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一句话刘震云
成考报名 发布时间：12-29 阅读：
为了一句话刘震云篇一
《刘震云》
刘震云
我是中国最“绕”的作家
南方日报记者 陈祥蕉 实习生 冯珺
核心提示
文学批评家白烨认为，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最好的小说是《一句顶一万句》。2011年，刘震云凭借这本书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这次出版的新作《我不是潘金莲》是其兄妹篇。“原来我的小说主人公都是男的，有人说我对女性缺乏了解，但我并没有放弃这种努力。在现实中做不到，我可以用一本书来接近她。”《我不是潘金莲》就是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小说。几经修改后，作品的简体中文版与台湾繁体中文版同步于近日首发。
《一句顶一万句》写生活，是为了表达在人群中找到一句话很难：《我不是潘金莲》书名还可以叫做《一万句顶一句》，是慨叹在人群中想纠正一句话更难。李雪莲用几乎一辈子的时间，想在人群中纠正一句话，却越纠正越糊涂，本来是一件特别小的事，一个家庭离婚案，最后闹成了全国大事。她为生二胎经历了一场荒诞的离婚案，还莫名背上潘金莲的恶名。为了证明之前的离婚是假的，更要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而走上告状路——从镇里告到县里、市里，甚至误打误撞到了北京，不但没能把假的说成假的，还把法院庭长、院长、县长乃至市长一举拖下马。
面对“女性小说”或“政治小说”的界定，刘震云认为，这本书貌似以李雪莲这个女性为主角，实际上的主角却是男性史为民；貌似
写了官场百态，实际上想表达的却是生活背后的喜剧和荒诞逻辑，可以说，这是一部探寻喜剧和荒诞的“底线小说”因为要找到喜剧和荒诞的底线比要找到道德的底线还要难。
我写作的脑袋还可以，起题目的脑袋一般
南方日报：张颐武教授说《我不是潘金莲》这个书名很“耸动”。取这个名字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
刘震云：写作和起题目是两个脑袋。我写作的脑袋还可以，起题目的脑袋一般。当年的《一地鸡毛》、《一腔废话》、《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等等，都有些另类，起初大家都不是特别习惯，不过慢慢也就叫开来了。我想大家听到《我不是潘金莲》的名字，起码有两点反应，第一个是眼前一亮，第二个是“扑哧”乐了。有这一亮、一乐，所以这个题目应该也还算好。我也起过别的名字，比如说《严肃》，可觉得太严肃了，书不好卖，出版社不干。
我有一些朋友不太同意这个书名。其实《我不是潘金莲》，还可以起另外一个名字《一万句顶一句》。这句的反过来源于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姊妹篇。姊妹篇也不准确，应该是兄妹篇。
南方日报：你说这部小说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兄妹篇，为什么会有这种延续？是意犹未尽么？
刘震云：这本书和《一句顶一万句》的故事的没延续，理儿上有延续。《我不是潘金莲》说的是纠正一句话很难。我的作品都要想四五年，但写起来可能就几个月。因为我“绕”。别林斯基和恩格斯都
说过，把自己的观点隐藏得越深越好。我是三四部、四五部小说交叉写。写一部，想几部。这在爱情中不允许，但小说是可以的。李雪莲就是《塔铺》里的李爱莲的妹妹。
南方日报：确实有些人评论说你比较“绕”。现在从《一句顶一万句》，包括新书《我不是潘金莲》开始，你的文风又有了一些改变。你认同这个说法吗?
刘震云：我也发现了我是中国最绕的作家。为什么这么绕呢?确实它是有来由的。这是一个民族的思维带过来的，特别容易把一件事说成另外一件事，接着又说成第三件事。你要说清一件事，必须说清八件事。一件事有八个道理，八八六十四个道理，这说起来的话就特别的费劲。不把六十四个管道给钻出来，这个事情说不清楚。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所有人的话，我们的思考习惯特别容易大而化之，说这事说不清楚。那么我觉得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把别人说不清楚的地方说清楚。但当我想把它说清楚的时候，所有人又说“绕”。
这不是一本政治小说，也不是一本女性小说
南方日报：第一次以女性为主角写作，会感到有什么不同吗？ 刘震云：无论是用男性视角，还是用女性视角来创作一个作品，都肯定会有偏颇。我觉得一定会有比性别更好的角度，那就是人性的角度。我觉得人性在性别上是没有区别的，包括不同的时代、年龄和民族之间，差异也很小。从先秦到现在，其他方面，比如科学技术，可能前进了1000公里，但是人性前进了多少？顶多0.5毫米。
南方日报：为什么会想到写这个题材，李雪莲有原型吗？灵感来
源于哪里？
刘震云：现实生活中的人，未必能成长为艺术形象。用原型，包括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人物、一句话、一种声音、一个气味，包括一个眼神，这些启发都能够让人写出一部作品；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途径，不是生活表面对你的启发，而是生活内部的漩涡里面，深藏的生活逻辑，给你带来的思考。感受和感情也可以成就一篇小说；思考也可以成就一篇小说。我敢肯定，理性思考比情感经历带来的小说，更好。
《我不是潘金莲》并不是让人看到一个女的，看到小说中的事情，可能是让人看到人物和事情背后的东西。这往往是生活逻辑。这本书写的是一种生活逻辑，为什么一件事会导致另一件事，一开始发生的事和最后变成的第十个事不是一件事，相互纠缠在一起，起承转合，不是因和果所能起到的作用。可能会是另一种因和果导致了第一件事的因和果发生了变化。
南方日报：看起来这是一个农村妇女因为一点小事上访的故事，你认为这部小说不是政治小说，而是“底线小说”。怎么理解？
刘震云：小说直面生活，直面当下，直面社会，直面政治，但这不是一本政治小说，也不是一本女性小说。米兰·昆德拉写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很多人说这是政治小说，他很不高兴，说这是一本爱情小说，纠正了一百回。《我不是潘金莲》说的是幽默底线，生活本身很幽默，整个事情的发展变化已经很幽默，幽默的底线和喜剧的底线，以及生活中发生的荒诞的底线，都不是我们所能预料的。喜剧很幽默的话就是悲剧的底线。
一个妇女利用上访，告倒了从下到上一溜贪官。这种序言和正文的颠倒本身也符合生活的逻辑，也是一种幽默感。生活的逻辑还会导致政治的逻辑。生活逻辑不但打在李雪莲身上，也打在了与她告状有关的各级官员身上。官员没有一个是坏人，她的离婚和各级政府也全无关系，但导致官员全部落马。李雪莲是冤的，但一批官员更冤，谁导致了他们的冤？是生活逻辑和政治逻辑。小说没有为民呐喊，官员在第二章都怕李雪莲，反过来找她，第三章写史为民，这更是一个逻辑反转。
我在编辑方面的建树，成绩等于0.1
南方日报:因为跟冯小刚导演的合作，你的作品被搬上大银幕被更多人所熟悉，包括即将推出的《温故1942》。你怎么看待小说和编剧这两种工作？
刘震云：从严格意义上讲，我没做过编剧。编剧是一个职业，受影视公司或导演的委托，创作一个剧本。我没有单独创作过任何剧本，只是把我的小说改编成电影，相当于把我自己家里种的那棵枣树做成了板凳。编剧是一个比作家还要困难的职业，因为作家是一个人说了算，但编剧要很多人说了算，比如导演、演员、制片方，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的创作，非常不容易，不像写小说那么自由自主。我在编剧方面的建树，成绩等于0.1,不足为论。作家写作一个人说得算，编剧写作很多人说得算，这样的创作不像写小说那么自由、自主；另外，电影受时间的限制，90分钟到2个多小时，要完整表达故事、塑造人物形象和心路历程，比小说难，因为小说可长可短，不受篇幅的影
为了一句话刘震云篇二
《怀着孤独感的自我倾诉_读刘震云的_一句顶一万句_》
２００９／８・文艺争鸣・新世纪文学研究
新世纪文学研究
怀着孤独感的自我倾诉
——读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
贺绍俊
二十年前，《一地鸡毛》和《新兵连》让人们知道了刘震云的名字，同时也将刘震云与新写实紧紧铆合在了一起，仿佛刘震云就是一位写实性很强的、会讲故事的作家。事实上，刘震云讲述的那些非常世俗的故事和非常日常化的叙述背后充满着思想智慧，这些思想智慧很多时候不被人们所理解，于是刘震云会陷入一种孤独之中，一种不被理解的孤独。我知道，生活中的刘震云其实是非常随和也非常有人缘的，大家乐于同他交往，但即使如此，我也敢断定，人们面对刘震云的笑容可掬时并不十分了解刘震云内心真实的想法。我相信刘震云深深明白这一点，否则他不会对“说话”保持着持续高亢的兴趣。说话只是一个通俗的说法，却掩盖不了它的哲学意义，说话的问题就是语言的问题，文字的问题。人类的所有文明都是由语言和文字建构起来的，人类的先贤们从茫茫天际到浩浩生命不断地追问，于是有了哲学，哲学的追问到了现代，最后归结到了语言。当代的思想大家们告诉我们，语言哲学是最哲学的哲学，是元哲学。显然，刘震云关注说话，并不是纯粹关注人们在生活中说了一些什么话，他关注的是说话与人的生存和生命的关系。多年以前从《一腔废话》起，刘震云的小说似乎都是与说话有关的，《一腔废话》自不用说，又如《手机》，不就是写人们如何通过手机来说话的吗？后来又有了《我叫刘跃进》，这个标题就是一个人说的一句话。如今则是《一句顶一万句》。刘震云俨然是在以小说的方式来完成
一个元哲学的猜想，关于说话的猜想。假如说他在这些小说中一直进行着这种猜想的话，那么，《一句顶一万句》可以说是他在这个猜想的攀登中达到了一个顶峰。
刘震云对于说话的思考在两个层面展开。第一个层面，他将小说叙述当成了说话的技术，他在小说中的追求可以看成是对于说话的艺术领悟。一方面他很讲究小说的叙述方式，叙述方式其实就是作者本人的说话方式。另一方面他从日常生活中的说话获取灵感，从而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小说叙述方式。他的小说叙述方式用一个民间的词汇来描述也许最为合适，这个词汇是“喷空”。“喷空”是我从《一句顶一万句》中向刘震云学到的一句延津话，什么叫“喷空”？刘震云解释说：“就是有影的事，没影的事，一个人无意中提起一个话头，另一个人接上去，你一言我一语，把整个事情搭起来。”小说写了好几个“喷空”的高手，其中一个高手就是主人公的弟弟杨百利，他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征服了许多的听众，并为自己谋得了一个在铁路上的美差。刘震云深得喷空的精髓，他才是喷空的真正高手，小说中的这些喷空高手也不过是他喷空的成果罢了。这恰是刘震云的聪明，他悟到了民间喷空的妙处，然后就把小说当成喷空来做，于是他的写实性的小说完全超越了现实生活的约束，达到一种天马行空的程度，却又不会堕入玄幻、虚妄的地步。注意到刘震云是在以民间“喷空”的方式来构思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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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绍俊・怀着孤独感的自我倾诉
说，这对于我们解读刘震云的小说非常重要。刘震云的小说叙述是写实性的，他与那种浪漫的、夸饰性的、虚诞的风格相去甚远。但是，真正彻底的写实性是建立在日常逻辑和常识和基础之上的，而在刘震云的写实性叙述中，基本上不去遵循日常逻辑的因果关系，这恰是民间“喷空”的特点：“有影的事”和“没影的事”靠着人们不同的思维路径就搭起来了。人们正是在这喷空的过程中以摧毁日常逻辑为快事。
这就涉及到刘震云思考说话的另一个层面。刘震云的“喷空”并不是纯粹为了获得一种摧毁的快感，他其实是对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逻辑表示深深的质疑。世界是一个关系的世界，人与人之间也构成一个关系的世界，人们通过对因果关系的判断来把握世界，演绎人生。日常逻辑是人们判断因果关系的基本前提。而人们是通过说话来维系这种关系，推演因果的实现。但刘震云发现，这种建立在日常逻辑基础之上的关系是虚假的。比如小说中的主要角色杨摩西从学杀猪开始日子一直过得不顺，遇到牧师老詹，当成了信徒，由杨百顺改名为杨摩西。后来在一次社火中，被人拉去顶替了扮阎罗的角色，没想到因此被县长老史看中，进了县政府当差。杨摩西感叹：“过去我以为帮我的会是人，或是主，谁知是个社火。”这个杨摩西终于发现，日常逻辑靠不住。但刘震云认为杨摩西悟得还不透，因为杨摩西在社火中是顶替了苏小宝的角色，苏小宝是因为他的老舅突然死了要去奔丧。所以刘震云说：“杨摩西能进县政府，以为该感谢社火，其实应该感谢锡剧中这位男旦苏小宝；接着应该感谢苏小宝的老舅，死的是个时候。”对因果关系的追问，是缘于对人们说话的不信任。说话所表达的意思往往与内心要表达的意思相去甚远。县长老史告诫杨摩西：“人在干东的时候，都在想西。”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刘震云借助小说中的人物反复宣讲这个基本的道理。如中医老胡他爹说：“好把的是病，猜不透的是人心。”这话说到了根子上。在人际伦理关系中，最考量人心的是朋友关系。朋友意味着坦诚相见，同甘共苦。但小说就从解构朋友关系开始的。赶大车的老马，和卖凉粉的老杨，在外人的心目中，他俩是好朋友。等到老杨瘫痪在床，老段来到他床前，告诉他一个事实：“不拿你当朋友的，你赶着巴结了一辈子；拿你当朋友的，你倒不往心里去。”这老段其实是来报仇的，报老杨从来不把他当朋友的仇，他讲出来的事实仿佛揭
了老杨的伤疤。受到打击的老杨只好在杨百业跟前说了实话：他之所以要把老马当成朋友，是因为他曾经在“话上被老马拿住了”，他对杨百业说了一句至理名言：“事不拿人话拿人呀”。不是人拿话而是话拿人，在这里，说出来的话成为了主体，成为了掌控者，说话的主体虽然是人，但一旦话说出来后，他就创造出一个新的主体，他反而沦为被掌控者，他被他说出来的话所掌控。这真是一个弯弯绕的道理。而刘震云在这一部小说中反复呈现的就是这个道理是如何左右着人们的行为举止乃至人生命运的。刘震云甚至还从中国传统文化的鼻祖孔夫子那儿找到了理论依据。这个理论依据是教私塾的老汪说出来的。老汪是刘震云笔下的又一位民间的高人，因此他对《论语》的理解往往与常人的理解大相迳庭。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一般人都理解为远道来了朋友，十分高兴。但老汪说：“高兴个啥呀，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老汪说到这里还一个伤心地流下了眼泪，仿佛孔夫子正在等着他这个远道的朋友去说话呢。无论是朋友关系，还是父子关系，还是上下级关系，在这部小说中都有所涉及，每一个人生活在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人的生存其实在处理各种关系。因此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说话或语言，可以说是人际关系之间的链条和纽带，各种关系通过说话或语言得以实现交互作用。但刘震云提示我们，说话既是链条和纽带，又是一层无形的屏障。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关系是由说话所构成的，它使得人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直接的、真实的世界了，它转换成了说话的世界，因此，在说话的世界里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不可能做到心与心之间的沟通的。哪怕是人与人处在零距离的身体接触，有时候也许两人都会感到心与心之间相距遥远。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刘震云以不动声色的方式讲述着很琐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件件细节都在传达着这层意思：说话具有不可预知的力量，说话的结果又往往不是说话者的本意，人们每天都不得不说话，却又无法通过说话真正与人沟通。在说话中看似热闹，其实每个人都是孤独的。
这就说到孤独了。编辑将这本小说称为是写孤独的小说，甚至用上吓人的广告词：“千年孤独”，似乎直追世界文学经典《百年孤独》。说这是一部写孤独的小说，又对又不对。小说中的众多人物，虽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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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之间说话说得顶亲热，但没有谁和谁能真正成为朋友，谁和谁能心贴心地相互了解，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个人。这有点像萨特的“他人即地狱”的通俗版。也许刘震云就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他从写《新兵连》《一地鸡毛》起，就有比较明显的存在主义倾向。即使是这一部《一句顶一万句》，我以为它仍有存在主义的影子，它通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写了一种孤独的存在。所以要把这部小说看成是写孤独也未尝不可。但是，为什么说又不对呢。因为在这部小说中，虽然芸芸众生都处在孤独的存在之中，然而他们浑然不觉。他们甚至感到与周围的人相处融洽，他们常常把别人当成自己的朋友。这一切缘于说话，说话的世界虽然阻隔了心与心的真正交流，但说话的世界会给人们一个虚假的感觉，人们在这种虚假的感觉里就远离了孤独的困扰。也就是说，小说中的人物基本上是没有孤独感的。所以严格来说这部小说并不是在写孤独。这也是我们不能把刘震云的思想简单地等同于存在主义的地方。
刘震云探讨的不是社会问题，而是语言的问题，语言完全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从他写《一腔废话》起，开始他只是感到人们所说的话缺乏实质性的意义，说话只是一种形式，因此说的都是废话。而到他写《一句顶一万句》时，他发现他过去的结论也许不准确，因为人们说的废话并非没有意义，这些废话其实是在制造一个屏障，掩饰住我们真实的内心。在他探询说话或者说探询语言的真实意义时，他也就对人际关系的真实性表示了公开的不信任。他用小说的方式表示了他的不信任。当他有了这层发现后，他也就洞穿了世事人生，也就看透了俗与雅之间的差异不过是通过说话设立起来的，他就可以自如地往来于俗与雅之间。因此当他去写大俗的电影时，他会把雅藏在里面；而他要写非常雅的小说时，他又故意采用一种非常俗的叙述。也许从一开始人们就没有真正读懂他在小说中所要表达的意思。这促使他对说话亦即语言有了更大的兴趣。但他既然发现了说话是一个虚假的世界，那么他自己就陷入到了一种尴尬的境地之中，因为当他要把自己的发现表达出来时，他又不得不使用这个虚假世界里的语言，他知道一旦他把话说出来后，就会把他的真实内心屏蔽起来。于是他变着法子破坏说话的规矩，或者反着说，或者拧着说，或者是戏谑，或者是反讽。
有时他用特别正经、庄重的态度表达他的嘲弄，有时他又用非常亵渎、调侃的口吻表达他的忠告。然而这一切是否就能毫无阻碍地将他的内心发现完完全全地传达给读者呢。并非如此。于是他有了很强的孤独感。越来越强。在《一句顶一万句》里，我们分明能够感觉到，在那些活动着的小说人物和故事情节背后，有一个怀着浓郁孤独感的作者，他借助他笔下的人物倾诉着自己的孤独感，但他完全是一种自我倾诉，因为他本来就没有准备让别人来分担他的孤独感。他就怀着孤独感固执地追问着说话的问题、语言的问题，他把这些问题引向形而上的方向，引向元哲学的方向。元哲学就像是我们头顶上的浩渺而寂静的天宇，在这个天宇中漂泊，没有孤独感才怪。
小说的故事情节有很多头绪，人们为生存在奔波，但最终归结到了寻找一句话上。小说的主人公罗长礼，也就是后来改了名字的吴摩西，离开故土延津在外漂泊，临终时留下一句话给孙子罗安江，于是罗安江千方百计要回延津去找爷爷当年丢失的女儿巧玲，要把这句话当面告诉她。可是罗安江还未找到巧玲就去世了。为此，牛爱国千辛万苦找到了延津，想知道七十年前他的姥爷罗长礼到底留下了一句什么话。牛爱国仍然找不到这句话，但他自己有了一句新话，他要把这句新话告诉他过去的情人章楚红，于是他要去寻找章楚红。小说就在这里戛然而止。看来，罗长礼留下的一句话，就是刘震云认为能够顶一万句的那句话吧。那么，牛爱国的一句新话，会不会就是他姥爷留下的那句话呢，会不会也是顶一万句的话呢。刘震云没有提供半点线索让我们去寻找答案。其实未能寻找答案本身就是答案。因为只有当一句话人们不知道，人们又迫切要去询问这句话是什么时，这句话就能够顶一万句了。也许我们的生存方式就是这样的，一方面我们没完没了地说了很多的话，一方面我们又在寻找一句顶一万句的话。这句能够顶一万句话，或许就是哲学家们称之为的元哲学。说到底，刘震云所做的事情不就是在寻找一句顶一万句的话吗。他明明知道没有这句话，但他仍要寻找。这就是刘震云的独特之处。因此他还会怀着孤独感继续漂泊。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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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一句话刘震云篇三
《语言表达准确生动得体》
为了一句话刘震云篇四
《实录：刘震云谈写作》
实录：刘震云携《一句顶一万句》谈茅盾文学奖
刘震云：茅盾文学奖评奖最起码比过去民主了
8月20日，第八届茅盾文学奖60余名评委通过记名投票，在京决出了5部获奖作品：张炜(微博)《你在高原》、刘醒龙(微博)《天行者》、莫言(微博)《蛙》、毕飞宇(微博)《推拿》和刘震云(微博)《一句顶一万句》。而刘震云在获奖之后做客新浪明星汇，谈自己作品的创作体会及对茅盾文学奖的看法。
以下为访谈实录
主持人王莹：亲爱的新浪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浪明星汇，我是主持人王莹。8月20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公布了获奖名单，一共有5部作品获奖，其中刘震云老师的《一句顶一万句》是获奖作品，欢迎您刘老师。
刘震云独家做客新浪精彩集锦
来源：新浪读书刘震云：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
主持人王莹：我们要特别祝贺刘老师，非常荣幸，您是在获奖之后首次接受媒体的访问。
刘震云：谢谢。
主持人王莹：我们要和各位网友说明的是，请大家通过大屏幕和今天要讨论的话题进行访问。我们要发送的微博是#茅盾文学奖刘震云#，同时送上您要说的话。当茅盾文学奖公布的那一天，我们看到，当天的微博话题一共有17万条，可是各路媒体在跟您联系的时候，找不到您了，您那时候的心情是不是特别不平静？
刘震云：一个作品的获奖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它又一次得到了承认，同时也不说明什么。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必须搞清楚，作者和作品应该是分开的。像茅盾文学奖评的是作品，获利的是作者，作品并不因为获奖多一个字，或者是少一个字。对于作者的说法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一定要清楚，作品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
我曾经有一个舅舅在村里是木匠，我母亲的娘家也姓刘，我舅舅是一个麻子，所以大家都叫他叫刘麻子。刘麻子的木工活在方圆几十里做的是最好的。并不是因为他手艺比别人好，而是因为他精雕细刻，别人打一个柜子两个时辰，他用5个时辰做出来比别人好，所以方圆几十里就没有木匠了，不是比不过刘麻子的手艺，是耽误不了这个时间。所以我舅舅打的箱子、椅子、柜子在街上比别的木匠要贵很多。大家都说刘麻子的木工手艺非常好。
他晚年的时候，我跟他有过一次对话，我说你这一辈子大家都知道你木工手艺特别好，他说我木工手艺做得好，并不是为了让大家说好，让大家说好，你的手艺肯定做不好。而是因为我喜欢木工。我平常看到一颗树，我看到的不是树，我看到的是箱子柜，我看到好一点的木头，像松木、红木、杉木，这个打桌子，这个打柜多么得好。如果看到不成材的杨树，这个只能做板凳——在我舅舅的眼里，树不是树，像佛语里面说的，色既是空，空既是色，是这种境界，我未必达到，但是我向往这种状态。
主持人王莹：您是说自己的创作态度吗？
刘震云：我是向我舅舅的创作态度学习。
20号那天，茅盾文学奖评出来，我正在菜市场买菜，我特别犹豫，我是买西红柿，还是买茄子？因为我中午吃西红柿打卤面，还是茄子打卤面，西红柿比茄子贵，我正在犹豫的时候，我的出版人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你获奖了，接着告诉我一句话是奖金比过去提高了。我当即决定买西红柿。
主持人王莹：我还想着是告诉你买西红柿呢。
刘震云：当天中午我吃的是鸡蛋西红柿面。
主持人王莹：这个味道和平时吃是不一样的吧？
刘震云：确实很一样，没有任何的区别，鸡蛋就是鸡蛋，西红柿就是西红柿，不会因为外在事物的改
变而发生事物内部的改变。
主持人王莹：刘老师我们看到很多网友在关心您，刘老师今天怎么带着伤来到现场，您的脚怎么了？ 刘震云：这是一个多月之前，我再做一项正当的活动，迈出了不正当的步伐，所以有点骨裂。我到医院看的时候，医生非常高兴，这就叫一失足成百日恨。他给我的启发是哪怕你正在正确的道路上，也要迈好脚下的每一步。但是快好了，不要紧。
主持人王莹：我们代表网友再问候您一下，好好保重，好好休息。
刘震云：谢谢。快好了，不要紧。
主持人王莹：刘老师，我不知道这次您参加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有没有感觉像文学选秀，听说是经过了多轮选拔，同时可以说参加的作品很多很多，178部。
刘震云：像超女，像翻滚过山车。这次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从178部里面，评出5部，经过6轮5次的投票，然后就是实行实名制，大评委，62个评委来评文学，或者是评其他任何的学科，古今中外还没有见过。
主持人王莹：我想各人会有各人不同的角度。
刘震云：起码第一比过去民主了，文学不但要经过文学的洗礼，还要经过民主的洗礼。另外翻滚过山车的过程，像超女一样PK的过程，确实是它的影响跟前些年的茅盾文学奖是非常不一样的。可能过去评奖只是文学事件，现在成了一个社会事件。
他们这次改变的，评选这种方式，原则改变的这种目的是达到了。
主持人王莹：一开始大家特别关心前10部作品当中有8部是各省的作协主席的作品，是不是也让我们这次的评选尤为激烈呢？
刘震云：一开始我不知道主席有这么多，我也不知道作家里面的主席会这么多。
因为我不是作家协会里的专业作家。换句话，我是体制外的作家，我不知道体制内机构的叠床架屋的设置是什么样的。
但是有一点，必须分清楚，这次你评选的并不是作者，是作品。所以作者本身是什么身份不重要。比这个更重要的是评委。62位评委对这次评奖的态度。
好的评委起码应该具备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必须眼睛好，必须能发现不同，在创作中有创新和不同的作品。应该有这个眼睛能够发现。
第二点，它是国家级文学里面最高奖项，要求评委应该有国家级的水准、目光、视野，甚至必须有世界文学的目光和视野。
另外，心必须好，要有公正心，要有文学的良心和人的良心。不为人情所动，不为感情所动。都做到了没有？有没有这种目光？我想他们是人，不是神。但是多亏的是在评委中间有中国一流的、有文学良心的人、有文学良心的评论家在里面。李敬泽、陈晓明、孟繁华、张清华、郭宝亮……，还有像老一辈的雷达、王必胜等等、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保证了这个奖的基本的水准，也保证了公正性，保证了科学性、历史性和前瞻性。我清楚的知道，如果不是有这些评论家在，《一句顶一万句》获不了奖。
主持人王莹：我们看网友的留言，当时我们知道有5部作品获奖之后，我们就在新浪微博发起了投票，看大家喜欢哪部作品，《一句顶一万句》遥遥领先，对读者的评选，您是不是非常看重呢？
刘震云：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读者的支持和读者的喜欢比作品重要得多。
主持人王莹：对于这句话给您掌声。
刘震云：谢谢。阅读是创作的延伸，阅读是创作的一部分，如果你的创作引不起阅读，你说你是好作品，不管你们信不信，我不信。有人说好的作品是属于少数人的，这个是自欺欺人，真正好的作品，就是流传得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像孔子的书，司马迁的书、施耐庵的书，李白、杜甫的诗，从春秋几
千年一直畅销到现在。
还有大家经常提到的马尔克斯、略萨、加缪、普鲁斯特都从南美、欧洲畅销到中国，“好书”第一的定义，大家觉得你说的话是有用、有趣的，我们愿意听你说话，这是主要的。
另外读者的鼓励，能坚定我另外一个信心，他就是我是一个好作者——我是一个好作者，不是说证明我多么的聪明，而证明我是一个喜欢创作的人。好像我的舅舅喜欢做木工一样，我写作不累，写作的状态特别的正常，我在写作中有快感，不写作的时候我很忧虑。而且我明天是上午和上午写作，晚上不写作，按照上帝的时间安排在进行正当的活动和正当的工作。
读者的支持，会使我能写出更好作品的一部分，因为他们参与了我的创作，谢谢。
主持人王莹：您在创作着，同时也在开心的生活着。长江文艺出版社(微博)，还有发表作品的阵地，《人民文学》，您和他们之间的合作有什么故事、渊源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刘震云：我做事有一个原则，做事之前先看人，有人再说做事，跟《人民文学》合作是因为李敬泽，他是《人民文学》的主编，大家都知道他是特别有见地著名的评论家，但是他还有一个身份，是我的师兄。
刘震云：一句有见识的话胜过一万句废话
来源：新浪读书我写《故乡》系列开始，20多年前，我每写出一部稿子，首先送给的是敬泽，敬泽确实是见识非凡的人，他不仅是懂文学的人，他是一个懂生活的人。懂不同文学和不同生活的人，每次对我的作品都有非常好的指教。所以20多年来，我总是说，敬泽是我写作的指导老师。还有邱华栋(微博)，他们是走在生活前面的人，教我很多创作知识和生活知识。
长江文艺出版社也是我非常好的老朋友，20多年的老朋友了，他们有三驾马车金丽红、黎波、安波舜，在20多年里，他们都出版别人不敢出版的我的作品，像《故乡面和花朵》。他们做的事情总是与众不同。这些人是明白大道理的人。另外是个明白人。明白人明白大道理的人，我愿意跟他们合作，就像小孩过家家一样，说得着，就在一起多玩。
主持人王莹：您做事先认人。
刘震云：先想清楚。
主持人王莹：作品和获奖本身之间有关联吗？之前的作品《一地鸡毛》、《手机》都改编成了影视剧，受很多朋友的喜欢，但是没有获奖。
刘震云：现在再看像《新兵连》《一地鸡毛》，《温故1942》，还能有温暖的感觉。温暖的是我创作时的年龄，当时我才20多岁，我在认识世界、认识文学的态度、深度上有问题。但是，一个最大的好处，我的情感的流露是那么的质朴。转眼20多年过去了。有时候我想起来我有50岁了，有时候做梦做的还是20多岁的梦，那时候我的外祖母还在，我经常梦起我外祖母，跟她一块过中秋节。就在我们的村子里，就在我们家的院子里，枣树上面，月亮那么大，那么明亮，我突然觉得我特别的幸福。
主持人王莹：您特别怀念那时候的创作状态，因为那时候有真正的情感注入在其中。
说到这儿，每个人都不会很平静，特别能理解此时此刻刘震云老师的心情。
刘震云：我的心情不是说作品，而是说我的年龄。但是获奖确实说明什么？也不说明什么。
没有获茅盾文学奖的，也有很多非常杰出和优秀的作家，王朔、余华、阎连科(微博)，优秀作家跟大作家是有区别的，优秀作家的话是走在相同的道路上，可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大作家是走在另外不同的道路上。
人和作品分开的话，铁凝也是个主席，但是铁凝的作品写的特别好，《玫瑰门》《麦秸垛》《棉花垛》《笨花》，铁凝当主席可惜了，可惜了时间。她对中国生活场景，生活中特别的趣味，—个民族赖以生存不仅仅是哲学思想，还有生活趣味，她对这一点的挖掘，特别与众不同的。虽然没有获过这个奖，未必比获过这些奖的作者要逊色，不是的。
主持人王莹：刘老师他算大作家还是优秀作家呢？
刘震云：他们都在往大作家的方向前行，因为他们走的是不同的道路。
主持人王莹：接下来我们谈谈您的作品《一句顶一万句》，我看之前就在新浪官网上有很大的宣传，也有很多网友特别喜欢。事隔很长时间，这部作品获奖了，您能用《一句顶一万句》来形容这部作品吗？
刘震云：一句有见识的话，胜过一万句废话。
主持人王莹：这算是您的创作思想吗？
刘震云：任何一个思想都不能涵盖文学作品，但可以涵盖一个哲学概念，或者政治的理念，或者社会观念。文学作品首先是情感的东西，无法用理念、概念的东西来概括它。世界上是不是有“一句顶一万句”的话，确实有。有时候在人生中，真正改变你人生和人生道路的就是那么几句话，几个人，几个偶然的瞬间。
主持人王莹：这一句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一句话，是很有份量的一句话。
刘震云：有见识的话。
主持人王莹：刚才这个问题也和网友契合，看过这部作品的朋友还有这样一个问题，也算是一点小小的疑惑，《一句顶一万句》这部作品应该是乡土文学作品，为什么故事中着重点却放在意大利牧师这个方面呢？
刘震云：其实在《一句顶一万句》里面，意大利牧师老詹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意大利牧师，我们才可以更好的认识中国，认识中国社会，认识中国乡土社会，认识中国人，认识中国人的内心、情感和丰富的内心的世界。
前不久秘鲁的一个作家略萨到中国来过，跟中国的作家有过一次对话，对话的场合我不喜欢，好像变成了中国和巴西球队的比赛，比赛还没有结束，中国球员就上去和巴西球员换球衣一样，在场的作家不比略萨写的差。但他有一句话我非常赞赏，我只有生活在巴黎的时候，我对秘鲁才有更深的认识。
《一句顶一万句》中，只有老詹对中国的社会，中国人，中国乡土社会，包括人的情感，认识的才能够更清楚。老詹是意大利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传教。在我的故乡待了40年只发展8个徒弟。他问杀猪的老裴，说你信主吧，可以明白你是谁，知道你从哪儿来。老裴说：我是杀猪匠，从张家庄来，到李家庄去杀猪。正因为他发展了8个徒弟，他住在破庙里，当老詹去世的时候，杀猪匠在他的床头下翻出了一个图纸，是宏伟的哥特式的教堂，突然发现这个图纸活了，教堂上的钟在轰鸣，彩绘的玻璃全部都推开了，不但教堂的窗户推开了，他自己心的那扇窗也推开了，这时候杀猪匠明白，老詹是世界上最好的牧师，他没有把教传给别人，他传给了自己。
主持人王莹：理解您为什么这么写了，是外人的角度看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这样更客观、真实。 刘震云：可以这么说，因为有一另一种眼光，能够对本来的事物看的稍微清楚一些。可能我们身在其中，对好多事物的认识，认识的原则、观念，对生活的态度是含混的。我们这个民族含混是它的主体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主持人王莹：您写这本书是不是为了警醒大家，您说是创作最好的一部作品，愿意拿出来分享，这部作品是不是有特别的意义在其中？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的写作对我最大的意义，使我跟文学的态度相互之间的关系，突然发生了变化。
过去的话，我在写作品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有话要说，你才写东西，有不同的话要说。到了《一句顶一万句》我发现作者要说什么是不重要的，作品中的人物要说什么是重要的。比如说杀猪的、牧师老詹等等，他们要说的话比我深刻得多，也要广阔得多。当我由一个写作者变成一个倾听者，我每天写作不是在写，不是在听，是在倾听，我突然发现我写作获得了极大的自由。
如果《一句顶一万句》写的还有可取之处的话并不是刘震云写得好，而是老裴、老曾还有老詹、杨百顺他们说的好。
主持人王莹：那些都是您笔下的人物，您想听听一些人对您作品的评价吗。
有一个人说您的作品像一个十字架，像官场、单位，描写了现代人，生活的很卑微、无奈。纵向看，像《温故1942》，是残酷的。这样看，您的小说充满了苦难，您这样凭评价自己的作品吗？
刘震云：我知道是摩罗说的，他是非常有见识的学者。十字架有多重的含义，纵向、横向的交叉。从宗教来讲，背负了很多人类的苦难，苦难从哪儿来？有时候可能从罪恶来。当然这些理念并不能涵盖文学，文学是什么，这是一个常识和基本概念，有时候我们是不是能认识得特别的准确，是个问题。如果拿哲学、历史作为比照的话，哲学是记录人的观点和思想的，历史是记录历史上发生的事件的，文学是记录人的感情的。正是因为李白、杜甫、白居易、施耐庵、蒲松龄、鲁迅等等这些人，他们像星河里耀眼的明星一样，使千百年来，中华民族这个民族的点点滴滴的感情流淌在了历史的长河里。也是这个民族被人记忆和尊敬的理由之一。
当你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对文学的概念就准确了，这是他们跟其他学科的区别。
主持人王莹：特别是您说到文学是记录感情的时候，我特别的感动。我们在看到的不是一个一个的文字，一页一页的纸张，而是感情的一种书写。我们看网友有什么问题。
网友：您怎么看青少年写作，现在的学生面对考试的压力，将来会不会写出让读者满意的作品？ 刘震云：作家不是吃青春饭的职业 需要生活积淀
来源：新浪读书刘震云：青少年写作是很危险的事。因为先不说学生的压力，而是写好书的话，首先得读好书，世界上有两本书必须读好，一本书是我们书架上的书，图书馆里的书，还有你推开窗，生活这本书。也许图书馆里面的书好读，生活这本书是随着你的阅历，一点一滴来品尝和品读的。同样一句话，同样一个人，同样一件事，你20岁的看法对这个事物这个人的看法，和40岁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和50岁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
一个人对红烧肉、炸酱面的认识，20岁和40岁又是不一样的，你要说20岁的人比40岁的人认识深刻，存在吗？存在。那就证明20岁这个人是有见识的人，40岁的人是糊涂虫，但是同样一个人，如果你不是糊涂虫，而是有见识的人的话，肯定40岁比20岁的认识起码要广阔、深入、大气许多。
所以我觉得作家真不是吃青春饭的职业，这跟演员、运动员的区别。
主持人王莹：需要生活的积淀。
刘震云：需要生活的积淀，需要见识的积淀，需要感悟的积淀。一个人胸怀只能越来越宽广，越来越宽容，越来越善良，你对世界的认识才会越来越深入。你的目光才会到达过去你没有到达的那些黑暗的地方。
主持人王莹：所以青少年写作一方面是要读好书架上的书，这比较容易，就摆在那儿。读好生活的书就要看个人的修养了。
刘震云：对。
主持人王莹：刘老师您有没有听过冯小刚导演对你的评价，因为你们合作过很多次，当初拿到《一地鸡毛》作品的时候，一个字不要改就可以拍了。表面上看上去是波澜不惊的一种，实际上波涛汹涌，您对这样的评价是怎么看的？
刘震云：小刚、王朔是我的好朋友，我看着他们从小冯到老冯，到冯老变化的过程，我也看到小王、老王到王老变化的过程。
单说小刚，他是非常不同的人。不同就不同在大家对他的认识和他本来的面目是有偏差的。比如讲他是一个商业导演，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你看看他的片子，里面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商业的元素。比如讲没
为了一句话刘震云篇五
《重复与言说——读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
永远不会显现的“空无”，一个拉康意义上的“小对形”，永远诱惑着人们前行、寻找，它是“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它是“欲望的客体成因”。由此，故事的讲述成了一种“抚慰和自我倾诉”，用来掩饰这种残酷的“不可能性”。尽管小说最后那句“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的道德训诫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此前揭示的生存困境，并以此试图排遣整部小说的痛苦
和沉重，但依然无法穿透故事本身早已弥漫开来的
雾霭和迷障。
在本雅明那里，小说是一种失败的艺术形式，是人与自然和谐时代终结的标志。可是，故事又何尝不是呢？在这来势凶猛的“后工业时代”，顽强地讲
述故事，其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反讽事件，更何况是
寄望于传达一种残酷的人生经验，个体面对这个“陌生”世界的烦忧和焦虑。然而，刘震云的质询终究令人感动，毕竟，“在讲故事人的形象中，正直的人遇见他自己”。这大概就是《一句顶一万句》给我们的启示吧！
重复与言说
——读刘震云《一句顶一万旬》
史静
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旬》更像一部另类的“史诗”，或者说刘震云有这种一种写作另类史诗的冲动。尽管他笔下的人物多如牛毛，却不是英
雄；各怀技能，却都难登大雅之堂：有朋友，却总不知
心：有家人，却充满了罅隙；有爱人，却不相爱。小说
万方数据
不断地在叙事内容、叙事语言和叙事逻辑上重复延宕，抛却了启蒙之大义，用一种具有“救世”意义的形式结构来完成对“救世”神话的解构，在语言和言说的絮唆中建构了不可沟通的“巴别塔”，在不断地漂泊和寻找中重复着寻找的不可能性，而这个寻找的过程却是不自知的。
一、雨复与重复的逻辑
从读《～旬项一万句》的第一句话开始，你就会觉得这部小说的故事性很强，人物杂多，藤蔓也多，就好
像一株大树，有两条大的枝干，每条枝干上枝枝蔓蔓
结着无数的互相缠绕的迷宫般的藤蔓，你沿着这条大枝干上的迷宫般的藤蔓走到另外一条大枝干上，再穿越迷宫般的藤蔓，你又回到了你刚开始｜｝｝｛发的地方。不过，看似回到了原点，你却发现这个原点已经不是原来的原点，或者说不是真实的原点，而是你想象中的原点。
这部小说的结构极为对称，分上篇《ｌ叶｛延津记》和下篇《【旦】延津记》两部分，就好像那两条大枝干，上篇叙述吴摩两因寻找养女而走出延津；下篇叙述养女因
寻找父亲而让自己的儿子牛建国走回延津。在上篇
和下篇中，小说的叙述故事、叙事语言和叙事逻辑不
断地在重复中建构了一个个相似的迷宫。你不断地在这种迷宫中游走，有些惊奇，又有些烦闷，作者仿佛
在考量你的耐心，看你在这座叙事的迷宫中能游走多久。但这个叙事迷宫不像先锋小说中的叙事迷宫那样有因无果或者有果无因毫无来由地产生叙事的断裂，而是有因有果的叙事迷宫，在一种看似是极度现实主义的写法中，却实验了一种先锋精神：挑战叙事的极限。尤其是在叙述文本内部不断地挑战重复的极限，而重复本身就是叙事规范中一种怪异的形式。
小说的叙述故事在不断地重复，主要故事总结一下，无非是些家人之间的冲突（又包括父子冲突、母女冲突、母子冲突）、朋友之间的冲突和爱人之间的冲突，而这些冲突最后都纠结在不能沟通的冲突上，一辈子都在寻找沟通的可能性，可是寻找沟通的可能性的过程恰恰是对沟通可能性的打断。
小说在叙述语言上也在挑战着叙事的极限。小
说的叙述语言也在不断地重复，最具重复意义的语言叙述模式是“之所以出现ｚ，不是因为Ａ而是因为Ｂ，
也不是因为Ｂ，而是因为Ｃ，也不是因为Ｃ，而是因为Ｄ……”可以说整部小说的语言风格就是不断地在这种延宕的能指循环中向前延展，从而将人物沟通的困难和复杂用语言形式上的不断重复表征出来。人物的内心就像是毛细血管一样细密，像中枢神经一样敏感，从一句繁衍成一万句，而即便是一万句也无法能够达到沟通，吊诡地是反而离沟通越来越远。人们不能够为沟通找到一句话，却可以为不沟通找到一万句话。
与小说叙说语言不断地重复相应，小说的叙事逻辑也在不断地重复。这个不断重复的叙事逻辑就是，要不断地在内心中为自己的各种行为寻找开脱之词。这可以说是鲁迅笔下阿Ｑ精神胜利法的一种异形。在“不是Ａ，而是Ｂ，又不是Ｂ，而是ｃ”的语言滑动中，其滑动的逻辑是一致的，自己永远都是掌握了真理的人，而且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逻辑来论证自己的合法性，尽管有时候这种逻辑显得滑稽。当一种滑稽逻辑以
万方数据
真理的“假面”出现的时候，就将孤独的内面彰显出来，自己用一种滑稽逻辑树立起一个孤独的四面屏，将外界拦截在了外面，最后探出头来的竟是自己的“假面”，用这具假面来面对自己和人，和物，以及与自己的关系，但自己带着假面却不自知。而一部小说的意义是从读者与文本的故事、语言叙事中的交接中衍生而出的，可以说作者有意将读者引向了叙事的阅读迷宫。
“重复”作为一种叙事手法也可以称为“反复叙事”，小到文本内部语词、语言的重复或者叙述内容、叙事逻辑的重复，大到文本间的重复。重复叙事既具有颠覆的功能，也具有建构的功能。通过重复，一个故事的真理性可以被无限地扩大，不断地将意义衍生为永恒，也可以不断地解构这个故事所具有的真理性。Ｊ．希利斯・米勒在其名著《小说与重复》中指出：“不管是什么样的读者，对小说这样的长篇作品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对重复以及因重复而产生意义的识别来达到理解的。”在《一句顶一万句》这个叙述文本中，作者将重复叙事的实验进行到极致，既颠覆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叙事，也颠覆了先锋主义的叙事。
二、寻找与寻找的不自知
这部小说的特点是人物众多，而且每个人物多
有传奇故事，都有民间“技艺”——杀猪匠、木匠、银
匠、剃头匠、豆腐匠等，这些具有中国符号意象的人
物再次隆重出场占据了看似被启蒙的位置，而占据了看似启蒙位置的——私塾、学堂、教会等——私塾
先生、意大利牧师老詹等，他们的命运似乎更具有一种戏谑性，不是私塾先生因女儿的死开始流浪，就是牧师老詹一生都想给延津的众生介绍一个知心朋友（上帝）而不得，最后无奈地死去。无论是处于启蒙位置还是处于被启蒙的位置，他们最根本的生存困境竟然是一致的：不停地漂泊，不停地寻找。漂泊是
为了寻找，寻找则指向一种回归，只不过这种回归是
一种想象的在能指延宕中的无限回归，永远没有终
点。因为“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这种结构形式具有“形式的能指意义”，作者有意将读者导向将小说的结构和《圣经》中“出埃及记”的结构进行联系的想象，但最终发现这种想象只是一个出发点，小说在这种看似相像的结构中走得更远，或者说本身是对模仿的结构的一种解构，就像《堂吉诃德》通过对骑士
小说的再次抒写或者说改写解构了骑士精神一样，
从《堂吉诃德》以后，骑士精神不再存在。
小说的中心人物是杨百顺，想上学却被父亲用假抓阄的把戏给阴了，所以有仇父情节，信主后，老詹把他的名字改作杨摩西，倒插门后名字就变成了
吴摩西。他一辈子就在不停地漂泊，在各种行当中
过活，这样的人物担当起了小说的整个叙述焦点或者说支点，没有了这个支点，整个小说的世界就会变得支离破碎。尽管整部小说看上去是一部“史诗”的
结构，跨越了一个世纪的时间长度，又有“寻找”的宏
大母题，但是占据小说叙述中心的人物不是一个英雄，不具有卡里斯玛（Ｃｈｒｉｓｔｍａｓ）的性格，而是一个
和小说中众多人物相同的平凡人物，既没有启蒙的
重任，也没有救世的担当。
虽然小说中的人物内心在不停地言说，但落实到现实的交往中却是徒有一张嘴巴，肚里九曲回肠后，最后说出的却又不是心里想说的话，其最终的归宿总是无人可说，无话可说。所以，与其说小说中的人物不断地在寻找一个能说得着的人，不如说这是一个不断地询问“我要向哪里去”、“我是谁”的过程，因为“寻找圣杯”的过程不是指向“圣杯”，而是指向
寻找“圣杯”过程中的那个自己，但这个寻找的“我是
谁”的过程却是一种不自知的过程，因为不自知，所
以，就显得有些混沌、有些愚昧、有些可怜、有些可叹。
因此，作者就尽量用各种技法将这种不自知的混沌
表现出来，这样就形成了他这部小说文本独特的叙
述内容、叙述语言和叙述逻辑，在不断地重复中去寻找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寻找的东西。
自五四以降，中国文学就开始了为大众寻找“我”的这样一个历程，世纪一百年，为大众找到了许多
万方数据
“我”，个体的我、阶级的我、主体的我，身体的我，这是一个异常宏大的言说语法，也伴随着利奥塔所谈到的宏大叙事的逻辑。《一句顶一万句》从这种宏大的言说语法中脱域，将叙事时间放置在一个看似明晰实则混沌缠绕的时间中，现实的时间似乎和叙事的时间无关，上下两篇所跨越的时间也有百年，但这百年中的故事时间竟是一种反复的轮回，不存在任何“救世主义”或者“准救世主义”的时间，一反百年来让国人悲喜交集的进化论的时间观。那些占据了“启蒙”和“救
世”位置的人物，不能喻示一种此刻性和未来性，因为
“准救世主义的‘此刻’绽出的将来性要与叙事的时间性结合在一起，从而对同一性和行为产生影响”。没有了将来性的想象，也就把认同想象的路径堵死了，没有了认同，就只能在漂泊中不断漂泊。小说中的叙述轮回更像是鲁迅笔下的“轮回”，是一种绝望中的希望，虚无中的存在，在不断寻找中失去，在不断失去中寻找。
为了一句话刘震云篇六
《孤独的言说_读刘震云的_一句顶一万句_》
文学评论
孤独的言说
——读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
叶雯雯
（巴州石油二小 新疆·喀什 844804 ）
摘 要：中国人是务实不务虚的，精神上的追求被现实中利益的计较所代替。人与人之间不能完全沟通，不能相互理解，人
无法在同类那里得到心灵的抚慰，于是人的心灵便始终处于寂寞的荒野，从杨百顺到牛爱国三代人一百年，人始终是孤独的。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说出了中国人的百年孤独。
关键词：说话 沟通 孤独 信仰 《一句顶一万句》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Lonely Sprechen
——Reading of Liu Zhenyun's A Top Ten Thousand
YE Wen-wen
(Bazhou Petrol NO.1 Primary School Xingjiang·Kashi 844804)
Abstract: Chinese people are always practical but not ideological, spiritual pursuit is replaced by the benefits in the real life. For there is no complete communication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one and another, people can't get encouragement from others so that everyone suffer the sorrows brought by the wilderness of loneliness. From the Yang Baishun to Niu Aiguo—three generations have lived for one hundred years but always felt lonely. Liuzhenyun's A Top Ten Thousand refects the century loneliness of Chinese people.
Key words: Speak; Communication; Loneliness; Belief; A Top Ten Thousand
1965年年底，《解放军报》刊载的社论里出现了林彪的一个是跟照相馆的小蒋搞婚外情，后跟姐夫老尚私奔，牛爱国不想
⑴
新提法：“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句话充跟庞丽娜过日子了，像当年的吴摩西找吴香香一样碍于脸面不满了毋庸置疑的说教口吻，具有权威性的载体——军报，确保得不出去找庞丽娜，实际上并没有打算找到她，做好了找到也了它的意识形态功能，实际上这句话与“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假装看不到的心理准备。在接近延津县时，牛爱国想起母亲曹
，那就是七十年前的干爹吴摩西，牛岁”一样经不起推敲和分析，至少它与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青娥临终时候的“放不下”
唯物论是相冲突的。可是在专制时代，任何对领袖的质疑都会爱国干脆去了延津，去问问吴摩西临终要给巧玲也就是曹青娥
说的那句话是什么，兜了一圈后牛爱国没有问到，那句话成了遭到遏制，群众发不出异质的声音。
“日刘震云用当年林副主席这句政治与权术意味浓厚的话语作永远的秘密。倒是吴摩西的孙媳妇的一句话提醒了牛爱国：
”巧玲也就是曹青娥靠着这句话活到为题目，写了一部与政治和大人物都无关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
公多是“引车卖浆者之流”，“出延津记”的主人公杨百顺、“回最后。
小说涉及了众多的人物和故事，有旧中国的，也有新中国延津记”的主人公牛爱国都是这样一种小人物，此外还有卖豆
腐的、杀猪的、开染坊的、做馒头的、贩大葱的、传教的等等。的，但，无论在哪个时代，故事里总有伤害，故事中的人总是故事的情节都是围绕“贱民”（葛兰西语）展开，即使有县长、忧伤，吴摩西和牛爱国就是这众多人中的代表，他们的离开和总理偶尔出现，也不过是作者“顺手牵羊”的旁枝逸出——庞寻找，他们的忧伤和无奈，就是每一个普通中国人懵懂地寻找大的群众演员的一员。小说的情节大致是这样的：杨百顺不喜生存的目标和意义以及默默地忍受精神上的孤独和寂寞的具欢卖豆腐的爹，更不喜欢卖豆腐，他离家出走，先跟老曾杀猪，象。整部小说表现出平静中的绝望以及红尘中的悲怆，背后也后来在染坊挑水，走投无路时信了主并改名杨摩西，机缘巧合隐含了作者的忧伤与悲凉。
“别人能成为好朋友是相互处得来，或你在这事上帮过我，进了县政府，被寡妇吴香香看中做了上门女婿，改随吴香香的
姓。后来吴香香和邻居老高跑了，吴摩西领着养女巧玲去寻找，我在那事上帮过你；他们俩能成为好朋友，是因为共同喜欢一
P14
罗家庄做醋的罗长礼。”找的过程中把巧玲丢了，吴摩西一路往西，永别故乡。此为小个人，杨百顺交朋友的方式和“别人”
说上回“出延津记”。下半部“回延津记”主角换成了巧玲的儿不一样，“别人”的友谊是建立在互相帮忙的基础上，杨百顺但子牛爱国，牛爱国是司机，一直和妻子庞丽娜不和，庞丽娜先求一个“说得着”，书中不止杨百顺一人如此，教私塾的老汪、作者简介：叶雯雯（1988.12—），女，汉族，山东聊城人，本科学历，新疆喀什泽普奎依巴格巴州石油一小教师，研究方向：应用心理学。
·12·
2011.11
文学评论
县长老史、货车司机牛爱国等都在寻找“说得着”的人。“说得着”即沟通与交流，成为他们首要选择的生活方式和衡量人生幸福指数的尺度。杨百顺喜欢喊丧的罗长礼，喜欢那一声喊，
“有客到啦，孝子就位啦。”
白花花的孝子伏了一地，开始号哭。哭声中，罗长礼又喊：
“请后鲁邱的客奠啦。” 同时又喊：
P15
“张班枣的客往前请啊。”
因为这个有点“虚”的追求，杨百顺与做豆腐的老杨闹翻后，离家出走，干过很多营生，杀猪、挑水、劈竹、种菜，结婚后尽管与妻子吴香香“说不着”，但与养女巧玲“说得着”，杨百顺（这时已经改名为吴摩西）有了做人与生活的兴致。巧玲的丢失将吴摩西抛入绝望的境地，他只能离开延津这个伤心地，“细想起来，吴摩西从杨家庄走到现在，和罗长礼关系最大。不是喜‘虚’不喜‘实’，迄今他还在杨家庄跟老杨做豆腐。”P208
在教私塾的老汪看来，一部《论语》隐藏了无数伤心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孔子欢迎远方的朋友，恰是因为身边没有朋友，而远方来的这个人是不是朋友还不一定呢，孔子不过是借远方的人骂身边人。老汪对《论语》的理解之深无人出其项背，老汪也是寂寞的，他每个月两次出去散步，“总想一
P26
个人。半个月积得憋得慌，走走散散，也就好了。”老汪似有人生的大苦闷，又说不出这苦闷从何而来，徒留伤悲，非得借着行走而发泄。
杨百顺的弟弟杨百利离不开牛国兴是因为“喷空”，“所谓‘喷空’，是一句延津话，就是有影的事，没影的事，一个人无意中提起一个话头，另一个人接上去，你一言我一语，把整个事情搭起来。”P53杨百利后来离开牛国兴家的铁冶场，跟机务段老万走了也是因为“喷空”，跟牛国兴有了隔阂，不能“喷空”了，跟老万倒是能“喷空”，杨百利的改弦易张也是在寻找能说上话的人。“‘喷空’在小说中也是一个颇有隐喻性的情节，这部小说中的人物如此强烈地寻求说话的朋友，而‘喷空’也是两个人说话的方式，甚至使两个人意气相投，在虚构的话语中，
⑵
在话语的虚妄之流中，两个人感觉到心灵交流的通道。”
意大利传教士老詹将徒弟命名为摩西是希望杨摩西能把延津的人们带出苦海，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杨百顺信主是为了找个养活自己的差事，和老詹对他的期待不同。老詹在四十年的传教生涯中只发展了八个信徒，延津的民众对主想象脱离不了“沉重的肉身”，不理解他的精神追求，认为老詹把对主的执着用在别的行当，应该早已经发财了。老詹收下杨百顺是对自己和主在延津民众中的尴尬处境的无奈回应，这种处境迫使老詹意识到信仰宽容是不可避免的，在不伤害自身信仰和真理的前提下，有必要接受上帝的世俗化和信徒世界观的多元化。可能正是因为老詹在原教旨主义问题上迫不得已的回退，和新乡的主教老雷有了教义上的分歧，加上老詹传教的成果不佳，老雷很不待见老詹。
杨百顺与巧玲“说得着”，老汪借《论语》发愤，杨百利“喷空”，都是将“说话”置于日常生活的核心地位，朋友难得，知己难求，即使一开始是朋友，随着时空变化、人事变迁，朋友也可能产生嫌隙，就像牛爱国跟冯文修因十斤牛肉而成仇，杨
百顺与唯一说得着的人巧玲的失散暗示了人与人对话的艰难。人与人不能对话，人无法在同类那里得到心灵的抚慰，于是人的心灵便始终处于寂寞的荒野，从杨百顺到牛爱国三代人一百年，人始终是孤独的。传教士老詹在延津的困境似乎预示了与神对话的西方文明在中国的水土不服。
刘震云以沟通为目的的人生哲学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
“刘震云探讨的不是社会问题，而是语言的问题，语言完
⑶
全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刘震云看出了“说话”或者语言并不能准确地表达人的内心，有些时候恰是语言树立起一座屏障，遮蔽了人与人之间心灵之间的交流。在阅读过程中，这部小说所赋予读者的并不是一种妥协的舒适感——如同《单位》《一地鸡毛》中小林与环境的妥协，理想褪去色彩，露出生活的坚硬面孔，将小林的棱角打磨殆尽，小林终于与环境和谐统一了——一种因作者对人物和事件的调侃而形成的超然。这与刘震云一贯的幽默笔调有关，“但他既然发现了说话是一个虚假的世界，那么他自己就陷入到了一种尴尬的境地之中，因为当他要把自己的发现表达出来时，他又不得不使用这个虚假世界里的语言，他知道一旦他把话说出来后，就会把他的真实内心屏蔽起来。于是他变着法子破坏说话的规矩，有时他用特别正经、庄重的态度表达他的嘲弄，有时他又用非常亵渎、调侃的口吻
⑶
表达他的忠告。”
小人物有损人不利己的缺点，比如私塾老爹不肯将铺面让给邻居老熊，“不让铺面不是跟老熊家有啥过节，而是老汪他爹处事与人不同，同样一件事情，对自己有利没利他不管，看到对别人有利，他就觉得吃了亏。”P23杀猪的老曾因为老寒腿的毛病犯了，便让徒弟杨百顺打上自己的旗号去杀猪，老曾说“有钱不挣还是小事，老陈老邓知道咱不能杀猪了，心里不定怎么乐呢。一想到这个，我心里像刀扎一样疼”。P70这些小人物已经不仅仅限于某个阶层，他们的性格被抽象化为儒家传统下的芸芸众生。儒家文化已经统治中国两千多年，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人的本质特征。“在这样的文化结构中求生存，每个人都不但在物质上忍受着蝼蚁式的残酷的生存竞争，在精神上也承受着
⑷
孤独与隔膜。”注重现实，无法挣脱世俗生活，只关注此岸世界忽略彼岸世界，他们无法理解基督教文化的老詹和主。老詹传教时，竹业社老鲁说“你要能让主来帮我破竹子，我就信他”。P114
杀猪的老曾不像老鲁拒绝的这么坚硬，且看老曾和老詹的对话。
老曾：
“主能帮我做甚哩？” 老詹：
“主马上让你知道，你是个罪人。” 老曾立马急了：
“这叫啥话？面都没见过，咋知道错就在我哩？” 话不投机，两人又干坐着。老詹突然又说： “主他爹也是个手艺人，是个木匠。” 老曾不耐烦地说：
P95
“隔行如隔山，我不信木匠他儿。”
中国人的思想特别注重向善，不能接受性本恶的说法，更不能接受“有罪说”。“‘罪’的本义是‘犯法’，‘恶’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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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
是伦理上的过失，结果中国人承认有过但不说有罪。”《圣经》中的“罪”在中国的水土不服与中国的文化语境有关。李湜源曾呼吁修改中文《圣经》中的“罪”字，用“过失”来翻译希
⑹
腊文“hamartia”（英文翻译为to sin）更为贴切。“罪”字对中国人来说太沉重，有法律和宗教上双重的恶，并不仅仅是人相对于上帝的“原善”的那些不完美。翻译也可能导致教义无法忠实地在另外一个文化语境中再现。老詹欲率领延津人民走出苦海，走进上帝的怀抱，无奈至死未完成这项任务，倒是老詹自己变成了一个说汉语懂中国人情世故的老头。老詹以夷变夏不成，反而被延津人用夏变夷，老詹在教堂图纸的背后书写“恶魔的私语”是对中国文化庞大的同化力量的不妥协和忿恨。
“信仰是私事，是个信念，对国家没有什么意义；对于国
⑺
家来说，任何一种信仰都具有同等价值。”县长小韩将老詹建的教堂没收了，老史接任县长职位后，老詹去讨教堂，老史拒绝归还，还威胁老詹治他“干政”的罪名，等老窦当上县长后，老詹不敢去讨了，怕这个爱打枪的县长要他的命，不再希望县长能还回教堂。县长不把老詹和主放在眼里，在官方的眼中老詹和杨百顺等没有区别，都是县长权力范围内被管束的贱民，没收老詹的教堂在官方看来很自然，不需要赔偿，甚至不需要理由。官方与市民社会是相对立的两个世界，县长小韩、老史、老窦，省长老费、总理呼延是官方，杨百顺、老詹、吴香香、曹青娥、牛爱国等代表着市民社会，私人不关注和思考公共事务，公共事务进入不了他们的思想和日常话题，只有那些具有职位的人才被迫关注公共事务，比如县长、省长、总理，这是七十年前的民国，七十年后，作者对官方社会未着一笔，官方完全空白，牛爱国四处流浪遭遇各色人等，就是与官方没有交集，朝野分明。牛爱国左右冲突无家可归似乎只是个人原因，如此纯粹的向内转其实是对庙堂的失望与无奈罢了。
老詹无法将西方基督教文化传送给杀猪者老曾，相反，老曾倒是用中国的世俗交往逻辑将老詹说的哑口无言。如果作者是五四启蒙运动的倡导者，老曾会成为一个顽固的愚昧的乡土农民，是未开化的需要启蒙的，刘震云对人物的塑造有别于鲁迅，鲁迅是抱着救国救民的思想写下阿Q、孔乙己等人物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与孔乙己被打折了的腿承担了国民性弱点的隐喻功能。但是刘震云并没有摆出国民性批判的嘴脸，承认人们维护自我意志的合理性，没有把老曾、杨百顺等作为反映人性消极面的否定模型。正是在与西方文明的对比中，杨百顺等在精神层面上构筑了自我也强化了自我。
鲁迅对儒家道德体系持怀疑态度，他似乎与儒家精神格格不入，“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⑻
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国民性只是民族
⑼
精神的结果，而非原因。”340“历史王道和礼教秩序内化为内在
⑼
的人性就成了所谓的国民性。”341自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儒家思想就一直是皇权统治的工具并逐渐内化为民众的自我需求，深刻影响和塑造了中国人的性格和信念。
牛爱国与朋友冯文修因为十斤牛肉闹翻了，牛爱国与朋友李昆的妻子章楚红好上了，牛爱国的妻子庞丽娜一直有婚外情，最后跟姐夫跑了。朋友与妻子都不是永恒的，有历史性和阶段性，“说得着”才是人们聚散的唯一理由。牛爱国与冯文修年轻时候“说得着”，关系好，结婚以后不说心里话了，关系转淡；牛爱国与章楚红“说得着”，章楚红宁愿舍掉饭馆老板娘的优裕
地位跟牛爱国跑；庞丽娜跟牛爱国“说不着”，牛爱国说好话给她听她都嫌恶心。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多以电话、网络等技术工具为中介，面对面的交流减少了。人在沟通时对着一个工具或者工具中的影像，而不是一个活人。经过工具转述的资讯，也有可能扭曲言语本义，沟通的有效性下降，人的孤独感只能越来越强。
刘震云避开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将个人生命从历史的沉重脚步中拖曳出来，实际上让个人命运变得比民族、国家更为重要。吴摩西的故事、牛爱国的故事都是围绕个人命运展开的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只是个体生命的叹息
⑽
或想象，是某一个人活过的生命痕印或经历的人生变故。”7牛爱国他妈曹青娥，即吴摩西的养女巧玲，本来跟牛爱国的弟弟牛爱河亲，但是曹青娥年老之后跟牛爱国“说话”，说得都是六十年前的旧事，怎么被卖，怎么结婚。曹青娥不提眼前的烦心事（牛爱国的老婆搞婚外情），并不是不关心，而是体谅儿子的无奈，无法帮牛爱国解决事情，只能以叙事抚慰牛爱国。“自由的叙事伦理学不说教，只讲故事，它首先是陪伴的伦理：也许我不能解释你的苦楚，不能消除你的不安，无法抱慰你的心碎，但我愿陪伴你，给你讲述一个现代童话或者我自己的伤心事，
⑽
你的心就会好受得多了。”8“牛爱国突然明白，曹青娥对他说六十年前、五十年前的事情，不对牛爱河、牛爱香、牛爱江说，并不是觉得跟他比跟其他人说得来，而是他遇到的麻烦比其他人更多，借此安慰他罢了。”P312
“说得着”意味着性情相契，遇到这样的人才是幸福的相遇。可是找到生命欲望所想象的那个人是那么不容易，一旦相遇，便是舍弃已有的一切也在所不惜，书中相悦的男女如吴香香和邻居老高、庞丽娜和姐夫老尚纷纷私奔，章楚红也要求牛爱国带她跑。他们抛家弃子是不道德的行为，可是基于自然权利的身体感觉偏好也是一种道德，前一种道德和后一种道德处于对立状态，作者并没有对吴香香等的选择做道德批判，也正是基于对身体感觉偏好的自然权利的尊重。“两个性情相契的人的相逢产生的亲情，不是由既有的人伦关系构成的，相反，性情相契的相逢产生的亲情在构成关系。但由此构成的关系又是随机的，可能是血缘亲情式的（父女、兄妹），可能是情爱式的，
⑾
可能是朋友式的。”吴香香和老高，庞丽娜和小蒋、老尚，以及牛爱国和章楚红是情爱式的，杨百顺和李占奇、牛爱国和冯文修杜青海等是朋友式的，吴摩西和巧玲以及宋解放和百慧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可算是血缘亲情式的。他们相逢成为“说得着”的人是双方的幸运，可惜不能一直幸运，“说得着”不一定永远说得着，时空的改变或者是偶然性的世故往往让“说得着”成为“说不着”。牛爱国与冯文修年轻时候“说得着”，关系好，结婚以后不说心里话了，关系转淡，后来交恶。吴摩西与巧玲走失。牛爱国与章楚红失散。
六十年前曹青娥也就是巧玲与吴摩西失散了，世界上“说得着”的那个人不见了，曹青娥孤独了一辈子，吴摩西也孤独了一辈子，曹青娥到死也不知道干爹要带给她的那句话是什么。两个人的一生加起来有一百多年，恰似中国人的百年孤独。
（下转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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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
四、王熙凤的结局
第五回的曲子和判词早已明示：“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可见凤姐的悲剧带有很大的自食其果自取其祸的成分。还有，如十五回弄权铁槛寺一节，“后文不必细写其事，则知其平生之所为，回首时无怪乎其惨痛之态”“回首”“倒头”就说她死的时候很惨痛，又如四十三回尤氏对凤姐说“明儿带了棺材里使去”，脂评：“此言不假，伏下文后短命。”所以作为一个悲剧这是没有争议的，是确定的。可以看出在曹雪芹原来的艺术构思中，这个“脂粉堆里的英雄”的下场，是惊心动魄、十分悲惨的。
重新制定岗位，划定责任范围，罚责明确。（三）严格执行规定，项目管理，恩威并施。其实，这几条，在现代社会中，也就是人权和财权，凤姐上任以后，都踩到了点子上，她对症施治，责任到人，立下规则，赏罚分明，而且自己不辞劳苦，亲临督察，过失不饶，惩一儆百。
在短暂的宁国府管理实践中，应该说，王熙凤的是相当成功的。不过，王熙凤即使是这样，她治理的也只是流，而不是源；是末，不是本；是局部，不是整体。这短暂的小小的成功也挽回不了整个封建家族在世风日下的形势下衰败的大局。
源此，也侧面说明了小说《红楼梦》揭示的是封建社会的衰落，通过以贾府为中心的四大家族的衰落揭示封建社会由盛到衰的变化。王熙凤协理宁国府是整个贾家为首的四大家族衰败中的一个小插曲，挽回不了家族整体衰败的命运。
结论
在《红楼梦》中，凤姐性格的充分描写，有力地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和封建社会的黑暗。凤姐越是能干，就越加速了贾家这座破败大厦的崩塌，而她自己也同归于尽。
总之，王熙凤这个人物，历来融化在中国女性人格中深入骨髓的从属意识，在她身上相对弱化，不仅可与男性争驰，甚至还能居高临下。王熙凤不仅才识不凡，并且具有强烈的自我实现的欲望，怪不得秦可卿说：“是个脂粉队里的英雄，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这一切，当出格出众、向男性中心的社会示威时，令人觉得很痛快，扬眉吐气；当其为所欲为，算尽机关，为无限膨胀的私欲践踏他人特别是同为女性者的人格、尊严以至生存权利时，又不能不使人心寒、深恶痛绝。这二者交织、纠结、迭合而形成了一个所谓“凤辣子”的中国女性形象的独特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在当今社会，确实很多人很有才华或者是政绩显著，但是若没有很好地竭制自己的欲望，由于贪欲逐步的发展，不能遏止，最后走到身败名裂的地步是很可惜的。那么从《红楼梦》这样的作品，从王熙凤这样的人物身上，用这面“人生宝鉴”来照一下，也是有警示作用的。
三、王熙凤的“辣手”
凤姐的“辣手”，在更多的情况更多场合表现为逞威弄权、滥施刑罚。这方面《红楼梦》里面有很多描写，她素常惩治丫头的办法是：“垫着磁瓦子跪在太阳底下，茶饭不给。”“便是铁打的，一日也管招了。”当她发现为贾琏望风的小丫头，喝命“拿绳子鞭子，把那眼睛没有主子的小蹄子打烂了”，而且威吓她要用烧红的烙铁烙嘴，要用刀子来割肉，而且当即就拔下簪子来戳小丫头的嘴；另外，在清虚观的时候，一个小道士，只是一个小孩子，无意中冒撞到凤姐身上，凤姐扬手一巴掌打得那个小道士站都站不住。可见，凤姐出手之重、之狠、之快，是名副其实的“辣手”。 在下人的眼里，这个时候凤姐确实像一个恶魔，也不怪有些奴仆在背后诅咒她，说她是“阎王婆”，说她是“夜叉星”。除了这些，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弄权铁槛寺”。
馒头庵老尼求凤姐拆散一对鸳鸯，强逼张金哥与李衙内成亲，这种事自古以来都属于不仁不义之事，凤姐本不愿办这种下作的事。然而，老尼的确老谋深算，她切中要害地说：“若是肯行，张家连倾家孝顺也都情愿。”重赏之下，凤姐动了真心，立马开口：“叫他拿三千银子来，此事必妥”。三千银子是什么概念？按照平儿所说，凤姐放债生息，“少说一年要翻出一千银子来。”也就是说，凤姐三年放债所得，举手之劳，何乐而不为呢？这充分把凤姐在金钱面前的丑态揭露的淋漓尽致。
如果说“协理宁国府”的时候是“用权”，权在威随，威重令行，那么在这里就是“弄权”，就是玩弄权术于股掌之上，假权营私。 （上接第14页）
参考文献：
[1] 曹雪芹.红楼梦[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 王少农,杨措.王熙凤办事有一手[M].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3] 麦金.王熙凤是个好领导[M].九州出版社,2004.
[4] 侯书森,卢志丹.王熙凤执掌红楼36招[M].石油工业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荀 淮
注释：
⑴ 详见蓬策的《一句顶一万句》出笼前后[J].选自书刊导报.1992.10.
⑵ 陈晓明.“喊丧”幸存与去历史化——《一句顶一万句》开启的乡土叙事新面
向[J].南方文坛.2009(5).
⑶ 贺绍俊.怀着孤独感的自我倾诉——读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J].文艺争
鸣.2009(8).
⑷ 张清华.叙述的窄门或命运的羊肠小道——简论《一句顶一万句》[J].文艺争
鸣.2009(8).
⑸ [英]雷敦和“罪”与中国的表达式[M].刘小枫主编.来自道与言——华夏文化
与基督文化相遇[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2:648.
⑹ 李湜源.重论中文《圣经》中“罪”字的翻译问题.第645页.同上.
⑺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观念与意识形态[M].来自哈贝马斯
精粹.曹卫东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62.
⑻ 鲁迅.写在《坟》后面[M].来自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⑼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8.
⑽ 刘小枫.引子:叙事与伦理[M].来自沉重的肉身.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⑾ 刘小枫.艰难的自由伦理[M].来自沉重的肉身.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288.
责任编辑：琰 柽
·22·
2011.11
为了一句话刘震云篇七
《_说话_是生活的政治_评刘震云的长篇小说_一句顶一万句_》
新世纪文学研究
“说话”是生活的政治
——评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
孟繁华
在当下的中国作家中，刘震云无疑是最有“想法”的作家之一。“有想法”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想法”包含着追求、目标、方向、对文学的理解和自我要求，当然也包含着他理解生活和处理小说的能力和方法。这是一个作家的“内功”，这种内功的拥有，是刘震云多年潜心修炼的结果，当然也是他个人才华的一部分。所谓的“想法”就是寻找，就是寻找有力量的话。他说有四种话最有力量，就是：朴实的话，真实的话，知心的话和不同的话。如果说朴实、真实、知心的话与一个人说话的姿态、方式以及对象有关的话，那么不同的话则与一个人的修养、见识和思想的深刻性有关。因此，说不同的话是最难的。多年来，我以为刘震云更多的是寻找说出不同的话。这个不同的话，就是寻找小说新的讲述对象和方式。
大概从《我叫刘跃进》开始，刘震云已经隐约找到了小说讲述的新路径，这个路径不是西方的，当然也不完全是传统的，它应该是本土的和现代的。他从传统小说那里找到了叙事的“外壳”，在市井百姓、引车卖浆者流那里，在寻常人家的日常生活中，找到了小说叙事的另一个源泉。多年来，当代小说创作一直在向西方小说学习，从现代派文学开始，加缪、卡夫卡、马尔克斯、罗伯-格里耶、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是中国当代作家的导师或楷模。这种学习当然很重要，特别是在过去的时代，中国文学一直在试图证明自己，这种证明是在缩小与发达国家文学差距的努力中实现的。许多年过去之后，这种努力确实开拓了中国作家的视野，深化了作家对文学的理
解，特别是在文学观念和表现技法方面，我们拥有了空前的文学知识资本；但是，就在我们将要兑现期待的时候，另一种焦虑，或者称为“文化身份”的焦虑也不期而至扑面而来。于是，重返传统，重新在本土传统文学和文化中寻找资源的努力悄然展开。刘震云是其中最自觉的作家之一。《我叫刘跃进》的人物、场景和流淌在小说中的气息和它的“民间性”一目了然。但因过于戏剧化，更多关注外部世界或表面生活的情节而淹没了人的内心活动，好看有余而韵味不足。这部《一句顶一万句》就完全不同了，他告知我们的是，除了突发事件如战争、灾害等不可抗拒因素外，普通人的生活就是平淡无奇的，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发现小说的元素，这是刘震云的能力；但刘震云的小说又不是传统的明清白话小说，叙述上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功能上是“扬善惩恶宿命轮回”。他小说的核心部分，是对现代人内心秘密的揭示，这个内心秘密，就是关于孤独、隐痛、不安、焦虑、无处诉说的秘密，就是人与人的“说话”意味着什么的秘密。
亚里士多德发现，伴随着城邦制度的建立，在人类共同体的所有必要活动中，只有两种活动被看成是政治性的，就是行动和言语，人们是在行动和言语中度过一生的。就像荷马笔下的阿基利斯，是“一个干了一番伟业，说了一些伟辞”的人。在城邦之外的奴隶和野蛮人，并非被剥夺了说话能力，而是被剥夺了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城邦公民最关心的就是相互交谈。现代之后，交谈意味着亲近、认同、承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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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８・文艺争鸣・新世纪文学研究
交流，在这个意义上，说话就成了生活的政治。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说话是小说的核心内容。这个我们每天实践、亲历和不断延续的最平常的行为，被刘震云演绎成惊心动魄的将近百年的难解之迷。百年是一个时间概念，大多是国家民族或是家族叙事的历史依托。但在刘震云这里，只是一个关于人的内心秘密的历史延宕，只是一个关于人和人说话的体认。对“说话”如此历尽百年地坚韧追寻，在小说史上还没有第二人。无论是杨百顺出走延津寻女，还是牛爱国奔赴延津，都与“说话”有关。“说话”的意味在日常生活中是如此的不可穷尽：
在老裴和老曾那里，“话”的意义是“过不过心”；
在吴香香那里，养女巧玲与吴摩西是“说得着”，与自己是“说不着”；
在巧玲、也就是后来的曹青娥那里，与丈夫牛书道“两人说不到一块儿去”，白天做各自的事，晚上“说话”就是吵架；
曹青娥欣赏的拖拉机手侯宝山会说话：不是话多嘴不停，而是不与你抢话，有话让你先说；
曹青娥与儿子牛爱国“说得着”，但牛爱国只是听，却从不和母亲说“心理事”；
牛爱国和庞丽娜虽是夫妻，但同床异梦，因此牛爱国再多的“好话”，庞丽娜一听“就恶心”；牛爱国不离婚，怕的是离开庞丽娜“连话和说也没有了”；
小蒋和庞丽娜有了私通，在“春晖旅社”两人苟且三次后一个说：“咱再说些别的”，另一个说“说些别的就说些别的”；这个对话后来牛爱国和章楚红也说过。
里捉奸又力所不及，只能被诉诸暴力，被西门大官人一脚踢在心窝卧床不起，最后毒药被害死。但刘震云处理吴摩西的时候，不是纠缠在市井风月不放，而是迅速回到了吴摩西的内心：他要离开这个让他伤心的地方，但去那里呢？吴摩西既没有可去的地方，也没有指引他的人，一个人内心的无助和孤独在这里被刘震云写到了极致：人的一生可以有许多朋友，但真正为难和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可以投奔的人竟然了无踪影。这一发现不仅表达了刘震云洞察世事的锐利和深刻，同时也表达了刘震云对人生悲凉或悲剧性的认识。
小说的下半部“回延津记”的主角，是吴摩西养女曹青娥的儿子牛爱国。牛爱国在情感上的遭遇与吴摩西没有本质差别。他也是为找一个能“说上话”的人返回延津。一出一进就是一个近百年的轮回，但牛爱国能够找到吗？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这些人物不知道存在主义，也不知道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但“话”的意味在这些人物中是不能穷尽的。说出的话，有入耳的、有难听的、有过心的、有不过心的、有说得着的、有说不着的、有说得起的、有说不起的、有说不完的还有没说出来的。老高和吴香香私通前说了什么话，吴摩西一辈子也没想出来；章楚红要告诉牛爱国的那句话最后我们也不知道，曹青娥临死也没说出要说的话。没说出的话，才是“一句顶一万句”的话。当然，那话即便说出来了，也不会是惊天动地的话。在小说中一定要这样表达，只是小说的技法而已，这和《红楼梦》中的黛玉临死也没说出宝玉如何、《废都》中有许多空格没有什么区别。需要破译的恰恰是已经说出的话，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说话”如何形成政治的。这些普通人是中国最边缘或底层的群体，在葛兰西的意义上他们是“属下”，在斯皮瓦克的意义上他们是“贱民”，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是没有话语权力的阶层。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说被排除在历史叙事之外，是刘震云发现了这个群体“说话”的历史和隐含其间的伦理、智慧、品性等，最根本的是，说话就是他们的日子，他们最终要寻找的还是那个能说上话的人。小说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韵味，也就是理论上的萨特、哈贝马斯、米德、查尔斯泰勒等对人的存在、交往、有意义的他者和承认的政治的论述，普通人的“说话”才博大精深深不可测，也正是因为刘震云发现了这一切，才使这部讲述市井百姓的小说超越了明清白话小说而具有了现代意义。
“说话”是一种交流，但更是一种“承认”。夫妻之间的关系，除了生理需要、传宗接代之外，“说话”就是最重要形式。但吴摩西和老婆吴香香没有话，老婆说话就是骂吴摩西。理论上说就是吴香香在各方面对吴摩西的“不承认”，或者说是不屑甚至漠视。吴摩西逆来顺受一年多并没有明确的认识，真正明白了是在郑州火车站见到了因奸情败露逃跑的老高和吴香香的恩爱场景。这时吴香香已有身孕：他们“为吃一个白薯，相互依偎在一起；白薯仍是吴香香拿着，在喂老高。老高说了一句什么，吴香香笑着打了一下老高的脸，接着又笑弯了腰”。这个场景照出了吴摩西和吴香香的关系——有说有笑的夫妻就是普通百姓的日子，但吴摩西没有，于是他打消了原来的念头，离开了郑州。这个关系的处理只有现代作家才能够完成。如果是明清白话小说，比如《水浒传》，只能处理成一个仇怨关系，是“辱妻之恨”。武大发现妻子潘金莲与西门大官人私通之后，回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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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霞・滔滔的话语之流与绝望的生存之相
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刘震云和贾平凹异曲同工，虽然两人的路径不同，但隐含其间的追求大体相似。贾平凹在承继传统时更多的是文人趣味，比如《废都》、《高老庄》、《白夜》、《秦腔》、《高兴》等，对才子佳人的盎然兴趣他从来不避讳。特别是近期的《高兴》，虽然是写“底层”人群的作品，但一个妓女的出现，就显示出了贾氏印记或风情。刘高兴和孟夷纯两人都生活在当下最底层，生活是否有这样的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贾平凹以想象的方式让他们建立了情感关系，并赋予了他们情感的以浪漫的特征。他们的相识、相处以及刘高兴为了解救孟夷纯所做的一切，亦真亦幻但感人至深。我们甚至可以说，刘高兴和孟夷纯之间的故事，是小说最具可读性的文字。这种奇异的组合是贾平凹的神来之笔，它不仅为读者带来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也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许多可能。但是，也正因为是“才子佳人”模式，刘高兴和孟夷纯之间才没有发生“嫖客与妓女”的故事。他们的情感不仅纯洁，而且还赋予了更高的精神性的价值和意义。贾平凹显然继承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和戏曲的叙事模式，危难中的浪漫情爱是最为动
人的叙事方法之一。还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几乎通篇都是白描式的文字，从容练达，在淡定中显出文字的真工夫。它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细节构成了小说的全部。我们通常都认为，小说的细节是对作家最大的考验，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最精彩之处往往在细节的书写或描摹上。
《一句顶一万句》没有《高兴》的浪漫或文人气，它确实更接近《水浒传》的风范或气韵。无论书吴摩西和吴香香还是牛爱国和庞丽娜，他们一直生活在“奔走”的景况中，只不过他们心中没有一个水泊梁山。就是这个“奔走”的设定，将吴摩西和牛爱国的人生全部艰辛呈现出来了。中国人对幸福的理解是“安居乐业”，但这祖孙两代人却一直在奔波，无论他们为了什么，可肯定的是他们不幸得生活或人生。
应该说，这是最近几年我读过的，最有意思、最有意味、最有想法的小说。这是一部不动声色的作品，是一部大音稀声大象无形的大书。它将开启一个小说讲述的新时代。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
滔滔的话语之流与绝望的生存之相
曹霞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以往写作中的叙事的连续性与一贯性仍然体现得很明显，即对庸众群像的塑造和对琐屑生活的关注。克尔凯郭尔曾说，日常琐事具有影响心灵的重大意义，“往往是微不足道的捉弄令生活痛苦异常”，它们就像“一只牛
（1）
虻”落在鼻尖上，成为粘着于生存中挥之不去的困
乡面和花朵》之后卓见成效，那些庸众群像和像一面镜子映照在作者主体心灵上的生活细节不再是叙事主体，而成为表达想象力、营构历史空间和推动叙事嬗变的触发点。
在近年的创作中，刘震云将探寻的热情和兴趣投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问题上，《手机》通过现代通讯工具带来的都市人困境，彰显出“交流”的困难，《一腔废话》在黑色幽默的语言大杂烩中表现了沟通的疲累和隔绝。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依然执著于“说话”，并且以之为叙事本体，挖掘出日常生活中的偶然与荒诞。他以对各色人等的深入观察和扎实饱满的细节，步步推衍出“说话”对于改变人物
扰。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刘震云对琐屑生活的描绘具有了存在主义的精神高度。
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在重复自己的创作，恰好相反，在三十余年的创作中，在保留某些叙事特征的基础上，刘震云一直在有意识地摆脱既成的表达方式，致力于文体和本土语言的创新。这种努力在《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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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一句话刘震云篇八
《一句话,双生花》
一句话开出的“姐妹花”
——读刘震云先生的
《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
姓名：朱椰琳
学号：F11014050
专业：文学院中文系
年级：2010级
《一句顶一万句》
——一辈子就想“喊一嗓子”
《一句顶一万句》分为两步。前半部分是“出延津记”，后半部分是“回延津记”。“出延津记”主要讲的是主人翁杨百顺的一系列的坎坷经历，为了生计四处奔波，几易姓名，他在找老婆的路上丢了唯一能和自己说的上话的五岁的养女巧玲。伤心的他在离开延津的火车上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自己一直崇拜的“罗长礼”，从此离开了延津。 “回延津记”讲的是吴摩西的养女巧玲之子牛爱国的烦恼人生，他在费尽心思想要让红杏出墙的妻子回心转意但最终无果后，在无奈的绝望的寻妻的路上，为了排遣内心的苦闷，回到延津寻找他的外公吴摩西临终前对他的母亲说的最后一句话。后来被点化，明白了自己要寻找的到底是哪一个人的一句话的故事。
初读小说，我总结了一个字：“绕”，一读小说的开头，我就觉得乱的一团糟，就像进了八十年代的菜市场，干什么都有，打铁的、剃头的、杀猪的、贩鱼的、染布的、说媒的、喊桑的、传教的，还有拿着刀上路杀人的，这些人像泡泡一样，一个接一个冒出来，而且都是那么的普通，根本就看不来谁会是主角，就算开头出现了杨百顺的名
字，我也没能一下子就确定出他会是主角。因为那时候占据人们眼光的是杨百顺爹以及他爹的朋友。
小说读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舍不得放下了，开始熬夜准备把它看完，因为我读到了一种我说不上来的感觉。这种感觉让我为小说中的人物紧张、生气或者抱不平，但是更多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有时候气的甚至想冲进小说里大骂他们一顿，有时候想走进去和他们一起吃一碗羊肉烩面喝点小酒，听他们说说那“一句话”。
小说读完后，我突然很想哭，特都别想念那些小时候村里常常遇见的现在已经大多不在人世的老人们，因为我觉得我好像突然明白他们内心的热、内心的苦。刘震云这部小说里的这些人，我觉得我遇见过的，但是却错过了，所以感到一种悲凉、所以想哭。
这些人不像《活着》里主人翁经历常人不能忍受苦难，但是那一种时间流逝人也渐渐老去，还是寻找不到自己想要寻找的定西的一种宿命，以及琐碎的日子怎么也到不了头，对日子对生活似乎读出了什么但又说不出来的或者没有人去诉说的憋屈和寂寞其实也是一种生命不能承受的轻。
孤独，苍凉的情感，这样大的情感，这样的“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情感，不仅仅只是那些文人骚客才会有。 人活在世上，或许只是想像杨百顺、牛爱国那样就一个喊那么一嗓子、寻找一个能说得上话的人的愿望，可这个简单的愿望，一辈子都没有实现。生活那么绕，找个能说上一句话的人，就足以让我们眼泪汪汪。
冷静下来后，仔细分析，我觉得这部小说的优势是：
1.以说话作为小说的切入点，作品中的人物因为一句话改变人生的图景，从而彰显小说的题名《一句顶一万句》，一句话可以让人成为朋友、一句话也可以让朋友一辈子也不再说话，一句话可以让老实本分的人不顾一切去杀人，一句话可以让一个人的老婆放弃自己的丈夫、孩子跟着别人走。
2.结构上是戛然而止的巧妙，写到一半的时候，主人翁杨百顺也就是吴摩西突然消失，突然冒出个牛爱国，使我们不得不带着疑问、好奇把整个小说读完。在中间设悬念的小说，我很少读到。
3.小说的语言朴实并且日常、又特别地及物。例如小说人物的名字独具匠心，只有主人翁和少说人物有名有姓，其他的人都在姓氏前加一个“老”字，但是姓氏不重复，这是一种普通、普通中蕴含着一种孤独。
4.通过人物转承小说，曹青娥即巧玲在杨百顺和吴摩西中间起到了转承的作用，而且又不突兀，其实牛爱国身上也有杨百顺的影子，比如两人的婚姻生活都不幸，都要去找自己跑了的老婆。
这部小说让我读到的内涵是:一步步的努力，最后还是一个人寻找另一个人，一句话寻找另外一句话的孤独、无奈和苍凉。或许这不只是普通底层人民的孤独，是世世代代人的孤独。 90年代以后现实主义小说的转向新现实主义小说,90年代中期崛起的新现实主义小说是超越“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而与“改革文学”衔接的。这种现实主义创作因其描写的更加真实、开掘的更为深
刻有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又因其富有现实感的真实、非环境决定论、对于进步、发展的关怀、坚守人格理想、强烈的忧患意识等与新写实小说区分开来。
新现实主义小说在审美方面多强调创作源于生活，贴近生活；注重内容的丰厚真实；注重以事件写活人物。并且注重语言的生活化（作家以世俗语言来写对话）。人物难堪的处境、故事无奈的结局、分享艰难的努力和无力回天的宿命。
这部被称为“中国的《百年孤独》”的小说确实让我看到了中国九十年代甚至是现代这个社会的结构、形态关系，甚至空气流动的方式，这种中国式的孤独以及情感观确确实实打动了我。
为了一句话刘震云篇九
《赏析刘震云新作》
赏析刘震云新作《我不是潘金莲》
【摘要】刘震云是一位近年来一直活跃于当代中国文坛的著名作家，从成名作《塔铺》到代表作《一地鸡毛》，乃至后来的故乡系列小说和通俗系列小说，直到《一句顶一万句》的问世，他一直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向读者再现了一幅幅当代中国社会最底层——农村的精神风貌，塑造了一个个以杨摩西为代表的经典的人物形象，在中国文坛上饱受关注与赞誉。2012年，刘震云又出最新力作《我不是潘金莲》，再次掀起一场遍及全国的阅读狂潮，笔者一直比较关注刘震云的作品，对其写作风格等有一定的了解，这次就以我个人角度对其新作《我不是潘金莲》作简单的赏析。
【关键词】刘震云 《我不是潘金莲》 诙谐反讽 官场原生态
刘震云出身于平民家庭，这让他更多地关注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他一贯坚持以自己独特的艺术构造方式对小人物或底层人民的生活境遇和生活态度的进行着重刻画，并借以揭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深刻问题，他对人情世故有着超然的洞察力，用冷静客观的叙事笔调书写无聊乏味的日常生活来反讽日常权利关系，他作品结构的庞杂、技巧的多变、语言的繁复、意义的含混等等都令人叹为观止，他将目光集中于历史、权利和民生问题，又不失于简洁直接的白庙方法，因此被称为“新写实主义”作家。《我不是潘金莲》也延续了他的一贯做法，叙述了一农村妇女二十年上访告状却不能成功的人生悲剧，通过诙谐但极具有反讽意味的语言塑造了一名李雪莲——这个生动农村小妇女形象，揭露了当下官场上一些官员只为了保留自己“乌纱帽”
却不给老百姓办实事的愚蠢现象。
一、简洁而直接的故事情节
刘震云曾声称《我不是潘金莲》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姊妹篇，《一句顶一万句》中的核心主题就是为了找一句话，而《我不是潘金莲》也是为了改正一句话，那就是李雪莲丈夫秦玉河和李雪莲吵架时说的一句话：“你和我结婚以前就已经和别的男人好过了，你就是潘金莲。”李雪莲二十年上访告状，纠结与离婚案件，就是为了要改掉这一句话，证明自己的清白，换回自己的尊严。《我不是潘金莲》全文便是围绕李雪莲上访告状这一主要线索展开的：农村妇女李雪莲因想生第二胎，就钻政府空子，与丈夫商议先暂时离婚，等生下孩子，再复婚，于是她就和丈夫签订了真的离婚协议，没想到她却被丈夫钻了个空子，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她正等着与丈夫复婚呢，却发现丈夫背叛了她，已与一理发女子结婚，在找丈夫理论不成，还被侮辱成潘金莲之后，她心里悲愤至极就决定上访。
在其上访过程中，牵出来一群官员，办事无力，愚蠢至极，只因嫌弃这个离婚案件复杂，又怕李雪莲上访有可能导致自己乌纱帽不保，便千方百计屡屡阻止李雪莲上访，从而闹出一出出闹剧。一起简单的离婚案件从镇上告到县里，又从县里告到市里，从市里告到省里，乃至于最终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官员们被闹得鸡飞狗跳，人仰马翻也没有解决。故事看似简单荒诞，却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二、经典鲜活的人物形象
本书的一大成功之处，便是苏仨哦了这么一位简单、直爽、追求
正义的农村妇女形象——李雪莲。作品题目为《我不是潘金莲》，便是读者将主人公与潘金莲拿来对比，然而，其实李雪莲与潘金莲是性格迥异的两个人。自从在《水浒传》中出现之后，潘金莲在中国文学史上乃至现实生活中都被视为妖艳、不贞、淫乱、败坏社会风气的的一个典型，一直被钉在历史耻辱之柱上。而李雪莲与潘金莲是完全不着边际的。
首先从李雪莲本人而言，她自己就是否定潘金莲的。就因为丈夫说她是潘金莲，认为那是在侮辱自己，才促使她直接上访，就为了扳回一局，证明自己的清白。另外，虽然有些地方她有点儿胡闹，但从客观上说，她也是一位不畏强权，坚持自己原则，讲求信任和敢于追求正义的聪明的先进女性。即便一次次的被拒绝，甚至被高官威胁，她仍然继续自己的上访之路，而且直接在自己的上告名录里添上该高官的名字；当她发现自己上当受了骗，她的老同学赵大头向她求婚是为了一桩交易时，她桶斥赵大头并愤然离开，继续上告„„她将叛逆和坚强的个性发挥到了极致，她遇事冷静，有自己的行为原则，她二十年如一日地上访，那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实在令人佩服。
三、诙谐又具有反讽意味的语言风格
《我不是潘金莲》全文都充斥着一种轻松和幽默，任何人读来都不免会觉得其中的诙谐之调。首先单看作品中的一些人物的名字，就极具有反讽色彩，在作者的安排下，作品中的高官大多数都有着一个个很有正义感的名字，例如：王公道、史为民、蔡富邦、楚清廉、董
宪法、贾聪明„„可是实际上，他们却都是一些迂腐不堪、害怕上级的昏官。因此应该改为“枉”为民、“似”为民、“菜”国邦、“除”清廉、“不懂”宪法、“假”聪明，作者在这里的意图不言而喻。另外，作者在叙述故事时，总是揶揄调侃，人物对话更是机智幽默，最为经典的便是北京人大召开期间，警察巡查那一段戏谑描写（因为人大召开期间，一些官员为了防止上访人员影响大会正常进行，有可能导致自己乌纱帽不保，就安排警察在各大车站巡查，堵截上访人员），且看警察与李雪莲的部分对话：
“到北京干什么去？”
“看病”
“看啥病？”
“子宫下垂”
警察脸上的肌肉抖了一下，接着问„„
“人大开会也就半个月，半个月后，你在来北京，现在下车” “我不下车”
“别人都下，你为什么不下？”
“我子宫都垂到外边了，耽误不起”
警察脸上的肌肉又抖了一下„„
简单的人物对话，便使李雪莲那股胡搅蛮缠的劲儿跃然纸上，使人忍俊不禁。
四、荒诞背后的沉重
《我不是潘金莲》表面上看似只是讲述了一个简单的上访故事，
塑造的也只是几个简单的底层人物，情节过于夸张，语言也颇具轻松感，但使人读后不觉产生一种沉重感。因为它牵涉到我国一个敏感话题——政治腐败，这便是刘震云的智慧。刘震云不仅对官场文化和官场体制饶有兴趣，还每每提出质疑和批评。说话，这一民众的基本权利都不能保证，更何况其他的政治权利，正如《国语》所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老百姓要说话， 你不让说，反而从外界压制，迟早会有爆发的时候，这是为政者所必须知晓的，而改作品里的官员便是这样，一味地逃避甚至于阻止，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最终导致他们一批批地下台，只能说是己使之然。更可笑的是，新上台的一届并不反思原因，继续千方百计地阻止李雪莲上访，把老一届的倒台归结于没能阻止得了李雪莲，是他们太笨，治不住一农村妇女，哼，真是可笑！如果，从一开始，政府就摆正态度，给李雪莲讲明道理，或者和法院联系，从法律上寻找方法，积极解决李雪莲的问题，也就不会上演后来的一系列的闹剧。总的来说，李雪莲这个人物的最终悲剧不仅是因为她个人的性格造成的，更大程度上是整个社会悲剧的反映，是社会上的腐败之风埋没了像李雪莲这样的一个又一个平民弱势群体。
五、小结
卡尔维诺曾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写道：“文学作为一种生存功能，为了生存之重作出反应而去寻找轻”。一位作家面对沉重的现实之时，他就会用自己独特的构思方式，创造出文学中的“轻”，去反映现实的问题，引起人们反思，从而直视该问题。刘震云的这本
为了一句话刘震云篇十
《_顶_的奇观_评刘震云长篇小说_一句顶一万句_》
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年第3期
“顶”的奇观
———评刘震云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
王永祥
有理解了叙述者如何说的，才能理解叙述出
一
《一句顶一万句》所写人物众多，关系复时间跨度近百年。有人说它写出了中国杂，
人的千年孤独；有人说写出了作为“幸存者”的乡土经验；有人说刘震云在俗常琐事中举重若轻地进行了关于交流和孤独的形而上思考；有人说写出了中国心；还有人说真正写出了乡土中活的思想和活的情感。
以我之见，这部小说的核心，就是“说。梁鸿认为，话”小说对于揭示乡土的真实，“正是这种对语言的精神活动具有突破性
激情和由此而产生的快感支撑着平民精神世界和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它对他们的存在本身而言具有重要价值，而这些不能用外在的
①程德培认为，。意义系统加以判断”刘震云
“说话”到底意味着什么。来的
“说话”本意在于信息交流，但刘震云对“说话”能否交流信息甚而沟通心灵，是绝望话一出口，就歧义横生，一件事被说成了的，
另一件事或几件事，甲说话的本意是A，乙却理解成B，这在小说中比比皆是。追寻说话的真意，无异于捕风捉影。但这只是一个常而且更为客观地说，正是人与人识性的命题，
之间说话的“隔”与“不隔”的并存，生活才会衍生出多种可能，试想如果所有的说话都能准确无误地传达信息，那么我们就不会注意到语言的存在，因为语言既然不会构成我们交流的障碍，那么它就会像空气一样弥散在我们身边而不为人所注意。刘震云抓住了这么一个常识性的命题，反复渲染，用话语的错位来扭结人物关系，所以出场人物众多，事件繁也未能展示杂。他不追究这一困境的根源，
人们受制于这一困境的悲剧意味到底何在？而是把人与人交流中出现的这一困境当做可笑而尴尬的谈资反复渲染，读完整部小说，我们会感觉到叙述者是个聪明过人的人，在他带着智力优越感的俯视之下，人物的言行显得可笑而不自知。
51
“说话”对的追问，更具有形而上的价值。它致力于探讨的是关于说话的百年梦呓。②
刘震云是否用“说话”表现出乡土的真实精神面貌或者探讨出中国人的“百年梦，呓”不是我关注的重点，我所关注的是刘震云是如何将“说话”叙述或者组织成一部长，篇小说的，小说叙述本身是“说话”我们只
“顶”——评刘震云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的奇观—
在面对人与人交流的困境时，与其说刘
不如说是一震云是一个哲学命题的思索者，
，个观赏话语交流的“艺术家”趣味是他关注
话语交流的重点所在。因此小说叙述与其说“说话”是关注在现实生活中的困境，还不如说是关注“说话”在人际交往中的样态和意）给趣。所以小说（特别是上部《出延津记》
，我们不厌其烦地展示出各种样态的“说话”，对于这些样态万方的“说话”不在于说了什
么，而在于如何说。叙述者关注的不是“说话”的实用功能，而是讲求说话的“奇”和“怪”，：杨百利和李占即富有意趣的“说话”“喷空”，奇的在添枝加叶的虚构中，让人体会话语增生过程中的历险和惊异，这两个人几乎是“说话”大师；私塾先生老汪，是不说“说”，的在半月一次漫无目的的行走中去“默说”，；染坊老板老蒋和这是高古的“说”人说话伤透了心，改为和猴子说。如果别人滔滔不绝，老蒋以“看”和“想”的不说来“说”，使劲盯着你看，低头使劲想，直至让说的人毛骨悚然；竹业社的老鲁，是“走戏”的自言自语，戏在他心中上演，在“走戏”的热闹中，体会众声喧哗的“说”的极致；县长老
。两人史则另辟蹊径，和小旦苏小宝“手谈”默处一室，手指的你来我往，化演天地万物，
神游古今四方，以不言而达于言所不能言的极致；老秦不和人争辩，让人言辩不休，别人说的越多，漏洞也越多，最后兵不血刃，反败为胜。总之，刘震云关注的不是俗常之“说”，。“奇”而是“奇说”与“异说”即不落“走说”，“看说”俗套，如老汪的老蒋的和“想”；“异”说即无中生有，如老史和苏小宝的手谈。可以说这是想象的极致发挥，也是对叙述所默许的虚构成规的滥用，而且在滥用中不是让人领略虚构的魅力，而是让人惊叹叙述者的聪明过人和出其不意。在“奇”和“异”中彻底忘了说什么的重要，迷恋于、叹服于如何说的吊诡。52
既然“说话”是如此玄之又玄，幽微难那么杨百顺、牛爱国这样的木讷寡言者受辨，
“说话”尽的作弄与围困，就是理所当然的。退一步讲，既然刘震云要为我们展现这么多“说”，奇那么主要人物就不能巧舌如簧，如果主要人物杨百顺和牛爱国也这么言辩不
那么小说就变成了说话比赛，再聪明的叙休，
述者，也不可能用一个高潮赛过一个高潮的说话比赛结构成一部小说。所以对于这两个人物，他们必须不会说，受尽“说话”的作弄和欺负，既反衬能说之“说”的魅力，也以他们的人生经历将各种奇说、怪说串联起来。如果把各种各样的说话比作色泽光艳的冰糖葫芦，那么两个主要人物的设置，特别是杨百顺，就是串起这些冰糖葫芦的竹签。当然刘震云是聪明的，他不会简单地把人物当成一个死板的道具来摆弄。他要让人物顶着一个孤独的哲学命题活动，孤独之产生，首先在于不论亲情还是友情，都没来由地充满着暗算猜忌，再加上说话不能过心，那么孤独更是人物的宿命。窝里斗的家杨百顺既不能留，而他又“怵种地，在地里割麦子，大太阳底下，
③这样，割来割去，何日是个头？”杨百顺就离家开始在社会上流浪，一会儿懦弱地受尽了
人的欺负，一会儿又能手持牛耳尖刀大闹延津城；一会儿笨手笨脚地一根竹子也破不了，一会儿又提肩掀胯地把阎罗扮演得像潘安。总之，随着各种复杂的说话的展开，让杨百顺疲于奔命，最后叙述者似乎也厌烦了说话，一脚把他踢出延津城，留下一地鸡毛般的说话，以及在言不及意的背后涂抹下的所谓孤独背影。
二
如果说小说中人物的说话极富想象和虚构的美学意味，那么叙述者码事般的叙述则的高明。仅正面展现彰显出“叙述者说话”
“说话”，各种样态的显然小说会过于单调乏
重要的是在以杨百顺和牛爱国的人生经味，
历串联这些奇说、怪说的过程中，小说的叙事之说对世俗情理之说的悖反，更让人领略到叙述者洞察人生世相的非凡眼光。
因此小说给人突出的印象是：叙述者的叙述者是个洞察人情世态的声音非常强大，
智者，人物各种各样言不由衷、指东打西的说话背后的错位和阴险，叙述者皆能揭发指摘，把说话背后的各种纷繁关系给我们码得骨头是骨头，肉是肉。叙述语言的惯常组织法则是，一件事分析出几件事，几件事归并为一件事；条分缕析的关联词是：不是A，或是B，或是C，或是……而是X。
由此小说名称中的“顶”字就大有深意。，“顶”刘震云在小说题目中耍了个小花招按
、“超过”。读字面意思是“等于”或“顶过”者会认为一句知心话或真理意义上的话，就
“等于”“超过”或一万句俗常废话。既然这一句话如此重要，那么小说的题目似乎暗示我们，小说中人物命运的展开，就是对这一句过心或富有真理意味的话的追寻，而这一句话的不断延宕，就持续为小说的叙述生成充足的张力。当读者带着这样的心态去读这篇小说的时候，叙述者则暗地里发挥出“顶”的“顶”，另一意项职能。这时的就不是“等于”“超过”或这一意向了。有人将“顶”字翻译
④可谓深得其妙“against”。“顶”成英文的在叙述者这里，是悖反和颠覆的意思，或者说是
“说话”“说话”出一台顶的奇观，不但是人物
相互颠覆，而且叙述者甲和人物乙相互顶牛，和读者也别扭地顶来顶去。
我们先来看叙述者和读者期待之间的
“顶”。整部小说的叙述，充斥着“不是A，或是B，或是C，或是……而是X”这样饶舌的解释，这些词将叙述者的声音非常刺眼地凸现出来，突出之后的效果就是叙述者的“说话”总是和读者的惯常情理相顶撞，叙述者生怕读者误解了小说中的说话，不停地解释，不停地提醒，读者像被牵着鼻子走的老黄牛，跟不上叙述者跳跃性的、和常理相悖的解释。拿小说中剃头匠老裴的话说，小说中的叙述者
，“娘家哥讲起就像老裴老婆娘家哥蔡宝林
⑤老裴。理来，不但理与别人不同，说话也绕”
和老婆为几张饼吵架，蔡宝林讲理，一竿子支
出去就是几十年。从老裴的爹娘说起，说他
“常有理”，“常有理”，娘是就是“不讲理”又说道老裴和老婆千百次口角，千百件口角的针头线脑，越扯越长。蔡宝林一套理讲下来屋里也掌灯了。叙述者顶着读者的分析解释，恰如蔡宝林的讲理，绕来绕去，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把复杂的事情搞简单。这样绕来绕去，所有的说话人都成了漂浮的积木，任由叙述者推来搡去，读者也如二丈金刚摸不着头脑。但我们细细追究，叙述者其实在投机取巧，人物身上所携带的复杂关系，全都被转化成为说话的关系，仿佛这些人物的人生只剩下了一件事情，就是说话。在这其中我们不难看出刘震云得之于影视剧本的功夫，这些功夫为他投机取巧地回避人物的复杂处境找到了一条道路，就是用语言掩饰了叙述者内心的苍白和空洞，用不断重复的模式把一点点小事膨胀成一部肥皂剧。
我们再来看叙述者是如何让笔下的人物之间互顶的。
小说中人物说话之间相互顶撞的捉对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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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牛”、“顶撞”，的“顶”一个事理，不是表面的那个事理，叙述者总能挖掘出背离我们俗常道理的道理来。
“顶”，叙述者的既让人物和人物进行捉“顶”，对厮杀般的也在其发掘的真相和读者
。这样的顶，情理期待之间“顶”就把惯常的叙述逻辑冲击得七零八落，小说的叙述就不
再是线性的因果逻辑的推衍，而是在悖反和顶撞中随意游走。由此整部小说为我们搬演
杀，更多的表现在不同身份、不同性格、不同职业之间的互顶。最明显的一例就秦小姐下嫁杨百业的婚礼场面。秦小姐受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毒，立誓嫁给卖豆腐的杨百业。秦，“富贵女子下嫁，小姐想夫家虽破旧皆洁净，官人虽穷困皆聪明，虽然卖油打柴，但卖
⑥。皆是白面书生，会吟诗作画”油打柴之前，
。“杨家但秦小姐一下花轿，心里凉了半截
《出延津记》而且上部和下部《回延津记》的
只是时代不同，表故事亦是同一主题的搬演，
“出”“回”，面上的与似乎是命运在人物身上
不断重演，其实只是用不同的人物演绎同一个主题，而且炫技式的叙述，将小说应有的主题深度几乎抽空殆尽。
三
不可否认，刘震云这篇小说的语言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如论者所言，刘震
瑢这种语瑏云的语言深得赵树理语言的神韵。言已经把农民的口语提炼为书面语，无论人
破旧倒也破旧，几间破房东倒西歪，院子里的
地高低不平，雪落在土里，众人踏来踏去，成了一片泥泞；家里破旧秦曼卿料到了，这么脏
⑦特别是新郎杨百业，”乱没想到。卖豆腐时还显得朴实憨厚，现在头戴借来的礼帽，身穿
借来的长袍，胸前挽着红绸结，衣裳马上显得上下不合身，跑起来像个笨拙的猴子。见到秦小姐一脸不明不白的傻笑。一见秦小姐脸色转阴，杨百业以为嫌自己穷，悄声给秦小姐说了一句：“你不要怕，我卖豆腐时，也背着
⑧秦小姐和杨百业的结婚场面”爹攒着体己。
简直就是叙述者搞出的一幕滑稽喜剧，人物
物的说话，还是叙述语言，都有农民语言的那
种纯正味道，神色意趣极富有乡土生活的烟火气。刘震云对乡土语言精到的把握，使他对农民心理的谙熟掌握达到以心写心的境界，简单的三言两语，就能把一个底层手艺人的神情意态惟妙惟肖地刻画出来。但同样是对农民语言的熟练掌握，刘震云和赵树理对乡土的叙述截然相反。赵树理之所以追求忠实于农民的语言，在于他相信词能达物，在赵树理看来，只有精准地掌握了农民的语言，才能准确地反映农民心之所想，情之所系，这样他才能将农民现实中遇到的问题，作准确的表达，才能实现他的文学抱负：即用文学作为沟通政策制定者和农村现实的工具。这样赵树理就是将自己的写作，定位为一个在农村现实和政策制定者之间上传下达的媒介。如果语言不能准确地表达现实，那么这一媒介就没有存在的依据。但是刘震云对乡土语言的掌握，并不注重这一工具效能或功利诉求，语言或者说话能否及物，不是他关心的问题，他关心的是这些有意趣的说话能否构造成具有独特风味的艺术品，乡土味儿的说话在他只是艺术加工的材料而已。由此我们看到，不论是各种形态的说话，人物与人物之间的还是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互顶，他的乡互顶，
与人物之间的互顶，顶出了无尽的笑料。
在说话与说话的互顶之间，刘震云不时地穿插一些格言警句式的精炼话语，诸如县长老胡他爹说的：“好把的是病，猜不透的是
⑨吴香香对人世的慨叹”，“世上最难人心。
⑩曹青娥对，吃的是屎，世上最难寻的是人”
自己一生的总结：“世上的东西都能挑，就是
，“过日子是过以后，日子没法挑”不是过从
瑡瑏同时小说中并不全是将说话与说话的”前。
互顶困境作为搞笑的对象，也有严肃地揭示
人在话语围困之下的生存之难。比如牛书道和曹青娥、牛爱国和庞丽娜之间婚姻的悲喜剧，友谊不稳定的尴尬。可以说刘震云善于将严肃与荒诞、真实与虚假、认真与俏皮交织在一起，来一个百味俱全的乱炖。
小说围绕一个“顶”字做文章，就不能不显得单薄甚而重复拖沓。而且就一个主题不
不仅人与人之间的处境相似，断地反复推衍，54
土叙述成为一个段子化的叙述。讲段子是当
段子的特点下大众文化中的一个突出现象，
在于新奇精巧，用一种悖反常理的精准既反
讽现实，又和现实达成某种心照不宣的妥协；既调侃现实，又连带调侃自己，把所有东西放在一种略带认真而又玩世不恭的叙述态度中去打量。这种叙述背后存在着某种文化上的城乡对立，乡土之于城市，已经不是现实意义上的乡土，而是文化符号上的乡土。这种段子化的叙述，受制于当下城市的文化工业生产，这种文化工业生产以采风或原生态的方式不断地截取乡土中能在媒体中流转的符号资源。刘震云式的段子化叙述，作为现实意义上的乡土已经死亡了，存在的仅是一些符合城市文化产业的符号化的零星碎片，现实主义上的乡土小说已经被肥皂剧所替代。
张清华将《一句顶一万句》的叙述称之为叙述的窄门，认为“这是一个‘无法复述的，，文本’或者说是一个‘语言本体论的叙事’也就是说，小说如果剥离了其语言本身，叙述和故事都几乎不存在，而不像其他的作品，在经过提炼和浓缩之后仍然有一个故事构架，它的故事可以说无法脱离它的叙述与语言的
瑣在语言的瑏。载体，就像鱼无法离开水一样”险径上刘震云要写出人心的深刻与复杂，刘
震云显得过于聪明，他要推开大家惯用的历史化书写模式，用说话囊括人心的全部，但是没有具体历史含量、抽离现实生活规定性的限制，人心也就一个抽象而空洞的人心，论者
“一种去历史化、认为这是去暴力化、去政治——历史’或‘不———现代’的叙化的‘非—瑏瑤身处在历史、。事”暴力、政治、现代的人，怎么能写出去历史、去暴力、去政治、不现代的文学呢？同时，我们如果不过于偏狭地把历史化限定在内容的历史化上，也包括叙述方
式或艺术形式的历史化的话，我以为，在刘震
“语言本体论的叙事”或“去历史化”的叙云
“窄门”述中，依然有着当下历史化痕迹的体现：乡土已经不是现实意义上的乡土，而是城市文化产业链条上的一个文化符号，从乡土里采撷另类色彩的人和事，找出有市场潜力经过打磨，变成一件文化产品在的加工对象，
城市的传媒中进行流通。在这其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乡村与城市的对立与隔阂，以及城市文化对乡土的文化宰制与剥夺。
由此，我们面对刘震云这样的文本，应该重新考虑叙事的伦理问题，我们到底是用技巧化的小聪明回避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呢？还是踏实地立足于乡野大地，把乡土所隐含的问题做仔细的观察与深入的思考？如果哈哈镜式的嬉闹在回避历史上能一时奏效的话，但历史却不会这样轻易放过我们，在时间的流逝中它会以积聚的更大能量把我们摧毁。我想这是我们的严肃文学所不应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
《“中国生活”“中国心灵”——读〈一①梁鸿与的探索者—〉》，《扬子江评论》2010年第1期。句顶一万句
《我们谁也管不住说话这张嘴———评刘震云的②程德培
〈一句顶一万句〉》，《上海文化》2011年第2期。长篇
《一句顶一万句》20、85、③⑤⑥⑦⑧⑨⑩瑡刘震云瑏第47、85、86、34、131、296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喊丧”、———〈一句顶一④瑏瑤陈晓明幸存与去历史化》，《南方文坛》2009年开启的乡土叙事新面向万句〉第5期。
《围绕“语言”——评刘瑏瑢王春林展开的中国乡土叙事—〈一句顶一万句〉》，《南京师范大学文震云长篇小说
2011年第2期。学院学报》
《叙述的窄门或命运的羊肠小道———简论〈一瑏瑣张清华
〉》，《文艺争鸣》2009年第8期。句顶一万句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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