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寒夜经典段落摘抄

巴金寒夜经典段落摘抄篇一
《巴金作品赏析——以《寒夜》为例》

巴金作品赏析——以《寒夜》为例

太阳没有偏心，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沐浴在温暖中，高大的建筑和渺小的地毯草都被它镀上了一层金黄。

他，却只有被寒气填充得满满当当的一室阴森，只有被冬的气息从脚底直冲心脏的一股寒冷，只有摇曳的烛光为家具陋室抹上的一层病黄。

李尧棠说：理想不抛弃苦心追求的人，只要不停追求，你们就会沐浴在理想的光辉中。

而他成了被理想抛弃的人，在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时代。战争把整个社会的秩序打乱，把他和妻子从教育界拉了出来，把他们的生活变了个翻天覆地。

那是一段有理想却没有实现理想的路的年月，那是一段看得见阳光却感受不到温暖的故事，那是几个彷徨失措异常脆弱的人。

已经成家立业的男人，本该意气风发指点江山，他却像黛玉出入于贾府，那样小心翼翼地活在每个日出日落间。他要讨好上司，要讨好战时的社会制度，这些痛苦都只是暂时的，到了1945.8.15鬼子投降，就会结束。

两个他爱而又爱他的女人，却一直制造硝烟在他周围，没有和解的可能性，没有安静的空隙，一场未平一场又起的婆媳战争，似乎不会有停战的一天。

又是吵架，夫妻之间的感情，远远不及鸡毛蒜皮的事情分量重，他们又为了芝麻绿豆而吵得推翻桌子。饭桌一受推力，震倒的不仅仅是桌子，而是整栋房子都震起来。

不说房子震动，就是整座城毁了，在战争年代也是家常便饭，一有风吹草动，老百姓就集体逃难。这天逃难，老太太不在家里，做儿子的自然要去找回母亲一起避难。好不容易找到了老太太，中间隔着一条混乱的逃难人潮，妻子竟拉住丈夫说：“我们走罢，不要管她。”

拉扯一阵过后，妻子竟然竖起眼睛说：“那么好，你去接你那位宝贝母亲，我带着小宣走我们的路，以后你不要怪我。”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的眼睛生成那样，而这样的一双眼睛竟然长在他最亲密的人的脸上，让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颤。

他不得不去找母亲，她坚持不等老太太要带着儿子走，就这样，一家四口在逃难中走散。

老太太爱儿子，也爱孙子，却不喜欢媳妇，她对媳妇的出走，没有可惜而是暗自高兴。在儿子写信给媳妇时，她没有像其他以和为贵的老人那样让儿子好声好气劝媳妇回家。她不知道，儿子碍于脸面在信里表示，并不关心妻子回来不回来。其实他想听到母亲的一句劝，然后扭转笔锋求妻子回家，他也不知道老太太还在为媳妇的出走偷着乐。

在失望中，他忍不住怨愤地叫道：“我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啊？没有人真正关心到我，各人只顾自己，谁都不肯让步。”

他以为妻子会自动原谅他，自动回家。他提前在楼下紧张地祈望她的身影会出现在街角。但是没有，如果他的妻子是他想象中那样温顺，就不会闹出那么多的麻烦。

直到受了前辈指点：“这个年头，大家都在吃苦，还有什么好吵的！女人不及男人会吃苦，有时候闷不过，发点牢骚，也是人之常情，你就让她讲几句，不

理会她，什么事都不要紧了，对付太太的最好武器就是沉默。” 他去她的工作单位（银行），以为低声下气求几句，就可以了事。

他看到的，却是妻子和一个看起来哪方面都比自己强的男子走在一起。他不敢迎着他们走上去，他想过躲开，想过伸出手抓她，想过大声唤她，想过让他们发现他的存在，最后却只是灰溜溜地走了。

他没有任何权利约束她，他们之间只有长达13年的同居关系，他们有一个13岁的儿子却不曾正式结婚。他们双方始终都有完全的自由，当初他反对举行结婚仪式，现在他却后悔那么轻易地丢开了他可以使用的唯一的武器。

这个情节，就给《寒夜》的男主人翁奠定了一个懦夫形象。在情敌面前，他竟然需要一张毫无意义的结婚证书来作武器。婆媳战争中，他只有两面讨好，只有劝战，从来没有一句大男人的威喝。

要知道，婆媳战争是迂腐不明白事理的母亲，加上窝囊不强势的男人，再加上缺乏孝心的女人共同导演加表演的。三缺一？上演不了！

如果母亲足以明白事理，可以感化媳妇；如果媳妇足够孝顺，可以忍石成金；如果儿子足够阳刚，可以吓倒两个女人。只要一个角色不配合，婆媳战争上演不了。

可惜，明白事理、真实意义上的孝顺、阳刚之气都是与生俱来，生来没有就要刻意锻炼的，要炼成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在生活、剧作、文学作品中，我们就可以经常看见精彩的家庭大战。

终于，夫妻坐在咖啡厅心平气和地聊天。只分别了两天的他们，明显地显得生疏多了。她说：“从前的事真像一场梦，我们有理想，也有为理想工作的勇气，现在„其实为什么我们不能再像从前那样生活呢？”他们本来的工作丢了，理想可否实现，什么时候可以过回正常的生活，一切问题都因为战争而看不到答案。

妻子说：“你母亲那样顽固，她看不惯我这样的媳妇，她又不高兴别人分去她儿子的爱；我呢，我也受不了她的气，以后还不是照样吵着过日子，只有使你更苦，象这样分开，我们还可以做个好朋友。小宣和他祖母合得来，他有祖母喜欢，有父亲爱护，也是一样。反正他跟我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现在年纪也不少了，用不着我这样的母亲了。”

战争不仅加剧了他们的家庭闹剧，而且使他们本来就不浓厚的亲情降到了冰点。跟她一起走的另一个男人在这个阶段只是一个普通的同事，而不是她要跟别人跑。俗一点说她一个34岁的女人在没有找好“下家”，就不堪婆媳战争，不堪无趣的家庭生活重负要抛离丈夫儿子，要脱离那个灰暗的家庭。

人对复杂、吵闹、混乱的承受力总是有限的。一个家里没有温馨没有宁静，只有吵闹只有指责，日子久了，谁都会崩溃，谁都会想逃想找退路。倒不如自己一个人过活，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他们这样就算是和平分手了，他呆呆地站在原地方望着她的背影。其实他什么也看不见，他的眼里只有一个景象：她同哪个穿漂亮大衣的年轻男子在前面走着，永远在他眼前走着。

他没有大男人的气魄和阳刚，却有着男人与生俱来的观念：自己的女人只要做错一次，就要记住一辈子。就像《奋斗》里头，向南不会忘记杨晓芸跟华子有过暧昧的一晚那样。

他的懦夫不仅表现在面临“情敌”选择灰溜溜走掉；不仅表现于母亲和妻子之间的互相战争中既保护不了母亲，也保护不了妻子，更保护不了自己；还表现在根本没有勇气去拉住要走的妻子。

另一边厢，母亲在知道儿子去找过媳妇后，想：这个没出息的儿子，居然跑去找哪个女人，向那个不要脸的女人低头，这太过分了，不是她所能忍受的。

推理一下，为什么儿子去找媳妇？因为儿子认为她必须在自己身边。为什么她必须在他身边？因为她不在身边他受不了。也就是说，儿子要媳妇在身边才觉得幸福，而现在儿子的幸福却是老太太不能忍受的。那就是说，母亲并不希望儿子幸福。

那么，老太太以爱的名义做的太多事情使我生出怀疑，她爱儿子，却看不得儿子幸福？我想不通。

老太太说：“她还会回来，你真是做梦！我如果是你，我就登报跟她离婚，横竖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的。我18岁嫁到你家来，30几年了，我当初做媳妇，哪里是这个样子？我就没有见过像她这样的女人。”儿子离婚，生活中没有“那个女人”，她就安心也安静了吗？其实她儿子娶的是哪个女人都是她没有见过的，每个媳妇都是从女孩变过来的，相信没有哪个女人天生是做媳妇的料。

媳妇打扮得漂亮她看不惯，媳妇的工作是在银行里做体面事情她看不惯，媳妇把孙子送到贵族小学她看不惯，媳妇上班没时间做家务她也看不惯„„嗯，她看不惯的都在媳妇身上，媳妇身上的她都看不惯。是不是说，做媳妇的把自己弄得邋遢不洁，去给人家当保姆或者扫大街，连送孙子去上学的能力都没有，或者干脆什么工作都没有，天天在家里做家务受气，她做婆婆的才会满意才会开心呢？

我一直坚持一个观念：人有一种忘记初衷的惯性。

就像农民起义，它的初衷本来是推翻剥削阶级、消除剥削。当洪秀全等人真的推翻统治阶级以后，的确让百姓过上没有前朝统治者剥削的日子，只是让老百姓过上受他们代表的新统治阶级的剥削。

这个原理跟婆媳相处是一样的，一代的媳妇变成婆婆后，让二代的媳妇受苦受气，二代的媳妇变成婆婆后照样让三代的媳妇受苦受气。永远不会在变成婆婆后回想自己当媳妇时的艰辛，在刻薄程度上有增无减。

历史老师说农民起义的结果是因为农民的局限性，那么婆媳战争的循环应该就是女性的局限性咯。

他终于受不了了，受不了母亲的歪理，受不了又冷又暗的屋子，受不了他的心漂浮在虚空中找不到一个停留处。他跑了出去透气，在小酒馆里碰上了老同学。酒馆里都是失落灵魂的躯壳，他们用酒让自己暂时停止思考。

老同学杨柏青是文学硕士，有一大堆的著作计划，却说：“活着，活着，真不容易啊！以后除了酒，我还有什么伴侣呢？”

杨柏青的妻子（妻+子）死于难产，就在十天前。妻子死的时候，他在上班，不在她身边。医院的人说女人叫他的名字叫到断气那一刻，他始终没能赶去见妻子最后一面。那以后，妻子的惨叫成为他耳朵里唯一的声音。

“宁得罪小人，莫得罪女人”是真理，但是还有一种人万万得罪不得的。他因为得罪上司，才没能告假陪在妻子身边。历史不会出现太多新意，总是无独有偶。大唐曾经最得意的才子，王维，因为得罪了王爷而未能赶回去见妻子最后一面。

上司万万不能得罪，他们能成为你的上司，足以证明他们的杀伤力比你大。

安慰老同学的同时，他也得到了安慰：起码他一家四口还平安。人永远不会预料到下一秒发生的是好事还是坏事。他出去喝了几盅酒，以为和妻子就此和平分开，却轻易把他妻子弄回家了。

醉得在街头呕吐的他，被妻子遇到了。即使只是普通朋友，她也必须要送他回家，何况他们是13年的夫妻。这一送他回家，她也就回去了。

老太太自然一脸的不高兴和刁难，拿谁刁难？她儿子。像对小学生一样逼问喝酒的理由，逼到儿子吐得一塌糊涂才肯松口。

而媳妇，她表现得神气，她感受到胜利的喜悦。她的心理，书里没有描述，请准我做一番猜测。她的胜利感大概来源于：你儿子因为我跟他分手而痛苦，而去喝酒，说明没有了我他很痛苦，他不能没有我，说明我比你这个老太婆重要！

过了几天相安无事的平静生活后，另一个问题又找上门了，肺病的征兆：发地热，咳出血痰，全身乏力。当他难受得请假回家，却又在路上遇到妻子和另一个男人走在一起，出入的依旧是他没有闲钱消费的咖啡厅。这时候，他的心里完全符合懦夫的特征——老好，他竟然觉得妻子跟那个男人一起显得更和谐。他跟妻子同样的年岁，他看起来单薄瘦弱，精神萎靡，还染了肺病。妻子还富有活力，看起来那么年轻，他觉得自己不配她。

他的心里总是不平：工作上受上司同事欺负，家里总是吵个不停，上天还赐给他一个传染病„他在心里发出千百次的抗议，但是谁也没有听见，谁也不会想到他也会不平和抗议。他老好人的懦夫形象已经深入民心。

妻子的心里总是寂寞，她怕黑暗，怕冷静，怕寂寞。在这个家里，却只有这几样东西，病倒的丈夫、苛刻的婆婆、老成的儿子，给不了她活力，给不了她痛快。她说：“现在我在没有什么理想，我活着的时候我只想活得痛快一点，过得舒服一点！”其实，她想的谁不想？

他说她没有得到她要的，要怪他没有出息。她的回答把一句话化成了一根根针扎进了他的心里：“怪你有什么用？只怪我当初瞎了眼睛。”

我不能设身处地地去想，当丈夫听到妻子说自己是当初瞎了眼睛才嫁给的自己，会是什么样的感受。但是我可以断定，这种感受是负面的，对家庭对夫妻感情的破坏力不亚于第三者。

当又一场婆媳战争以他的摔门而去落幕后，他又去了酒馆。我说过，人永远不会直到下一秒发生的是好事还是坏事。

在酒馆里，他又碰上了唐柏青，这次如果唐柏青不开口叫他，他是不会认出跟自己同桌而坐的就是老同学的。因为唐柏青已经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终日买醉的流浪汉。而且就在这一晚，唐柏青冲出马路被车撞成了肉泥。

他吓坏了，他目睹了老同学从文学硕士到醉汉到流浪汉，还亲历了老同学的死。当晚回家吐血的事就让家里的两个女人知道了。这时，两个女人的情感终于得到了统一，她们关心他。为了他的病，她们停战了，妻子竟然乖乖听母亲的让丈夫看中医。

中药似乎很有功效，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地好起来，母亲当着妻子的面称赞中医高明，妻子并没有反驳，只是微微一笑。其实有效的药倒是妻子的态度的改变，他需要的正式休息和安慰。

但是他实在是对情况作了乐观估计了，女人的战争只可以暂时停一下。如果指望妻子和母亲和平共处作为治病的药，那么他注定无药可救。十天半月的平静过后，两个女人又抓住任何机会攻击对方。

这时时局进一步动荡起来，谣传日本鬼子打到西南了（我估计这是日本鬼子当时打的心理战术）。他因病失业了，妻子那位“同事”（陈主任）要调职兰州，要妻子跟他一起飞。

一个男人在女人身边出现的频率高了，说是单纯的朋友谁也不会相信的。 这位陈主任用尽方法拉别人的妻子走，从述说时局危急，到教唆她不应该为了让她寂寞的家而牺牲自己，到向她表白，最后到为她办好调职。这位陈主任真可谓用心良苦，要把她救于没有温暖和感情的家庭。不得不说一句，这样的男人在别的方面再优秀，也只能给我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印象。

一方面想逃离苛刻的婆婆，一方面舍不得老好的丈夫；一方面想遵守传统道德的规范而留下，一方面又想追求自己的幸福。她在多重矛盾中徘徊，她留下的决心才坚定，又被战事和诱惑动摇；她离开的决心才竖起，又被丈夫的感动动摇。

经过复杂的心理斗争后，她决定跟陈主任飞兰州。婆婆反复跟儿子说她不是过日子的女人，更不是跟着他熬苦日子的女人，她早晚会跟人跑了，这一点是被婆婆看扁了。

但是我并不觉得老太太是高明的，如果她没有这一系列的猜想，就没有对媳妇的偏见，就没有一场又一场乐此不疲的战争。那么，媳妇就不会受不了，就不会下决心飞兰州，婆婆的预言就不会应验。媳妇最终抛下病夫透视出她对丈夫的爱没有太深，但她的痛苦主要来自于婆婆，促成她下决心走的也是这一痛苦。

出发前夕，她像久旱的植物得到水分和阳光一样，重新焕发出生命力和快乐。她没有太多对丈夫对儿子对家的不舍，相反地她人还没有上飞机，心就似乎已经飞远了。

凌晨妻子的离开，带走了家里的热闹，他和老太太说上几句话就像把话说尽了。天生老成又给功课压得透不过气的儿子并没能给家带来多大热闹。

这时，他卧病在家，希望距离可以缓解母亲和妻子的冲突，于是让妻子写一封表达歉意和好感的信。

他不知道，距离的变远可以冲淡人的冲突，也可以冲淡人的感情。而距离的拉近，可以把人的感情升温。

这种状况下，冲淡的是妻子和母亲的冲突，在飞之前，妻子就已经不屑于跟老太太吵，不屑于跟老太太争她的爱了。冲淡的也是妻子和他自己的感情，而升温的是妻子和陈主任的感情。

在他请求妻子写信给母亲道歉后，他收到了妻子的一封长信，意思就是不能在他家待下去了，说“你有这样的母亲，根本就不该结婚”，请他放他自由。

病得不轻的他，忍住悲痛给她回信“我除了向你道歉外无话可说，耽误了你的青春，这是我的大不是。现在的补救方法，便是还你自由。”

妻子的打击使他的病情迅速恶化，他回到了原单位上班，同事联名写信要求他不能在单位吃饭。他在一步步向死亡逼近，最后，在举国为抗战胜利庆祝的时候，他被病魔夺走了生命。

巴金寒夜经典段落摘抄篇二
《论巴金的寒夜》

金的《寒夜》 (2007-04-09 14: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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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夜

论述

论巴金的《寒夜》

内 容 提 要

巴金的《寒夜》，有着它独特的文学魅力。在旧社会，他总结出：好人得不到好报。所以，他极力为小人物申冤，可见他在寒夜里对光明和温暖的渴望，是一部颇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作品。本文试从人物形象、叙述策略、思想内涵三个方面，对《寒夜》的成功之处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评论。从而，使广大读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寒夜》所蕴含的独特。 、

文章结构如下：一、《寒夜》的人物形象。

二、《寒夜》的叙述策略。

三、《寒夜》的思想内涵。

关键词：寒夜·独特。人物形象·叙述策略·思想内涵·渴望光明

论巴金的《寒夜》

《寒夜》是巴金解放前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一生中的颠峰之作。曾连载于《文艺复兴》（1946年2卷1-6期）。《寒夜》体现了作家的人格与人生态度。巴金的伟大之处不仅仅体现于他正直伟岸的人格力量，还在于他用艺术手段成功地揭示了人类“软弱”的灵魂。对于一位小说家来说，这更了不起! 巴金是带着自己的审美意识进行深刻的艺术反思的：他剖析着自己，同时也在剖析着人类的灵魂——“我是人类苦难的歌手!”而《寒夜》正是“人类苦难”曲中最动人也是最令人痛苦的一章。《寒夜》成功之处在于平实、朴素的现实主义文风。在本文将从人物形象、叙述策略、思想内涵三个方面浅谈自己对《寒夜》的理

解。

一、《寒夜》的人物形象

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少不了成功的人物形象，而何谓成功的人物形象？那种好就好得不得了，坏就坏得不得了，好坏两极背反写人物的方法是简单的，低层次的，而由此刻画出的人物也绝对不是受观众喜爱的丰满的人物形象。写人应当写真实的人，写具有复杂性格的人。当然复杂性不等于多元性，而是在规定性前提下具有的复杂性，这是符合文艺辩证法的。

《寒夜》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更加尊重人物的客观真实性，不再对人物作简单的情感判断，人物性格更加丰富复杂。正如作者所说，《寒夜》中的“三个人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

（一）汪文宣——典型的悲剧人物

汪文宣是《寒夜》最大成就之一。凡是读过《寒夜》的人，都不能不对他留有深刻的印象。曾是上海某大学教育系的毕业生，是一个有理想、有热情的年青人。受“五四”新思想的影响，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并由自由恋爱而结婚，也曾是反封建的勇士，怀着满腔“教育救国”的崇高理想和宏伟志向走向社会，想创办“乡村家庭化的学堂”，报效祖国。然而，日本侵略者的炮火，腐败的社会制度，贫穷、疾病的折磨，使理想和热情付之东流“让那一大段时期的现实生活毁掉了”。成为软弱者的典型。复杂的生活经历使他性格裂变，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忍耐和妥协成为汪文宣的主导方面，懦弱无能、与世无争，逆来顺受，不敢抗争，奉行“为了生活，可以忍受”的新处世哲学。他怕见上级注视的目光，怕上级不满的话语，甚至连上级轻声地咳嗽，也要疑心是否有怪罪自己的意见，总之他整天工作在担惊受怕环境里，严重地摧残了他身心的健康。对妻子也是如此。他带着强烈的念头去找她，可看到妻子同和别的男人有说有笑，只觉得心里发冷，却不敢迎着他们走去，最终“只有垂头扫兴地走回自己的办公地方去了”。真是一个可怜虫，尽活到了“有话不敢讲，有思想不敢想的可怜地步”。在家庭婆媳争吵中，他始终处于核心地位，他不敢批评谁，也不敢批判是非曲直。只能以自虐企图获得她们的同情，从而平息纷争。

另一方面，汪文宣正直、善良、有正义感，内心也有对黑暗现实的不平与愤恨，不与邪恶同流合污，竭力想保持住好的品质。他老实、正派、不阿谀殷勤，给上司祝寿，都敬酒唯他不去。让他给一个国民党候补委员、政界红人写吹捧时，他不知道应该写什么，最后写成后他却在骂自己“谎话、完全谎话”，话中充满了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愤怒。善良的他在病重的最后时刻，也没将他病重的消息告诉树生，却忍受极大痛苦写下“我愿她幸福”的遗言。对

年迈的母亲也一肚的歉疚。那么是谁阻止了汪文宣的前进步伐，使他由“五四”时期反封建礼教的勇士，逐步蜕变落伍者，懦弱者的呢，是那吃人的封建专制主义、封建礼教和黑暗腐朽的国民党反动政府。

汪文宣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代表，是一个典型的悲剧小人物。

（二）曾树生——个人主义者

曾树生的经历与汪文宣相差无几，都是大学毕业，有过相同的理想，最后生活所逼，也只能在川大银行过着“花瓶”生活，且与婆母多次冲突。健康、漂亮的她追求幸福和自由，她无法容忍丈夫毫无生气的生活方式和婆婆的恶语中伤，整个家庭都笼罩着一股死亡的气息，她感到了压抑，并本能地企图摆脱这种压抑，于是她面临着道德的抉择和感情的折磨。最终因受不住生活希望的诱惑而离弃了丈夫和家庭。完全是一种个人意义上的追求幸福。从小说文本看，巴金强调的是她选择了敢于改变的生活方式的道路，而没有恪守中国传统道德所要求妇女那样陪同这个毫无希望的家庭去牺牲。因而也谈不上是追求个性解放的资产阶级女性；她只是一个困境中企图拯救自己的妇女，她靠自己的选择来确定自己的生活价值意义。 因此，在这个人物身上产生出一种反道德、重自我的新型现代女性的道德特征。

二、《寒夜》的叙述策略

叙述策略是形式层面上的，简单说是指文本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如果不讲究叙述策略，不讲究文采，则文学的意义势必会大大降低。大凡名家，其文学作品除了思想之深刻，往往有其独特的艺术形式，二者的珠联璧合，才能使文学作品成为影响深远的名作。

阅读巴金的小说《寒夜》，我们可以体察到小说中独特形式的审美。而独特形式所蕴含的是沉郁的审美，它构成了小说的一道独特风景。

首先，体现在语言的运用与氛围的制造上。《寒夜》讲述的是一个苦难的故事。为了与之相呼应，巴金的小说语言选择的是一种忧伤与哀婉的语调。这种语调是深刻表达苦难现实的语言基调，也是巴金在叙述语言上的一种自然选择。这种语言基调构成了巴金情感宣泄的一种载体。小说中的“寒夜”世界的阴暗令他十分伤感。他的情感常常会自觉流泻笔底。因此，他的语言世界是忧伤与哀婉的。同时，人物的悲苦状态，都召唤着这种忧伤的语言。小说中大量运用对比场面，强化主人公的悲剧人生。巴金以“寒夜”作为作品意境的中心，以“寒夜”聚合着人物内心与外界、主观与客观二重世界。在小说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诸如“阴暗寒冷”的住房，“永远带着愁容”的天，“一片黯淡的灰色”的马路等等这样的句子。它形成了一种沉郁哀婉的审美风格。

其次，与忧郁的语言相一致的，是巴金十分重视人物内心的剖析。他十分致力于细腻展示人

物的忧郁心理，使得这部作品兼具心理结构的特征。《寒夜》写的是几个普通"小人物"的日常生活琐事，以此来折射当时的社会现实。作品围绕着"汪家"这个点，主要通过汪文宣、曾树生的活动和感受，广泛地展现了那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作品以人物心灵的内在冲突来折射外在的现实生活与人的生存愿望的失衡状态。整部作品情节简约，节奏徐缓，以人物的心理变化和心灵的挣扎来推动情节的发展。这些细腻的心理描绘与忧郁的语调十分和谐地组合在一起，入木三分地写出了底层家庭生存的苦难，小说平淡的情节焕发出奇异的神采。如，对曾树生在赴兰州前夕内心“去”与“不去”两种心理因素，作者就写得真实、细腻、深刻，通过对人物内心两种心理因素反复碰撞的描写，把人物内心的痛苦表现得非常感人。

小说中的汪文宣是一个可怜又可悲的小人物。他与世无争又善良正直，他不满黑暗的现实，但这种不满，他既不敢明言，也不流露出来，只能在心里自叹自语。因此，巴金作品中的汪文宣有很多富有个性色彩的内心独语。内心的怨艾和内心的自责，构成了汪文宣进行自我调剂的两种手段。作品通过他如泣如诉式的内心独语，写出了汪文宣这个小人物卑微懦弱的心理和性格，写出了他精神上的痛苦历程。这种着力于人物内心描写的叙述策略，使小说着眼于人物的精神状态，也使作家的情感与作品中人物的内心痛苦紧紧关联，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忧伤的审美效果。

另外，平实朴素的现实主义文风是小说的突出特征。阅读完小说，我们发现故事的发展并无突然的巨大的波澜，一切都是平淡的，平淡得“就像一个带病的老车夫”拖着车子“慢慢地往前走”一样，情节以非常徐缓的节奏向前发展。巴金常常将剧烈的现实冲突潜藏到叙事话语的背后，淡化现实世界外在的种种对立，而是让这种对立移植到人物的心里冲突中去。因此，小说更多的是一种心理叙述。且作家又往往致力于细微地表现其起伏变化，因而使平淡的故事焕发出奇异的神采。情节上的淡化，人物心灵世界摇曳多姿的描写，使故事增添了丰富的韵味。

三、《寒夜》的思想内涵

巴金写《寒夜》是为“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制度”。是为了“宣判旧社会、旧制度的死刑”。 小说始终将这个家庭的悲剧放在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中展开。战争的威胁，时局的混乱，官僚的腐败与自私，贫富的悬殊，失业与逃难的恐惧，成为这个家庭所无法承担的压力。作者以汪文宣的家庭为中心，适当地将笔墨延伸到这个家庭之外，写出了另外一些普通人的悲剧。如：汪文宣的同学唐柏青、同事老钟。这些悲剧进一步证明，汪家的悲剧不是偶然的，它不过是整个社会悲剧的一个缩影。

汪家的悲剧原因还在于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念的冲突。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社会是畸形的，仍然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中国文化和这个国家一样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旧的依然强大，新的还不曾真正建立，新旧文化的冲突让中国人在精神上无所适从。汪家的悲剧直接的原因是汪母和曾树生没完没了的争吵，而她们的争吵实际上是新旧两种不同观念的交锋。正是这种"文化意识（包括人生价值观念和伦理观念）的相左，使婆媳之间达到了一种'有我没她，有她没我'的难以调和的对立状态" 。两个其实都非常善良的女人因此如同敌人，她们互相仇恨，互相挖苦、讽刺。她们虽然都爱着文宣，但这种爱在她们观念上的冲突面前却变得那样的微不足道，无能为力，她们明明知道这种无休无止的争吵会给文宣带来无穷的痛苦，但又无论如何无法避免，是她们把自己所爱的人送进了坟墓。

巴金写出了知识分子的悲惨的命运以及他们的致命的弱点，就是懦弱。对于人性的弱点的揭示与批判可以看做是《寒夜》的一个重要的主题。的确，导致汪家悲剧的重要原因正是包括汪文宣在内的所有家庭成员在人性上的严重的缺陷。汪文宣同时被两个女人爱着，这应该是这个家庭和谐相处的最好的基础，但是在汪文宣那里这个和谐的基础却成了两个女人仇恨滋生的温床，她们用各自的方式爱着他，而性格懦弱的他却无法用爱去调和她们的分歧。他爱妻子，也爱母亲，但他把爱看作是无条件的让步，任两个女人的仇恨肆意蔓延。懦弱无能、谨小慎微是这个“老好人”的致命弱点。

除此之外，作者还对人的普遍的性格弱点比如女人的自私，做了深入的审视。汪母的自私最明显地表现在她对儿子的爱上。巴金说："汪文宣的母亲的确非常爱儿子，也愿意跟着儿子吃苦。然而她的爱是自私的。她不甘心同别人分担儿子的爱。这种自私使她把对儿子的爱转化为对媳妇的极端的憎恨。曾树生的弱点同样在于她的自私。她追求个人的幸福与快乐，她爱文宣，但她忍受不了家庭的贫穷，忍受不了黑暗冷静与寂寞，也无法摆脱物质享受的诱惑。她宁愿靠做"花瓶"去换取物质上的享受。尽管是生活所迫，尽管有时她也受到良心的责备，但她似乎只有在这些场合才感到自己生命的存在，感到生命活力。

《寒夜》不是一个慷慨激昂之作，小说的文字反而显得异常的朴素、简洁、干净。巴金在《寒夜》这部小说中多次提及"夜的寒气"，这是巴金对自己周围环境的不满和憎恨，充分表明了他在寒夜里对光明和温暖的强烈渴望。巴金的这部《寒夜》从侧面也很好地描述了我们那段沉重的历史，让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注释:

参考文献：

《寒夜》、谈《寒夜》、关于《寒夜》 作者：巴金

巴金寒夜经典段落摘抄篇三
《巴金《寒夜》的主题、人物及艺术特色》

巴金的《寒夜》

《寒夜》是巴金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始作于1944年秋冬之际的重庆，此后时写时辍，1946年12月30日完成于上海。最初在1946年8月至1947年1月上海出版的《文艺复兴》上连载，1947年3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初版。以后几十年里，又印行数十版。《寒夜》被公认为是继《激流三部曲》之后巴金创作上的又一个高峰。巴金后期（40年代）作品，要比三十年代更成熟。就艺术水平而言，超过了早期的作品。在风格上变得深沉。作品内涵复杂丰富。《寒夜》是意蕴丰富、技巧精湛的作品。可以说是巴金的最圆熟的艺术精品。

故事梗概 《寒夜》描写的是1944、1945年间发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战时首都”重庆的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家庭的悲剧。这个家庭的男主人汪文宣、女主人曾树生曾经是上海一个大学的教育系的同学，他们有着共同的献身教育的理想，真诚相爱，组成了自己的家庭。抗战爆发后，他们逃难到重庆，两人只得以小职员的职位谋生。汪文宣在一家半官半商的图书文具公司当校对，曾树生在大川银行当行员。他们将自己的儿子放在一家贵族学校读书。汪文宣的母亲为了解除儿子的生活负担，赶来操持家务。汪母和曾树生婆媳不和，相互冷嘲热骂，在吵闹中度日。汪文宣爱妻子，也爱母亲，在吵闹中唯唯诺诺，莫衷一是，痛苦不已。物价上涨，家庭经济拮据，汪患了肺病，终日咳嗽，但他不肯多用药，拖着病体坚持到公司上班。战争形势越来越紧，有门路的人纷纷逃离，曾树生终于忍受不了眼前的压抑，跟随大川银行年轻的陈经理乘飞机去了兰州。汪文宣病情加剧，在庆祝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死去。汪母带着孙子小宣回了老家。两个月以后的一个寒夜，曾树生从兰州回到重庆旧屋，但已经物是人非，她茕身一人，不知所往。

创作动机 《寒夜》中包含着作者抗战时期的感受和战后生活的体验，在前后两年多的创作时间里，巴金经历了抗战时期的艰辛，也感受到了战后生活的幻灭。尽管时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小人物依旧在狭小的生活空间里，在喧闹的生活环境中感受人生的孤寂。战争无限的延长，使战时状态日常化了，人们在一些琐碎的事情上矛盾冲突着，消耗着时光。物质的贫困折磨着人，庸常的生活考验着人，巴金也有感于亲人和几个文学同道在肺病的折磨下死去，感受着小人物的痰与血，作者将这种沉郁的现实感受倾注到创作中来。“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我只写了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但是我并没有撒谎。我亲眼看见那些血痰，它们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际，它们逼迫我拿起笔替那些吐尽了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还没有吐尽血痰的人讲话。这小说我时写时辍，两年后才写完了它„„而且在这中间我还失去了一个好友和一个哥哥，他们都是吐尽血痰寂寞地死去的；在这中间‘胜利’给我们带来希望，又把希望逐渐给我们拿走。”

人物分析：作家在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汪文宣、曾树生、汪母这三个人物形象，深刻地写出了抗战时期勤恳、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的命运。

汪文宣 是一个被不合理的社会所压垮的知识分子。当年他也是一位意气风发的青年，读大学时雄心勃勃地希望通过办教育来改造社会，树有教育救国理想。之后他与同学曾树生恋爱、同居，可以想见他当年追求个性解放、蔑视传统礼俗的热情与勇

敢。但是，现实生活彻底改变了他，使他成为一个唯唯诺诺，畏首畏尾的庸人。他的性格和心理已经具有了某种病态。他对周围世界充满惊惧，反应高度敏感，总是没有根据地胡思乱想和猜测。例如，他看见上级注视的目光，便疑心上司对他不满，听到上司说话，他也要琢磨半天，甚至连上级轻声咳嗽，他也要疑心是否有怪罪自己的意思。同样，他对自己与妻子的感情也是充满了担心，时常为猜测所苦恼，但却没有勇气与妻子交流。当他发现妻子在跟一个年轻男子一起走进咖啡厅时，他想问个究竟，却又“不敢迎着他们走去”，想等他们出来再说，又怕妻子难堪，也使自己难堪，最后犹豫再三，“只有垂头扫兴地走回自己的办公地方去了”。汪文宣忠厚老实而又善良懦弱, 他任劳任怨地干着报酬极少的工作。汪文宣对于生活给予他的不公平的待遇内心十分不满, 但孺弱却使他只能将此强行压制在心中, 因而形成了他思想和行动互相矛盾的性格特征。但除了内心更加深刻的痛苦之外, 他不可能从社会生活的本身去寻求根本的原因, 因而也就不可能找到正确的出路。作家描绘了汪文宣矛盾的感情生活, 从另一角度刻划了他优柔寡断的性格。他没有力量去调解不和睦的婆媳关系, 他爱她们, 他没有勇气抛弃任何一方, 最后只有在两种爱的漩涡中一直挣扎到死。

曾树生的塑造是一个矛盾的人物形象。既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式女性，又是一个爱家爱先生爱孩子的传统女人，然而，却无法与母亲和睦相处，最终只能是选择逃离这个带给她无尽痛苦和折磨的家庭，虽然她百般的不舍。曾树生是一个受新思潮影响的女性, 到抗战末期, 现实生活的磨砺使她的思想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曾树生爱善良老实的丈夫, 但她越来越不满他对什么都忍受的态度, 以致二人产生了精神上的鸿沟。树生也知道一切应该由环境负责, 但金钱在侵蚀着她的灵魂, 对所胃自由的追求和理想不能实现的矛盾, 使她内心空虚而无所寄托。她关心重病的丈夫, 但不甘心让生命消耗在永无结果的争吵中她爱丈夫, 却不能使婆母不恨她, 她觉得牺牲了青春, 换来的却是敷衍和仇视。她的离去, 一方面是为了家庭的生活, 儿子的学业, 但更重要的是要救出自己而逃避家庭矛盾另一方面, 她不愿失掉高薪金的职位, 而且她和陈主任搭伙做生意, 在经济上有密切联系, 要丢弃这一切, 她缺乏足够的勇气。她虽为去留问题进行过激烈的心灵搏斗, 但最终为了自己的“ 幸福” 抛下重病的丈夫走了。在兰州她每月按时给家中寄钱, 并未忘记这个家。但是文宣写信来要求她回信向婆母道歉, 使她感到了莫大的委屈, 她不愿做一个任婆母辱骂的奴隶媳妇去换回甜蜜的家庭生活, 因而写了一封绝交信, 吐露了自己的真实思想, 说明同文宣分开的理由。她虽同情婆母老来贫的心境, 但实在不能忍受她残忍地破坏自己的爱情生活。母亲在一天, 他们中间就不会有和平与幸福。因此, 他们必须分开, 以免互相折磨、互相损害而变为路人。以后她虽照常给家中寄钱、写信, 但文宣心中的伤痕一直到死也未能愈合。几个月后树生回到重庆, 已是人去楼空、物是人非, 她悔恨交集, 孤独地徘徊在寒夜的路上。她虽是一个不屈服于生活的女性, 但她没有明确的生活理想, 最终也只能被黑暗的社会所吞噬。

汪文宣和曾树生虽是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 但他们都无法摆脱社会为他们安排的悲剧命运。作家正是通过二人的悲剧, 揭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本身固有的弱点, 更是鞭挞了黑暗的社会对人性的摧残, 客观上也表明了知识分子只有将自己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紧紧联在一起, 才会找到正确的出路。

汪母 母亲的形象是一个尤其另人同情的不幸人物。年轻守寡，守着孤儿寡孙度日，仅有的爱全部都给了他们，甚至不能允许别人分享，包括儿子的妻子以及孙子的

母亲。她的爱表现得无微不至，却也是独断专行，因此也是制造这个家庭悲剧的核心人物。汪母是一个旧式知识妇女, 她爱儿子, 却难以容忍儿媳。她认为宁肯饿死, 做人也不要苟且, 即使做老妈子, 也比做花瓶强。因此, 她看不惯儿媳经常参加舞会宴会。她不高兴媳妇来分儿子的爱,以为树生能挣钱, 就来役使她, 所以她有意无意地发脾气, 不客气地抢白媳妇, 还时常自觉不自觉地破坏儿子的夫妻感情生活。

《寒夜》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

《寒夜》的思想内涵 在《寒夜》中，作者继续着他的《家》等早期小说中揭露与批判的主题，但是拓展与深化了广度与深度。他的矛头不再局限于封建制度，而是整个的旧社会、旧制度，是整个的黑暗的社会现实。1948年1月小说再版时，他没有说更多的话，只是语意双关地写道：“今天天气的确冷得可怕，我的手边摊开的一张《大公报》上就有着‘今天在零度以下，两天收路尸共一百多具’的标题。窗外冷风呼呼地吹着，没有关紧的门不时地发出咿呀的声音，我那两只躲在皮鞋里的脚已经快冻僵了。”暗示了他的作品与现实的紧密联系。解放后他说得更明白具体了。1961年他在《谈〈寒夜〉》一文中说：“在我的小说里造成汪文宣家庭悲剧的主犯指蒋介石国民党，是这个反动政权的统治。”“我当时是这样想的：我要通过这些小人物的受苦来谴责旧社会、旧制度。我有意把结果写得阴暗、绝望。没有出路，使小说成为所谓的‘沉痛的控诉’。”1980年他在《关于〈寒夜〉》一文中再一次写道：“我写汪文宣，绝不是揭发他的妻子，也不是揭发他的母亲，我对这三个主角全同情。要是换一个社会，换一个制度，他们会过得很好。使他们如此受苦的是那个不合理的旧社会制度。生活这样苦，环境那样坏，纠纷就多起来了。我写《寒夜》就是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制度。”

小说始终将这个家庭的悲剧放在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中展开。战争的威胁，时局的混乱，官僚的腐败与自私，贫富的悬殊，失业与逃难的恐惧，成为这个家庭所无法承担的压力。正是在这种巨大的社会压力下，为了挣钱，为了保住可怜的工作，汪文宣坚持带病上班，使病情不断加剧。更为严重的是，他在精神层面上始终保持谨小慎微的态度，生怕同事领导看不起自己，生怕他们不高兴，为此，在单位上连话都不敢多说一声，甚至强忍着不咳嗽，一旦没有忍住，他便像是做了贼一样，偷偷地将带血的痰揩干，不敢声张。但即便这样，最后还是免不了被辞职的结局。曾树生本是一个热情、有理想、有活力的女性，但是在现实环境中，无钱无势的她不得不放弃理想，委身于一家银行，在那样的环境中她哪里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在银行里，原本学教育的她又只能做着像“花瓶”一样的工作，陪人吃饭、喝酒、唱歌、跳舞，但她的内心却并不快乐。然而现实的无奈，却又一步一步把她往那条路上推，以至最后抛夫别子离家北上。汪母是在儿子家境困难的时候来到这个家庭的。她曾经是一个才女，当过教师，但是现在却不得不放下一切的尊严，像一个二等老妈子一样操持着繁重的家务。她爱儿子，但却又无能为力，她把自己最值钱的物品——包括已死的丈夫留下的作纪念的戒指，一件一件地卖掉，去买鸡，买药，也不过是杯水车薪，甚至她明知儿子得了严重的肺病，但也无法阻止他到公司去上班，因为家里确实是太穷了。她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因为耽误了治疗而痛苦地死去。

作者以汪文宣的家庭为中心，适当地将笔墨延伸到这个家庭之外，写出了另外一些普通人的悲剧。汪文宣的同学唐柏青，原本是一个文学硕士，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不敢得罪上司，在妻子即将生产的时候离开了她，结果又因为医院的极不负责，致使妻儿双亡，他从此更加贫穷堕落，借酒浇愁，最后在马路上被汽车将头碾成肉泥。汪

文宣的同事老钟，善良忠厚，最后得了霍乱，被送到一个只有两个医生四个护士二十张病床，却收了三十几个病人连盐水针都来不及打的糟透了的医院治疗，不到一天便死去了。这些悲剧进一步证明，汪家的悲剧不是偶然的，它不过是整个社会悲剧的一个缩影。

汪家的悲剧原因还在于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念的冲突。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社会是畸形的，仍然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中国文化和这个国家一样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旧的依然强大，新的还不曾真正建立，新旧文化的冲突让中国人在精神上无所适从。汪家的悲剧直接的原因是汪母和曾树生没完没了的争吵，而她们的争吵实际上是新旧两种不同观念的交锋。汪母虽然有知识，当过教师，但她的思想却是保守的顽固的，她不甘心失去自己在家庭中的权威，看不惯曾树生的新的生活方式，她甚至认为曾树生没有和汪文宣举行正式的结婚仪式，没有明媒正娶，便只能是姘头。给儿子治病，她也只认中医，反对去进行西医检查。相反，曾树生代表了一种新的观念，她希望过一种自由幸福的生活，她说：“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她并不愿意去恪守传统的妇道，爱打扮，善交际，她和汪文宣的结合严格来讲就是一种同居的关系，但她并不认为这有多重要。她主张用西医给汪文宣治病，她主张将儿子送到贵族学校去接受教育。正是这种“文化意识（包括人生价值观念和伦理观念）的相左，使婆媳之间达到了一种‘有我没她，有她没我’的难以调和的对立状态”。两个其实都非常善良的女人因此如同敌人，她们互相仇恨，互相挖苦、讽刺。她们虽然都爱着文宣，但这种爱在她们观念上的冲突面前却变得那样的微不足道，无能为力，她们明明知道这种无休无止的争吵会给文宣带来无穷的痛苦，但又无论如何无法避免，是她们把自己所爱的人送进了坟墓。

巴金写出了知识分子的悲惨的命运以及他们的致命的弱点，就是懦弱。巴金在他的《关于〈寒夜〉》中一开始就说：“关于《寒夜》，我过去已经谈得不少。这次在谈《激流》的回忆里我写过这样的话：‘我在自己身上也发现我大哥的毛病，我写觉新„„也在鞭鞑我自己。’那么在小职员汪文宣的身上，也有我自己的东西。”“我自己身上本来就有毛病。我几次校阅《激流》和《寒夜》，我越来越感到不舒服，好像我自己埋着头立在台上受批判一样。”那么这种毛病是什么呢？他回答说是“作揖哲学”，是自己忍受苟安的心灵弱点。对于人性的弱点的揭示与批判可以看做是《寒夜》的一个重要的主题。的确，导致汪家悲剧的重要原因正是包括汪文宣在内的所有家庭成员在人性上的严重的缺陷。汪文宣同时被两个女人爱着，这应该是这个家庭和谐相处的最好的基础，但是在汪文宣那里，这个和谐的基础却成了两个女人仇恨滋生的温床，她们用各自的方式爱着他，而性格懦弱的他却无法用爱去调和她们的分歧。他爱妻子，也爱母亲，但他把爱看作是无条件的让步，任两个女人的仇恨肆意蔓延。懦弱无能、谨小慎微是这个“老好人”的致命弱点。

除此之外，作者还对人的普遍的性格弱点比如女人的自私，做了深入的审视。汪母的自私最明显地表现在她对儿子的爱上。巴金说：“汪文宣的母亲的确非常爱儿子，也愿意跟着儿子吃苦。然而她的爱是自私的。”曾树生也说汪母“看不惯我这样的媳妇，她又不高兴别人分去她儿子的爱”，当她的儿子在口里十分亲热地念着树生这个名字时，她非常气愤，她感到自己“压不倒那个女人”，她极力怂恿儿子离婚，她如同幽灵总是飘荡在儿子媳妇之间。这种自私使她把对儿子的爱转化为对媳妇的极端的憎恨。曾树生的弱点同样在于她的自私。她追求个人的幸福与快乐，她说：“我活着的时候就只想活得痛快一点，过得舒服一点。”她给汪文宣写信说：“我知道在你生病的时候离开你，也许使你难过。不过我今年三十五岁了，我不能再让岁月蹉跎。我们女人的时间短得很„„我只想活，想活得痛快。我要自由。可怜我一辈子就没有痛

快地活过。我为什么不该痛快地好好活一次呢？人生就只能活一次，一旦错过了机会，什么都完了。所以为了我自己的前途，我必须离开你。”她爱文宣，但她忍受不了家庭的贫穷，忍受不了黑暗冷静与寂寞，也无法摆脱物质享受的诱惑。她宁愿靠做“花瓶”去换取物质上的享受，她出入咖啡店，出席各种宴会、舞会，尽管是生活所迫，尽管有时她也受到良心的责备，但她似乎只有在这些场合才感到自己生命的存在，感到生命的活力。

《寒夜》的艺术特色

1. 平实朴素的现实主义文风，是小说的突出特征。如果说巴金的前期创作在现实主

义中还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的话，那么《寒夜》则标志着作者现实主义创作的成熟。在取材上，写没有英雄色彩的凡人小事，同样是写家庭，《寒夜》写的不再是生活上层的大家庭，而是生活底层的普通小家庭，写他们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更加尊重人物的客观真实性，不再对人物作简单的情感判断，人物性格更加丰富复杂。正如作者所说，《寒夜》中的“三个人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在描写现实生活上，不再轻易地流露自己的感情取舍，而是按照生活本身的发展逻辑进行冷静客观的书写，写得含蓄深沉，他没有“在小说的最后照‘批评家’的吩咐加一句‘哎哟哟，黎明！’，并不是害怕说了就会被人‘捉来吊死’，唯一的原因是：那些被不合理的制度摧毁、被生活拖死的人断气时已经没有力量呼叫‘黎明’了”。

2. 出色的心理描写和心理分析，是小说的又一特色。巴金在早期的创作中也不乏出

色的心理描写和心理分析，但叙述人激昂的情感影响了对人物心理深度的开掘。而在《寒夜》中，作家能够体察人物的心情、处境，通过多种艺术手段，挖掘人物内心深处的意识流动，用大量生动的细节，表现人物复杂的心理世界。汪文宣在妻子离去之后，来到妻子常去的咖啡馆，要了两杯咖啡，让侍者为对面的咖啡加上牛奶，小声地与假想中的妻子交谈，对妻子的无限思念尽在其中。疾病和敏感脆弱使内向的汪经常处于精神恍惚的状态之中，这也是他内心活动最为活跃的时候，他为母亲与妻子的冲突痛苦着，为自己无力解决这个矛盾痛苦着，也为自己的懦弱无能苦恼着。汪文宣分裂的自我不断地对话，相互驳斥、相互冲突，充分表现了他清醒的自我审视和无力重塑自我的沮丧之情。小说中多次表现汪文宣的梦，他梦见逃难时自己急于寻找母亲，愤怒的妻子离他而去；梦见妻子与陈主任远走高飞。梦是人现实生活中压抑的思想情感的真实流露，他在梦中也难以挽留住妻子，显示出他对妻子的关心和无能为力。而曾树生也不断在是离家出走还是留下来之间犹豫着，在恪守妻子母亲的职责和追求热情的充满活力的生活之间徘徊着，她对汪文宣的感情也充满矛盾，既又同情、爱怜，也深深地失望，这些矛盾复杂的感情此起彼伏，人物分裂的内心活动使小说具有复调色彩。

3. 出色的氛围营造，增强了小说的悲剧色彩。小说中大量运用对比场面，强化主人

公的悲剧人生。在街上敲梆子的声音、夫妻吵架声音、戏班子走过的喧闹声、小贩叫卖“炒米糖开水”的声音中，汪文宣静静地躺在床上，屋外生命的喧嚣声和屋内的寂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汪文宣最终在锣鼓喧天的庆祝胜利时默默地死去，小人物的卑微与寂寞由此可见。小说中多次出现寒夜的意象。开篇，汪文宣一个人在街上行走，感受到“寒气不住地刺他的脊背”；而结尾，曾淑生走在阴暗、寒冷、荒凉的市街上，“她不时地掉头朝街的两旁看，她担心那些摇颤的电石光

巴金寒夜经典段落摘抄篇四
《巴金的《寒夜》》

小议《寒夜》中婆媳关系

汉语言082 胡传巍 200850515240

婆媳关系，上溯远古，下至当今。不仅是《寒夜》中存在的，更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问题。因为它跟柴米油盐扯上关系，就等于和生活扯上关系。自古以来，两个女人不知上演了多少出戏。究其根源可以说是多方面的，复杂的∶

〈一〉婆婆于媳妇同为女人，女人与女人之间有种不可调和的关系，正如“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当两个女人同时将焦点集中于某一个男人时，女人和女人之间那种不可调和的关系就显现出来了。《寒夜》中汪母与曾树生围着一个男人———汪文宣，她们之间的不可协调关系变得异常突兀。于是她们互相看不惯对方，婆婆没婆婆的姿态，媳妇没媳妇的风度。所以，无休止的展开唇舌之战。

〈二〉年龄的代沟，隔阂。婆婆与媳妇是生于两个不同的时间段，她们所代表的人生观，价值观，社会观也是截然不同的。《寒夜》中的汪母与曾树生都死死地捍卫自己的观念。都不愿做出任何让步，正如曾树生所描述的，汪母是一个“自私而又顽固保守”的女人，她讨厌曾树生，完全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曾树生与汪母设想中的温顺的媳妇相差甚远，与理想的差距造就了她对现实极其不满，再则她根深蒂固的保守思想与曾树生的自由主义，享乐主义相碰撞，矛盾当然避免不了。

<三>心里上的不平衡。《寒夜》中的汪母是个占有欲极强的人，并且还有一点“恋子情节”。 ,曾树生也爱他，而那种爱屋及乌的博爱在两个女人间无法奏效。汪文宣是爱曾树生的，总是对她进行迁就忍让，并公然在母亲面前叨唠离不开曾树生，这不得不让汪母心理上大大失衡，醋意大发，只能增加她对曾树生的恨。

〈四〉中间力量调节不当。婆媳关系的处理好坏跟中间力量有很大联系，而作品中的汪文宣恰巧又是一个猥琐，胆小怕事，懦弱安分的人。总充扮老好人的角色。在面对母亲与妻子的无休止战争中，他显得无能为力，不想到去调解，开导，好好充当一个儿子与丈夫的角色，而是蒙头大哭，不断地捶打自己的头。

〈五〉在大的社会背景下，生活困苦，战乱不息。每个人都满腹牢骚，像导火线一样，一触即发，次数愈多，越无法控制。《寒夜》中两个女主角其实都是知识分子，一个是出自书香门第，算是云南昆明的才女，一个也是受过高等教育，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人，她们都不是逆受之辈，然而在婆媳关系上她们同样走不出千百年来的圈。只是将自己内心的苦闷和不满找个对象发泄发泄，这已成为一种社会趋势了。

尖锐的婆媳关系使得这个摇摇欲坠的家更是乌烟瘴气，闹得婆媳本身不愉快的同时，也伤害了他人。汪文宣的死，小宣的孤僻，其实作为知识分子的他们更应该明白事理，婆婆更应该了解曾树生的工作性质，曾树生应拉下自己的高姿态，对婆婆多一份谅解，对丈夫少一份抱怨。毕竟，她爱那个家。既然爱何不做出退步，化小恨为大爱。这个家庭也不至于这么畸形。当然，明白这一切是打上引号，是一系列的假。

巴金寒夜经典段落摘抄篇五
《巴金《寒夜》》

巴金寒夜经典段落摘抄篇六
《巴金《寒夜》》

巴金《寒夜》 相对于巴金的《家》等前期作品，《寒夜》不是一个慷慨激昂之作，小说的文字反而显得异常的朴素、简洁、干净。巴金在《寒夜》这部小说中多次提及“夜的寒气”，作者是有用意的，这是巴金对自己周围环境的不满和憎恨，充分表明了他在寒夜里对光明和温暖的强烈渴望。

简介：

巴金在《寒夜》里描写了小公务员汪文宣的生活。它的最大成就在于详尽细腻地描写一个人的屈辱心理，深刻地表现了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病态灵魂，并以异常冷峻的笔调剖析这个家庭最终“覆灭”的社会原因。

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主人公汪文宣和妻子曾树生原是上海某大学教育系的学生, 有办“ 家庭化、乡村化” 学堂的理想大学毕业生汪文宣和同窗女友曾树生相爱结婚。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使他们的理想失去了现实的基础, 他们从上海辗转来到重庆。文宣的母亲思想守旧，不满这种自由恋 爱的婚姻，经常辱骂树生，指责由于她的迷惑导致文宣瘦弱多病，并要把她赶出家门。文宣为缓和矛盾只好让妻子暂住宿舍。文宣在文化公司做校对，薪水很低，生活艰难，身体越来越坏。树生为减轻丈夫的负担，在银 行找到工作。她一向持身严谨，但为了生活，对银行中人也不得不作些委婉的应付。岂知文宣对此产生疑心，十分痛苦，汪母更借此扩大事端。树生为避免流言和安慰丈夫，自动搬回家中。不久，银行因战事告急，迁往兰州，树生为生活着想，离开丈夫和儿子小宣，随同前往。她每月寄钱回家并常与文宣通信，但汪母认为树生的钱来得不干净，责令退回，文宣遂暗存银行，以备不时之需。此后，文宣失业，生活困苦，吐血更甚，但一直未告知树生。一年以后，当文宣病危时，才动用那笔存款，但终因无法医治，于抗战胜利之际病逝。在草草殡葬后，老母孤儿启程返乡。当树生回家探亲时，早已人去楼空。在一个寒夜，她独自来到丈夫墓前哭祭，悲痛欲绝。最后，形单影只地消失在凄迷的寒夜里。

写作背景：

《寒夜》写于1944年冬天桂林沦陷的时候。当时巴金住在重庆的一间小得不能再小的屋子里，晚上常常要借助蜡烛来照亮书桌，时写时辍，两年以后才完成这部长篇小说。

《寒夜》是巴金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这是巴金继《激流三部曲——家》之后的又一部力作，也标志着作家在艺术上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小说的情节与作者的生活几乎是同步展开的：都是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写完这部小说是 1946年的最后一天，上海一个寒冷的冬夜，小说结尾也正是在一个寒冷的夜晚。巴金先生曾经说过，写《寒夜》是在作品中生活，他本人就生活在《寒夜》所描述的生活背景中。在那几年中，散文家缪崇群、小说家王鲁彦，还有他的老朋友陈范予，都是害着肺病痛苦地死去的；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他又亲手埋葬了因病得不到很好医治的三哥李尧林。所以，当小说中写到汪文宣为生计而无着、为疾病而痛苦的时候，这些亲友的面孔一一浮现在巴金的脑海中，使他的写作十分投入。

作家在《寒夜》所描绘的悲剧之中, 寄寓了自己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感及对新生活的热情呼唤, 因而作品具有强烈的思想倾向和反映现实生活的高度的典型性。

巴金在整个抗战中, 先后到过祖国的许多地方, 所到之处遍地狼烟、满目焦土, 日军的暴行及人民的痛苦, 都强烈地震撼着他的爱国之心。他的一些亲人和朋友, 因战争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他自己的家也曾遭到战火的焚毁。他积极参加抗日爱国运动, 辛勤写作, 以此表达自己的赤子之心。

当时巴金住处的四周, 每天都可以听见一般小人物的诉苦和呼吁, 因此他说故事就在他身边进行, “ 尽管不是有名有姓, 家喻户晓的真人, 尽管不是人人目睹的可以载入史册的大事,然而我们在那些时候的确常常见到、听到那样的人和那样的事。那些人在生活, 那些事继续

发生, 一场都是那么自然, 我好像活在我自己的小说中, 又好像在旁观我周围那些人在扮演一部悲欢离合的苦戏。’, 巴金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 他将无数个汪文宣的故事进行集中概括,写出了具有代表性的汪文宣一家的时代悲剧。由于作家熟悉自己的人物, 才会把他们的关系写得如此真切自然, 把他们的性格刻划得如此细腻精微, 作家在这里表现的艺术实也才更具有典型意义。巴金在小说中虽然对人物自身的弱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但更多的是挖掘悲剧的根源, 对这些弱小者倾年了真切的同情, 同他们一起喜怒哀乐, 为他们的不幸遭遇而叹息。

人物分析：

作家在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汪文宣、曾树生、汪母这三个人物形象，深刻地写出了抗战时期勤恳、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的命运。

汪文宣是一个被不合理的社会所压垮的知识分子。当年他也是一位意气风发的青年，读大学时雄心勃勃地希望通过办教育来改造社会，树有教育救国理想。之后他与同学曾树生恋爱、同居，可以想见他当年追求个性解放、蔑视传统礼俗的热情与勇敢。但是，现实生活彻底改变了他，使他成为一个唯唯诺诺，畏首畏尾的庸人。他的性格和心理已经具有了某种病态。他对周围世界充满惊惧，反应高度敏感，总是没有根据地胡思乱想和猜测。例如，他看见上级注视的目光，便疑心上司对他不满，听到上司说话，他也要琢磨半天，甚至连上级轻声咳嗽，他也要疑心是否有怪罪自己的意思。同样，他对自己与妻子的感情也是充满了担心，时常为猜测所苦恼，但却没有勇气与妻子交流。当他发现妻子在跟一个年轻男子一起走进咖啡厅时，他想问个究竟，却又“不敢迎着他们走去”，想等他们出来再说，又怕妻子难堪，也使自己难堪，最后犹豫再三，“只有垂头扫兴地走回自己的办公地方去了”。汪文宣忠厚老实而又善良懦弱, 他任劳任怨地干着报酬极少的工作。汪文宣对于生活给予他的不公平的待遇内心十分不满, 但孺弱却使他只能将此强行压制在心中, 因而形成了他思想和行动互相矛盾的性格特征。但除了内心更加深刻的痛苦之外, 他不可能从社会生活的本身去寻求根本的原因, 因而也就不可能找到正确的出路。作家描绘了汪文宣矛盾的感情生活, 从另一角度刻划了他优柔寡断的性格。他没有力量去调解不和睦的婆媳关系, 他爱她们, 他没有勇气抛弃任何一方, 最后只有在两种爱的漩涡中一直挣扎到死。

“树生”的塑造是一个矛盾的人物形象。既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式女性，又是一个爱家爱先生爱孩子的传统女人，然而，却无法与母亲和睦相处，最终只能是选择逃离这个带给她无尽痛苦和折磨的家庭，虽然她百般的不舍。曾树生是一个受新思潮影响的女性, 到抗战末期, 现实生活的磨砺使她的思想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曾树生爱善良老实的丈夫, 但她越来越不满他对什么都忍受的态度, 以致二人产生了精神上的鸿沟。树生也知道一切应该由环境负责, 但金钱在侵蚀着她的灵魂, 对所胃自由的追求和理想不能实现的矛盾, 使她内心空虚而无所寄托。她关心重病的丈夫, 但不甘心让生命消耗在永无结果的争吵中她爱丈夫, 却不能使婆母不恨她, 她觉得牺牲了青春, 换来的却是敷衍和仇视。她的离去, 一方面是为了家庭的生活, 儿子的学业, 但更重要的是要救出自己而逃避家庭矛盾另一方面, 她不愿

失掉高薪金的职位, 而且她和陈主任搭伙做生意, 在经济上有密切联系, 要丢弃这一切, 她缺乏足够的勇气。她虽为去留问题进行过激烈的心灵搏斗, 但最终为了自己的“ 幸福” 抛下重病的丈夫走了。在兰州她每月按时给家中寄钱, 并未忘记这个家。但是文宣写信来要求她回信向婆母道歉, 使她感到了莫大的委屈, 她不愿做一个任婆母辱骂的奴隶媳妇去换回甜蜜的家庭生活, 因而写了一封绝交信, 吐露了自己的真实思想, 说明同文宣分开的理由。她虽同情婆母老来贫的心境, 但实在不能忍受她残忍地破坏自己的爱情生活。母亲在一天, 他们中间就不会有和平与幸福。因此, 他们必须分开, 以免互相折磨、互相损害而变为路人。以后她虽照常给家中寄钱、写信, 但文宣心中的伤痕一直到死也未能愈合。几个月后树生回到重庆, 已是人去楼空、物是人非, 她悔恨交集, 孤独地徘徊在寒夜的路上。她虽是一个不屈服于生活的女性, 但她没有明确的生活理想, 最终也只能被黑暗的社会所吞噬。

汪文宣和曾树生虽是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 但他们都无法摆脱社会为他们安排的悲剧命运。作家正是通过二人的悲剧, 揭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本身固有的弱点, 更是鞭挞了黑暗的社会对人性的摧残, 客观上也表明了知识分子只有将自己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紧紧联在一起, 才会找到正确的出路。

母亲的形象是一个尤其另人同情的不幸人物。年轻守寡，守着孤儿寡孙度日，仅有的爱全部都给了他们，甚至不能允许别人分享，包括儿子的妻子以及孙子的母亲。她的爱表现得无微不至，却也是独断专行，因此也是制造这个家庭悲剧的核心人物。汪母是一个旧式知识妇女, 她爱儿子, 却难以容忍儿媳。她认为宁肯饿死, 做人也不要苟且, 即使做老妈子, 也比做花瓶强。因此, 她看不惯儿媳经常参加舞会宴会。她不高兴媳妇来分儿子的爱,以为树生能挣钱, 就来役使她, 所以她有意无意地发脾气, 不客气地抢白媳妇, 还时常自觉不自觉地破坏儿子的夫妻感情生活。

经典语句：

小说借“宣”的嘴巴反复说过“我做过什么错事呢？我一个安分的老好人！为什么我该接受这惩罚？”“宣”最终以无声的呐喊“要求公平，他能够在哪里找到公平呢？他不能够喊出他的悲愤，他必须沉默的死去。”小说最后这样描写宣的离世。“最后他断气时，眼睛半睁着，眼珠往上翻，口张开，好象还在向谁要求公平。这是在夜晚八点钟光景，街头锣鼓喧天，人们在庆祝胜利，用花炮烧龙灯。”然而“宣”终究没有享受到胜利带来喜悦。这样的描写更渲染了人物的悲剧色彩。

在描写“树生”的矛盾心理的时候这样写到，树生心想，“她（母亲）都受得了，她似乎就安于这种生活，为什么我就不可以？为什么我总是感到不满足？我为什么就不能牺牲自己？”“难道我就应该这样争吵、痛苦地过完我这一辈子？。他们把寂寞留给我一个人，难道我就这样枯死了么？”可是当有一条路可以选择的时候，“树生”即兴奋又痛苦，而且还有一种惶惑的感觉，她仿佛站在十字路口，打不定主意要往什么地方去。她反复的说，我不走，要走大家一起走。”虽然她的决定并没有给她带来快乐。 但是母亲的话永远是那么刺耳“只要你（宣）肯答应我，只要不再看到那个女人（树生）我什么苦都可以吃，什么日子我都能过得去了！”“这种生活究竟给我带来了什么呢？我得到什么满足么？”她找不到一个明确的答复，挣扎了许久，才找到一条出路“没有！无论精神上，物质上，我都没有得到一点满足”“生命就这样平平淡淡一点一滴地消耗。“树生”的忍耐到了最高限度了。她并没有犯罪，为什么应该接受惩罚？这里不就是使生命憔悴的监牢？她应该飞，必须飞，趁她还有翅膀的时候。她要先救出自己。”

“宣”无论如何都弄不明白“为什么她们老是争吵？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家庭，这么单纯的关系中间都不能有着和谐的合作呢？为什么这两个他所爱而又爱他的女人必须象仇敌似的永远互相攻击呢？„„”

“ 地位越来越低, 生活越来越苦, 意气越来越消沉, 他后来竟变成了一个胆小怕事, 见人低头、懦弱安分、甘受欺侮的小公务员。’, 他已没有自负的语言和救人济世的宏愿, 每天干着单调沉闷的工作, 过着贫乏而痛苦的生活, 只求与世无争。

他不满周主任喝斥要求增加薪金的同事, 内心说“ 你年终一分红, 就是二、三十万, 你哪管我们的死活” 可他连鼻息也极力忍住, 怕周主任发现自己心中的不平。他在心里说自己, “ 真没出息啊他们连文章都做不通, 我还要怕他们。” “ 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啊我什么都忍受, 什么人都欺负我, 又住道我的生命就该被这些纠缠不清的文字销磨光吗就为了那一点钱,我居然堕落到这个地步” 这样的抗议、自责在内心发出过何止千百遍经济上的拮据使他无力为妻子买一块生日蛋糕, 但却不得不为主任的生日出一千元的份子钱。内心的不平和外表忍辱苟安的矛盾加剧了他精神上的痛苦, 他虽然朦胧地意识到社会不容良心未丧尽的读书人,以致于自己“ 一生的幸福都给战争、给生活、给那些冠冕堂皇的门面话、街上贴的告示拿走了” 。

她说“ 我不要再听什么抗战胜利的话, 要等到抗战胜利恐怕我已经老了、死了。现在我再没什么理想。”而实际上她追求的自由是很空洞的, 其实“ 她除了那有限度的享乐以外, 究竟有什么痛快呢她又有过什么自由呢她有时也知道自己的缺点, 有时也会感到苦闷和空虚。她或许以为这是无名的惆怅, 绝不会想到, 也不肯承认, 这是没有出路的苦闷和她无法解决的矛盾⋯ ⋯她那些追求也不过是一种逃避。”

写作手法及作品评论：

将笔墨重点放在了人物的心理描写和对话上。作者以全知叙事的视角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示给读者。在读者面前，小说中的人物便以内心和外在的两重感体现出来，人物性格具有相当强的立体感；同时，这样的语言表达方式也更适合曾树生等人知识分子的身份，人物相应地被赋予了自主性和知性的魅力。这便是“复调”创作手法带来的优点。

巴金在小说中紧扣人物的独特个性，较多地采用了心理分析的方法来揭示人物的内心矛盾，充分发掘和描写了人物内心情感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尤其是常常抓住人物内心世界中两种对立的因素，从动态中加以剖析，写出它们的起伏消长。 作品的现实主义成就主要表现在：善于通过小人物的平凡生活琐事揭示重大主题，从而表现出作家非凡的艺术功力。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寒夜》继续着“五四”时代借描写爱情以思考知识分子“个性解放”的写作传统，深入探究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以对人性的深刻把握反观了“五四”新文化传统，显示了20世纪40年代知识者题材小说继承又超越“五四”的一面。 《寒夜》代表了巴金在小说写作上的最高艺术成就，尤其是在心理描写上达到很高的境界。如果说，巴金在早期作品里常常直接向读者一泻无余地倾吐其奔放热情的话，那么，在后期作品中，他则是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来表现人物丰富而复杂的情感。

整部小说是一种凄楚哀怨的调子、灰色的画面, 作家以内心激荡的情感展示人物的悲剧命运, 真实描绘了驱使人物行动的社会环境, 深刻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 因而使人物性格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和丰富性。

《寒夜》所描绘的悲剧, 虽说比不得催人奋进、让人热血沸腾的战斗号角, 但它却通过被黑暗所压抑的灵魂的呼号, 表现了对真善美的世界的热望, 对假丑恶的世界的唾弃。从这个意义上说, 《寒夜》的悲剧永远具有艺术和情感的魅力。

巴金寒夜经典段落摘抄篇七
《巴金《寒夜》》

巴金寒夜经典段落摘抄篇八
《巴金寒夜艺术特色》

《寒夜》是巴金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这是巴金继《激流三部曲——家》之后的又一部力作，标志着作家在艺术上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作品写于1944年一个寒冷的冬夜里，完成于1946年12月31日。书中描写了汪文宣和曾树生是一对大学教育系毕业的夫妇，年轻时曾经编织过许多美丽的理想，希望能用自己的知识和力量办一所“乡村化、家庭化”的学校，在乡村普及教育。这种平凡而高尚的追求给他们希望和鼓舞。但日本侵略者的入侵，使他们的理想破灭，生活濒于困境。男主人公汪文宣患了肺病，挣扎着在一家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当校对，其妻曾树生在大川银行当“花瓶”。贫困凄凉的生活使一家人缺乏了对彼此的耐心和理解而陷入了无尽的争吵中。汪文宣的母亲为了减轻儿子的生活负担，赶来操持家务，但她与曾树生婆媳关系不和。充满活力的曾树生爱怜丈夫，赡养全家，却又不能忍受婆婆的埋怨和刺伤，也不甘心和这个毫无生气的家庭一起沉沦、灭亡。汪文宣爱妻子，也爱母亲，他只能用委屈自己来换取母亲和妻子的和解，维系这个濒临破碎的家庭。他善良、忠厚、懦弱，对母亲和妻子都怀着深沉的爱。

战事恶化后，曾树生跟随银行年轻的经理乘飞机去了兰州。她一边继续给丈夫、儿子寄钱，一边要求分手。汪文宣尽管爱妻子，但还是忍痛答应了。曾树生得到自由，但她的心仍为这个破碎的家牵引。两个月后，当她从兰州回到重庆探望时，已物是人非：汪文宣已悲惨的死去，婆婆和儿子不知去向，只剩下她一个人在寒夜里孤独的行走。

作家在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汪文宣、曾树生、汪母这三个人物形象，深刻地写出了抗战时期，勤恳、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的命运,并且通过他揭示了旧中国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的命运，暴露了抗战后期“国统区”的黑暗现实。

《寒夜》在艺术上达到了巴金所追求的无技巧的境界，风格朴素自然，是巴金最优秀、成熟的现实主义杰作。

一 、平凡的人物具有复杂性格和复杂感情。

汪母是一位旧式知识妇女形象，她深爱着自己的儿子、孙子，对儿孙总是充满柔情，无论自己多么辛苦，她都心甘情愿细心地呵护着他们，把他们的衣，食，住等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她对儿孙的爱，无可挑剔，她愿为儿子牺牲一切，可谓之无私伟大。然而她的爱是自私的，正如她的媳妇曾树生所说，是一个“自私而又顽固、保守”的女人。她对自己的儿媳，不但没有一点疼爱，而且达到了不可相容的地步。她对媳妇总是没有好言语，说话刻薄无情，动不动就和媳妇吵架，拿最恶毒的语言辱骂、嘲讽媳妇，对媳妇没有一丝一毫的宽容。汪母由于受封建思想的影响，比较保守：因为儿子与媳妇是自由恋爱，既无手续又没婚礼，她经常骂曾树生是儿子的“姘头”，强调自己是花轿迎娶，降低媳妇的地位，看不起媳妇，与儿媳吵架，就拿这来羞辱媳妇；因为受“三从四德”信条死死地捆绑，她总看不惯儿媳的“花瓶”生活，看不惯儿媳“一天打扮妖形怪状”，上馆子，看戏、打牌、跳舞。对此她会冷嘲热讽，厌恶愤恨，认为媳妇不守妇道，她却抹杀了树生做这些，是为了养家糊口的成绩。

汪母不但思想保守，还很顽固：儿子得了病，儿媳相信西医，多次让文宣到西医那里诊治，可汪母一直对中医坚信不移，药吃了不少，儿子的病越治越厉害；儿媳到兰州安顿下来后，还给文宣寄来的西医检查介绍信，也不知什么时候被母亲偷偷地撕成了碎片。儿子的病在她的顽固坚持下，被中医误诊误治，结果一命呜呼！

从汪母与媳妇的关系看，显示了她道德的恶，她是卑下的；从她与儿孙的关系看，则显示了她道德的善，她又是高尚的。汪母就是这样一个高尚和卑下、伟大与渺小两种品格奇妙融合在一起的老年妇女形象。在这个小人物身上体现出她性格的复杂性。

再如汪文宣：他是上海某大学教育系的毕业生，当时脑子里满是美好的愿望，甚至想为教育事业贡献毕生。他也曾大胆地表现出对习俗的不满与挑战，与曾树生自由恋爱组成了一个令人羡慕的小家庭，他理想崇高，雄心勃勃。而如今，他却是如此的懦弱无能，这样的胆小怕事，那样的庸碌无为！身为公司的校对人员，他吃苦耐劳，不管母亲和妻子，还是他的同事钟老，总希望他“请天假罢，不要把身体累坏了啊！”，可是他总觉得“有什么办法！我们既然吃公司的饭”； 为了保全这个饭碗，他埋头苦干，甚至病了也不敢回家休息。他从不与人争吵，勤勤恳恳，一味工作，干当“老好人”。对上司周主任、吴科长那种冷酷的金钱、权利欲虽心有不满，但只有忍气吞声；面对歌功颂德甚至狗屁不通的文章虽然满腹牢骚，却也未敢发泄，还得精心修改，有时甚至违心赞颂。他肺疾日重，却只能默默承受，不敢声张，甚至咳嗽吐血，竟然暗自吞咽。他的正直、善良、与世无争，并未给自己带来好运，相反却始终被失望、困苦缠身，最后因肺病加重而丢了工作。在家庭生活中，他又处于婆媳争执的夹缝之中，他孝敬母亲，也爱妻子，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他无法排解她们的纠纷，又不忍心伤害她们之中的任何一个，只能以对自己的责备和委屈换取她们的同情和家庭暂时的安稳。在工作与生活的双重压力下，他痛苦万分，生活艰辛；他无力摆脱艰难的处境与不平的命运，只能采取消极的人生态度：委曲求全、懦弱无能，甚至不惜泯灭自己的人格，牺牲自己的生命，舍弃个人的理想、幸福和爱情。而残酷的现实社会能回报他的也只能是苦难与死亡。

他感情真挚，对长年为家务繁忙的母亲，他觉得“其实你不应该省这点钱，你也该少累点”， 对待受母亲冷眼的妻子，他总觉得“她虽然不肯回来，不过我想，过几天她会回心转意的”；对因丧妻而酗酒的好朋友，他认为“不好过，为什么还到这里来喝酒？”，并希望“早点回宿舍不好吗？我送你回去，”但他也是满腹牢骚，认为“我

这是什么思想！我怎么改变到这个地步！贪生怕死，只顾自己！”但又希望“要是胜利早一点到来，我应该有办法改善我们的生活„„”

由此看出，汪文宣的悲剧命运是由万恶的旧社会、旧制度造成的。他也曾意气风发、怀抱远大，后来，他却懦弱无能、逆来顺受，最终家破人亡。换言之，汪文宣从时代的理想者沦为社会的落伍者直至牺牲者。他是悲剧性人物的典型，是旧时代小知识分子悲惨命运的缩影，是被不合理的社会所压垮的小知识分子

而曾树生却是一位温柔热情、聪慧美丽、富于幻想、不甘堕落的新派女性。她不甘向命运低头，也不愿像丈夫那样苟且偷生。她没有消极地顺从忍受，甚至萎缩个性，牺牲幸福以求生存。但是，出于生活所迫，她被迫到银行任职，成天打扮得漂漂亮亮，充当“花瓶”的角色。她的性格中既有善良美好的一面，又有爱慕虚荣的一面。她出走兰州既是生活所逼，又反映出她狠心抛开病危的丈夫而去追求享受的自私心理。不可否认,曾树生有着小资产阶级享乐观和物质生活对她的侵蚀和引诱。她只是一个困境中企图拯救自己的妇女，在复杂的环境中，曾树生也呈现出复杂的性格。

曾树生是一个生活的强者，是有能力在绝望中支撑家庭、寻求生机的女人。她与丈夫相比，她的视野较开阔，自信力较强，性格较倔强，对待生活的态度也比较乐观。当婆母把自己视为“姘头”，视为娼妓，仇恨满目、骂不绝口的时候，她没有屈服，没有绝望，没有让生活的重负击垮自己。她不顾忌流言，不顾忌冷眼，不顾忌婆婆的吵骂，她放弃自己的尊严，照样“上班”。就在这样的困境中，曾树生并未失去对生活的勇气，仍在苦苦地挣扎和追求。她不满丈夫的懦弱和无能，不思进取，她真诚地希望丈夫能够坚强，度过难关。

汪文宣虽然懦弱无能、逆来顺受、死气沉沉，但是曾树生仍然割不去对丈夫的怜悯和爱。汪文宣在酒馆里喝得酩酊大醉,在回家的途

中吐得一塌糊涂时，树生碰见了他，把他扶回了家，给他洗脸脱衣脱袜，关心倍至；她充当花瓶，努力赚钱，为孩子准备学费；为卧病在床的丈夫筹备数目不小的医药费；到了兰州以后，每月都给家中寄钱并写信安慰家人。虽然婆媳关系不好，但也对婆婆很关心和同情。她没有背叛丈夫，没有答应陈经理的追求作出欺骗丈夫的行为。后来她又回到重庆，希望能和丈夫共同实现他们的愿望。

由此可见，曾树生是一个内心复杂，性格复杂的小资产阶级女性。同时我们也能看出在黑暗社会中，即使有理想有追求的知识妇女，也避免不了在生活的苦海中挣扎。曾树生是一个时代的弱者，是一个动乱年代的牺牲品。

纵观《寒夜》人物形象，作家塑造得丰满而有个性，深透了人物的内心层次，展示了人物的矛盾与冲突。作者没有一针见血地指斥所要抨击的对象，而是着力刻画相互冲突的性格，深入挖掘各自的心理世界，深刻揭示了汪文宣家庭悲剧的社会根源。是黑暗的社会时代环境和传统文化伦理观念，给三个“好人”带来悲剧的结局。总而言之，他们生活的不幸和汪家的悲惨结局可以说是黑暗的社会、不利的文化、畸变的性格共同酿就的。但愿那样的寒夜永不复返，如此的惨剧绝迹世间！

二、氛围的营造增强了小说的悲剧色彩。

小说中大量运用对比场面，强化主人公的悲剧人生。在给周主任举办的生日庆祝宴上，大家在灯光明亮的厅子里兴高采烈地谈笑，他却躲在一个角落里，缩在一把椅子上，用茫然的眼光望着众人，偶尔端起杯子喝一两口茶；在街上敲梆子的声音、夫妻吵架声音、戏班子走过的喧闹声、小贩叫卖“炒米糖开水”的声音中，汪文宣静静地躺在床上，屋外生命的喧嚣声和屋内的寂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汪文宣

巴金寒夜经典段落摘抄篇九
《巴金《寒夜》研究综述》

近十年巴金《寒夜》研究综述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巴金的长篇小说《寒夜》有着重要的文学地位，这部作品自出版以来，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至今为止，已被无数读者和学者作出了不同角度的理解和研究，在这里，我简要将近十年研究情况加以归纳概括。

一、文学审美视域

这是《寒夜》研究中比较常用的一种角度，《寒夜》是一部文学作品，从文学审美的视域进行解释是最自然，也是最基本的。此类研究包括对作品的悲剧根源、叙事方法、思想主题、人物形象等多个方面的研究。如刘彦龙《寒夜悲剧性因素解析》从社会背景、人物性格，生存困境等方面说明《寒夜》的悲剧性。从而又间接分析主人公汪文宣的懦弱形象及曾树生是现代新女性形象。在叙事方法上，如肖照东的《守与放——巴金<寒夜>叙事结构的分析》中指出《寒夜》的叙事结构简明清晰:，就是汪母、汪文宣、曾树生之间的守与放的关系，从而分析得出《寒夜》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向度的叙事结构。而思想主题都是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批判和旧制度的必然灭亡。

二、 新女性时代视域

女性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都没有话语权，而在这部作品中曾树生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展现出新时代新女性形象。如王芳丽《对巴金<寒夜>曾树生形象再认识》中认为曾树生是一个饱满的新女性形象，敢于走向社会，敢于大胆地只求自己想要的。又如张欣南《论女性自我生命的选择——也谈<寒夜>》中认为曾树生不再依附于男人，对生活无所畏惧，寻找一种未必光明却是全新的生活。巴金小说塑造的新女性的形象曾树生是独树一帜的。

三，文化心理视域

这种视域是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对作品中人物性格成因、心理状况作出分析，。如杨秋红的《从巴金<寒夜>浅析当今社会的婆媳关系》中认为，《寒夜》中的家庭悲剧并非是旧文化所导致的，文章通过举例论证从古至今的有关婆媳关系的作品，发现都具有很高的相似度，证明婆媳矛盾不是封建观念旧文化所导致，而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又如李黛岚《从心理学角度探析寒夜中人物形象的悲剧性》中充分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人物性格心理的矛盾性最终铸成悲剧。

综上所述，《寒夜》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是多样的，每一个解释者用自己的视域去和作品本身的视域交流、融合的时候，一种新的观点就会产生。正是这些不同的理解的总和接近和构成了艺术文本的全部意蕴，才能使这部作品，具有日久弥新的艺术魅力。但对《寒夜》的研究也存在薄弱点，例如对其作品中人物的审美观、价值观等研究则少见，如果我们能够多对其空白点进行探索，也许就能够进入理性、客观的科学研究新境界。

《宋史》中对鲜于佚的文学创作方面的评价很高，但对于他的诗歌研究却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论题，由于他的作品大量散失，使得后人不愿意或忽略了对其诗歌的研究。本文通过对《洋州三十景》进行浅析，运用对比分析的方法，理出山水诗中“意”和“神”的关系，并探讨出他对山水诗的升华以及他诗歌中所表现的大气，更得出他本人眼光的高远和独特的创新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