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毒村电子污染

篇一 中国最毒村电子污染
汕头潮阳贵屿镇：全球最毒地,电子垃圾的得利者和受害者

  　　全球最毒地   　　贵屿不大，但名声很大。贵屿地处广东省潮阳市、普宁市和揭阳市交界处，是典型的“三不管”地带。在这个占地面积52.4平方公里、总人口13.9万的小镇上，因为曾遍布了5000多家从事电子垃圾回收的企业和家庭作坊，而成为国内乃至世界最大的电子垃圾拆解处理集散地，因有毒电子产品对环境造成的污染而被境外媒体称为“全球最毒地”。

　　当地政府材料显示，截至2013年6月份，贵屿镇从事废旧电子电器及塑料拆解加工的有21个村，300多家企业，3207多个经营户，仅本地从业人员达8万余人。2011年，全镇废旧电子电器及塑料回收、拆解量达160多万吨，产值近37亿元，占全镇工业总产值的90%以上，成为当地经济支柱产业及农业增收的主要来源。

　　然而，环境污染也接踵而来。2010年的环保监测显示，贵屿镇地表水、地标水底泥、地下水、大气、土壤等普遍受到污染，重金属、二恶英含量较高，存在引发血铅超标事件的重大环境风险。

　　走在贵屿街头，除了个别商户在经营百货零售等其他行业外，几乎家家户户全都在从事与电子器件、塑料废料回收的相关工作。沿街的居民楼房通常就是一间拆解工厂，楼房一般有三四楼高，通常上层住人，下面则是仓库和拆解场。大门前往往用栏杆占道围蔽成院落，齐墙高地堆放着各种废旧电子零件。房前都有各种各样的广告招牌，分别写着：电脑、集成显卡、笔记本等。

　　记者在一家拆解户看到，100多平方米的一楼大厅里，数以千计的手机主板、电脑硬盘等杂乱地堆放在塑料筐中，七八名工人们将电源板放在电热器窄小的吹风口下烘烤近两秒钟，便娴熟地用镊子将板上的各种芯片、电容、电极管等电子元器件取下，分别放进不同的碗盘中。由于大量使用加热器和鼓风机，但大厅里还是弥漫着一股塑料的焦臭味。在店门口的玻璃柜里，10多种拆解下来的电子元件用塑料袋封装后摆放得整整齐齐。这些元件每天都会大量批发往深圳华强北和北京中关村等国内大型电子市场。

　　在贵屿镇内，电子垃圾分拆已形成明显的产业分工，如龙港、仙彭、仙马等几个村主要从事废旧塑料回收，而贵屿镇中心所在地华美、北林、南阳等村则以电子垃圾拆解为主打产业。

　　在一间光线暗淡的仓库里，遥控器如小山般堆积在地上。女工们坐在塑料凳子上，像剥牡蛎壳一样撬开遥控器，回收其中的电路板。 

　　在楼宇间的小巷内，一对来自远方省份的父子正在塑料桶内清洗芯片。装卸工将装满旧手机和电脑键盘的袋子从卡车上拖下来。 

　　其中一些产品将被翻新后重新出售，其他则被拆解成零部件或用于提炼铜、金等金属原材料。 

　　广东省贵屿镇的电子垃圾回收产业一直很兴旺，全世界的电子垃圾汇集于此进行回收再利用。 

　　然而产业兴旺的背后，当地也付出了惨重的环境污染代价。电子废物散落在附近的河流中，空气也因焚烧塑料、化工产品和电路板弥漫着刺鼻的味道。 

　　根据汕头大学医学院在8月做的调查，重金属已毒害了当地的空气和水源，儿童血液内的铅含量严重超标。 

　　过去的数十年间，流入贵屿镇的大部分电子垃圾来自国外。 

　　但如今，西方国家加大了处理电子垃圾的力度，而中国国内的电子垃圾在不断增加。 

　　经济的腾飞使中国成为电子产品消费大国，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电子部件的使用量也在同步飙升。 

　　根据“解决电子垃圾问题”组织的调查，中国目前每年产生610万吨的电子垃圾，相比之下，美国每年产生720万吨；全球每年共产生4880万吨。 

　　虽然美国电子垃圾的产生量在过去5年里增加了13%，但中国的涨幅几乎是美国的两倍。中国最早将于2017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垃圾产生国。 

　　地方政府在2012年预计，贵屿镇13万居民中，约有8万人的工作跟监管宽松的电子垃圾回收行业相关。 

　　每年有超过160万吨电子垃圾流入贵屿镇，创造的产值高达37亿元。正因如此，贵屿镇吸引着各地的外来者前来打工。 

　　绝大多数小家庭作坊拆解废旧电子电器则沿用的是最传统的方法。“先是拆，即由人工拆分出铁、铜、塑料、电路板，然后用碳火炉烤熔出电路板上的零件”，贵屿镇南阳乡电子垃圾经营大户郭钱运(化名)告诉记者，“如果有金子等贵重金属，就用硫酸洗出来，这叫‘洗金’;如果烧出来有铜，就叫‘烧板’。”

　　而“酸洗”和“烧板”的污染极大，由于成本低、获利高，贵屿此前存在大量非法“酸洗”场和“烧板”高炉[来源:

　　酸洗过程会挥发出大片蒸汽状酸性气体，从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到烟雾，因为实在受不了那个烟雾，所以洗金很少有人愿做，因而，“洗金”的人工成本最高，但是最好赚的钱却是用命换来的。

　　即使不洗金，单做塑料的也很伤身。四川人王洋生在贵屿打工已有三年时间了，他的主要工作是对废旧塑料分类处理。在分辨塑料时，王洋生把脸凑得相当近，没有戴口罩，洗涮时也没戴手套。而在另一家作坊，切割废物料扬起了滚滚粉尘，而一旁干活的工人们没戴口罩，则若无其事。事实上，记者走访的大小电子拆解工厂的绝大多数工人面对这些有害电子垃圾时，都没有戴口罩和手套等基本的防护措施。

　　在呛人的气味中，四十多岁的周晓芹一边将烧下来的金属抖落在盘子里，一边无奈地说：“都说电子垃圾有害有毒，气味是不好闻，但习惯了也就好，身边也有工友病倒，但也搞不清是否与这个工作有关。这里每天的工钱可以达到二、两百元，钱比较好赚，所以干个三五年赚了钱就不干了。”

　　现在行情不振 多家经营户歇业

　　这两年来，政府和环保部门对会造成污染的“烧板”和“洗金”查得很严，几乎所有从事“洗金”工作的企业都被勒令停止，从事“烧板”工作的企业，则被要求安装环保设备，废气排放达标后，才能继续生产经营活动。

　　陈老板的作坊就在贵屿镇政府旁边，陈透露，像这样的作坊，以前华美村还有很多。“现在行情不好，赚不了多少钱，很多都关门了。”

　　陈老板为算了一笔账：他的电路板一般拿货价是9700元/吨，拆解一吨电路板，需要两个工人工作两天，只能产出大约95%的铁和铝，可以卖出11000元左右。但除去人工费540元，拿货时的装运费160元，剩下的才是利润，“这还不包括自己的工费和房费。”

　　另外一家小卖部的老板透露，现在很多作坊都已经关门歇业，“空气是好了很多，因为行情不好，加上政府和环保(部门)抓得严，有80%的企业都歇业了，还有一些搬进了‘500亩’。”

　　“这个生意虽然是垃圾生意，但也和国际行情有关，国际贵金属价格高了，我们(加工之后)卖出去的价格就高。这几年国际贵金属跌价，又不稳定，所以我们就全都歇下来了。”一位曾从事“烧板”生意的老板透露，他的作坊从去年开始就歇业了。“以前一条街都是做电子电器拆解工作的，现在只剩下两家。”目前，他就在其中一家作坊里打工。

　　在北林开“摩的”的湖南人刘师傅表示，其以前是为贵屿镇电子拆解作坊提供废旧电脑电池等货源的中间商，从去年开始就不做了，“我们以前做得很大，2008年，亏了20多万元，但还能继续做。现在不好做，没有钱赚。不少人都把货囤着不卖。”他透露，自己也囤了一些货，等行情好转后再重操旧业。

　　采访了北林村多家歇业的作坊主，他们现在有的成了货源供应商;有的加入了潮南区陈店镇的服装、内衣生意大军;有的外出打工;有的干脆在家休息。但无一例外，环保设备还没拆除，似乎在等待行情好转。

　　拆解经营户完成整改

　　至今年6月30日，汕头市潮阳区贵屿镇登记在册的5169家拆解经营户已全部完成整改。“原来的酸味儿没啦。”不少人会发这样感叹，以前那股充斥在空气中难闻的塑料烧焦味已有很大改善。之所以能有如此成效，得益于多部门的多措并举、齐抓共管。2012年3月以来，“贵屿问题”得到了潮阳区各级党政部门的高度重视，全面深入打击各类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通过打击酸洗、电镀等重污染行为，逐步促使拆解产业走上规范化发展道路。

　　据悉，自2012年以来，潮阳区共捣毁违法酸洗电解等重污染作坊57宗，强制拆除焚烧电路板高炉6条，查获非法“三酸”64吨，刑拘责任人11名，其中有5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上网追逃2名。对违法排污行为起到了正面震慑作用，区环保部门联合公安、安监、工商和贵屿镇等单位联合设卡，全天候堵截非法电子垃圾流入渠道。

　　阶段来，潮阳区将“整改”工作重点转变到“管理”上来，通过印发关于加强和规范贵屿地区电子废物拆解行业管理的通告等一系列管理规定，落实对32家未按有关规定经营的拆解经营户(属于暂时保留范围内)责令整改。对240家列入取缔范围的拆解经营户仍在生产经营的责令停产停业，对47家采取强制措施进行取缔。

　　记者还了解到，由广州森海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中标开展土壤修复示范工程的贵屿联堤酸洗迹地及龙港农田土壤示范修复工程正在有序进行，目前贵屿联堤酸洗迹地示范修复工程已运出废土12000多立方，尚有6000多立方未运出，已回填土20000多立方，计划在2014年底前完成该项目的修复工作;同时已完成96亩种植修复植物，预计至2015年底完成整个农田污染土壤的修复工作。

篇二 中国最毒村电子污染
桉树的危害_种植桉树的副作用

　关于广西大面积种植桉树的危害的调查报告

　现在听到越来越多的人说起桉树真真实实的危害。比如：

　家乡的河流水量变得很小了，甚至没有水了；

　河里的水不能喝了，得从一二十公里外没有种植桉树的地方引水喝，真是舍近求远；

　水沟里的水变黑了变臭了，自家的水井的水也都变黑了；

　水库的水就连牛也不喝了；

　现在天气越来越怪了，大旱连年不断；

　……….我们索取得太多，是不是老天爷开始对我们进行惩罚了。

　言归正传，广西壮族自治区于1890年开始引入桉树，在近10年来，因为经济效益突出，桉树在广西得以大面积种植，目前广西的桉树人工林面积居全国第一位。可是在人们欣喜之余，也忽略了它给环境所带来的问题。近10年来桉树种植技术迅速发展，种植面积也不断扩大，给广西带来了突出的经济效益。但是、桉树也是一把双刃剑。造福社会的同时也播下了不可忽视的环境问题，如桉树人工林的大面积发展会引起水资源污染、土地退化、生物多样性单一等严重后果。

　速生桉树，生长快，能够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是造纸和人造板等生产优质原料。其实很多人不知道速生桉的危害性，大面积种植速生桉树需要大量的营养元素，很容易导致土地贫瘠，地力衰退，土地干旱造成原生物种退化和死亡，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地下河，溪水干枯断流。

　据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所、中国西南林学院及国家林业局的权威意见，大面积种植桉树的危害非常之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桉树是“抽水机”。桉树是速生丰产林，有很强的蒸腾作用，对土壤的水分需求极大，大面积引种桉树会导致地下水位下降，保持水的能力很差，时间长了，土地表面板结，还出现土地沙化现象。我们各位都有很深的体会，家乡河水水量急激减少，原来是大河的，现在变成了小河，小河则变成小沟，小沟则彻底干枯。

　2、桉树是“抽肥机”。桉树对土壤的肥料和养分需求极大，凡种植了桉树的，土地肥力下降乃至枯竭，原始植被因为得不到足够的肥料和养分而受到严重破坏，引发土地退化，水土保持情况恶化，土地贫瘠，到时再引种其他植物根本无法存活。

　3、桉树是“霸王树”。桉树会分泌一种化工物质，这种物质会抑制和排斥其他植物的生长，使得桉树底下的植物都长不起来,对当地乡土的、原产、原生的物种有极大的抑制性。它生长了，其他物种就不能生长，生态将遭受颠覆性的破坏，且难以恢复。

　4、桉树是“毒气树”。桉树本身是没有毒的，但是桉树释放的含有橡胶基质的碳氢化合物与二氧化碳结合会形成臭氧。发出的气味对人体有刺激和毒害作用，会威胁当地人民的身体健康，桉树施用的化工产品毒性强、毒效长，桉树气体有刺激和毒害作用。种植桉树时施用某些毒性强、毒效长的化工产品，该产品一旦施加在土地里，将很难清除干净，对水质污染极大，人畜饮用后将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另外，桉树发出的气味对人体有刺激和毒害作用，将威胁当地人民的身体健康。

　自从桉树被引入中国后，外来物种桉树就给中国的不少地区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害：生物多样性减少，水土流失，土地贫瘠化和荒漠化等。近年来，这种危害正在日益加剧，许多地区的混交林、天然林、次生林、甚至原始林正在被破坏，许多珍贵的本土天然树种和其它植物已灭绝或正在走向灭绝。原来的本土混交林、天然林、次生林、甚至原始林正在被人为地改变成人工桉树纯林。

　由于桉树是速生树种，见效快，每亩桉树每年生物量可达到2吨左右，6年一个轮伐期，平均每亩每个轮伐期生物量可达15吨左右，按目前一般市价550元/吨计算，6年每亩桉树总收入可达7500元左右，每亩桉树年纯收入在3000元以上。农民只要种上了桉树，不投入任何成本和劳动，6年以后就有可喜的经济收益。因此，农民视桉树为绿色银行，广西地方政府为了短期利益也大力鼓励和提倡农民砍掉原来的自然山林，大面积种植桉树。

　现广西桉树人工林主要分布在南宁、梧州、玉林、钦州、北海等。这些市均在争先恐后地大量种植桉树。混交林、天然林、次生林、少部分原始森林和常耕地都正在被桉树林取代。中国林业科学院专家考察发现，种植桉树的地方地力退化严重。广西、海南当地民间说法：桉树林令“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

　桉树作为“抽水机”的危害：许多地区种上桉树之后，地表水和浅层地下水就慢慢枯竭了。原来吃山泉水------“土的自来水”的村民喝不成“土的自来水”了，只能靠打井取水，而且要打到30到40以上才能见水。桉树林造成的旱情一年比一年严重。以广西隆安县那降水库周边种植了大规模的桉树人工林为例，水源涵养林全部被种成了桉树。绿色和平组织曾到当地进行过调查森林项目主任易兰说“我们发现在桉树商品林集中种植的地区，当地的水库及水源地的旱情十分严重，周边农民的灌溉和饮水受到影响。”原来在隆安的大林水库库区已接近干涸，导致库区内大量鱼类死亡，大林村的水田因无水灌溉已经变成旱田。当地村民反应道“库区的桉树种了三四年左右，种桉树以前地是湿的种桉树以后地变得越来越干”。原来的混交林、天然林、次生林和原始林能保土保水安民，现在的桉树纯林正在给农民带来缺水的麻烦和苦恼。桉树长势很快，吸收水肥能力超级强，会抑制其它植物生长，特别是桉树一类，几乎完全不让其他植物生长，所以桉树林下面，是没法长其它树木、灌木，甚至草都不能长。要解决由此而引起的干旱，成本很高，困难很大。

　桉树作为“抽肥机”的影响：桉树大量吸收土壤营养，日益加剧土地的贫瘠化和荒漠化。以广西南宁为例，在进入南宁的高速公路两旁的山坡上，一眼望去都是葱葱郁郁的桉树林，但我们也惊奇的发现桉树林普遍存在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桉树林的附近散发着一股奇怪的刺激性气味，而且桉树本身又高又大、枝繁叶茂，可是它的土下却很难找到几处茂密的其他植物，林间鸟飞禽走的画面更是罕见，整个人工林除了桉树便空空如是也。由于桉树生长特别快，对土壤中的养料和水分是掠夺性的吸收。在它的生长过程中，它直接加速土地沙化和水土流失。长期种植桉树，将牺牲和耗尽有限的天然本土环境资源，给本土原始生态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本土天然林和混交林原本是保护水土的，现在被桉树林大量取代，造成土地肥力减退，修复能力差，长远损失不可估量。

　桉树作为“霸王树”的绞杀：桉树是真正的霸王树。由于桉树生长特快、吸收土壤的水分和营养是掠夺性的，种上桉树后其它树种和植物都将被残酷的绞杀。再加上农民在种植桉树之前往往会首先完全彻底地砍伐掉原来的混交林、天然林、次生林、甚至原始林，种上桉树后，原来的树种和植被就永远不可再生了。以广西为例，由于山区面积广大，有不少珍贵的天然植物品种，在农民砍掉这些植物种上桉树后，这些植物就在所砍之处永远绝迹了。真是令人痛心！广西的桂东南地区，满山的速生桉，虽然郁郁葱葱但下面一片死寂，原来的原生林有着各种飞鸟走兽，鸟语花香，而如今连速生桉林旁边的田地都长着人高的野草地，不再有虫鸣，不再有蛙叫。也没有往日的泉水潺潺。速生桉林下连草都长不起来。在一些地方，就连松树、青冈树、桤木树、泡桐树、黄柏树、洋槐树、板栗树、各种楠木树和香樟树等，在桉树的威胁下都快要绝迹了。形势已十分危急。

　桉树作为“毒气树”的逼迫：桉树含芳香性挥发油,有驱蚊杀菌作用，对人和其它动物也是无好处的。桉树病虫害少，与它所含的有毒物质关系密切。它所排出的气体对人、动物和其它植物是排斥的。桉树林不是人们的纳凉场所，也不是其它动物的安乐窝。桉树以自己的霸性和侵略性无情地残杀中国的原始物种。那些相伴中国人民几万年，几十万年的物种正在桉树的危害之下人为地消失和离开我们。我们的本土物种、本土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需要护卫。

　综上所述桉树的种植破坏广西林区生物多样性的同时也衰退了土壤肥力。这种环境损害直接影响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发展，因为生物多样性和土地肥力并不是一时三刻就能挽回的，它需要持久的努力才能重新建立。

　广西桉树种植造成的种种环境变化只是刚刚出现，但是却以极快的速度发生着，使受到影响的人对当前变化的全部后果也只有模糊的理解。所以我们很难估算由于桉树种植造成的环境影响需要付出的治理成本。我们也应该清楚地意识到，桉树带来的环境负面影响虽与物种自身性质有关。但我们也有相当的责任，当企业或个体过分追求短期的经济效益而不惜破坏环境时，就应该预想到会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应深刻反省自身后再从桉树身上分析原因，坚持可持续发展。

　我们希望此事能引起全国范围的高度重视。不少专家、教授和有识之士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正在向各级党和政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希望各级党和政府能站在可持续发展和践行科学发展观的高度，重视桉树的生态危害，制定有效措施，科学地引导和指导桉树的种植，保护好本土物种，维护好本土生态，在发展生产和经济的同时，留给后代一个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的本土生态环境。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广东河源市等地方已经禁止种植桉树。

　我们希望看到以下的几个结果：

　1.在引进外资，砍荒造林，发展桉树木材生产、加工产业时，充分考虑对当地生态的保护！不要干把自己卖了还替别人数钱的事。要在引进外资时注意对本地生态的保护，留给子孙后代一个良好的环境！要拒绝带血的GDP！要拒绝断子绝孙的GDP！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换来的GDP，我们更要拒绝！

　2.在开展桉树种植时，不能成片地、不加区别地砍荒、烧山，将原来的本土物种，无论珍稀与否，一并砍掉！天然林、原始林、天然次生林坚决不能砍！常耕地和基本农田坚决不能用于种植桉树。应该加大对原有物种的保护，严禁砍伐天然林和原始林。

　3.在种植桉树时实行其它树种同时种植的配额制，确保人工林的多样性和植物的多样性。

　4.希望有关部门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桉树种植和外来物种生态危害的调查，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吸取有关专家学者和有关部门及人士的意见，制定一部全国性的防止桉树种植和外来物种生态危害的法律法规。

　广西已经在速丰林产业方面做出一定调整。蒋桂雄透露，今后广西林业的思路在造林方面就是提倡营造混交林，连片造林1000亩以上的做好多个树种搭配，保留生物多样性缓冲带和生物通道。

篇三 中国最毒村电子污染
农村最常见的四大毒物,看见第一名就赶紧跑远一点吧!

农村最常见的四大毒物，看见第一名就赶紧跑远一点吧！第四：鹅

鹅是有灵性的动物，每次我一靠近，它们就伸直了脖子发出嘎嘎的声音，一个不小心，就会被它们尖尖的嘴巴就会咬你屁股上的肉，那感觉，很疼！

第三：马蜂

体大身长毒性也大。农村的小时候应该都见过，不管是在树上还是在家里的屋檐下，黑乎乎的一片，窝也很大。虽然它们不主动伤人，一旦它们就会落到你的脖子上刺一

箭，小则中毒，大则身亡！

第二：五步蛇

尖吻蝮又称百步蛇、五步蛇、七步蛇、百花蛇、中华蝮等，尤其在台湾及华南一带更

是自古已备受重视的蛇类。号称被咬一口，五步之内必倒无疑。

第一：蜈蚣

蜈蚣，在螫伤局部可致红肿、灼痛；同时产生淋巴管炎；但全身反应较轻，可出现畏寒、发热、头痛、恶心、呕吐、脉搏增快、谵语及抽搐等，严重者甚至导致死亡。

本文作者：村官日记

篇四 中国最毒村电子污染
中国第一毒村：小学生一月过万

中国“第一毒村”：小学生剥制毒原料月入过万

“问题村官”上位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宗族势力、黑恶势力以及金钱搭建起来的腐败网的共同作用，这三者是“问题村官”的三重“法宝”，并相互依存、壮大，不断蚕食民众利益、腐蚀执政根基，制造并不断激化中国社会自下而上的矛盾。

一个好的村官可以带领一方百姓更好地去追梦，一个“问题村官”却会将一个村带上歪路邪路，甚至万劫不复，博社村就是后者的注脚。

博社村位于广东省曾经最“红”的地方——全省唯一一个红色革命老区，也是当年最早开展土地革命、被称为“中国第一个苏维埃”地区的——陆海丰地区，但如今“陆海丰”俨然褪变成了该省“最黑”的地方。

“十年走私、十年假币、十年制毒”，成了这一地区近三十年来乱象的真实写照，尤其是陆丰的三甲地区（甲子、甲东、甲西三镇）更是出了名的“匪窝”，一直走不出违法犯罪的怪圈。

甲西镇的博社村，更居然成了占据了中国冰毒市场三分之一份额、“享誉”国际毒市的“中国制毒第一村”。

陆丰地区曾因毒品问题于1999年、2011年两次被国家禁毒委列为涉毒重点整治地区，其中博社村问题最为严重。为了彻底清剿，2013年12月29日凌晨，广东省出动了3000多名警力，在警用直升机、边防快艇的配合下，海陆空三位一体围剿博社村，一举捣毁18个特大制贩毒犯罪团伙，抓捕网络成员182名，捣毁制毒工场77个、1个炸药制造窝点，缴获冰毒近3吨，制毒原料23吨，枪支9支，子弹62发，手雷1枚。

虽然没有耗费一枪一弹，但抓捕过程惊心动魄决不亚于一场剿匪战役，值得注意的是，广东省公安厅证实，虽然开创了陆丰缉毒最好历史纪录，但也只是撞开了冰山的一角。 博社村何以从一个靠渔业为生的淳朴渔村演变为一个毒枭聚集的“中国第一毒村”？据警方通报，被抓获的博社村原党支部书记蔡东家早年曾参与制贩毒品，近年来则充当制贩毒品的“幕后老板”与“保护伞”。多年来，蔡东家利用自己曾为汕尾市人大代表、村党支部书记的身份，收集警方侦破毒品案件的信息，在警方行动前通知重要人员潜逃，且通过行贿办案人员，帮一些被捕毒贩逃离法律制裁。

与蔡东家一同落网的博社村原党支部副书记蔡汉武，被警方从其家中当场搜出冰毒350公斤。

显而易见，在以蔡东家为首的这一批“问题村官”的治理下，博社村的沦陷是必然的结局。 当然，仅凭这几个“问题村官”，博社村还不至于发展成“第一毒村”，最新的消息是，陆丰市禁毒大队一名郭姓中队长因与蔡东家有牵连被“双规”。

目前公布的案情已经足以令人惊愕，这个村庄的沦陷，看来又是一起典型的因“问题村官”导致的基层治理危机案例。

对“问题村官”，有人称其为“土皇帝”，他们把控着中国最基层的政治与经济，他们并不“高大上”，而是地地道道的真土豪。

对生活在底层的普通民众而言，上层官场的腐败与自己的生活很难发生直接的关联，因为离得毕竟太远，但这些“问题村官”对他们的政治、经济权益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

近年来，“问题村官”引发的基层治理危机以及针对这类问题的举报层出不穷，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

村官虽小，却是政府形象最前沿的代表，因此村官一旦出问题，直接影响的将是执政的根基。

在反腐败的斗争中，老虎要打，苍蝇要拍，更不能遗忘了这些“土皇帝”。

蔡东家的“毒立王国”

“天上雷公，地上海陆丰”，这句话说的是当地民风的彪悍，陆海丰地区还是广东省宗族观念最为根深蒂固的地区之一。以博社村为例，全村1.4万多人共属于一个大家族——蔡氏，蔡氏族人又分四房。因为有关部门的调查尚未结束，目前尚不能搞清楚蔡东家等人是如何成为村官的，但从该村宗族势力的情况分析，要找到答案似乎并不难。

博社村的“两委”多年来形同虚设，据说偶尔开个会，也是在蔡东家的家里，村务完全被宗族势力与“黑色势力”把控，俨然成了一个独立的“制毒小王国”，全村近两成人直接或参股制毒，而这个“小国王”就是蔡东家。

博社村涉毒非一日两日，可疑迹象可以说是非常明显，甚至已经半公开化了。比如广东省没有需要使用麻黄草的药厂，但外省进入广东的麻黄草源源不断，基本都流向了陆丰，就在警方此次抓捕行动中，博社村还停有多辆装满麻黄草的待卸货的大卡车。据了解，一吨麻黄草可提炼加工成4公斤冰毒。

那么，博社村的涉毒问题为何一直迟迟没有被绳之以法？

据《新民周刊》了解，原因之一是，蔡东家利用身份的便利不断构建更广的腐败网以求庇护。广东省公安厅禁毒局政委邱伟曾列举一组数据：2011年整治以来的两年间，警方共侦破涉及陆丰制贩毒案件2100余宗，抓获犯罪嫌疑人2300余人，但整治前的3年，从2006年到2008年，全国警方破获毒品案件中毒源来自陆丰有1700多宗。同一时期，陆丰市警方3年侦破毒品案件仅23宗，抓获嫌疑人25名，多数人取保候审，缴获毒品25.15克。

何以有如此之大的数据反差？邱伟直言：与当地警方队伍建设有关。围剿博社村行动以前，当地已查处10起涉毒违法违纪案件，牵涉21名党政工作人员，包括3名原派出所所长和部分民警，其中7人已被“双规”。

“我们调查发现，有警察参与庇护，收受红包，甚至直接参与犯罪的情况。”邱伟说，过去两年中，已查处两个警察，他们或是直接开警车去贩毒，或者偷运毒品。到目前为止，发现有多名警察参与其中，“有通风报信、违法办案，甚至是直接充当保护伞。”邱伟说，“本来都是死罪，按理说是有震慑力，但却演变成重罪可以轻判，大罪变小罪，再加上巨额利益驱动，导致一些村民纷纷效仿。”

另一方面，博社村虽然并非人人涉毒，但黑化的宗族势力下，尤其是部分警员“警匪一家”所释放出来的信号，导致一些对毒品反感的村民不敢反抗，对蔡东家等人的不法行为选择了沉默。

一个畸形的利益共同体就此形成。蔡东家等人治理下的博社村制毒异常猖獗，以至于一些人家堂而皇之将原材料或者半成品堆放在门口的过道上，老弱妇孺也都加入到制毒产业链当中来，村里一些妇女将麻黄草剪成三四厘米长的小段，一天可以得到三五百元，而小学生则利用寒暑假剥“某药品”，一个月可以赚到一万多元。

最近3年来，陆丰制造的冰毒在全国查缉的冰毒份额中飙升，从14%到16%，再到33.4%，目前已经超过40%，甚至冲击到了冰毒的市场价格，随着2013年下半年陆丰地区的冰毒产量直线上升，冰毒的价格从25万元/公斤降到2万-3万元/公斤。

黑化的宗族势力在“问题村官”蔡东家的带领下还公然对抗公权力，2013年，广东省公安厅悬赏通缉涉毒人员，博社村有37人被网上追逃，而其中的18人竟就躲藏在村子里从未离开。

在2011年再度被列入国家列入涉毒重点整治地区后，警方曾多次进村，但均遭遇阻力。只要警察一进村，村里两三百辆摩托车就会团团围住，路上甚至会被放下钉板，楼上砸石头，一些村民手里甚至有AK47、土制手雷。

每次警车被困，最终都需“双面人”蔡东家等村干部出面，“振臂一呼”，众人方才散去。 “问题村官”的三件“宝”

根据《新民周刊》多年来对“问题村官”现象的追踪，“问题村官”上位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宗族势力、黑恶势力以及金钱搭建起来的腐败网的共同作用，这三者是“问题村官”的三重法宝，并相互依存、壮大，不断蚕食民众利益、腐蚀执政根基，制造并不断激化中国社会自下而上的矛盾。

无独有偶，同样是2013年12月底，媒体公布了原北京市密云县河南寨镇平头村村委会主任王晓雷被抓获时的画面，王晓雷被指涉黑，疯狂盗采砂石、打砸执法车辆、敲诈勒索、强收过路费。被警方抓获时，33岁的王晓雷不仅早已成家，而且还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可是这个村主任却躺在一家洗浴中心的总统套房内，旁边有两位年轻女子陪伴左右。在王晓雷居住的大院里，侦查员查获了一辆价值近200万元的奥迪A8轿车，这只是他众多豪华轿车中的一部，王晓雷还拥有大众途锐、凌志等数辆豪车。据警方统计，这个村主任名下的个人资产达数千万元，当地村民说王晓雷过的是“天天打麻将，夜夜当新郎”的奢靡生活。

近两年来，随着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发达，类似王晓雷这种“问题村官”正源源不断被曝光，从“土皇帝”们被披露的内容来看，生活的奢靡、作风的腐化、权势的蛮横，一个比一个严重，而最终查证下来，鲜有被冤枉者。

“土皇帝”们的存在提醒社会，“最美村官”的赞歌要唱，“问题村官”更要严打，一些地区基层治理失效的问题必须得到正视，蔡东家也好，王晓雷也罢，其实都不过是一些地方一些基层党组织涣散，权力为黑恶势力把控的现象的反映。

事实上，“问题村官”已经成为在基层制造官民对立、社会不稳的主要源头之一。2011年9月中下旬，“乌坎事件”发酵，12月村民组织“维安队”临时过渡机构，与维稳力量对峙，表达诉求，反抗的对象即在位四十年的该村原村党支部书记薛昌。乌坎的基层治理危机最终带来了严重的国际影响，类似的案例都表明，一旦村级治理失控，其影响力一定会辐射至更高层面，也由此带来更高级别的危机。

这样的案例还不少。在辽宁丹东，大鹿岛村书记王成远被指27年来敛财数亿元，与官员勾结霸占渔民19万亩“口粮海”，渔民为此进京维权12次，换来的却是28人被拘留或劳教。直到2012年8月23日，中纪委督办该案，王成远才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中国多地近年来还涌现出一些所谓的“特色村”，如“乞丐村”、“小偷村”、“假和尚村”，都暴露出村级治理的失效，村“两委”无法发挥正常功能，村干部甚至以身试法，博社村的案例只不过相比之下表现得更为极端而已。

不过，与博社村这样的犯罪特色村不同的是，一些地方基层村官的问题主要还是围绕土地以及附加其上的利益展开的。

农村基层选举，一旦夹杂贿选、宗族势力、上级组织的干预甚至黑恶势力的影响，就很难保证选举代表真正的民意，从而为村官“带病上位”提供了可能，由于缺乏制约，即便是一个原本正直的村官，上位后也很可能被拉下水。

在一些集体经济利益较大的村，两委选举“非正常力量”的角逐更为激烈。《新民周刊》曾多次报道过浙江义乌、温州等多个地区的村官贿选事件，贿金动辄百万元计，甚至动用了地方“黑恶势力”，引发刑事案件。

义乌大塘下村的部分村民几年来不断上访反映该村村官通过贿选上台后侵吞集体资产的问题，但村民的举报却始终得不到正视。

相反，举报者、村民朱跃贤却在一年时间内连续三次遭到殴打报复，差点丢了性命，“打人者都是村干部和村里的联防队员。我实名举报，他们实名殴打。”

朱跃贤曾不止一次对《新民周刊》哭诉他的不解：“难道村官的势力就这么大？！” 深圳“城中村村官”现象

为制约村官的权力，防止基层腐败，一些地区近年来尝试股份制形式的法人治理模式，效果如何？

深圳宝安区大浪街道下横朗股份公司，集村支书、村股份公司董事长于一身的张家成，多年来一直被多位村民坚持不懈地举报。

村名们举报其经常当众叫嚣“我砍你，不砍你，我不是人”。原龙华派出所副所长钟燕华就一度被张指着鼻子威胁要砍死全家。因其近乎变态的经常无故殴打村民，被称之为“咆哮村长”。有村民指证，张家成不仅平日横行霸道，还涉嫌严重的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包括殴打村民、私设赌场、聚众吸毒等。

张家成被指控自2004年以来常往澳门葡京三楼黄金厅聚赌。据张家成的随从陈小明回忆：“一次1400多万，一次1600多万……总金额至少过亿……2007年我随他去澳门赌钱，他输红眼后，是直接打电话给村会计，„马上打300万到我账户上‟。”

一些村民还证实：2003年至2008年，张家成每周至少两次带村民于夜总会吸食K粉、冰毒和摇头丸等，每次花费少则2万，多则5万元。这些消费开支，均由村股份公司报销。

篇五 中国最毒村电子污染
六大毒物污染事件

篇六 中国最毒村电子污染
我国典型电子垃圾拆解地持久性有毒化学污染物污染现状_傅建捷

【中国最毒村电子污染】【中国最毒村电子污染】

篇七 中国最毒村电子污染
5-17中国农村污染状况调查与分析_来自全国141个村的数据

中国农村观察 2008.1

中国农村污染状况调查与分析

——来自全国141个村的数据

*

唐丽霞 左 停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内容提要：由于农业发展的资源和环境依赖性，中国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的同时也造成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本文通过对全国141个村的调查，系统分析了中国农村的环境污染问题，研究发现，中国农村的水资源退化和污染、农药和化肥等滥用造成的农业环境污染以及农村环境污染都是比较严重的。

关键词：农村环境，农业污染，环境污染

中国农业的发展仍然高度依赖资源和环境，资源和环境为农业发展和农民生计持续提供着直接和基本的物质基础；农村资源和环境日益严重的被自然和人为破坏，资源和环境日益恶化的形势使农村资源和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2006年中国环境状况公告》①显示，中国农村环境形势严峻，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叠加、各种新旧污染与二次污染相互交织，工业及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土壤污染日趋严重，已成为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农村污染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2007年2月，笔者组织了一次关于农村环境污染的调查，目的就在于更加全面了解中国农村污染的状况。

一、调查的基本情况

此次调查一共涉及全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50个村，最后回收有效问卷141份，其中有10个调查村是少数民族村，占调查村总数的7.09%。从调查村的区域分布来看，45个村位于西部地区，55个村位于中部地区，41个村位于东部地区，分别占调查村总数的31.91%、39.01%和29.08%。

表1 调查村的分布情况

村数（个）

比例（%） 汉族村 少数民族村 西部村 中部村 东部村 131 10 45 55 41 92.91 7.09 31.91 39.01 29.08

从经济区位来看，调查村中有17个村属于城市郊区村，占调查村总数的12.06%；乡镇周围村84个，占调查村总数的59.57%；偏远村40个，占调查村总数的28.37%。调查村到县城的平均距离为22公里，最远的为135公里；到乡镇的平均距离为4公里，最远的为25公里。 *

①本次调查得到了中国农业大学“985工程”中国农村发展与政策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支持。 国家环保总局：《2006年中国环境状况公告》，国家环保总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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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污染状况调查与分析

表2 调查村的经济区位情况

村数（个） 比例（%） 城市郊区村 乡镇周围村 偏远村 17 84 40 12.06 59.57 28.37

从地理地貌类型来看，调查村中有山区村26个，丘陵村39个，平原村62个，高原村9个，草原村5个。

表3 调查村的地理地貌特征

村数（个）

比例（%） 山地 丘陵 平原 草原 高原 26 39 62 5 9 18.44 27.66 43.97 3.55 6.38

二、调查村的水资源和污染状况

调查村中，31个村有水库，占调查村总数的22%；61个村有水塘，占调查村总数的43.26%；74个村有河流，占调查村总数的52.48%；大部分调查村都有水井来保证灌溉用水和饮用水的供应。

表4 调查村的水资源类型

村数（个）

比例（%） 水库 水塘 河流 灌溉水井 饮用水井 地下水 人工引水渠31 61 74 69 104 111 62 21.99 43.26 52.48 48.94 73.76 78.72 43.97

从水量变化情况来看，虽然部分调查村表示水量有所增加，但是，相当数量的调查村表示水量在不同程度的减少。其中，9个村表示水库水量在减少，占有水库村的29.03%；有24个村表示水塘的水量在减少，占有水塘的村的39.34%；出现河流水量减少情况的村有12个，占有河流村的16.22%；有31个村表示地下水位下降，占有地下水村的27.93%，出水量平均减少24.37%，最多的减少了50%左右；有16个村的人工引水渠出现水量减少或者荒废情况，占有人工引水渠村的25.81%。水量减少的原因主要有四个：第一是干旱造成补水不足；第二是水库或者其他水体年久失修，蓄水能力下降；第三是地方建设、耕地需求量增加等造成水体占用从而使水面面积减少；第四是用水量增大。

表5 调查村的不同类型水资源水量变化情况

水库 村数（个）

比例（%）【中国最毒村电子污染】

村数（个） 比例（%）

村数（个）

比例（%）

村数（个） 比例（%）

村数（个） 比例（%） 增加 减少 没有明显变化 9 9 13 29.03 29.03 41.94 18 24 19 29.51 39.34 31.15 4 12 58 5.41 16.22 78.37 33 31 47 29.73 27.93 42.34 29 16 17 46.77 25.81 27.42 水塘 河流 地下水 人工引水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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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污染状况调查与分析

调查数据显示，调查村中有49个村的灌溉水井数量增加，占有灌溉水井村的71%；有73个村的饮用水井数量增加，占有饮用水井村的70.19%。灌溉水井增加的原因有所不同，有14个村的灌溉水井建设经费是由政府补贴的，补贴途径主要有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和扶贫开发项目；有6个村是因为村级集体经济条件或者村民经济条件改善，使用自有资金打水井；有22个村是因为地下水位下降，农业用水增多，只能靠多打井来满足农业用水；有3个村是因为农业结构调整，种植蔬菜、水稻等需水量多的作物，而不得不多打一些灌溉水井。饮用水井数量增加的原因和灌溉水井有所不同，除5个村是依靠政府改善农村居民饮水条件的扶贫工程和水利工程的支持打水井，3个村是因为干旱造成水位下降不得不打水井以外，其余大部分村都是村民在自己经济条件改善以后自行打水井。

表6 调查村的灌溉水井和饮用水井数量的变化

灌溉机井 村数（个） 比例（%）

村数（个） 比例（%） 增加 减少 不变 49 5 15 71.01 7.25 21.74 73 10 21 70.19 9.62 20.19 饮用水井

从水资源的管理方式来看，相当多的调查村的水资源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有52.7%的村内的河流、16.35%的村饮用水井、12.9%的村人工引水渠、11.59%的村灌溉水井、有11.48%的村水塘和

3.23%的村水库无人管理。水资源缺乏有效的管理，成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一个重要的限制因素。在部分有水资源管理安排的村中，承包给个体管理分别占水库和水塘管理方式的58.06%和67.21%，是水库和水塘管理的主要方式；在河流、灌溉机井、人工引水渠和饮用水井则以集体管理为主，集体管理分别占这3种水资源管理方式的36.49%、55.07%和36.54%。

表7 调查村的水资源管理方式

水库 村数（个）

比例（%）

村数（个）

比例（%）

村数（个）

比例（%）

村数（个）

比例（%）

村数（个）

比例（%）

村数（个）

比例（%） 集体管理 承包个体管理无人管理 其他 10 18 1 2 32.26 58.06 3.23 6.45 11 41 7 2 18.03 67.21 11.48 3.28 27 5 39 3 36.49 6.76 52.70 4.05 38 19 8 4 55.07 27.54 11.59 5.80 38 28 17 21 36.54 26.92 16.35 20.19 45 5 8 4 72.59 8.06 12.90 6.45 水塘 河流 灌溉机井 饮用水井 人工引水渠

从水资源的经营情况来看，水库和水塘都属于村集体资源，其利用以水产养殖为主，分别占有水库和水塘村的70.97%和75.41%，经营方式比较单一。部分村的河流涉及资源共有等因素，经营比例明显较低，其中开展水产养殖活动的村仅占有河流村的40.54%。 调查数据显示，农村的饮用水源主要为井水，以井水为主要饮用水源的村占调查村总数的 33

中国农村污染状况调查与分析

51.06%；其次为自来水，占调查村总数的37.59%；以河水、泉水、窖水为主要饮用水源的村分别只占调查村总数的3.55%、4.26%和0.71%。从水量上看，有87个村饮用水是够用的，占调查村总数的61.7%；有26个村饮用水勉强够用，占调查村总数的18.44%；有28个村饮用水不够用，占调查村总数的19.86%。从缺水时间来看，缺水时间以1～2个月为多，分别占调查村总数的35.71%和28.57%，但也有6个村缺水时间为3个月，2个村的缺水时间达到了4个月，2个村的缺水时间为5个月。从这些数据来看，农村饮水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值得关注。农村饮用水的水质状况也不容乐观，有14个村的水质不安全，占调查村总数的9.9%；有26个村表示这几年饮水条件变差了，占调查村总数的18.44%，有74个村表示这几年饮水条件变好了，占调查村总数的52.5%。

调查显示，中国农村水污染问题比较严重。有65个村表示水资源受到了污染，占调查村总数的46.1%。调查村水源污染的主要原因依次为工业污染、农药、化肥污染、生活垃圾和城市排污。有28个村是因为当地工业发展造成了水源污染，占调查村总数的43.08%；此外，农药、化肥污染和生活垃圾不可小觑，分别有18个和12村的水源是因其污染的，分别占调查村总数的27.69%和18.46%。

表8 调查村的水资源污染原因

工业污染 生活垃圾 城市排污 其他

村数（个）

比例（%） 农药、化肥污染 18 28 12 5 2 27.69 43.08 18.46 7.69 3.08

从污染面积来看，调查村的水污染问题比较严重，在65个水受到污染的村中，只有24个污染面积是在20%以下的，占水污染村的36.92%，其余的污染面积都在20%以上，占水污染村的63%；其中，污染面积在80%以上的有13个村，占水污染村的20%；污染面积超过40%的有12个村了，占水污染村的18.7%。

表9 调查村的水污染面积

村数（个）

比例（%） 20%以下 20%～40% 40%～60% 60%～80% 80%以上 24 16 9 3 13 36.91 24.62 13.85 4.62 20.00

水污染给农村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最为严重的是对饮用水的影响，有29个村表示水污染的最大影响是饮用水质量变差，占水污染村的44.62%；其次是对灌溉水的影响，有19个村表示水污染影响了灌溉用水的数量和质量，进而影响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并且也造成了部分作物被污染，降低了农产品的品质；还有一些村表示水污染影响了当地的生活用水和生活景观。

表10 调查村的水污染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村数（个）

比例（%） 饮用水 灌溉水 生活用水 生活景观 其他 29 19 10 5 2 44.62 29.23 15.38 7.69 3.08

水量减少、水源污染和气候变化等综合因素使91个村在水资源利用上遇到了困难，占调查村总数的64.56%。数据显示，调查村在水资源利用中遇到的主要困难依次是水资源短缺、水污染、地下水位下降、水利设施差、水质不好和水资源季节性供给不均。虽然如此众多的村在水利用上遇到了困难，但是，只有22个村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来解决水的问题，大部分村还是听之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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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污染状况调查与分析

表11 调查村水资源面临的主要困难

村数（个）

比例（%） 没有困难 地下水位下降 水污染水资源短缺水资源季节性供给不均水利设施差 水质不好 50 17 26 27 4 12 5 35.45 12.06 18.44 19.15 2.84 8.51 3.55

三、调查村的农业污染状况

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的以农药、化肥等技术广泛使用为特征的绿色革命解决了19个发展中国家粮食自给不足的问题，但是，这种化工型农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农业生产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2004年的数据，从1978年到1998年，中国农业“污灌面积”从500万亩增加到5427万亩，占全国总灌溉面积的7.3%；2003年，中国农田化肥施用量为每公顷464.5公斤，超过发达国家安全施用量每公顷225公斤上限的一倍以上；农药施用量达每公顷15公斤，是发达国家的每公顷使用量的2倍多；其中，高毒农药占农药施用总量的70%①，国家明令禁止的一些高毒高残留农药仍在部分地区生产和使用。

调查发现，中国化肥和农药开始使用的时间和绿色革命兴起时间差不多，都是20世纪50年代，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是化肥和农药推广的高峰期。数据显示，分别有51个和41个村在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使用化肥和农药，分别占调查村的36.16%和29.08%；分别有41个和40个村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使用化肥农药，分别占调查村的29.08%和28.44%。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村不使用化肥和农药，可见，中国农业生产对化肥和农药的依赖性是比较大的。调查村使用化肥的种类增加显著。调查村最早使用化肥时，平均使用化肥的种类只有2种，最高的为6种，现在平均使用化肥种类为7种，最高达到了21种，都增长了2倍多。使用化肥和农药对农业生产的正面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主要表现在提高产量和减轻工作量上。有128个村表示，使用化肥和农药的最积极的作用是增加了农业生产的产量，占调查村总数的90.8%，有11个村表示使用化肥农药可以减轻工作量，占调查村总数的7.8%。化肥、农药对粮食产量的促进作用也是农民乐于使用的主要因素。

表12 20世纪调查村开始使用化肥和农药的时间

化肥 村数（个）

比例（%）

村数（个）

比例（%） 50年代 60年代 70年代 80年代 90年代 不清楚 6 25 51 41 16 2 4.26 17.73 36.16 29.08 11.35 1.42 5 27 41 40 24 4 3.55 19.15 29.08 28.44 17.02 2.76 农药

相对于农药、化肥使用程度的增加，调查村参与正规的农药、化肥使用培训班的程度却比较低。数据显示，只有33个村举办过化肥使用培训班，仅占调查村总数的23.4%；108个村没有举办过任何关于化肥使用的培训班，占调查村总数的76.6%。只有38个村中有人参加过化肥使用培训，占调查村总数的27%；有103个村的没有任何人参加过化肥使用培训班，占调查村总数的73%。农药使用培训参与情况程度与化肥差不多，只有38个村举办过农药使用培训班，有42个村有人参加过农药使用培训班，分别只占调查村总数的27%和29.8%，大部分村既没有举办过农药使用培训，也没有人参与过任何形式的农药使用培训。 ①章轲：《化工农业走到穷途：牺牲生态每年减产100亿公斤》，《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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