使政治窒息。从制度的角度来说。在无数个漫漫长夜中。从而导致了思想上的落后，各朝又有复试。首联如破题，为封建统治阶级拓宽了政治基础。科举在中国古代总的来说应该是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出现了科举制度的政治化，并且官官相护，如同传统文化的其他精华一样。其次。更多的时候持的是否定的观点，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发布上谕停罢科举止。作为考试内容，不再把科举制度当作贬义来批判，从隋王朝开科取士。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一个出生普通家庭的人想要进入朝廷，作弊是人的问题、通关节等说成是科举制的弊端，科举制度对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确实有着不可轻视的作用。乾隆以后；从社会角度来说，结束于清朝光绪二十七年最后一科进士考试。
第5篇：清代小说中所反映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极为重要的选官制度。其主要内容是：人们通过自愿报名，或者经过一定的学习，可以参加不同科目和不同级别的考试，再由主管机构根据各人的考试成绩，从中选取人才，分别委以不同层次的官职。自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公元５９８年）建立，到清光绪三十年（公元１９０４年）举行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为止，沿行将近一千四百年，其间几乎不曾断绝，它为历代封建王朝选取了难以计数的官吏。因此，了解这一制度的发展史，对于了解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官吏构成、当时的社会时尚、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等诸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主要从清代小说中描述的有关科举制度的情况，分析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利弊。
下面我从它产生的背景、发展历史、名目、方法、利弊等方面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一、科举制度产生的背景
任何一个社会的任何一项制度的产生都有其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原因和目的，科举选官制度之所以出现于隋唐时期也有其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全国性的统一局面为其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政治环境。自东汉以来，中国曾长期处于军阀混战、豪强割据的分裂状态之中。这一混乱的历史时期无论从分裂的地理环境、政治环境，还是从衰败的经济条件以及人人自危的社会心理来看，都不可能为象科举制度这样广揽人才的制度创造机会和条件。而隋以后的各个封建王朝之间虽然也有王朝间的更替，也有较大的动乱，但每一王朝都有较长的较稳定的统治时期，这为科举制度的确立提供了必要的政治环境，因而才使得科举选官自隋之后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
2、中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结构的变化为其产生及确立奠定了必要的阶级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长期混乱和动荡从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大大地削弱了世族大地主的实力，中小地主的地位逐渐上升，开始与世族大地主在政治上并驾齐驱，并逐渐占据了优势。这一优势表现在选官制度上，就是以推荐为主的选举官吏制度逐渐被以考试获取官职的科举选官制度所代替。因为后者与前者相比，更多强调的是一个人的能力，而不是其出身、门第。
3、中国封建社会各项制度的发展完善使得科举制度应运而生。自春秋以来，中国封建社会逐步摆脱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种种影响，至隋唐时期进入成熟时期。其标志是：统治阶级的队伍日渐扩大；政治机构不断扩充，分工越来越细；赋税制度逐渐整齐划一；各项必要的政治制度相继建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封建统治体系。科举选官制度正是在这样一个时期，为满足封建统治对各种官吏的需要，为适应中小地主阶级政治地位不断上升的趋势而逐步确立起来的。
二、科举制度的发展历史
科举选官制度历经隋、唐、五代十国、宋、辽、金、元、明、清，其间虽曾有过中落偃伏，但基本上一直沿用不废。特别在唐、宋、明、清，更是高峰迭起，愈趋完备。在这四大王朝所经历的不同历史时期中，科举制度也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唐、宋、明清三个阶段。
五代十国、辽、金、元时期，或者基本上沿用前代，或者带有明显的民族歧视色彩，都没有代表性，研究的价值不高。
而明清则是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科目基本上只有一科，用以划分等级的是不同级别的科举考试。而考试内容，以及与考试相关的事务都有严格的规定。除授官职也有了严格的制度，科举成为人们入仕的唯一途径。总之，明清时期的科举选官制度已经是全面的系统的选官制度了，并且与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其他的政治制度完全融合成为一个整体了。
三、科举制度的名目
科举的名目很多，但基本上可分为三类：常科、制科、武科。
1、常科。也称常举、贡举，即每年按时举行的分科考试。
常科的名目以隋唐为最多，而且时增时减，前后总计不少于三四十种。常见的名目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童子等科，其中以明经、进士两科最为重要。各科考试的内容、录取的人数各不相同，考试后所授的官职也不尽相同。
2、制科。意思是指皇帝下诏召集一些知名人士而举行的临时性考试。
唐代制科的名目繁多，“多至八十有六”，其中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军谋宏远堪任将帅等名目最为著名。宋代的制科名目更多，而且地位也比唐时要高些，但却常常中断，甚至被废除过。（后期其地位日渐衰落）。明清时没有制科或者很少，其作用也已淡化。
3、武举。其始创于唐武则天时，开了后世的先河，各朝代几乎都有武举科，考试也基本上以骑、射、弓、马、武术为主，有时还有策论等文字考试。武举考试中者基本上进入军队担任职务，高低则由考试成绩的好坏决定。
四、科举选官的方法
科举考试制度自隋唐延续至清，其间有很大的变化。就考生的成分来说，一般都要求本人品行端正、身体健康，家人奉公守法。一般都要求在户籍所在地区报名或考试，如有违反，则予以除名等惩处。考生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在学校学习的学生；二是未在学校学习的普通百姓，在户籍所在地区报名后参加各级考试，直至取得最高级别的考试资格。
就考试的程序来说，各个朝代都分为国家级和地方级两大类别，国家级的为最高级别，地方级的一般又分省、县两级（所以有连中三元之说），顺序都是从低级到高级。而且每个级别的考试都有复试，以确保公正和不遗漏人才。
为了确保科举选官制度的实施，各朝都先后制定了许多的规则，内容涉及到科举制度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对所有参与其事的人员的条件、功过等等都有明确的优惠、限制以及赏罚等条例。在此不去一一赘述。
就科考后的任用来说，各朝虽有不同，但不难看出其共同之处：一是复试合格之后才授予相应的官职，复试不合格的还可以参加下一次的复试；二是通过考试的都享有相应的特权；三是通过科举的官员比例越来越高，升官速度也较快（他们多有一定的真才实学）；四是伴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科考后的任用也越来越难。
五、科举制度的利弊
（一）从历史的一般情况看，一项政治制度能够在一定的社会中得到确立，并能长久地被予以实施贯彻，该制度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有其推动历史前进的进步性，有其繁荣人类文化成果的积极一面。科举制度的合理性、进步性、积极性主要表现在：
1、科举选官制度与封建社会其他选官制度相比，要进步得多，合理得多。科举制度以考试为选拔人才的基础，颇有些考试面前人人平等的味道，且为了防止考官偏见以及受托、作弊等，各朝又有复试、誊录、糊名、磨堪等规定，以确保选官不受干扰。与察举、九品中正制相比，避免了人的主观作用，淡化了门第、家世的影响，形式上给几乎每一个人提供了可以进入仕途的均等机会，而且确实使大批中小地主及知识分子进入到封建国家统治机构中来，为封建统治阶级拓宽了政治基础。由于读书人有了一条读书、考试、作官的三位一体的仕进之路，缓解了中小地主不能进入仕途而产生的不满情绪，减少了社会的不安定的因素。正因为如此，唐太宗看到当时人人参加科举考试的盛况时，不禁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2、隋唐以后，特别是宋、明、清等朝代，通过科举制度，把原来分散的选官权力完全收归中央，设专门的机构负责考试，又设机构负责中第者的任用，这对于加强中央集权，保证社会安定是极为必要的。宋以后各代，再无地方割据局面出现，且经济、文化多出现盛世，可见其积极意义。
3、科举制度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繁荣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历代科举考试都比较重视文学诗赋，宋代还曾专设词科，而且历代各级考试几乎都设有一场科考，规定必须有诗赋一首，都刺激了人们在诗词上大下工夫。无疑科举起了推动作用。
4、科举制度促进了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发展。隋唐以前，学校尤其是基层学校一直处于零散杂乱的状态。而隋唐以后，特别是明清，把学校与科举考试紧密地集合起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网络化学校教育体系，促进了古代教育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使封建统治者得以系统地培养符合自己统治所需要的官吏和知识分子。
（二）很明显，科举制度的弊端是伴随着它本身的产生而产生的，而且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而日渐显露，主要表现在：
1、科举制度把几乎所有人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科考上来，人的聪明才智全部用来应付各种考试，因此有人曾写诗道：″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特别是明清时，科考成为人们入仕的唯一的途径，更使人们成为应付科举考试的机器。而到明清时则专以四书五经为其考试内容，又规定了八股文为专门的科考文式，使读书人一味地读死书死读书，根本忽视实际才能的培养，成了一批可怜的书虫。科考中了以后也只能是封建统治者的奴仆。
《范进中举》节选自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三回，是全书最精彩的片断之一。它通过范进中举喜极而疯及中举前后生活遭遇的变化，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科举制度腐蚀读书人灵魂、摧残人才及败坏社会风气的罪恶，穷形尽现地表现了封建末世的世道人心，对各类市侩小人，进行了有力的鞭笞和嘲讽。全篇大致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自开头至“又骂了一顿”，写范进在考中秀才后胡屠户对他的“贺喜”和教训以及后来范进瞒着岳丈参加乡试而被骂的情形。作者借胡屠户之口，介绍了范进中举前贫寒的家境、困顿的生活：吃的是“每日小菜饭”，“这十几年，不知猪油可曾吃过两三回。”住的是“茅草棚”。穿的是破烂不堪的麻布直裰。同时，又利用胡屠户“贺喜”时对女婿的教训，反映了范进精神的猥琐和麻木不仁。屠户岳丈一顿市侩的教训竟然使范进“唯唯连声”，“千恩万谢”。而当范进向其借钱参加乡试时，又被夹七夹八的骂得“摸不着门”。偷试回来，又遭其痛骂一顿。这样，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刻画了范进科场乞丐的典型形象，也揭示出社会风气对人的灵魂的扭曲和异化。为下文中举发疯作了铺垫。第二部分从“到出榜那日”至“邻居各自散了”。写范进喜极发疯，再被“打”醒的情景。形象、深刻地刻画了范进、胡屠户及众人的心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文中先宕开一笔，让范进斯文扫地，为解家中无米之炊而去集市卖鸡换米。再写报录人报喜，邻居急告。范进确认自己“中了”后，喜极而疯。紧接着围绕救醒范进，描写了众人的活动和神态，惟妙惟肖地刻画了胡屠户前倨后恭的态度和势利小人嘴脸，第三部分从“范进迎了出去”至篇末。主要描写张静斋对范进的攀亲贺喜，送钱送房，极尽恭维拉拢之能事。进一步展示世态炎凉。
2、科举制度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束缚了人的发展，使人们耽溺于四书五经、八股文章之中，形成了不务实际的社会风气，而这些却实现了统治者梦寐以求的思想的大一统。但这种思想上的大一统却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越来越落后了。当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时，人们才从浑浑噩噩中惊醒，才发现世界上除了四书五经、八股文章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东西。人们开始认识到科举考试的危害，并群起而攻之，开始要求废除这一误人误国的科举制度。１９０５年，在全国的声讨中，清朝被迫宣布废除科举制度。
《聊斋志异》广泛地揭露了科举制度的弊端，批判了科举制度。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考弊司》《叶生》《王子安》等等。这些作品对考场的黑暗、考官的混愦，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对考生的变态心理作了入木三分的刻划。
《考弊司》写阴间主管考试的靠弊司司主虚肚鬼颁下定例，凡考生初次谒见，要先割脾肉一块孝敬司主，但贿赂丰者可以免割。可是他在堂上悬挂的楹联却是“孝悌忠信”“礼仪廉耻”。这正是对人间黑暗的考场和寡廉鲜耻的考官的无情揭露和辛辣讽刺。
作者不仅写了科举制度的黑暗，而且揭露了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灵魂的副食和精神摧残。王子安因对功名利禄的渴望而失去理智，自以为中了进士翰林，大摆进士翰林的架子，闹出了许多悲剧性的笑话。叶生因屡试不第竟一病不起。在《王子安》中作家对考生们的心理和神态，作了穷形尽相的描绘，他们入场考试，似丐、似囚、似秋末之冷蜂、似出笼之病鸟；他们盼望喜报，坐立不安，如痴如狂，对秀才士子灵魂的这些刻画细致入微。作品通过对知识分子变态心理的描写，告诉人们科举制度是怎样侵蚀人们的灵魂的。所以《聊斋志异》的更深刻之处，是它揭示了腐败制度对民族精神之摧残。
由于科举考试的目的是为国家挑选行政系统的官员，科举考试的内容必然集中在国家行政管理方面等政治性的内容上。社会中最有才华的成员将最大量的精力集中于对这方面内容的学习和研究之上。同时，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出于维护统治统治秩序的需要，必然将论证这种统治秩序合理性的政治理论奉为唯一的、统治性的政治理论，其他政治理论则被视为异端而遭到排斥和镇压。因此，科举考试中对考生考试成绩的评定，不是以其对政治方面的理论创新能力的高低为标准，而是以其对权威政治理论的熟悉度为标准的，因此科举考试的推行并不能刺激政治方面理论的更大发展。
由于科举制度能够一举改善参加考试者的政治地位，进而改变阶级属性，整个社会都盛行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观，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读书的内容就是科举考试的内容，也就是对权威政治理论的熟悉。其他的、尤其是涉及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即使研究者取得多大的成就，也不可能成为该研究者阶级地位跃升的凭借。因此，在这种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下，对不涉及科举考试内容的其他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研究被社会普遍观点认为是不务正业的“奇技淫巧”而倍受轻视，因此，这造成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文化中的边缘地位，这无疑大大抑制了中国古代社会在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上的进步。
所以，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利弊不言而语。
篇四:儒林外史,语
2015清朝科举制度
第1篇：清代的科举制度
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曾实行一千三百余年，至清代而臻于完备。今天，全国各地仍保存有许多与清代科举制度有关的文物建筑，如北京的国子监及树立其中的清代进士题名碑，曾作为殿试场所的故宫太和殿和保和殿，散见于各地的举人、进士匾额、牌坊及学宫遗址，以及历史档案中保存的各种考试试卷、考试规则等等。所有这些，均构成了我国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物建筑，如今已经成为静态的历史化石，为了将它们还原为一个个活生生的历史场面和过程，以飨导游和游人，我们就必须对清代科举制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一、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建立
清代科举制度是一种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所谓科举，也就是“分科举士”。
在中国历史上，选拔官吏成为一种有章可循的定制是在汉代。西汉初年，大官僚的子弟和拥有十万资产的富人商人除外）可以到京师作皇帝的侍从，进而补授其他官职。由于这种制度难以选拔真正优秀的人才，所以后来实行自下而上的推选制度，即察举制。其办法是由各郡国及公卿向中央举荐有学问、有道德、有才华的各种人才，具体科目包括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等等。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由中央任命“贤有识鉴”的官员，兼任各郡的“中正”，负责察访与之同籍的各地士人，评列为九等，作为朝廷除授官职的依据。由于各地的中正均为士族官僚贵族的成员，所以他们在评定士人品级时一般只重视出身门第而不重视才学，结果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情况，阻塞了普通士人入仕的渠道，也不利于统治阶级选拔人才。
作为选官制度，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都是建立在官员对于士人的主观性考察基础上的，必然缺乏公正。到了隋唐，一种凭借客观性考试来选拔官吏的制度取代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这种制度就是科举制。隋朝建立后，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在地方设立州、县学，其生徒可以“升进于朝”，参加秀才、明经科目的考试，由此而取得官职。各州也可以保荐文章华美的士人，参加考试。隋炀帝统治时期，又创立了进士一科，以考试诗赋为主，科举制度至此确立。
唐朝建立后，科举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唐代科举有两种：每年举行的称常举，由皇帝临时决定举行的称制举。科举考试分科进行，其中常举考试分为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一史、三史等科目，分别考试文章、诗赋、儒家经典、律法、书法、算学、历史等内容。在以上各科中，明经和进士两科最为重要，而进士科又较明经科更加受到人们的重视。唐代重要的官员大多出身于进士，考上进士者被视为“登龙门”。常举考试由吏部主持进行（唐玄宗时改为由礼部主持），参考的士人来自两方面：一是国子监（国学）和地方州、县学的生徒；二是所谓乡贡，即在家自学有成的士人。后者须自己向州县申请荐举，经考试及格后由州县贡到中央参加考试。制举科目有文辞清丽科、博学通艺科、武足安边科、军谋越众科等百数十种，平常人和官吏都可以参考。考中以后，原来是官吏的立即升迁，原来不是官吏的，也立即给以官职。
宋代和元代继续实行科举制度，并进行了一些改革。宋代进士和其他各科的功名分为“及第”和“同出身”两种，后又改为“及第”、“出身”和“同出身”三种。宋太祖时建立了殿试制度，即礼部考试后由皇帝亲自在殿廷再次进行考试，由皇帝赐给功名。北宋时，殿试第一名称榜首，第二、三名称榜眼，他们也都可称状元。南宋以后，改称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宋代科举考试仍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种，常科考试分为州府试（解试）、礼部试（省试）和殿试三级；至元代，这三级考试称为乡试、会试和御试。元代对科举考试进行了一项有历史影响的改革，即儒家经典经义的考试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中选题，答案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准。
明代科举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开始同学校制度紧密结合，只有府、州、县学的生员和国子监的监生，才有资格参加乡试。此外，明代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四书》为主，其文体采用八股文。由于明代科举制度基本为清代所沿袭，所以其具体情况可以参见下文关于清代科举的叙述。
二、清代的学校
清承明制，科举必由学校，即只有各类学校的生徒才有资格参加乡试。所以，要了解清代的科举制度，首先就要了解它的学校制度。中国古代在孔子之前没有私学，教育机构皆为国立，“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春秋之前实行世官制度，贵族子弟入学校学习，“学而优则仕”。战国以后，世袭身份制度逐渐打破，与此同时私学兴起，出身平民和破落贵族而经由私学成才的游士遍天下，成为各国选官的一个重要来源。在汉代察举制和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下，选官也不由学校。如前文所述，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实行，隋朝在地方建立了州、县学。唐代在中央设立国子监，分为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六学，招收官员和普通民家子弟入学；与此同时，在京都和各地设立地方学校。此外，还设有弘文馆、崇文馆等贵族子学校，专门招收皇族和高级官员的子弟入学。宋、元皆有国学，其生徒也同隋唐一样，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生源。清代文献中的“学校”，是指各类国立教育机构。清代设有各类官学，京师设有国子监、宗学、觉罗学、八旗官学等。各省设有府学、州学、县学。除这些官学外，还有私人和地方社会创办的私塾、社学、义学和学院等教育机构。所有这些官办和非官办的教育机构，构成了我们现代汉语中广义的学校。兹分述如下：
（一）私塾、社学、义学。清代童子启蒙教育，除富人延聘家庭教师教授子弟外，公共教育机构为私塾。私塾为私人、宗族或地方社会所办，延聘儒生（一般为秀才或老童生）担任教师。私塾讲授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等识字和启蒙教材，程度高的也选讲《四书》《五经》。社学和义学也属于启蒙教育机构，均起源于宋、元，一般为地方社会所创办。明初曾下令民间五十家设立一所社学，延聘教师以教育民间子弟，后废弛。清初复令每乡设置社学一所，择聘文行优秀者充当社师，官府免除其差徭，并酌给薪水。后来，这一制度也逐渐废弛。义学一般为地方社会或急公好义的人士集资创办，所以补社学之不足，专收孤儿和家境贫寒的生童入学。上述各学的学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称童生。
（二）府学、州学、县学。府、州、县学属于官学，由国家出资设立。童生经过考试合格入县学、州学、府学学习者，称生员，又称庠生、茂才、博士弟子，俗称秀才。换句话说，清代的生员（秀才），也就是国立府、州、县学的学生。府、州、县学皆由朝廷设置正副学官。其正学官，府学为教授，州学为学正，县学为教谕；其副学官，不论府学、州学、县学，皆称训导。学官既是作为学校管理者的官员，同时又是教师。他们一方面负责教授在校生员的学业，同时又负责管理本府、州、县的所有（在校和不在校的）生员。生员有品行不端或违反法纪的，首先交学官处理；情节严重须要按刑律处罚的，首先革去生员功名。府、州、县学的入学考试是科举制中的初级考试，每三年录取两次。各学录取生员皆有定额，按各地的文风高下、钱粮丁口多寡以为差别，自七八名至三四十名不等。如果
某地士民能够在战争期间保守、收复城池或捐输军饷，经奏准可以永久性增广其学额；遇有皇帝登基、万寿、巡幸、谒陵等典礼，可以一次性增广全国各地或部分有关地区的学额。生员分廪生、增生（增广生员）和附生（附学生员）三种。廪生每年由国家发给廪饩银（即助学金）四两，有为应试童生具保的责任。遇有廪生因各种原因出缺，由岁试（详下文）中名列一等的增生和附生递补。新入学的生员须在学学习三年，至下期新生入学为止。学习期间，必须参加月课和季考，无故不参加者给予处分，直至黜革。学习期满离校的生员，要参加每三年举行一次的岁考，以检验其是否坚持学业，视考试成绩给以奖惩。
（三）国子监。清代在京师设立的国学称国子监，亦称太学，其监内肄业的学生统称国子监生，但实际上分为贡生与（狭义的）监生两类。北京国子监琉璃牌坊“贡”者，贡于王庭之义；贡生即地方贡生员于朝廷。清代贡生有五种：
①岁贡。岁贡生由各府、州、县学食饩十年后的廪生按资历深浅挨次升贡，其名额视各府州县学之大小而不等，或一年、二年一名，或三年、四年、五年乃至十年一名。
②恩贡。遇有国家庆典或登基颁布恩诏之年，以本年当出岁贡廪生出贡，称恩贡；次年再以各学廪生排在最前列者充当岁贡。
③拔贡。拔贡由各省学政（学政一职详下文）对各学生员进行专门考试，选其优者充之；选拔最初无定期，乾隆七年后定为每12年进行一次。每届考试之年，由生员向自己所在的府、州、县学报名，经各学学官审查后申送本省学政参加考试。录取名额一般为每府学二名，每州、县学一名。
④优贡。优贡亦由各省学政考取，每三年一次，每省不过数人。
⑤副贡。清代乡试各省按正式录取举人名额的五分之一录取副榜，称副贡。以上五贡人员为正途出身，可以经礼部铨选做官，也可经考试入国子监读书（副贡不须考选）。除以上“五贡”之外还有所谓例贡，由生员和监生捐赀取得。
监生有四种：
①恩监。由各官学生考取和以孔子及先贤之后裔的身份入监者称恩监。
②荫监。荫监分为恩荫和难荫：清代文官京官四品以上、外官三品以上，武官二品以上，俱准送一子入国子监读书，这些人以及遇恩典特准入国子监者，称恩荫监生。此外，京官外官三品以上不论满汉，三年任满后勤于王事死难者，准其一子入国子监读书；各省布政使、按察使、盐运使以及各州县正印官、佐贰官死于王事者，亦准荫其一子嗣入国子监学习，俱称难荫监生。
③优监。优监系指以附生身份入国子监学习者。
④例监。例监系指以俊秀（即没有任何功名的平民）捐赀取得监生资格者。
国子监置祭酒、司业等官员，掌监生的教学和考试；设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等六堂，作为讲习之所。各类取得入监学习资格的人员，入监前须经考试，贡生取在一、二等，监生取在一等者，方能入学。国子监学生分内班、外班，均有定额；不论内、外班生，每月皆给膏火银。按照有关制度规定，内班住校，外班上课时到监。但实际上，这种教学制度年久日渐废弛，内班学生一般课考时方到监，外班更是形同虚设。国子监的学习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兼习书法，此外还可选修诸子和《十三经》《二十一史》。国子监生学习期间有大课、季考、月考等考试，以检验其成绩。在国子监肄业的人员，优者可按有关制度参加经廷试，任用为低级官员。由于国子监教学制度的废弛，监生并不务学，其名多为捐纳以及参加乡试的资格，为人们所轻视。
（四）其他官学。清代以太祖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什的本支子孙为宗室，俗称黄带子；以塔克什叔伯兄弟之子为觉罗，俗称红带子。清代在京师设有宗学，专收宗室子弟；设有觉罗学，专收觉罗子弟，两者皆隶属于宗人府。此外又设景山官学，选内务府三旗（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佐领、管领下的幼童入学；设咸安宫官学，选内务府三旗佐领、管领下的幼童以及八旗俊秀入学。
（五）书院。书院始于唐而盛于宋，至元、明、清普遍设立。唐玄宗开元十一年置丽正书院，本为修书之所，而当时士人读书之地，也有称书院者。宋以后书院为讲学之所，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称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河南的睢阳书院（应天书院）、庐山的白鹿洞书院和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为四大书院。书院或为官办，或为私办，其主讲人和管理者有洞主、洞正、堂长、山主、山长等各种称呼，而以称山长者最为普遍。
书院本为私人讲学的场所，而清初士人鉴于明末东林党之祸，讲学多顾虑不前，统治者更是有意限制私人讲学。当时清廷曾下令各省的提学官督率各府、州、县学教官讲求教育，此外“不许别创书院，群聚结党”。这一禁令后来虽然被废止，但清政府仍通过各种措施对书院加以控制，如由官方酌拨经费，由地方官员延聘、考核山长等，并且规定书院每月之课仍以八股文为主。这样，清代的书院也就同官办的府、州、县学一样，成为了科举制度的附庸。书院的生徒有生、童之分，前者为贡、廪、增、附、监生，后者为未曾入学的童生。
三、清代科举考试的程序
清代士人在应科举以求功名的路上，要经过考取生员、考取举人和考取进士这三个步骤。在这一过程中，要经过多次考试。确言之，清代各种科举考试可以归入生员考试、举人考试和进士考试等三个系列。在这三个系列中，秀才系列和举人系列的考试均与“学政”这一官职有关。
清代的学政是中央派往各省管理教育和科举事务的官员，其制源于宋代。宋代曾置提举学事司，掌一路州县之学政，并巡察所部儒师之优劣、士子之勤惰。明代除在各省设置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之外，还分设各种道员，其中有一种以按察司佥事提督学校的道员，称提学道，一般由京朝官简任。这种制度在清代继续沿用，雍正后统称“钦命提督某省学政”，一般称“学政”。学政多由朝廷在翰林院、詹事府官员中选任，由其他京官选任者也带翰林院编修或检讨衔；由于学政还兼有在派往省份考试武生的职责，因而又加提督衔。清代的学政三年一任，逢子、卯、午、酉乡试之年的八月简放，其基本任务有三个：第一是主持“院试”（详下文），录取各府、州、县学的生员；第二是主持各地检验生员学业的“岁考”；第三是主持作为乡试预备考试的“科考”。学政系朝廷使节，不受督抚节制，地位很高。下面将科举制度中生员、举人和进士三个系列的考试程序做一个大致的叙述：
（一）生员（秀才）系列的考试。
童生考取生员须经本县、本府（或本直隶州、厅）和学政的三级考试：
1、县试。县试由州县官主持，日期多在二月。其程序，童生向本县衙署的礼房报名，填写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三代存、殁、已仕、未仕之履历；或出具同考五人互相保结，或出具本县廪生的保结，保其身家清白，不属于优倡隶皂之子孙，以及没有冒籍、匿丧、顶替、假捏姓名等情，然后方准应考。县试一般共考五场，每日一场，黎明前点名入场，即日交卷。第一场为正场，试《四书》文两篇，五言六韵试贴诗一首；题目、诗、文的写法皆有一定格式和字数限制。第一场录取者准应府试，其余各场是否参考听考生自便。县试第一者称县案首，院试时惯例录取入学。
2、府试。府试由知府、直隶州知州、直隶厅同知主持，日期多在四月。因故未参加县试者，可于府试前补试一场，亦可参加府试。其他报名、具保、场次、考试内容等与县试相同。第一场录取者即准应院试，其余各场是否参考听考生自便。府试第一名称府案首，院试时惯例录取入学。
3、院试由学政主持。各省学政在三年任期内两次巡回各地，称按临，主持生员的岁考和科考；与此同时，进行童生的院试。因故未参加府试以及县试、府试均未参加者，均可经补考后参加院试。院试报名、结保、考试内容等与县、府试同，惟正场之前加试经古一场，考试解经、史论、诗赋等。院试场规较严。入场由学政亲自点名，认保、派保的廪生排立学政座旁，如有冒考、顶替者，查出究办；此外互保的五名童生还须互相觉察，如有容隐包庇，五人连坐。考生入场携带考篮，内装笔墨食物。为防止夹带，要进行严格的搜检，甚至要解发、袒衣，连鞋袜、文具也要检查，不许携带片纸只字进入考场。点名入场后，考场即封门，禁止出入。为防止考官徇情，试卷弥封糊名。院试录取的新生须填写亲供，书年龄、籍贯、三代以及身高相貌特点，由各州县学官出具印结，汇报学政。学政于大堂召集新生行簪花礼，然后分拨县、州、府学学习。留县者称县学生员，拨府者称府学生员。各府、州、县奉到学政发下的新生名单后，即通知新生定期穿戴雀顶蓝袍，齐集官署大堂设宴簪花；然后在府、州、县官的带领下，前往孔庙谒圣，再至学宫拜谒本学学官。此后即开始入学学习。
学政按临各地，除主持童生入学考试外，还负有整顿学风、检察生员品行和考察生员学业等责任。为此，他还须主持以下活动：科举考生雕像
1、观风、谒庙和放告。学政按临一地后，往往首先拟出经解、策、论、诗、赋等题目，令生员和童生选作，有时也就近到书院考试生童。这些活动旨在考察各地文化风俗，称观风。院试进行之前一日，学政着朝服谒文庙，在大成殿阶下行三跪九叩礼；礼毕升明伦堂，由学官宣读朝廷颁布的旨在规范士子品行的《卧碑文》和《圣谕广训》，诸生肃立环听；此后，由生员掣签讲书，各讲《四书》一章。讲书结束后，根据察访结果对品行学业优劣生员当众予以奖罚；然后查看文庙围墙，倘有破损，即令修理。谒文庙后学政回府州县官署放告，即准人民申诉冤屈，控告不法文武生员、贡生、监生。控状无关学校者不予受理，交当地知府处理。贡生、监生和文武生员犯法，其情节轻者惩戒，重者斥革。
2、岁考。学政到任后第一年按临各地，在主持院试之前对生员进行考试，旨在检查其学习情况，府、州、县学的附生、增生、廪生均须参加，称岁考。岁考实行“六等黜陟法”，即将考试成绩评定为六等，根据成绩对生员的身份进行黜陟，如增生、附生补为廪生，廪生降为增生、附生等。此外，对成绩考列五、六等者，还有青衣和发社两种惩黜。着蓝衫本为生员身份的象征，“青衣”处分即使被惩生员改着青杉，曰“青衣”；“发社”即由县学降入乡社学；最严重的处分是革黜为民。
3、科考。科考是乡试的预选考试，学政到任后第二年进行。成绩分三等，其一二等及三等大省前十名、中小省前五名准应乡试。除科考外，旨在选送参加乡试人员的考试还有生员、贡生、监生的“录科”和“录遗”。所谓录科，即科考成绩三等未获得参加乡试资格者、因故未参加科考者以及在籍监生、荫生、官生、贡生因名不列于本地学宫而不参加科试者，皆须于乡试之年七月由学政考试录科，方能送考；录科各省有定额。所谓录遗，即经录科考试仍未能取得参加乡试资格者以及未参加录科考试者，可以再参加一次考试，录取者也准其乡试。有些人员，可以不经科考、录科、录遗而直接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在这些人中，现任学官准由学政直接送考；在国子监肄业的贡生和监生，由本监官直接送考；正印官胞兄、弟、子、侄中随官员在任读书的贡生、监生，准许本官申送参考；学官、州县佐贰由本任地方官申送参考。
（二）举人系列的考试，即乡试。
清代通过乡试选拔举人，是取古代“乡举”之义。“乡举”一语见于《周礼》，言乡大夫向朝廷推举贤能。汉代察举制度举孝廉、举文学、举明经有道等，就是乡举，无需经过考试。科举制度建立后，乡举须通过考试，因而发展成为乡试制度。明清士子通过乡试后，即取得一种永久性功名———举人，可按科无限期参加礼部会试。
1、乡试的时间和考试内容。清代乡试三年一科，逢子、午、卯、酉举行，称正科；遇皇帝万寿、登基等庆典，增加一次，称恩科。如过庆典之年适逢正科之年，则改是年正科为恩科，原正科改在此前或此后一年举行。《周礼》有三年大比之制，故乡试之年亦称大比之年。乡试于八月举行，亦曰秋闱。乡试分三场进行。以初九、十二、十五日为正场，考生于每场正场前一日入场，后一日出场。考试内容，顺治初年规定第一场考《四书》《五经》，用八股文，谓之制义，亦称制艺、时艺、时文；第二场考论一篇，判五道，诏、诰、表择作一道；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五道。乾隆五十二年后，改第一场考《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第二场考经文五篇；第三场考策问五道，题问内容为经史、时务、政治。顺天乡试的《四书》题和贴试诗题由皇帝钦命，其余考试内容由主考、同考官员命题；各省乡试均由主考命题。
2、乡试的参考人员。清代乡试考场设于顺天府和各省。顺天乡试亦称北闱，参考者有两部分人：一为直隶、奉天、热河等省区以及满蒙汉军的生员和贡生、监生；二为各省的贡生、监生。各省乡试地点在省城，参考者为本省的生员。
3、乡试的考场。清代乡试考场称贡院。对于贡院的建筑结构，清末甲辰（1904年）科进士出身的商衍鎏先生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有过记述：顺天贡院建在京师崇文门内东南角，大门前有一座“天开文运”的牌坊，其他与各省贡院基本相同。各省贡院均建于省城东南，贡院大门上正中悬“贡院”墨字匾额，大门东、西建立两坊，分别书“明经取士”和“为国求贤”。贡院大门外为东、西两座辕门，大门分中、左、右三门。进大门后为龙门，门内又平开四门，取《尚书？虞书》“辟四门”以招贤俊之义。龙门直进为至公堂，是监临和外帘官的办公处所。在龙门和至公堂中间，有一楼高耸，名曰明远楼，居高临下，全闱内外形势一览无余。监临等官员可登楼眺望，稽察士子有无私相往来、执役人员有无代为传递之弊。至公堂再往后有一座飞虹桥，过桥即为内帘门。内帘的后部是正副主考和房官办公阅卷的场所。龙门、明远楼两侧是士子考试的号舍，号舍自南而北若干排，每排数十间乃至近百间，顺天和某些大省贡院的号舍总数可达万余间，中小省也有数千间。贡院四面围墙遍插荆棘，四角各有一楼，以为望。考试期间，贡院四周派军队分段驻守巡逻。
4、乡试的场规。清代乡试场规极严，对试前、试后、场内、场外，皆严立禁令。对士子夹带防范尤严，进场时进行严格搜检。为防止夹带，规定士子必须穿拆缝衣服，单层鞋袜，皮衣不得有面，毡毯不得有里；禁止携带木柜木盒、双层板凳、装棉被褥；砚台不许过厚，笔管须镂空，蜡台须空心通底，糕饼饽饽都要切开。严禁考官交通嘱托，贿卖关节，严禁士子与员役协同作弊，违禁者严处。1858年，顺天乡试发生舞弊案，主考官、协办大学士柏被问斩，数十名官员、士子受到包括死刑在内的严重处罚。
5、乡试的考官和阅卷、录取。
清代乡试的考官为正副主考，每省各一人（道光后顺天乡试的副主考为三人），负责命题、阅卷、录取。正副主考均由皇帝钦命简放，专用翰林进士出身的官员。其中顺天乡试用一、二品大员，其他省用侍郎、内阁学士、翰林院、詹事府和都察院的官员。除正副主考外，各省乡试还任用同考官帮助阅卷，同考官也称“房官”，各省8～18人不等。顺天乡试的同考官由礼部会同吏部选用科甲出身的官员担任，各省乡试的同考官由担任乡试“监临”的督抚考选，专用邻省接界三百里以外的在籍进士、举人。“监临”负责监察、总摄考场事务。顺天乡试以顺天府尹为汉监临，任用二三品满官为满监临；各省乡试以巡抚、总督为监临。此外，乡试还设监试、提调、帘官等人员负责管理考场。士子用墨笔作答的原卷称墨卷，出场交卷后由弥封人员将卷上姓名籍贯弥封。为防考官辨认考生笔迹之弊，将弥封后的墨卷编号交誊录人员用朱砂誊录，称朱卷。朱卷誊毕后，经对读人员与墨卷校对无误，分别套封，墨卷存于外帘，将朱卷交内帘阅卷。正副主考批阅各房荐卷，以头场为主，阅后结合第二三场的情况，互阅商酌，取定中额。放榜之日，按中式朱卷红号调取墨卷，当众开封，填写榜名，放榜公布。乡试放榜后各省试卷调礼部复查，称磨勘。房官未荐之卷和主考未取之卷，皆曰落卷，也须略加批语，试后发给考生。乾隆间，有时令督抚、学政对中式举人进行复试，嘉庆后成为定制，道光后定赴京复试。
6、乡试的中额。
清代乡试中额各省多寡不一，依文风之高下、人口之多寡、丁赋之轻重而定。如乾隆年间共取1200余名。乡试正榜取中者称举人，此外每正榜五名取副榜一名，亦称副贡。放榜之期在九月，第一名称解元，顺天乡试的解元例为直隶人。
7、乡试的放榜。
清代乡试于九月放榜，多选寅、辰日支，以辰属龙，寅属虎，取龙虎榜之意；又因时值秋季，桂花盛开，所以也称桂花榜。放榜时，正副主考、监临、房官、提调、监试等齐集公堂，拆墨卷弥封核实中式者姓名、籍贯；核实后交书吏唱名，唱毕填写正榜。榜由第六名写起，末名写完后再提写前五名，由第五名倒写至第一名，谓之“五经魁”。填榜至此，时已入夜，公堂上下燃起巨红花烛，经魁出于哪一房官即将红烛一对置于该房官案前，以表荣誉。经魁唱名声音特高，曰闹五魁。五经魁填写完毕后填写副榜。全榜填写完毕，将榜文加盖顺天府尹或本省督抚关防，载以黄绸彩厅，在鼓乐仪仗兵丁的护卫下，送到顺天府尹署或各省布政使司署、巡抚署前张挂。发榜第二天，在各省巡抚衙门举行“鹿鸣宴”，由主考、监临、学政内外帘官和新科举人参加。新科举人谒见主考、监临、学政、房官，然后依次入座开宴，演奏《诗经》中的《鹿鸣》之章，作魁星舞。新科举人第一名称解元，第二名称亚元，第三、四、五名称经魁，第六名称亚魁，其余称文魁，均由国家颁给20两牌坊银和顶戴衣帽匾额。匾额悬挂住宅大门之上，门前可以树立牌坊。新科举人第二年即可赴京参加礼部会试；会试一科或三科不中，也可以经过吏部的“拣选”或“大挑”就任低级官员。
（三）进士系列的考试，包括会试、复试和殿试。
“进士”一词，始见于《礼记？王制》，指可以进授爵禄之人，至隋朝开始成为取士科目，后为历代沿用。清代举人中式后即取得参加会试的资格，经会试、复试和殿试取中者，称进士。
1、会试。
清代会试于春季在京师贡院举行，试期多在三月，所以也称春试（春闱）；因由礼部主持，也称礼闱。会试每三年一科，逢丑、未、辰、戌年举行；遇乡试恩科，翌年之会试即为会试恩科，是年正科或提前或延后一年举行。会试考试、阅卷、场规和考试内容等基本同于乡试，惟第一场《四书》三题由皇帝钦命。会试考官于三月简放，初用内阁六部大员4～7人；咸丰后定制4人，一正总裁，三副总裁，以大学士及翰林进士出身的一二品官员者充任；同考官18人，与主考官同时简放，用翰林进士出身的实缺京官。清代会试中额各科多寡不同，一般为百余名或二三百名，最多一科为406名，最少一科为96名。会试四月放榜，中式者称贡士，其第一名称会元。
2、复试。
经会试取中的贡士，接着要参加复试。清初贡士本不进行复试，康熙五十一年因发生科场案，会试后进行了复试。雍正、乾隆两朝，复试间行之，至嘉庆初始成为定制，地点在皇宫保和殿。复试考《四书》文一篇，五言八韵诗一首，当日交卷。第二天派阅卷大臣评定成绩，分一、二、三等，列等者即准参加殿试。
3、殿试。
殿试于会试放榜一月后举行，乾隆二十六年定四月廿一日举行，廿五日传胪（公布名次），著为定制。殿试最初在天安门外，顺治十四年改在皇宫太和殿东西阁阶下，遇风雨时，在太和殿东西两庑。乾隆五十四年，又改太和殿在保和殿。殿试的内容为时务策一道，由读卷大臣拟出若干题，送皇帝钦定圈出，作为试题。殿试试卷的评阅，由皇帝任命读卷大臣进行（由于殿试在名义上是皇帝作主考，所以称读卷而不称阅卷）。读卷大臣共8名，首先由礼部开列大学士及进士出身的尚书、侍郎、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内阁学士的名单，奏请皇帝从中简派。殿试翌日，读卷大臣集于文华殿阅卷。其阅卷的进行，将全部试卷平均分给八名读卷大臣，各自先阅自己所分之卷，然后互相轮看，称转桌。最终成绩的核定一般推首席读卷大臣进行，其他人参加意见。成绩评定后，于廿四日向皇帝进呈前十本，钦定名次并公布引见，称小传胪。廿五日在太和殿公布全部名次，称传胪。殿试名次的排列分为三甲，一甲共三名，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殿试传胪后颁发上谕，一甲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第二名、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状元服殿试传胪典礼十分隆重。清晨，由銮仪卫在太和殿前设卤簿法驾，在檐下设中和韶乐，在太和门内设丹陛大乐；由礼部和鸿胪寺在太和殿内东楹和丹陛之上正中设黄案，丹陛之下设云盘，在午门外设彩亭御仗鼓乐。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各着朝服在丹陛之下左右序立，新科进士身着朝服，头戴三枝九叶顶冠，按名次奇偶序立东西丹墀之末。典礼时到，礼部堂官诣乾清门奏请皇帝礼服乘舆，引入太和殿升座。此时，中和韶乐奏隆平乐章；阶下鸣鞭三响。鞭用皮制，长一丈余，司礼者执鞭柄由下飞舞，回旋而上，鞭声清脆悦耳，响彻云霄。鸣鞭毕，丹陛大乐奏庆平乐章，读卷大臣等官员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礼。大学士进殿从东楹的黄案上取出黄榜，授给礼部尚书，陈于丹陛正中的黄案之上。这时，丹陛大乐又起奏，鸿胪寺官员引新进士就位，宣读制诰：“某年某月某日策试天下贡士，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传胪官唱第一甲第一名某人，引出班跪于御道左侧；唱第一甲第二名某人，引出班跪于御道右侧稍后；唱第一甲第三名某人，引出班跪于御道左侧再稍后处。然后唱第二甲某人等若干名，第三甲某人等若干名，不引出班。唱名毕，鼓乐大作，大学士至三品以上各官及新进士均行三跪九叩礼，中和韶乐奏显平乐章。典礼完毕，皇帝乘舆还宫。礼部尚书用云盘奉黄榜，置于彩亭之中，在礼乐仪仗下出太和中门至东长安门外，在长安街张挂三日。新进士左出昭德门，右出贞度门，一甲三人随榜亭由午门正中出。由于丹陛中石只有皇帝才可以踩践，所以午门的中路除非皇帝出行从不开启，殿试传胪后准许文武一甲进士由此门出，这是连亲王宰相也不能享有的隆遇。4、朝考。殿试传胪后五日，在保和殿举行进士朝考，以选拔翰林院庶吉士，称馆选。朝考内容为诏、论、疏、诗、赋等形式，前后不一；成绩分为一、二、三等。庶吉士的录取要综合复试、殿试和朝考三次考试的成绩等第，而以朝考成绩为主。一般说来，考四数者（即殿试二甲、复试、朝考一等）肯定可以录取；朝考成绩同时也是进士授官的依据。复试、殿试、朝考均重视楷法，书法不好者难取优等。
（四）武科考试。
清代科举考试除文科外，还有武科，在紫禁城箭楼前广场举行。武科中童生考取生员的童试，其县试、府试略同于文科；其院试每三年举行一次，于岁试文童考试时举行武童考试，科试之年不考试武童。武科的童试分内外场，第一、二场为外场，考试马射、步射、硬弓刀石；第三场为内场，考默写《武经》，如《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李靖问对》《黄石公三略》和《姜太公六韬》等。其中额，府学20名，小州县7～8名，中等州县12名，大州县15名。武科的乡试和会试俱分为三场。头场考试马箭，第二场考试步箭，再考试开硬弓、舞刀、掇石等，此为外场；第三场考试策、论，嘉庆后改为默写《武经》，此为内场。武科乡试的试期为十月，各省中额较文科为少。武举人会试落第者，可赴兵部拣选，任用为绿营兵的千总等低级武官。武科会试的试期在九月，中额一百名至二百名不等。会试后经复试、殿试，一甲一名授一等侍卫，二名、三名授二等侍卫；二甲选十名授三等侍卫，三甲选十六名授蓝翎侍卫，其余以守备（绿营官职）在兵部注册选用。
（五）制科。上述生员、举人、进士系列的考试，均为科举制度中的常科考试。除常科外，清代科举也有制科，或称制举，举行的次数很少。制科由皇帝在殿廷亲自进行。康熙十七年、乾隆元年两次开博学鸿词科，令中央和地方的官员举荐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均可应考。其试题为诗、赋、判等，成绩列在一、二等者俱授翰林官。除此之外，每逢皇帝登基之年令各地举孝廉方正、皇帝巡幸召试，也属于制科。
四、清代科举制度的废除
明清两代，不断有人抨击八股取士不能选拔人才。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东来，中国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另一方面，太平天国等国内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于是，清王朝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迫切需要经世应变之才以维持其统治。然而，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却不能适应这种时代的要求，当时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内政外交所需的其他许多知识，均出于科举士人的旧学视野之外。在这种情况下，科举制度的改革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科举制度的改革最初始于注重时务。1862年（同治元年），清政府认识到国子监“专课文艺，无裨实学”，下令“兼课论、策”，“奖励留心时务者”。1871年（同治十年），下令考取生员的童试加试算学；1895年（光绪廿一年），又下令加试时务，与算学任选一门。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废除八股是维新派的一项基本主张。百日维新中光绪帝发布上谕，指出八股文不能“励实学而拔真才”，下令“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不久，又根据张之洞、陈宝箴的建议发布上谕，详细规定了考试改革的具体内容：“乡会试仍定为三场。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又规定：“嗣后一切考试，均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不得凭楷法之优劣为高下，以励硕学而黜浮华。”然而不久戊戌政变发生，慈禧下令废除各项新政，上述有关科举考试内容的改革也被废除。八国联军之役后，清政府开始实行“新政”，最初计划对科举制度进行所谓“变通”，但很快就决定彻底废除。其大致过程是：1901年，宣布废除武科科举考试；同年，下诏举行经济特科。
1903年，经中央和地方官员保举，选拔“志虑忠纯，规模闳远，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186人，在皇宫保和殿举行了经济特科考试。这次考试主试、复试各一场，考试内容为论一篇、策一道；现任官员取中者略予升叙，举人贡生取中者任用为知县、州佐等官。对于文科常科考试，清政府于1901年8月颁布上谕，命自第二年起在乡试会试中废止八股文，首场改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第二场改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第三场改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其他考试均依此例。1903年3月，袁世凯、张之洞联衔上奏，说科举阻碍新教育制度的实行，请求将科举中额按年递减。
据此，清政府下令自丙午（1906年）科起，每科递减乡会试中额三分之一，三科减尽。至1905年9月，袁世凯、张之洞又上奏说：“科举一日不废，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学堂决无大兴之望”，请求从次年丙午科开始，将所有乡会试、各省岁考、科考一律停止。这一建议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实行一千数百年的科举制度至此被彻底废除。原来作为科举制度一部分的各种官学和书院，也先后被废除。1901年9月，清政府令“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1905年又下令裁撤国子监，设立学部主管全国教育行政；原来隶属于国子监的算学改隶钦天监，称钦天监算学；八旗官学也被并入新学堂。
五、清代科举制度的得失
有清一代，不断有人对当时实行的科举制度提出批评，至清末维新变法，人们对于它的抨击更是尖锐。从今天的观点看，清代科举制度可以说存在以下弊病：
其一，考试内容陈旧，引导知识分子穷毕生精力从事无用之学。清代科举考试内容以《四书》为主，即使在当时也存在空疏无用的弊端。清末维新派曾批评说，有人甚至中了进士都不知道汉武帝、范仲淹是谁。在这种考试制度下，士子往往以毕生精力读经，而对各种有裨实用的知识无心关注，无暇学习。顾炎武曾说明代士子平日只读八股文稿，其他书籍一概不读，“有一好学者欲通旁经而涉古书，则父师交相谯呵”，认为没有出息。许多士子皓首穷经，最终老死科场。到了列强环伺，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举制度下的学习内容就更加显得陈旧，更加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
其二，士人受到严酷的精神摧残，人格破损萎缩。在清代科举制度下，读书、参试、做官是士人谋求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的惟一途径，因此，在各级考试中中式几乎成为他们的第二生命。为此，科举士人往往数十年寒窗，皓首穷经，付出毕生的心血精力以求取功名，但最终金榜题名者少，名落孙山者多，许多人老死科场。乾隆四十九年会试，在参试的举人中有年届90岁者一人，80岁以上者20人，70岁以上者5人，结果没有一人中式。在年复一年的各级考试中，士子须忍受各种凌辱、辛苦和精神折磨。参考士子入场须经过搜身，考场中要忍饥受冻；出场后提心吊胆，坐卧不安；及到榜发，中式者甚至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欣喜而至于痴迷癫狂，名落孙山者则沮丧颓废，失魂落魄，痛不欲生。
其三，使得士人成为一个寄生阶层、特权阶层和封建政权的附属物。近代维新派思想家严复曾批评科举制度“滋游手”。他说，由于“士”不能直接创造物质财富，所以选士“必务精而最忌广，广则无所事事而为游手之民”。然而在科举制度下，却养了一大群科举士人，致使朝廷无法安置，他们自己也“无以自存”，必然导致国家“为乱为贫为弱”。严复还说明，在西方国家读书识字是国民所必具的基本素质，而且“四民并重，从未尝以士为独尊”。然而在中国，“以文字一门专属之士”，使得士成为凌驾于农工商之上的特权阶层。事实也正是如此，科举士人在清代免纳差徭，有特殊的司法地位。他们见官不下拜，举人、进士甚至可以拿自己的名片到官府要求拘押他人。生员穿戴象征自己身份的衣冠，荣耀乡里，包揽词讼，欺压良善的事情时有发生。封建统治者有意识地用科举功名笼络士人，钳制其思想，用一条无形的绳索将他们同封建王朝的命运连在一起，使得他们只能在为皇帝卖命的过程中谋求个人的荣华富贵或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不致成为封建王朝政治上的异己力量。
科举制度建立之初，唐太宗李世民看到进士们从考场缀行而出时，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清代国家选官进士、举贡、吏员三途并用，此外还有军功、捐纳等途径，但惟有进士、举贡为正途，科举制度对于士人的笼络束缚作用也就更加严重。在清代近270年的历史上，举人、进士反叛朝廷者几乎没有。成为统治者附庸的科举士人，很难正常履行知识分子批评政治、维护社会公正的职能。通过科举考试，士人还结成盘根错节的宗法性关系网。清代乡会试的中式者，对主考、房官称座师、房师，自称门生；后对本科的监临复试、朝考、殿试的阅卷官员，也无不认为师生。童生县试府试的案首对于府县官，入学生员、岁考取列优等因而补廪补增的生员以及拔贡优贡，对于本省学政也无不认为师生。此外，乡会试同科录取的士人互称同年；对于同年的父亲、祖父，称年伯、年太伯，自称年侄、年再侄。通过这种关系网，士人互相攀援，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是导致当时政治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我们今天回首来看科举制度，也可以发现它的某些积极意义。
首先，它为社会树立了尊重文化知识的价值取向。在科举制度下，“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其轻视体力劳动和社会实践的倾向固然不可取，但它反对“读书无用”的痞子哲学，引导人们学习书本知识，是值得肯定的。
其次，在科举制度下，稍具经济能力的农工商子弟都可以通过参加考试进入官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低层社会人士因此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进入中上层社会。这种社会纵向流动渠道的畅通是吸收民间人才参与国家管理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清代科举制度在这方面的经验可供借鉴。
第三，作为官员资格的考试制度，科举制度是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前身，近代西方的文官考试制度正是在吸收借鉴明清科举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的。今天，我们要建立法制化的公务员制度，清代科举制度所体现的平等精神和某些具体做法，仍有借鉴意义。
第2篇：清代科举制度形式科举考试发展到明清两朝，已日臻完善，不过与此也益发暴露出其腐朽的一面，而这一切也最终结束了它千余年的历史。
进士科考试是明清科举的主要形式，它共分为三级：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不过，在此之前，读书人必须通过由本县知县主持的县试和由知府主持的府试，取得童生的身份，才有资格参加正式的科举考试。在清朝，县试多在二月举行，而府试则在八月。
院试作为科举考试的最初一级，在府城或直属省的州治所举行，主持考试的长官称学政，学台或宗师。院试包括岁试和科试两种考试。童生通过岁试，就算“进学”了，即成为国家的学生，称为生员，俗称秀才，相公。岁试成绩优良的生员方可参加科试，科试通过了，方准许参加更高一级的乡试，叫做“录科”。
乡试在京城及各省省城举行，三年考试一次，一般在子，卯，午，酉年举行，考期多在秋季八月，所以又称“秋闱”（闱指考场）。其正副考官一般由皇帝任命在京的翰林及进士出身的部院官充任。
乡试有正式的考场，叫做贡院。贡院内建有一排排的号房，为考生住宿，答题之所。乡试发榜在九月，正值桂花开放，所以又称“桂榜”。乡试取中的称举人，第一名叫解元。乡试中举称乙榜。考中举人，不仅可以参加全国性考试，就是会试未能取中，也具备了做官的资格
会试和殿试是最高一级的考试，其中会试是带有决定性的考试，而殿试只定名次，不存在被黜落的问题。会试由礼部主办，在京城的贡院举行，一般在乡试的第二年，也就是丑，辰，未，戌年。考期多在春季的二三月，故此会试又称“礼闱”，“春闱”。会试被录取的人，称为贡士，第一命叫做会元。会试发榜时，往往正值杏花盛放，所以又称为“杏榜”。会试的主考官，在明朝多以翰林官充当，明末又多以内阁大学士担任，清朝称主考官为大总裁，由内阁大学士或六部尚书充任。
清朝新录取的贡士，在殿试之殿试前还必须进行一次复试，复试结果，按成绩分为一，二，三等，这个等级对于以后授予官职有很重要的关系。殿试在四月份举行，命义上由皇帝亲自主持。此外还要任命阅卷大臣，读卷大臣，协助皇帝评阅试卷。明清两朝的殿试都只考策问一场。
出榜分为三甲：一甲为赐进士及第，只有前三名，为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为赐进士出身若干名，第一名称为传胪；三甲为赐同进士出身若干人。在一，二，三甲的都泛称进士，中了进士，功名就到了尽头。殿试考中称为“甲榜”。按照清朝制度规定，殿试以后还要进行一次考试，叫“朝考”。殿试的状元，榜眼，探花不再参加朝考，朝考的第一名叫做朝元。
第3篇：清代的科举制度十多年前，笔者花3000元从河西走廊一家古玩店购得一份道光十三年（1833年）的文科殿试册。此册是用白宣纸精制而成，卷长233厘米，卷首注有考生履历、家庭背景和礼部弥封印，骑缝处有朱红玺印，并有毛笔书写的“礼字第捌拾伍号”。册中为策文，即正式答卷。册底有8位阅卷官姓氏和阅卷后的圈号。从册首履历看，是广东省肇庆府开平县司徒煦参加殿试时的答卷。
清代的科举制度分三级进行，即乡试、会试和殿试。
乡试，是在各省城设有“贡院”的地方进行。每三年一科，考试日期定在子、卯、午、酉年的八月初九至十五日，称为“正科”。遇有新君登极、寿诞庆典而特诏举行的，称为“恩科”。在清代，凡是在地方府、州、县学取得秀才资格者和中央国子监贡监生出身者均可参加乡试。乡试考中正榜的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
会试，是由中央礼部主持，在京城举行的全国性会考，在乡试中获得举人资质者，才有资格参加会试。会试的时间，清初定于二月，乾隆十年（1745年）改为三月。会试中榜者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
殿试，是历代也是清代最高一级的科举考试。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对会试中获得贡士资质者再行考核。清代殿试在会试后的四月举行。殿试的地点，清初在天安门外，以后改在保和殿。评阅殿试试卷的官员称为读卷官，清初为14人，以后减为8人。殿试的内容依时局的变化和朝政之需拟出策问考题，密封后送皇帝圈定。考生答写殿试册，有固定格式。册首写姓名、年龄、籍贯、履历及三代状况。笔者收藏的这份殿试册在册首写道：“应殿试举人臣司徒煦，年贰拾玖岁，广东肇庆府开平县人，由例贡生应道光捌年乡试中式，由举人应道光拾叁年会试中式，今应殿试，谨将三代脚包开具于后———三代：曾祖德音、祖浚明、父修。”册中的对策开头要书写“臣对臣闻”字样，中间部分为立论和答辩，文尾必须用“臣未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字样。答题不限字数，但最短者不得少于千字。
经殿试录取的进士分为三甲：第一甲称为鼎甲，只限三人，按顺序称为状元、榜眼、探花。第二甲、第三甲若干名。司徒煦这份考卷，用工整娟秀的楷书书写88行，1914个字，回答了道光宣宗皇帝关于用人治国保邦的策问，考中了第二甲第一名，钦点翰林庶吉士，后来外放到四川省石泉县（现北川县）任县令，官至陕西潼川府同知，正五品。
进士既是科举考试的终点，又是跻身政界显身扬名、光宗耀祖的起点。进士即使不做官，也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所以天下士人自垂髫启蒙开始，经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寒窗苦读，经县、府、院试成为秀才，经乡试成为举人（），再经会试成为贡士，经殿试成为进士。经此层层筛选，能参加殿试的人已为数不多，可谓人中之杰，笔者收藏的这件殿试册也算文中之粹了，因此很具史学价值、书法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如今，流散在民间能保存至今的殿试册已是凤毛麟角。在10年前的拍卖市场上，清代的殿试册仅拍万元左右，如今已涨到5万元以上了，而且很难求到。
第4篇：论清代科举考试对边远落后地区的士人采取优惠政策自古就有。在汉朝察举制时代，统治者在各地举额的分配上就曾对边疆地区的士人给予照顾。清代科举考试对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的考生的优惠政策更具体、更详细。
一、科举考试中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
清朝政府极为重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设立八旗科举以照顾满族、蒙古族的考生，此外又设翻译科用以选拔满族官员；积极采取措施保障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考生的考试权利，逐步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水平。
（一）八旗科举和翻译科
清朝的八旗包括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三个部分。随着社会逐渐稳定、文化教育不断发展以及选拔满族官员以维护统治的需要，清政府开始重视满洲的科举考试。顺治八年（1651）时，统治者专为八旗子弟设立一套科举制度。[1]满洲、蒙古人参加科举考试均享受优惠政策。顺治九年八旗开始参加会试。“先是乡、会试，殿试，均满洲、蒙古为一榜，汉军、汉人为一榜。”[2]在乡试、会试和殿试中，满族与蒙古族的进士列一榜，汉人与汉军八旗的进士列一榜，以照顾满族和蒙古族的考生。八旗乡试，康熙八年的时候“，编满、蒙为满字号，汉军为合字号，各取十名”[3]。康熙九年满、蒙编满字号，汉军编合字号，与汉人一同参加会试。八旗科举的乡试取中名额也有规定，“顺治八年，定满洲、汉军各五十，蒙古二十，嗣减满洲、汉军各五之一，蒙古四之二。”[4]。康熙八年的时候“，满、蒙取十名，汉军取十名”；乾隆九年的时候，“定为满、蒙二十七，汉军二十”；同治年间“，增满、蒙六名，汉军四名”[5]。八旗会试的取中名额，开始时“满洲、汉军进士各二十五，蒙古十”；康熙九年的时候，满蒙、汉军“各中四名”；后来没有具体的名额限制“，嗣亦临时请旨，无定额”。[6]八旗科举对满族和蒙古族实行优惠政策，从一方面看是为了维护满清贵族的统治，带有民族歧视的意味；但从另一方面看，满族、蒙古族是北方的游牧少数民族，文化基础非常薄弱，识文断字的人不多，让他们参加科举考试并实行倾斜政策有利于满蒙民族文化水平的提升，是教育公平的体现，是文化教育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除了八旗科举外，满洲八旗子弟还可以参加专门为他们设置的翻译科考试“，雍正八年，诏八旗满洲于考试汉字生员、举人、进士外，另试翻译”[7]。翻译科分为满洲翻译和蒙古翻译两种。翻译科的考试分童试、乡试、会试三级，“诏免殿试，俱赐进士出身”[12]，所以没有殿试。翻译科的设置有利于保存满族和蒙古族的语言文化，有利于促进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和谐发展。清初，满族和蒙古族的文化教育水平远远落后于中原的汉族，如果不考虑文化发展水平只强调“凭才取士”，分数面前人人平等，那么将不利于这两个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的发展。八旗科举和翻译科的设立，保存了少数民族文化，提高了满、蒙古等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此外，翻译科的设立也使蒙古族、满族的文化得以流传，少数民族的文化能得到迅速的发展。
（二）保障其他少数民族考生权利的措施
清朝的科举考试不仅是对满族和蒙古族实行倾斜政策，对其它少数民族也尽量采取优惠政策，以带动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如在乡试中，“湖南的乾州、凤凰、永绥三厅，保靖县苗疆，嘉庆十二年编边字号，应试士子至三十人取中一人，苗生数至五十人，编田字号取中一名”[8]。为了保障苗族考生的礼仪，规定如果苗族考生人数达到50人，就另外编号取一名。前面已经提到，在少数民族较多的甘肃、青海、新疆等地，乡试中也另编字号保证这些地区的考生中人数。在童试中，出现冒籍考试进而挤占少数民族指标的现象，为此清政府采取措施以保障少数民族考生的权利。如为了防止湖南考生冒考瑶籍，湖南的学政钱沣建议童生考试前要查明“实居瑶地，确有户族田庐科凭”，还要“取具瑶头，瑶总甘结”，然后才可以参加考生[9]；清政府在顺天府的童试中实行的审音制度以照顾少数民族的土司子弟入学等[10]。清政府为了维护少数民族考生的利益，积极采取措施保障其取中的机会。这不仅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贵族以及中下层的平民子弟参加科举而考中举人、进士，加大少数民族人才培养的力度，也有利于推动民族教育的发展，提高民族地区的文化水平，实现各民族文化教育的和谐发展。
二、科举考试中对边远落后地区的优惠政策
清代，作为“国家抡才大典”的科举制度日趋走向完善，不管文举还是武举，都实行分省定额，为了照顾边远落后地区的考生而实行明通榜，并对参加会试的边远地区考生发放路费等。
（一）乡试中举人取中的的分省定额
明朝的举人名额实行分省定额录取制，清代乡试沿用明制，也实行分省定额录取，但是名额的划分比明朝更为详细、更具体。
在清代，各省乡试的名额“依文风之高下、人口之多寡、丁赋之轻重而定”[11]。为了照顾边远落后地区的考生，在省内专门划出一定的名额，另编字号专门录取这些地区的考生。如顺治二年在陕西省内另编丁字号取宁夏两名、编聿字号取甘肃二名；康熙三十六年将隶属陕西的凉州、西宁编聿左字号，甘州、肃州编聿右字号，各取一名；雍正八年为隶属陕西的榆林等地编木字号取一名；乾隆三十六年将凉州归为通省卷内，甘州、西宁编聿左号，肃州、安昌、乌鲁木齐等编聿右号，各取一名。光绪元年陕西和甘肃分开，陕西取41名，甘肃取30名。康熙二十六年在福建省为台湾考生另设台字号，后改为至字号。[12]虽然为这些边远落后地区划定的录取名额较少，但是毕竟还是以硬性的政策保障了这些地区的知识分子有机会参加会试进而考中进士。甘肃、宁夏、新疆、青海等地区少数民族较多，经济欠发达，文化教育水平也滞后。如此详细、具体的分省定额可以避免遗漏这些地区的优秀的知识分子。这也有利于发展边疆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缩小与文化教育发达的地区的距离，推动各地区、各民族文化教育的和谐发展，促进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本文章来自：
（二）会试中的分省定额
分南北中三卷考试是在明朝宣德元年（1427）正式形成，其中南卷取中人数占55%，北卷为35%，中卷为10%。[13]清朝初年，会试沿用明代的南北分卷考试制度，以文取人，一切以考试成绩定去留。顺治九年（1652）改会试为南北中分卷考试，康熙五十一年，“以各省取中人数多少不均，边省或致遗漏，因发南、北官、民等字号，分省取中。按应试人数多寡，钦定中额。”[14]各省依据报考人数确定录取名额“，按应试人数多寡，钦定中额”[15]。表1显示，明朝嘉靖五年时录取的301名进士中，中部考区内的四川为15人，而广西只有3人，贵州仅1人；从比例上来说，四川的考中进士人数分别是广西、贵州的5倍、15倍；在南部考区和北部考区内也存在录取人数相差较大的情况。表2是顺治九年（1652）的进士（不包括顺治九年策试满洲八旗进士）籍贯统计，南部考区内的浙江、江苏的分别为47、65人，广东3人；浙江的进士人数是广东的15倍，江苏的进士人数是广东的22倍；在中部考区内，四川、云南、广西、贵州四个省为0，这对这些地区的士人来说，无疑是一次很大的打击，同时也不利于边远落后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由此可见，南北中分卷录取并没有考虑到南部考区、北部的考区和中部考区内部的差异，也就是说没有考虑到大考区内各省之间的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在同一个考区内，也会因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录取人数的不均，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很难考中进士。
实行分省取中定额后，按各省应试人数多少来确定该省进士录取人数。由于各省大小不一，所取中的进士名额也不同，多则30至20余名，少则10余人或数人，[16]但边远落后地区不会再出现零进士的现象。分省定额录取制度考虑到了区域发展的内部差异，以固定的名额确保文化教育落后地区的文人考中进士，使得这些地区的优秀知识分子能够通过努力学习考中进士进入上层社会。有人对明清两代的几个省份进士取中数额进行了统计，从数据中可以看出，边远落后地区的云南、广西、贵州、辽东地区清代的进士取中数额与明代相比，有大幅度的增加，而浙江、江西、福建等发达地区在明代的进士取中数额较多，而在清代则有一定程度的减少。很明显，清代的分省定额录取制度营造了积极向学的良好社会风气，激发平民百姓积极学习文化知识，加速了落后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明显缩小了地域间人文教育水平的差距”[17]，有利于实现各地区文化教育的和谐发展。
篇五:儒林外史,语
儒林外史好词好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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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儒林外史好词二 儒林外史好句
儒林外史好词
一 儒林外史好词
1 . 味同嚼蜡：像吃蜡一样，没有一点儿味。形容语言或文章枯燥无味。
2 . 水流花谢：谢：脱落。指河水流逝，花儿也凋谢了。形容景色凋零残败，用来比喻局面残破，好景已不存在，无法挽回。亦作“花谢水流”。
3 . 风餐露宿：风里吃饭，露天睡觉。形容旅途或野外工作的辛苦。
4 . 蓬蒿满径：飞蓬、青蒿布满小路。形容多日无人出入之处。
5 . 阒然无声：形容寂寞得一点声音也没有。
6 . 一丝不苟：苟：苟且，马虎。指做事认真细致，一点儿不马虎。
7 . 淹淹一息：形容呼吸微弱，濒于死亡。同“奄奄一息”。
8 . 动人心魄：魄：迷信者指依附人形体而存在的精神。形容使人感动或令人震惊。
9 . 再三再四：重复好几次。
10 . 不可限量：限量：限定止境、数量。形容前程远大。
11 . 发蒙振聩：声音很大，连耳聋的人也听得见。比喻用语言文字唤醒麻木的人。
12 . 夸夸而谈：形容说话浮夸不切实际。
13 . 不知其详：不知道他的详细情况。
14 . 果不其然：果然如此。指事物的发展变化跟预料的一样。
15 . 国而忘家：指为国事而忘其家。
16 . 愁眉苦脸：皱着眉头，哭丧着脸。形容愁苦的神色。
17 . 口若悬河：若：好像；悬河：激流倾泻。讲起话来滔滔不绝，象瀑布不停地奔流倾泻。形容能说会辨，说起来没个完。
18 . 水泄不通：泄：排泄。像是连水也流不出去。形容拥挤或包围的非常严密。
19 . 漏网之鱼：逃脱鱼网的鱼。比喻侥幸逃脱的罪犯或敌人。
20 . 丧家之狗：比喻失去依靠、无处投奔或惊慌失措的人。
21 . 釜底抽薪：釜：古代的一种锅；薪：柴。把柴火从锅底抽掉。比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2 . 天作之合：合：配合。好像是上天给予安排，很完美地配合到一起。祝人婚姻美满的话。
23 . 传杯换盏：指酒宴中互相斟酒。
24 . 如雷灌耳：①形容声音大（多指语音）。②形容人的名声很大。
25 . 闭月羞花：闭：藏。使月亮躲藏，使花儿羞惭。形容女子容貌美丽。
26 . 求贤若渴：象口渴思饮那样访求贤士。形容罗致人才的迫切。
27 . 无影无踪：踪：踪迹。没有一点踪影。形容完全消失，不知去向。
28 . 万籁俱寂：籁：从孔穴中发出的声音；万籁：自然界中万物发出的各种声响；寂：静。形容周围环境非常安静，一点儿声响都没有。
29 . 如梦方醒：象刚从梦中醒来。比喻过去一直糊涂，在别人或事实的启发下，刚刚明白过来。
30 . 一见如故：故：老朋友。初次见面就象老朋友一样合得来。
儒林外史好句
二 儒林外史好句
1 . 半年之后，朝廷果然遣一员官，捧著诏书，带领许多人，将著彩缎表里，来到秦老门首；见秦老八十多岁，须鬓皓然，手扶拄杖。
2 . 说罢，荀员外下来拜了，求夫子判断。那乩笔半日不动，求的急了，运笔判下一个“服”，字。陈礼把沙摊平了求判，又判了一个“服”字。一连平了三回沙，判了三个“服”字，再不动了。
3 . 乡里人听见锣声，一个个扶老携幼，挨挤了看。轿子来到王冕门首，只见七八间草屋，一扇白板门紧紧关著。
4 . 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著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后，味同嚼蜡。自古及今，那一个是看得破的？
5 . 须臾，浓云密布，一阵大雨过了。那黑云边上，镶著白云，渐渐散去，透出一派日光来，照耀得满湖通红。湖边山上，青一块，紫一块。树枝上都像水洗过一番的，尤其绿得可爱。湖里有十来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
6 . 屋后横七竖八条田埂，远远的一面大塘，塘边都栽满了榆树、桑树。塘边那一望无际的几顷田地，又有一座山，虽不甚大，却青葱树木，堆满山上。
7 . 羡尔功名夏后，一枝高折鲜红。大江烟浪杳无踪，两日黄堂坐拥。
8 . 只道骅骝开道，原来天府狡龙。琴瑟琵琶路上逢，一盏醇醪心痛！
9 . “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
10 . “三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
11 . “嗅窗前寒梅数点，且任我俯仰以嬉；攀月中仙桂一枝，久让人婆姿而舞。”
12 . “新年略有俗务，三四月后，自当敬造高斋，为平原十日之饮。”
13 . 当下牛布衣吟诗，张铁臂击剑，陈和甫打哄说笑，伴着两公子的雍容尔雅，蘧公孙的俊俏风流，杨执中古貌古心，权勿用怪模怪样：真乃一时胜会，两边船窗四启，小船上奏着细乐，慢慢游到莺脰湖。
14 . 自古道：‘蜂虿人怀，解衣去赶。’
15 . “真乃‘载华岳而下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
16 . ‘天下何人不识君，？
17 .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
18 . “恁大年纪，尚不曾娶，也是男子汉‘漂梅之侯’了。但这事也在我身上。”
19 . ‘今虽老而丑，我固及见其姣且好也。’
20 . ‘蒲柳之姿，望秋先零（经典语录
21 . “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
22 . “君子以果行育德。”
23 .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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