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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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是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发动的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变法自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至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结束，故亦称熙宁变法、熙丰变法。
王安石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变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非法渔利也进行了打击和限制。但是，变法在推行过程中由于部分举措的不合时宜和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如保马法和青苗法)，加之新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元丰八年(1085年)，因宋神宗去世而告终。
“王安石变法”的成败得失
南宋以来，学者们普遍认为“王安石变法”(包括“熙丰改革”)失败了。我认为，王安石变法在当时确实失败了，但是在某些领域、某些历史时段却取得了很大成效，并且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就“农业的命脉”——水利建设来看，治理黄河决口改道确实失败，但是，通过“农田水利法”发动起来一场史无前例的全国范围的兴修水利的高潮，六七年间就修理或新建了1万多处水利田，这是几百年不见的重大成绩和成功。在竭力开源节流的基础上，政府财政收入大增，官库丰盈，一举扭转了入不敷出的窘境。在此有利条件下，持续大力兴建学校，发展教育;制造了巨量的武器装备，提高了军队战斗力，开始谋划战略进攻，并且开始了局部进攻。
从避免亡国、恢复汉唐旧疆、重塑社会等远大理想和目标来看，王安石变法确实失败了，并且是惨不忍睹的大败。对此，王安石和宋神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的重大失误在于没有从根本上科学解决皇帝接班人和宰相执政团队的选任及权力运行与监督问题。结果，宋神宗死后，以曹太后和宰相司马光为首的反变法派上台执政，轻而易举地废除了很多新法，并且贬斥、迫害变法派，开启了北宋晚期越来越惨烈的打击报复的“党争”魔盒……新法本身确有缺陷，实行一段时间后又出现新问题，理应实事求是地仔细甄别，及时纠错补缺。虽然曹太后和司马光等保守派并非邪恶之人，主观上也是希望宋朝稳定繁荣，但是其倒行逆施行为却导致财政恶化，激发严重的内讧报复，造成恶劣影响。更加严重、极端令人遗憾的是，王安石新法的内在缺陷未能加以完善却横遭破坏，使古老伟大的中华民族痛失战略机遇期。本来，确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唐宋时期的中国社会确确实实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有条件、也有可能再创辉煌，产生划时代的跨越。王安石和宋神宗死后300多年，亚欧大陆西端的欧洲开始逐步强势崛起，而他们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制瓷术等冲破封建社会门墙的革命性技术，恰恰来源于宋朝。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登飞来峰》)。900多年前的王安石确非“常人”，他为官清廉，生活俭朴，从不追求奢靡，“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黄庭坚语)。他既勤奋研习学问，又经常深入基层，“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王安石学识渊博，且能学以致用，讲求事理，“唯理之求……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无怪乎古人称其“所见终是高于世俗之儒”(刘安世、程颢语)。最难能可贵的是，面对国家的乱局危局，王安石忧国忧民，勇于担当，用雷厉风行的改革给萎靡因循的北宋中期政坛注入一股强烈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精神。许多新法在当时收到良好效果，也符合历史发展大趋势。到灾难深重的清末民国时期，严复、梁启超等有识之士纷纷认识到王安石及其新法的可贵可佩。他的新法还启发过美国政府推出新政以克服1929—1933年的大萧条危机，以至于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1944年深深感佩并且“誉王安石为中国历史上推行新政之第一人”。诚如邓广铭先生所言：“王安石是一个具有高尚品格的人，是一个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他的一些思想的卓越高明，远远超出了当时一般知识阶层的人群之上。”他忧国爱民的人文情怀，兴利除弊的改革创新精神，重视农业生产、扶持中小工商业者、开源与节流并举、抑制贫富分化、重视教育文化、加强国防等主张，仍具有借鉴价值。再纪念王安石，再研究王安石变法，再探讨宋代和这一时期全球历史的经验教训，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