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启立

胡启立篇一
《胡启立》

“不好意思，刚才到汉口谈生意去了，来晚了。”昨日下午5时，记者在武汉科技学院见到胡启立，他的身后是一辆崭新的宝马车。 　　贫困大学生成功创业 　　胡启立是武汉科技学院电信学院应届本科毕业生，红安农村人。4年前，他借债上大学。在大学期间，他打工、创业，不仅还清了债务，为家里盖起了两层洋楼，自己还在武汉购房买车，拥有了自己的培训学校。 　　他创业走过了怎样一条路?学校师生对他创业又是如何看的呢? 　　从小收购土特产卖 　　胡启立1982年出生在红安县华河镇石咀村一个普通农家，父亲在当地矿上打工，母亲在田里忙活。 　　在胡启立3岁那年，父亲在矿上出事了，腿部严重骨折瘫痪在床，四处求医问药。三年后，父亲总算能下地走路了，可再也不能干重活累活。为给父亲看病，家里几乎家徒四壁。 　　胡启立的父亲不能下地干活，只得开了家小卖部，卖些日用品。胡启立小小年纪就经常跑进跑出“添乱又帮忙“，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从小就接触到了买和卖。 　　慢慢长大了，胡启立在商业方面开始显才。全村20多个同龄小孩，他的年龄和个头都不是最大的，但却是“领袖”，他经常带着同伴们去挨家挨户收购土特产，如蜈蚣、桔梗、鳝鱼等，卖到贩子手上，挣些零花钱。 　　2002年，胡启立读高中，学习成绩还不错，正在读高一的弟弟辍学外出打工，给哥哥赚学费。胡启立心里不是滋味，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考上大学，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 　　胡启立说，他从那时就开始规划自己的大学生活：大一好好学习，尽量多去学点东西，从大二开始，寻找机会挣钱，力争大学毕业的时候，自己能当上老板。 　　高考时，他本打算报考一所商学院，却遭到家人的反对，好在他对电子也有兴趣，最后选择了武汉科技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贴海报发现校园商机 　　2002年9月，胡启立带着对大学生活的憧憬，和从姑姑那借来的4000元学费，到武汉科技学院报到。 　　进校后，胡启立感觉大学生活比高中生活轻松多了，空闲时间也多，他利用这些空闲时间逛遍了武汉所有高校，也熟悉了武汉的环境，这为他的下一步创业打下了基础。 　　大学时间相对充裕，稍不注意就会养成懒散的习惯，胡启立是个闲不住的人，他决定提前走入社会，大一下学期就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比原定计划提前了半学期。 　　2003年春季一开学，胡启立开始给一所中介机构贴招生海报，这是他找到的第一份兼职工作，并且交了10元钱会费。 　　“贴一份0.20元，贴完了

来结账。”中介递给他一沓海报和一瓶糨糊，胡启立美滋滋地开始往各大校园里跑。 　　“贴海报，看起来容易，其实很难做的。”胡启立没想到贴份海报，还要受人管，一些学校的保安轻者驱赶一下，严重的会辱骂甚至动手。 　　3天后，胡启立按规定将海报贴在了各个校园，结账获得25元报酬。同行的几人嫌少，都退出了，而胡启立却又领了一些海报，继续干起来。不过，他心里也开始在想别的门道了。 　　一次，他在中国地大附近贴海报时，看到一家更大的中介公司，就走了进去，在那里遇到一位姓王的年轻人。 　　王某是附近一所大学的大四学生，在学校网络中心搞勤工俭学。几个学生商量，能不能利用网络中心的电脑和师资，面向大学生搞电脑培训。网络中心同意了，但要求学生们自己去招生。 　　“只要你能招到生，我们就把整个网络中心的招生代理权交给你。”王某慷慨地说。胡启立想，发动自己在武汉的同学帮忙，招几个人应该是没问题，就满口应承下来。 　　做招生宣传要活动经费，胡启立没有经验，找几个要好的同学商量，结果大家都不知道要多少钱。有的说要5000元，有的说要2000元，最后胡启立向王某提出要1800元活动经费，没想到王某二话没说，就把钱给了他 胡启立印海报，买糨糊，邀请几个同学去各个高校张贴，结果只花了600元钱，净落1200元。这是他挣到的第一笔钱。 　　尽管只花了600元钱，但招生效果还不错，一下子就招到了几十个人。然而，这些学生去学电脑时却遇到了麻烦，因为动静搞大了，学校知道了这个事情，叫停了网络中心的这个电脑培训班。胡启立几次跑到网络中心，都没办法解决这个事情。他无意间发现网络中心楼下有个培训班，也是搞电脑培训的，能不能把这些学生送到那去呢? 　　对方一听说有几十个学生要来学电脑，高兴坏了，提出给胡启立按人头提成，每人200元。非常意外地，胡启立一下子拿到了数千元钱。 　　办培训学校，圆了老板梦 　　2005年，“胡启立会招生”的传闻开始在关山一带业内传开了。一家大型电脑培训机构的负责人找胡启立商谈后，当即将整个招生权交给他。 　　随着这家培训机构一步步壮大，胡启立被吸纳成公司股东。但胡启立并不满足，他注册成立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一家专门做校园商务的公司。 　　胡启立谈起成立第一家公司的目的：“校园是一个市场，很多人盯着这个市场，但他们不知道怎么进入。成立公司，就是想做这一块的业务，我叫它校园商务。” 　　同时，胡启立发现很多大学生通

过中介公司找兼职，上当受骗的较多，就成立了一家勤工俭学中心，为大学生会员提供实实在在的岗位。他的勤工俭学中心影响越来越大，后来发展到7家连锁店。“高峰时，每个中心能有一万元左右的纯收入。” 　　2005年下半年，由于业务越做越大，胡启立花20多万元买了一辆丰田花冠轿车，在校园和自己的各个勤工俭学点奔跑。去年9月，他又将丰田花冠换成30多万元的宝马320。记者问他为何换名车，他说：“谈生意，好车有时候是一种身份证明吧。” 　　在给一些培训学校招生的过程中，胡启立结识了一家篮球培训学校的负责人，开始萌生涉足体育培训业务的念头。经过多次考察比较，2006年底，胡启立整体租赁汉阳一所中专校园，正式进军体育培训。当年招生100余人，今年的招生规模预计是300人。“以前都是为别人招生，这次总算是为自己招了。” 　　如今，胡启立已涉足其它类型办学，为自己创业先后已投入200万元左右。 　　师生眼里，他是个怪才 　　尽管现在成了校园里的创富明星，但胡启立一点也不张扬。 　　虽然在外面买了房子，但胡启立现在还和以前一样住在学生宿舍，吃食堂，而且他看上去和大多数同学差不多，只不过稍显得老成一些。 　　只是在学校很难见到他的人，用同学们的玩笑话来说：“谁要想见他，都要提前一个月预约。”他和同学关系都比较好，虽然经常不在学校，但是如果有消息的话，一般不出半天就会通知到他。 　　“他是个怪才，我们都很佩服他。”胡启立的同学裴振说，其实，班里对胡启立的看法，分成两派：一部分人十分羡慕他，大学还没毕业就能自己赚钱买车买房;另一部分人认为他虽然创业成功了，但学习没跟上，而且他现在从事的工作和专业没什么关系，等于放弃了自己的专业，怪可惜的。 　　胡启立在大学期间，学校也为他创业提供了帮助，从院长到老师，都为其创业和学习付出了更多心血。由于忙于创业，耽误了一些课程，学校了解他的特殊情况后，特事特办，按规定允许他部分课程缓考。 　　班主任杜勇老师谈起自己的这个特殊学生，也连说：“我带过很多学生，但胡启立是其中最特别的，创业取得的成绩也较大。”他认为在现在大学生就业形势整体不太好的前提下，大学生自主创业，不仅解决了自己的就业问题，做得好的话还可以为别人提供岗位。“但要是能兼顾学业就更好了。”

胡启立篇二
《胡启立忆耀邦同志：我心中的耀邦》

胡启立忆耀邦同志：我心中的耀邦

央视国际 (2005年12月07日 09:32)

人的一生，或大或小，或深或浅，都要受到社会或他人的影响。在我七十多年的人生历程中，如果有人问我，什么人对你的影响最大、最深刻？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耀邦同志！在我一生的许多关键时刻，耀邦同志用他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为我指明了做人、处世的原则和道理，支持和帮助我走过人生坎坷之路。

团中央整个机关就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毫无等级观念和衙门习气，是最没有官气、民主和谐的一个机关

我和耀邦同志相识于上个世纪50年代。那是1955年8月，全国学生联合会第十六届代表大会召开，当时耀邦同志已经是团中央书记，而我只不过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就在那次会议上，我被选为全国学联主席，并被告知要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听到这个消息，我又激动又紧张，见到毛主席时该说些什么话？毛主席如果问我什么问题该怎么回答？哪些事该向毛主席汇报？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也许体谅到我当时的心情，就在我苦苦思索的时候，耀邦同志找我来了。他先是解除我的紧张情绪，说毛主席是人民领袖，他老人家平易近人，尤其关心爱护青年人，完全用不着紧张，随后又对我进行了具体细致的辅导和帮助。他启发我说，毛主席可能会问你们讨论了什么问题，同学们有些什么意见和要求。我说，那问题就多了，不知道该反映哪一条好。耀邦同志耐心地听取了我的叙述，不厌其烦地帮我归纳出几个问题：要加强形势的学习和教育，要增强社会实践，要有应对困难的思想准备等。然后又教导我说，你是学生代表，要从学生的要求角度提出问题，不能从团干部角度提问题。于是我又把同学们的意见归纳为想听形势报告，但一些领导同志请不来；想参观工厂，但因为各种原因不让去；毕业后走入社会，遇到困难容易悲观失望等等。

到了毛主席那里，我按耀邦同志帮我思考归纳的几个问题，一一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听了后很高兴。针对青年对困难思想准备不足，遇到困难会悲观失望的问题，毛主席专门讲了一大段青年人应该如何对待困难的话。毛主席说：“整个社会的前途是越来越光明，不是越来越黑暗，但是也不会像探照灯那样，笔直地照向天空。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战争时期有战争时期的困难，和平时期有和平时期的困难，和平时期的困难不一定比战争时期的困难小，甚至会更大。老一辈人死了，困难就是青年人的了，当然，那时候你们的条件会更好些„„”

毛主席的话，当时我听得似懂非懂，心想革命战争时期斗争真刀真枪，你死我活，要流血甚至要豁出生命，那该有很多艰难，和平时期也会有困难，但怎么会比战争时期困难更大呢？半个世纪过去，经历了反右运动、庐山会议、“文革”动乱等历次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经历了革命斗争的曲折复杂和人世的兴衰荣辱，我才真正懂得了毛主席这段话的分量。

1

回头想一想，如果不是当时耀邦同志启发我提出这个问题，也就听不到毛主席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刻论述。耀邦同志手把手地帮助我通过了这场考试，这是我离开学校步入社会后上的第一堂课。

第二年，我被调到团中央联络部当一名普通干部。一进团中央机关大院，我就发现这里跟别的机关不一样。机关的同志不分男女大小，也不论资格深浅，对所有的团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人，包括耀邦同志在内，都是直呼其名，不加官衔，绝没有某某书记、某某部长的称呼。在工作上，上下级之间，部门之间，同志之间，也是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团结协作，亲密无间。整个机关就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毫无等级观念和衙门习气，是最没有官气、民主和谐的一个机关。和很多同志一样，我从一认识他就称他耀邦同志，直到他到中央工作，后来当了总书记，我还是称他耀邦同志，一直这么叫了几十年。这个称呼，在我们是饱含着信任、亲切和尊重，而他也很乐意同志们这么称呼他，丝毫没有感到不自在，不舒服。

1964年，耀邦同志在团中央积极倡导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在共青团九届三次会议上，我被破格选为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在和平建设时期，以我当时的年龄、资历和水平，走到这样重要的领导岗位，无论在团中央机关、团系统内部还是社会上，震动都不小，赞扬、鼓励的话也很多。

就在这时，耀邦同志和我有一次中肯的谈话。他说，启立啊，你是被破格提拔的青年干部，这是党组织的培养教育，是广大团员、青年对你的信任，也是青年事业的需要。这副担子很重，你要勇敢地挑起来。可是，你要懂得，职位的提拔不会对你的知识、品德、修养、本领有任何的改变，这一切都需要你通过刻苦学习、艰苦实践才能得到。职位的改变好比你今天穿中山装，明天穿衬衫，衣服变了，衣服里的人丝毫没变，你还是你，还是昨天那个启立。职务、荣誉、地位都是身外之物，随时可以改变，但你自己的人格、知识、道德、本领不会自然改变。你当了候补书记，可要谦虚谨慎，努力学习，好自为之啊！

他的这些话，让我服了一服清凉剂，使我懂得了对待名誉地位的正确态度，进一步确立了作为革命者的荣辱观，使我在走上领导岗位后，保持了清醒头脑，正确处理了个人与组织、个人与群众、个人与事业的关系，始终把心思放在工作上，没把当时的提拔看得多么重，也懂得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名利、地位都不过是身外之物。有了这个人生态度，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关进牛棚，遭受残酷斗争时，个人也没有多么绝望和悲哀。由于党多年的教育，特别是耀邦同志的谆谆教诲，支持我度过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承受住了在一般人看来是由九天之上直落九地之下的沉重打击。

耀邦同志经常提醒我：要腾出主要精力来想大事，抓大事，不能每天忙于事务，一定要学会从事务堆中跳出来

“四人帮”被粉碎后，耀邦同志先后在中央党校、中组部、中宣部工作。每到一个单位，他都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勇于创新的改革精神，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他顶住极大压力，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了大批老干部；为了冲破“两个凡是”，端正党的思想路线，他率先组织和推进“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大讨论。可以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拨乱反正、推倒“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实现全党战略大转移等许多重大问2

题上，耀邦同志的功绩和贡献是全党同志所公认的，是不可磨灭的。也正是因为他杰出的工作和成绩，在1981年6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耀邦同志当选为党的主席，1982年8月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为党的总书记。

我于1982年4月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任主任，并在十二大后进入中央书记处工作。从那时直到1987年初耀邦同志离开党的总书记工作岗位的这四年多的时间里，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亲身感受和见证了耀邦同志的工作和人格，他的一言一行都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到了书记处后，我感到从来没有在这么高的工作岗位上工作过，每天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兢兢业业，如履薄冰，昼夜难安，但究竟该如何工作，我心中无底。耀邦同志除了指点、帮助我干好书记处交代的工作外，经常提醒我：要腾出主要精力来想大事，抓大事，不能每天忙于事务，一定要学会从事务堆中跳出来。他说，什么是大事？就是中央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中央已经决定了的方针政策，怎么落实？要思考、研究；执行当中还有什么障碍？要想办法克服、排除；同时，还要考虑在贯彻落实中央决策的过程中会出现什么新情况、新问题，如何应对，这些都是大事情。同时，还要考虑我们下一步该干些什么，每年我们中央总要办成几件大事。近期中央要抓的大事，一个是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同时要抓党风，纠正不正之风，抓大案要案。这也是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

现在回想，耀邦同志对我的这些教诲，他都率先做到了。身为总书记，耀邦同志每天日理万机，可他始终牢牢抓住“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局面”这个主题，牢牢抓住改革开放这件大事，按照小平同志的设计，精心规划，精心部署，精心实施，一步一个脚印地把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

他集中精力，抓了几件事关全局的大事。

首先，他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抓起。应该说，耀邦同志对中国的农业、农民问题一直高度关注。每年都要到农村去调查研究。在他主持下，中央每年发一个一号文件，连发五年，专门解决农业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安徽、四川等地开始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效果挺好，受到了农民的欢迎。但有人批评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针对这种指责，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这个文件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动。”给农民吃了“定心丸”，一时间，实行其他工分制的生产队，也纷纷改为包产到组、到户，到这一年11月，全国实行“双包”的占78．8％。

中央连续五个一号文件依次解决了农村管理上从原来单纯依靠行政命令转变为市场调节，农民生产什么，再也不用靠行政指令，而是根据市场需要。农民有了自主权，就有了积极性，开始了多种经营，产业结构也逐步调整了；然后逐步给农村经济松绑，一步步放开了统购统销，搞活并发展流通领域。今天看来，这些措施和规定似乎都算不得什么，可在当时的背景下，每出台一个文件都需要克服许多障碍和分歧。记得就农民长途贩运问题，耀邦同志的意见是：认为农民搞长途贩运就是搞资本主义的旧观念必须打破，农民不离开土地和家门，生产的东西到哪里去卖？所以需要小商小贩，他们收购农民的产品然后卖到城里，有人

3

把他们叫投机倒把分子、二道贩子。什么二道贩子？我看是“二郎神”！是沟通城乡、搞活经济的“二郎神”。农民离开了他们就无法发展商品生产。那几年，每当一号文件颁发，全国农民就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如久旱之逢甘霖。农村改革经过这四年全面铺开，农村经济搞活了，农村走上了从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转向面向市场商品经济的道路，农民逐步富裕起来，城市的供应大大改善，全国人民看到了繁荣昌盛的希望，极大地调动了改革开放的热情。

在农村改革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耀邦同志敏锐地感到以城市为主的经济体制改革如果不及时跟进，中国的改革是无法持续下去的，全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不可能取得最后成功。所以他在对农村改革做出部署后紧接着就着手抓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按照他的意思，万里同志和我专门到天津进行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调研。万里同志把城市改革的思路通俗地概括为把“死、懒、穷”变为“活、勤、富”。死：指管得死，当时企业的所有经济活动都得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管得死死的，这样就形成了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的局面，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不能奖勤罚懒，就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甚至使人变懒，懒就必然导致穷；改革就是要把死的变活，企业生产不再事事受到行政命令的束缚，逐步给企业放权，干多干少不一样了，人们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就主动争取多干，这样人就变勤了，勤了就会致富。耀邦同志十分赞成这个思路，他说，农村改革的核心是给农民自主权，城市改革的核心是给企业自主权；农民和企业有了自主权，就必然打破长期形成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僵化模式，给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勃勃生机。

围绕城市经济改革，耀邦同志亲自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经常与经济学家、企业负责人和省市领导同志一起商讨研究。按照小平同志指示，他和国务院领导同志齐心协力、几经周折，终于在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农村、城市改革先后铺开后，耀邦痛感教育事业发展的滞后和人才的缺乏，让我组织力量，与教育部门一道着手研究教育体制改革问题。他认为，农村和城市的改革为我国两个文明建设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今后事业成败的关键在于人才。而要解决人才问题，必须从改革教育体制入手，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把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摆在最重要位置。在加强基础教育和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加快培养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要改革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在他的指导下，我和教育部门的同志到几个省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研究，进一步明确了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和指导思想。1985年5月，教育体制改革方案终于形成，经过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广大教育工作者认真讨论，在得到小平和耀邦同志赞同后，以中共中央决定的形式发布执行。

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为执政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民群众对党风中的某些不正之处反响强烈。耀邦清醒地意识到抓好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为了实现耀邦代表中央在十二大上提出的三个根本好转（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党风的根本好转）中后两个根本好转，在小平的关心和指导下，耀邦不失时机地亲自主持抓党风建设，并于1983年10月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

在积极推进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改革的同时，耀邦同志又在思考、酝酿一个4

新的重大问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他认为，现在需要搞一个行动纲领，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指导思想、根本任务、关键环节等都要作出明确的阐述，具体地说，就是要制定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和经济体制改革文件配套的，形成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民主法制整体推进、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格局。1985年年底，他把这件事正式提到了中央工作日程。为此，他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开了一系列专题会议，光书记处就召开过多次会议。文件历经多半年的时间，反复推敲，反复修改，直到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所有这些大事，耀邦同志都亲力亲为。从中我也深切领会到耀邦同志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所谓“全面”、“开创”的实际内容和深远意义。这里，我想要强调的是，对待中国的改革开放，耀邦同志是完全自觉的，是积极主动的。小平同志提出的每一项改革主张，耀邦同志都是全力以赴，全神贯注，全力推进。如何对待特区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特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耀邦同志在1980年初到深圳和珠海考察后就提出：要在深圳搞个对外开放的窗口，窗口发展得好，就搞特区。他的这番话引起了极大的争论。有些一时思想不通的人说，特区就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典型，认为在特区社会主义已经变了性质，痛哭流涕，力陈不可。有的同志甚至当面指责耀邦同志说，你搞的特区实际是“租界”。耀邦同志面临种种责难，不为所动，他回答说，旧社会的租界，主权是人家的，而我们开始搞个窗口，现在搞个特区，主权都在我们手里。我们搞试点，好就搞下去，不好还可以收，这和旧社会的租界根本不是一回事。围绕特区姓“社”姓“资”问题，争论一直没停。从耀邦发表意见后，无论广东、深圳出了任何一点问题，就有人说三道四，向耀邦同志发难。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支持下，坚决顶住，尽全力支持和保护特区的健康发展。当时，耀邦同志保护特区、保护广东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和探索，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的，稍有点私心杂念，就有可能使改革开放的大局受挫。

当然，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是全党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小平同志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团结和凝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力量，形成了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和态势；但作为总书记的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领导下，披荆斩棘，冲锋陷阵，为我国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功不可没。

耀邦同志说到做到，在总书记的位置上，始终保持着一个普通党员的本色，从来没有因为自己职位提升了，就盛气凌人，搞一言堂，搞家长制，处处突出个人，甚至把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

我到中央工作之后，耀邦同志给我的一个突出印象和感受，就是他的民主精神，民主意识，民主作风。身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他始终把自己看作中央集体的一员，胸怀博大，光明磊落，谦虚谨慎，从善如流，时时、处处、事事注意倾听党内党外的不同意见，自觉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

十一届六中全会，耀邦同志当选为党中央主席之后，发表了一篇讲话，其中有一段话讲到他自己，他说，我个人职务的提升，并不意味着能力水平就一下子提高多少，我自己知道，

5

胡启立篇三
《胡启立视察林头中心学校》

胡启立同志视察林头中心学校纪实

张永华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同志来到林头中心小学视察。

那天，艳阳高照，晴空万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教育部副部长张文松、国务院副秘书长艾知生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书记严东生等领导同志在省委书记黄璜、省长王郁昭的陪同下，一路风尘仆仆来到林小视察。上午十时三十五分，当三辆乳白色面包车在学校大门前停下，校长王守恒和林头区委书记尹永旺、镇党委书记贾庆云等人一同迎上前去，从第一辆车上走下的首长们，个个神采奕奕，精神饱满。地区公安处徐处长首先介绍了王守恒等三人的身份，胡启立同志与他们一一握手，王省长向王守恒等介绍说“这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同志来看望你们。”大家激动地说：“首长辛苦了。”首长说：“同志们辛苦了。”王省长接着又向我们一一介绍了随行的各位领导。

简短的问候后，校长王守恒同志引领首长们向学校走去。深秋的校园，清新安静，和煦的阳光，暖意融融。一路上胡启立同志边走边问，问得非常详细，比如：学校的办学性质，分属区还是乡领导，学校戴没戴初中帽子等。走进学校办公室所有教师都立即起立，鼓掌欢迎。胡启立笑着问：“这都是你们学校的老师吗？”“是的，首长。”校长王守恒同志说，“这一节他们没有课，在备课和批改作业。”这时，黄璜书记向老师们介绍说：“启立同志来看望大家。”老师们异口同声地说：“首长辛苦了！”中央领导同志和在办公室的老师们一一握手问好，随后他请校长王守恒同志坐下：“我们谈谈。”王校长丢下准备为首长倒茶的水瓶，来到胡启立的对面坐下，胡启立笑着说：“来，坐近点，坐近点，„„”直到王校长的凳子移近到他的身边，和书记膝和膝接触后，胡启立才开始询问学校的情况，他们谈话从王校长的名字开始，什么学校毕业的，是何学历，教龄多长，工资多少，有无行政补贴，逐渐消除了王校长的紧张感，再转问学校有多少学生，多少个班，共有多少教师，都是什么学历，有无民办教师？他们中工资最多是多少，最低是多少？工资的来源情况？办公室里充满了和谐的气氛，王校长都如实作了回答。首长们不时地作着记录。当有位首长说道：“他们也在搞集资办学。”胡启立起身看到办公室墙上挂着学校教师集资的名单时，轻声念道：“集资办学、

造福后代。”“这个口号提的好。”但胡启立马上又关切地说：“你们工资不高，也搞集资？”王校长回答说：“这都是自觉自愿的。”胡启立满意地说：“这很好！”他又详细地问了公办教师的工资是怎样解决的，民师的工资呢？王校长说：“公办教师是国家发的，民办教师由四个方面构成，即国家补助一点，从学校小工厂中抽一点，在办公费中动一点，从学生中筹一点。”当胡启立得知学校办了小工厂，又问道：“学校小工厂办得怎么样，收入怎么样？”王校长说：“以前可以，现在由于无线电事业飞速发展，销路不行了，但总想办一个厂，搞点钱来提高教师的福利待遇。”胡启立说：“想法很好，你们要想办法坚持搞下去。”接着，胡启立关切地询问学校的办学情况，入学率是多少，普及率、巩固率怎么样？王校长详细地向首长们作了汇报，首长们不时地点头赞许和凝神沉思。

和王校长谈话结束后，胡启立分别找了在办公室的最年轻教师和最年长的教师谈话，首长的关注真是细致入微，从他们的家庭人口到工资待遇，爱人工作情况和家庭住宿，无一没有设及到。当得知这位老教师是四九年十月一日以前工作的，胡启立立即问道：“家中几口人，每月工资多少，有没有评上讲师级，像你这样的老教师有多少？”这位老教师也作了详细回答，胡启立满怀深情地说：“你为国家培养了好多人才，对国家有很大的贡献，我们感谢你！”

随后，胡启立走出办公室，来到校园，察看学校的教室和幼儿班。在回归的途中，当胡启立得知像我们学校这样条件，在全区来讲算比较好时，他停下脚步高兴地说：“你们注意智力投资，有眼光，很好。你们做了一些工作，希望你们继续努力！”王校长顿感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他激动地表示：“我们一定不辜负首长们的亲切的关怀和殷切的期望。”十一时二十分，首长们乘坐的汽车缓缓地驶离了学校，大家久久地、久久地不愿离去，站在那里目送首长们渐渐远去。过后，我们才知道胡启立同志这次到大中小学校调研，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不久，中共中央便作出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从此，翻开了中国教育史上新的一页。

胡启立篇四
《《“芯”路历程》出版——胡启立细述中国集成电路产业自主创新》

胡启立篇五
《胡启立致力慈善公益事业 服务和谐社会建设》

胡启立:致力慈善公益事业 服务和谐社会建设

2007年05月29日07:37 新华网 致力慈善公益事业

服务和谐社会建设

——写在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成立２５周年之际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席 胡启立

今年５月２９日，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将迎来她的２５周年华诞。对于每位熟悉宋庆龄和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的人来说，５月２９日是富有生命和情感的一天：它是宋庆龄逝世的日子，也是宋庆龄基金会诞生的日子；它蕴涵着对宋庆龄永恒的纪念，见证着以秉承宋庆龄精神和未竟事业为己任的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成长发展的清晰足迹。

２５年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只是短暂一瞬。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的历史显得短暂、年轻。然而，年轻包含着发展，发展需要历史厚重的积淀，更需要充分把握时代所赋予的机遇。令我们深感荣幸的是，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不仅拥有宋庆龄毕生躬行遗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工作指导方针；令我们鼓舞的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和重要举措，这为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在新世纪新阶段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实现新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铭记嘱托，弘扬精神，致力慈善公益事业

众所周知，宋庆龄是２０世纪的伟大女性，是国之瑰宝。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卓越的领导人，是杰出的国际社会活动家。１９８２年，宋庆龄基金会成立，邓小平同志亲自担任名誉主席，廖承志、康克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众多社会活动家担任基金会的领导职务，这充分体现了以宋庆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的特殊地位与作用。纪念宋庆龄，不仅因为她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对世界和平及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更是为了纪念和发扬她的伟大精神，传承、光大她毕生致力的增进国际友好、促进祖国统一、培养少年儿童的未竟事业。这是党和政府赋予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的神圣责任和光荣使命，是其不可更易的立会之本。 具有人民团体和慈善公益机构的双重属性，既是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的一个特色，又是它的一个重要优势。在国内主要的人民团体中，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相对年轻；但它却是国内较早成立的基金会。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是，无论作为人民团体还是慈善公益机构，宋庆龄伟大的实践、博大的思想、完美的品格和崇高的声誉，为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的成长发展增加了深厚的历史底蕴，赋予了与时俱进的精神动力、行之有效的工作指针以及海内外源源不断的事业支持。

早在追随孙中山开始民主革命时，宋庆龄就开始积极参与和发起诸多慈善募捐和战争救助活动。１９３８年６月，宋庆龄在

香港创建保卫中国同盟，以服务积极抗战的中国人民为宗旨，面向海外开展了形式多样、卓有成效的募捐和援助活动。宋庆龄提出了

‚帮助他人也是帮助自己‛、‚援助不是施舍‛、‚接受援助是为了自救自助‛等诸多内涵深刻的慈善救助理念。她认真对待每一项捐助，‚保盟‛的账目都经过审计，不仅要求工作人员在收据上签名盖章，有时自己还亲笔复函。据长期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廖梦醒回忆，国内外不少人仰慕孙夫人，有些人就是为了得到她在捐款收据上的亲笔签名而慷慨解囊的。有时因为签名多了，手指都肿了。北京宋庆龄故居展出文物中有一枚刻有‚庆龄‛二字的金戒指，就是在‚保盟‛募捐活动中，她常用来在捐助者收据上盖章的图章。宋庆龄还常常抽空去仓库参加劳动。基金会已故副主席爱泼斯坦曾回忆道：‚她工作积极，不是那种坐在办公室听汇报的领导，而是确实参加‘保盟’的各项工作，例如起草文件，特别是英文信件，她的英文很好。她总是坐在打字机前工作。当我们为八路军提供救援物资时，她亲自参与打包工作。‛受宋庆龄奉献精神的感召，参加‚保盟‛工作的人基本都是不取报酬的志愿者。正是通过保盟，宋庆龄在受助者、捐赠者、志愿者之间架设了一座平等、友谊、奉献的慈善之桥，从而也成为中国现代救济、慈善事业的重要先驱和领袖。抗战胜利后，‚保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福利基金会又改称中国福利会。宋庆龄始终紧随时代脚步，不断地为她所

领导的这一开创中国现代慈善、福利先河的事业注入新的理念和鲜活内容，为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慈善、福利事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为此，周恩来同志曾形象地称中国的救济福利事业为‚孙夫人的事业‛。

对人民群众诚挚热爱，始终怀着一颗仁爱之心，是宋庆龄一生最令人钦佩的伟大之处。她总是认为，在这个社会上每时每刻都有处于困境的人们，她所做的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帮助他们。以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为导向，‚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是宋庆龄从事慈善福利事业始终坚持的重要准则。妇女和儿童是她毕生特别关心的重要社会群体。铭记宋庆龄的嘱托，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成立２５年来，始终关注妇女和青少年的生存发展状况，力尽所能帮助社会上最需要关注的弱势群体，在扶贫助教、文学艺术、科学普及、体育卫生等诸多领域开展了大量的公益项目与公益活动。宋庆龄在慈善、福利领域的丰富思想和实践，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是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开展慈善公益工作始终坚持的重要指导方针。宋庆龄灵活多样的募捐方式和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对捐赠者认真负责、为受助者精心服务的工作作风与无私奉献精神，始终是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勤勉践行的核心准则。

把握机遇，发挥优势，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稳定、和谐的，但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比如：城乡、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等。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党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世界各国发展慈善事业的历史和经验说明，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对于帮助困难群众、调节贫富差距、增强社会责任、促进社会公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利于和谐社会环境的建设。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民间非营利组织不同于政府和企业，具有公益性、自愿参与、中立自主和灵活多样的特点，在募集社会资金、动员公众参与、吸引志愿人员、直接救助困难对象、重视弱势群体利益诉求等方面具有它的优点，民间组织在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以及公共服务领域，能够发挥拾遗补缺的重要作用，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因此，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将慈善事业作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提出发展慈善事业。十六届六中全会又从发展我国慈善事业的关键环节入手，提出要完善社会捐赠免税减税政策、增强全社会慈善意识；提出要发挥各类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

党中央对发展慈善事业和发挥社会组织作用的重要决定的提出，为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新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作为在海内外享有良好声誉的人民团体和慈善公益机构，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的工作性质、工作内容和工作特点切合

胡启立篇六
《全国政协副主席胡启立视察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

胡启立篇七
《打拼商海 梦圆文登——记文登市人大代表、南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启立》

胡启立篇八
《终于明白老同志的排名原来也是很有讲究的》

终于明白老同志的排名原来也是很有讲究的！

2011-06-27 18:53阅读(13678)评论(0)

退下来的老同志怎么排名？最近看到了一个帖子，终于明白，原来这也是很有讲究的。 请看新华网今年初的一则报道：

新华网北京１月３１日电 春节前夕，胡锦涛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看望或委托有 关方面负责同志看望了江泽民、李鹏、万里、乔石、朱镕基、李瑞环、宋平、尉健行、李岚清、 曾庆红、吴官正、罗干和李德生、张劲夫、郑天翔、刘复之、杨白冰、丁关根、田纪云、迟浩 田、张万年、姜春云、钱其琛、吴仪、曹刚川、曾培炎、王汉斌、张震、倪志福、陈慕华、王 丙乾、邹家华、王光英、布赫、铁木尔·达瓦买提、吴阶平、彭珮云、周光召、曹志、李铁映、 司马义·艾买提、何鲁丽、丁石孙、成思危、许嘉璐、蒋正华、顾秀莲、热地、盛华仁、唐家 璇、肖扬、韩杼滨、贾春旺、叶选平、杨汝岱、任建新、宋健、钱正英、孙孚凌、朱光亚、万 国权、胡启立、陈锦华、赵南起、毛致用、王文元、王忠禹、李贵鲜、张思卿、丁光训、罗豪 才、张克辉、郝建秀、徐匡迪、张怀西、李蒙、邓力群等老同志，向老同志们致以亲切的节日 问候，衷心祝愿老同志们新春愉快、健康长寿。

在这一报道中，一共有77位曾经担任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目前仍然健在的老同志。仔细琢磨， 发现这些老同志的排名，基本上是根据当时从领导岗位退下来时的职务和先后名次来确定的。大 体上可以分为11个层次，体现了老同志们在党和国家领导层的重要地位和人民群众对他们的高度 崇敬。

党和国家核心领导人： 江泽民，

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 李 鹏、万 里、乔 石、朱镕基、李瑞环，

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 宋 平、尉健行、李岚清、 曾庆红、吴官正、罗 干。 老一辈领导人： 李德生、张劲夫、郑天翔、刘复之、杨白冰。

中央政治局委员： 丁关根、田纪云、迟浩田、张万年、姜春云、钱其琛、吴 仪、曹刚川、 曾培炎、王汉斌，

中央军委副主席： 张 震，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倪志福、陈慕华、王丙乾、邹家华、王光英、布 赫、铁木尔·达瓦买提、 吴阶平、彭珮云、周光召、曹 志、李铁映、司马义·艾买提、何鲁丽、

丁石孙、成思危、许嘉璐、蒋正华、顾秀莲、热 地、盛华仁，

国务委员： 唐家璇，

高法长高检长： 肖 扬、韩杼滨、贾春旺，

全国政协副主席： 叶选平、杨汝岱、任建新、宋 健、钱正英、孙孚凌、朱光亚、万国权、 胡启立、陈锦华、赵南起、毛致用、王文元、王忠禹、李贵鲜、张思卿、 丁光训、罗豪才、张克辉、郝建秀、徐匡迪、张怀西、李 蒙，

曾担任过领导的老同志： 邓力群。

附一则：浙江省老同志排名。

排名来源：省领导走访慰问老同志。

浙江日报杭州2011年1月28日讯 今天上午，省委、省政府领导赵洪祝、吕祖善等，带领省级有关部

门负责人，分别走访慰问在杭的省级老同志，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们致以新春的祝福。

省领导看望了薛驹、李泽民、张敬堂、沈祖伦、葛洪升、陈安羽、王家扬、商景才、刘枫、李金明、 王其超、翟翕武、王耀亭、张学义、许行贯、王启东、杨彬、李德葆、郑树、毛昭晰、斯大孝、张友余、 孔祥有、祝耀祖、鲁松庭、俞国行、章猛进、徐志纯、卢文舸、葛圣平、李志雄、孙家贤、陈法文、厉 德馨、吴仁源、朱之光、杨士林、邱清华、王承绪、薛艳庄、张克健、丁德云、陈文韶、阙端麟、汪希 萱、程炜、王务迪、龙安定、李青、陈昭典、张蔚文、徐鸿道、冯培恩、王培民、夏仲烈、张启楣、胡 灿时、张浚生、孙达人、王黎夫、王一夫、郭德琳、张先进、何天鹏、金孟加、姚力等老同志。省领导 每到一处，都关切地询问他们的生活起居和身体健康情况，衷心祝愿他们新春快乐、健康长寿、阖家幸 福。

在这一报道中，可以大致看出省领导是按照什么样的规格进行排名的：

省委书记： 薛 驹、李泽民。

省委副书记、省长： 张敬堂、沈祖伦、葛洪升，

人大政协主要领导： 陈安羽、王家扬、商景才、刘 枫、李金明。

省委其他领导： 王其超、翟翕武、王耀亭、张学义。

省人大领导： 许行贯、王启东、杨 彬、李德葆、郑 树、毛昭晰、斯大孝、张友余、 孔祥有、祝耀祖、鲁松庭、俞国行、章猛进、徐志纯、卢文舸、葛圣平、 李志雄。

省政协领导： 孙家贤、陈法文、厉德馨、吴仁源、朱之光、杨士林、邱清华、王承绪、 薛艳庄、张克健、丁德云、陈文韶、阙端麟、汪希萱、程 炜、王务迪、 龙安定、李 青、陈昭典、张蔚文、徐鸿道、冯培恩、王培民。

省法院检察院领导： 夏仲烈、张启楣、胡灿时。

其他省级领导： 张浚生、孙达人、王黎夫、王一夫、郭德琳、张先进、何天鹏、金孟加、 姚 力。

胡启立篇九
《国家领导人》

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毛泽东，董必武，李达，刘仁静，王尽美，陈公博，何叔衡，陈潭秋，李汉俊，张国焘，邓恩铭，周佛海

第二届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

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

第三届中共中央局成员

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

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局

陈独秀，彭迷之，张国焘，蔡和森，濯秋白

第五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濯秋白，李维汉

第六届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向忠发，苏兆征，项英，周恩来，蔡和森

第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 时，陈云

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陈伯达，康生，李富春 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

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董必武，邓小平，华国锋

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陈云，胡耀邦，赵紫阳 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赵紫阳

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赵紫阳，李鹏，乔氏，胡启立，姚依林，江泽民，李瑞环，宋平

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

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凤清

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吴官正，李长春，罗平 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习近平，李克强，李长春，贺国强，周永康

胡启立篇十
《王霄：朱镕基功过之一瞥》

朱镕基前总理参加母校校庆时的讲话，虽然根据他的要求不得外传，但已经透露出来的内容，一如当初地引起争议不断，一如当初地让人感到他的坦率与激情。朱先生老则老矣，个性更鲜明了。

由此连带引出的人们对朱先生的功过进行评价，是一件有意义和有意思的事。他的襟怀坦荡使这种评价在他健在的时候进行成为可能，而他的崇高威望让这种评价客观上绝难产生一叶障目的扭曲后果。

我想谈一点看法。由于水平所限和篇幅所限，我只谈一点，即我认为他的最大的功绩和最大的失误是什么，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点联想。

我对朱先生的景仰首先是在他的人格上。我认为他的最大功绩是对官僚集团的拒斥和打击。

说点事例吧。

朱先生在担任上海市长、市委书记时，给上海官场面貌及风气的震动是极大的。他从来不陪客人吃饭，极少参加各种庆典仪式活动，从不题字，说话绝少官腔，疾恶如仇，且批评疾言厉色。在一次会议上，他问一位抽中华烟的官员收入几何，何以能够抽得起这等好烟。作为另一面，他的亲民也是上海老百姓有口皆碑的。杂乱的棚户区和凌晨的菜市场，都曾经有他的身影。而他甫赴任上海市长，正赶上上海的甲肝疫情的疯狂流行，那状况正如2003年中国的非典。在一片人心惶惶下，是朱先生的凌厉手段，及时控制了疫情，稳定了形势。

朱先生1993年调任国务院担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后，首先的任务就是“灭火”，即煞住因伟人南巡讲话而在全国掀起的又一轮经济热，特别是开发区热和海南房地产热。这特别地表现了他的清醒与勇气，好在点燃这把火的邓小平先生给予了他坚决的支持。朱的做法也在某些方面是和当时的官场逆向而行的，特别是此时成型的官僚阶级已经从经济增长和改革开放中看到了以权谋私的最大机遇：既有政绩，又有租金。朱先生要在这时搞整顿是格外地费力的，不但要讲经济，而且要讲政治，与官僚集团作战。

朱先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他亲自兼任央行行长，以从根儿上控制住银行的货币泛滥和贷款腐败。他力挽狂澜，将几个省的人行行长撤职。朱先生的壮举得罪了金融系统的传统势力，而且他的许多做法太超出官场规矩，给人不近人情之感。有一个故事，能说明这一点。某省人行行长也是被朱撤职的，某省政府随即任命此人为省政府主管金融工作的副秘书长。不久，国务院在天津召开金融工作会议，该副秘书长赴会。不料开幕式上，竟被朱先生点名起立并轰出会场，理由是“你连一个银行都管不好，怎么能管好一个省的金融工作”。

朱先生的“铁面”与直率，在官场的口碑并不好，而且我感觉他很落寞。但今天回顾朱的业绩，让我重申：真正让我感动并且觉得他最大的业绩就是他对官僚集团的拒斥和打击。当然在这方面他未必没有失误，比如他连续三年给公务员涨薪，让官员从社会的冷落职业变成了灸手可热的职业，而我认为前一种状况正是改革开

放的一大政治成绩。不过总体说起来，他清醒地看到了中国官僚集团的弊病，并且尽最大的努力去克服和抑制。在他就任总理首次记者会上发表的那番慷慨激昂的誓言，今天似乎已经成为他的笑柄，但是我们要是想到，当时他所面对的“万丈悬崖”和“地雷阵”是谁，就不会在今天笑话他“义不容辞一往无前”的理念与信仰，“粉身碎骨在所不惜”的决心与勇气。是的，他一人所面对的，是中国的官僚集团，而他又没有毛泽东和邓小平那样的威望和权力。你难道不觉得，在这种以一人敌一个集团、一个阶级，“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举动是一种伟大?一种崇高?一种坚定?一种悲壮?何况，在这样寡不敌众的力量对比下，在其后的机构改革中，朱居然将国务院系统从70部门压缩为28个部门，工作人员减少了近一半，难道这不是一个奇迹?当然，国家机构的改革有很多粗糙的地方，省以下的改革基本是走形式，但这已经是在当时朱所能做到的最大成果了。

朱在与官僚阶级的斗争中是失败了，这是一种必然的失败，也是英勇和光荣的失败。朱先生在最后一次的记者会上，清醒地评价自己一是清廉，二是做了一点实事。这就很不容易啊!其实在我看来，朱先生是新中国领袖中，继毛泽东之后，第二个清醒地看到官僚集团弊病并且试图与之斗争的人物。当然，与毛一样，朱的斗争也失败了。毛泽东尚且不能胜利，何况朱乎?虽然对于朱公子的职业，社会上有一些议论，但是如同对温家宝先生的同样议论一样，我姑且存疑不议。退休后，朱先生仍然持守节操。在每年暑期国家退休领袖们集体前来北戴河避暑渡假，甚至因为人多房少，中直疗养院不得不扩展地盘、大兴土木的时候，只有朱，从来不凑这个热闹。退休了，他仍然特立独行。朱清醒并自觉地拉开了与那些退休后仍然贪恋体制好处的人的距离。

从最低限度，我也得说，朱镕基代表的是中共第三代、第四代领袖中的开明派，这一派其他代表还有乔石、李瑞环、胡启立、吴官正、田纪云等。他们是一批道德高尚者，是当今统治集团中的君子，继承的是中国历史上儒家的贤能治国传统，奉行的是民本主义的仁政。他们虽然不能与官僚阶级决裂，但也不愿与其同流合污，带有孟子称道的“圣之任者”的柳下惠的特点。朱镕基先生在任时，最令人称道的政声，不是他对中国经济的治理整顿、减小通胀，国退民进、抓大放小的改革，以及进退自如地度过亚洲金融风暴(姑且不论其中的争议)，而是他嫉恶如仇，对官僚阶级的腐败和颟顸进行了铁面无情的斗争，因而落下铁面包公、不近人情的名声，当然也因此得罪了不少权要。

现在让我来说一说我认为他的最大的失误。

朱在任上的工作失误，公认的有三：一是粮食统购统销制度，二是大学扩招且产业化，三是国企改革。第一点争议最小，连朱自己也承认;第二点有点争议，但不怎么公开，其实大家心里明白;第三点争议最大。

我认为，第三点即国企改革的失误是朱最大的失误。

人们至今不能说国企改革的必要性不足，但是我要说改革的方式不对。当年的以产权制度改革为取向的国企改革，主要是着眼于国企的无人负责和亏损严重。企业经理人和政府管理者责任心不强，并且互相勾结形成内部人控制，同时政府对国

企的无限责任以及意识形态束缚，逼迫着政府对国企娇生惯养。国企一方面担负着维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职责，另一方面生产经营落后，社会包袱沉重，大多数步履维艰。及至最后，国家实在是难以承担无限向国企输血的重负，于是不得不改革，并且进行了扩权、技改、承包、转让、兼并、破产、转卖等各种尝试，总体效果不彰。到了信奉政府管制的朱镕基总理主政时期，不得不真刀真枪地开始了大规模的国企改革。根据“谁的孩子谁心疼”的基本原理，国企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为改革方向，试图建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经营主体，方向并不错，路子也对。但是，一切好事在中国，都会变味。地方中小国企中除了必须破产和策略破产的之外，最后改革的措施其实就是最原始和最黑暗的一卖了之。而低价收买者，往往是原来的企业经营者和管理层，他们用企业资产做抵押，从银行贷款将低估的企业买下。

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有两大现象：一是这种改革与发展缺少理论指导和切实而科学的设计，二是中国官僚阶级的崛起。从第一点说，中国的领导人对于重大的改革与发展事项，基本上是奉行“摸着石头过河”策略的，因而在国企改革的诸多重大理论和方案设计上，有巨大的盲目性。比如，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在改革过程中如何体现全民所有?全体国民在国企改革中如何体现主人的权利?又如，国企改革涉及大量的工人下岗失业，在改革中如何保障他们作为国家打工者的权益，以及如何补偿当年他们为国家付出但国家并没有完全报酬的巨大贡献?又如，国企改制中特别是上市公司，如何真正实现企业的治理结构的改革而不仅仅是在市场上圈钱，并保障中小股东的利益?在改制的国企内部，如何建构经营者、技术人员与生产工人的沟通制度，以实现真正的民主管理?等等。这样一些重大问题没有想清楚，就在某一时期突然地急切上阵，于是造成了相当的混乱和被动。这一点在第二点也就是中国官僚阶级以权谋私的推波助澜下，就发生了改革的质的恶化。国企改革在地方的起步实践中，其实是出现了一些好的典型的，比如山东诸城改革中的全员股份制，这种直接将企业资产与劳动者结合的典型前此就有，得到了一些经济学家如蒋一苇的特别肯定与鼓吹，认为是企业改革中兼顾社会主义性质和解决企业实际困境的成功模式，在地方中小国企特别是所谓资不抵债的企业是很适合的。可惜，这一模式没有得到大面积的推广，不禁让人暗生疑窦：统治者有意为之乎?国企改革特别是产权改革成了官僚阶级瓜分巨量国有资产、窃取国家和人民财富的饕餮盛宴，也完成了他们从形式上依靠工人阶级到彻底抛弃工人阶级的轻松转身。

虽然我们今天可以谴责国企改革的诸多失误，但是，过分地指责朱镕基先生是不公平的。他所做的不过是为前三十年统治阶级的失误擦屁股。当然这个屁股没有擦得太好。朱镕基表现出一种草率：他刚开始不赞成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而只强调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后来他同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了，却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一卖了之，并且贱卖给官僚自己。

国企改革失败的直接受害者就是广大的国企工人和技术人员。无论是政府将企业低价出卖给个人，还是破产，抑或改制，都产生了大规模的工人下岗，全国据说有3000～4000万人之多。对于这部分下岗工人的补偿，主要是两种方法：一种是工龄买断，即工龄一年折合一个月的工资，一次性发放给下岗者，从此断绝企业与工人的关系;一种是对那些年龄较大者则只负责缴纳社保基金的企业负担部分，或者再

发放极少的生活费(根据企业的不同经济状况)，并由个人缴纳部分社保基金，但可以得到退休年龄时养老金的发放。总之，政府只用很少的钱，象征性地补偿了曾经为它打工的工人的失业损失。而国企的技术人员特别是为国家做了巨大贡献的高工们，即使没有下岗，也在退休后只拿着1000多块钱的养老金，与他们在机关事业单位的同学们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中国工人阶级国企中的知识分子成为国企改革最大的受损者。

现在总结朱先生的功过，给予我们诸多启示。一是在政治体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优秀的领导人的改革都会南辕北辙。朱先生特别不满意人们对他的财税体制改革的批评，其实他也不必不满意，如果这种改革真的有所失误的话，可能也是政治体制的原因而不是他的方案的问题。又如国企改革的失误，也是现行政治体制使得中国官僚阶级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巧取豪夺成为可能。朱先生的经历向我们表明，虽然中国共产党内始终有一批具有崇高理想和道德的成员，但他们能否认识到，“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信念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并不是某一党派的问题，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是一个有着最重大意义的问题。在我们竭尽全力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起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二是在政治体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优秀的领导人的缺点都会被放大。在我们批评中国国企改革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说，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使得中国国家的重大决策不能做到科学化与民主化，而是取决于某个领导人的个人智慧和魄力，这时领导人的缺点也被放大了。

综合地讲，正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未能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所有经济改革在涉及根本体制和社会公共利益时，现行体制既不能提供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渠道与协商平台，又不能吸收真正的专家的意见，不能集中社会第一流的智慧，仅仅是为了给政府卸包袱(如医疗改革和住房改革)，或者为了减缓就业压力和扩大内需(如高校扩招和产业化)，就使政府轻率地做出了有失公平和后遗症很大的决策。当时做出这种改革决策的国家领导人如朱先生，都是极其优秀的政治家和治国专家。他们在决策方面的失误，其实不是他们个人的失误，而是体制的缺陷。

这也正是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民主政治，决不把希望寄托在个别优秀的领导人身上，而是通过一个好的体制，来保证决策的正确和方向的对头。而不好的政治体制，则不但会形成错误的决策，而且会使好人办坏事，甚至好人变成坏人――这是邓小平先生早就说过的话。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两会答问：铁面无私吓贪官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99年3月19日刚任总理职务时说。

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最近访问中国时，我告诉她一句话。我说：“我参加争取和保障人权运动的历史比你早得多。”她说：“是吗?”表示她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就说“不是吗?我比你大10岁，当我冒着生命危险同国民党政权作斗争，参加争取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运动的时候，你还在上中学呢。”

———1999年3月15日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

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那么再看开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一点实事，哎呀，我就谢天谢地!

———2000年3月15日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

至于说我什么时间退休，退休以后干什么，我在1998年的时候就讲过，我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只要我活着，还有一口气，我就要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