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边的中国

黄河边的中国篇一：黄河边的中国

读《黄河边的中国》之浅谈当代中国内地乡村发展现况 李龙

总序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民族诸多的国家。由于地域广大、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历经沧桑，又不断前进着。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阶段，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也引发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由上或发生在统治阶级之中，由下或发生在百姓大众之中。

现今，作为一个正在转型的国家，一个正朝着现代化迈进的国家，在其庞大的乡村社会中，由此却涉及到了农民各个方面的现状、变化、问题与矛盾······

作为一个当代中国社会进程中的观察者、研究者，曹锦清先生在1996年左右只身来到河南省，漫游中州大地。通过自己访谈式的田野调查，以自己的所看、所听、所谈、所思、所虑箸成了这本著作——《黄河边的中国》，其调查之全面、观察之细腻、思考之深入、语言之精炼，无一不体现了一个学者的求实精神。尽管这本著作只是介绍了河南省的部分乡村社会，但就我个人而言，这本书足以说明在转型期间的中国所有内地乡村社会的普遍现象。

经验若不为实践所检验，就很难上升为理论，尤其为科学理论。然而对于理论之实在性与普遍意义，我这个初生牛犊却很难说个究竟，毕竟一切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以空、以假论之。

读了这本书，我似乎从中找到了一种回答与解脱，却又让我困惑：不知道中国内地乡村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多久才能解决？

一、当代中国内地乡村社会的本态

乡村在我国发展已有上白万年的历史了。而就“乡村”的概念定义，有人说乡村的形成首先是基于人类聚居的本性和需求，因为居住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之一，在人类早期的生产和生活活动中，人们发现共同生活在一起，可以利用集体的力量，开展互助合作，更好的实现防御、繁衍、获取资源等方面的目的，由此形成聚居；也有人说相对城市来说，乡村是以从事农业为主要生活来源人口1分散的地方。但不管是什么，人类聚居的发展是和人类生存进化分不开的，是不断适应变化的环境并在竞争中取得胜利的结果。从穴居野外到筑室成居，人类经历了百万年的漫长过程。

所以对于“乡村”究是什么，我不想做更多的介绍。总觉得这是个抽象又宏观的东西，因为在这么多年的历史发展中，乡村发生了太多的变化，真的很难对其作出一个准确和具体的解释。

因为我来自农村，所以在此我只想以自己这18年来在农村的体会与感受谈谈中国内地乡村社会的现状。

记得小时候，常会听到比自己年长很多的兄长说：“城市里的孩子没有童年，农村的孩子有童年。”只是当时的自己还不能理解这其中的韵味。随着年龄的增长，为了求学之需，自己也进入到了城市，渐渐的也就明白了：城市里到处都是由水泥和钢筋建造而成的混合体，什么都是，千篇一律。连个小山丘、小河流都少之又少，那些孩子用什么来玩呢？或许有人说城市里有游乐场、动物园啊！但总觉得基于这些之上的并非真正的童年。而在农村，到处都有可以玩的东西：河

流、树木、土丘、大山······这里的孩子通过各种方式寻求刺激与快乐，只要有光的地方，就会有孩子们的欢声笑语，那么纯朴、开心和甜美。

然而就因为地理的差别，导致当代中国内地乡村社会在很大的变化中又保持了一种永恒的不变，那就是贫穷落后：依旧是小农经济、依旧是土坯房屋、思想依旧那么传统。农民每天日起而耕、日落而息，为了自己和家庭，在一亩三分地上苦了又苦，却还是吃不饱，穿不暖。他们很难想过到外面的世界走走、看看、闯闯，以至于只有自己所熟悉的东西，才是最真实的，并且对自己所不熟知的东西就会产生怀疑和排斥的心理。

在古代，农民处于社会的最低层，被压迫且永远翻不了身。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站了起来，有了自己的土地，视土地为自己的一切，觉得有土地才有活着的意义。却因此而缺少了向外发展的动力。传统思想在其脑海里控制了一切，“家族观念”、“血缘亲情”关系不断盛行，农民以此作为他们处理各种事情的准则。其法律意识淡薄，可以说法律在此起不了一点作用。

一方面，可能觉得农民愚昧、落后、分散，因为封建小农意识将他们武装的很难接受其他非此范围的任何东西；另一方面，可能觉得农民是那么善良、勤劳、热情，因为他们早已将世人与自己等同，永怀普世之情怀。

这应是我所感受的当代中国内地乡村社会的本态了。

二、当代中国内地乡村本土与市场经济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都是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直到57年前——1956年，才发生了改变。因为这一年，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而真正有实质性的变化，我觉得应该在改革开放以后。

1978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以邓小平为主体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产生，同时邓小平总设计师一声令下，开始了改革开放。这似乎预示了一个崭新时代即将要到来，也似乎注定了中国将要“翻天覆地”。

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看到了外国的长足发展，相较与外国，我国各方面发展出现了严重短板。“文革”十年，让中国落后了几十年，却给了国人向前的经验与教训。从此，我国的现代化有了借鉴、有了模仿、有了发展。沿海各地区，无一不争先恐后的追赶现代化与信息化的脚步，无一不把握国际与国内的变化态势。生产力显著提高，一座座的现代化城市不断出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创造了世界一个又一个新奇迹。似乎在外人看来，中国已经崛起了。然而在中国内地乡村社会，这一切的显现，所引起的变化却显得小之又小。以致于当时曹锦清先生所调查的农民大都认为毛泽东时代要优于邓小平时代，这可能不外乎以下几个缘由：

其一，改革开放后，土地承包责任制在农村建立。农民拥有了土地，其生产力不断提高。农民吃饭由集体化公社时的吃不饱到能吃饱，并且可以吃上白面食物；农民穿衣由以前的穿不上到有衣服穿，并且可以穿的有模有样。其生活水平有了提高，这是改革给农民带来的红利。但从大样子来看，人们好像又回到了古时的小农时代，因为依旧是“二牛抬杠”和精耕细作。农民们可以吃饱穿暖，以他们的的角度，大都是通过自己的劳作而得，所以他们就很难想到：如果没有邓小平，他们就吃不饱饭。

其二，传统思想在农民的脑海中根深蒂固，只要有不符合传统的东西，就会被其所排斥。改革开放后，外国的新鲜事物重新传入中国，不管好的坏的。而当这些东西进入到内地乡村后，农民们都甚是稀奇，大多都会对这些不曾见到过的

避之远趋，唯恐它们伤害了自己。随着这些事物的不断扩散，其影响力也随之增加。而当这些与农民心里所固守的本原东西发生碰撞时，农民们就不知所措了，他们不知道是排斥还是接受？

存在即是合理，这句话虽然过于笼统，但介于这些外来事物，却也有用武之地。所以，农民中的有些人就尝试着学习和接受，若当他们完全的接受了这些东西后，在内地乡村就会出现一些新情况：这些人总比其他人先富裕，且他们以更快的速度改变了自己；同时社会治安开始混乱，社会风气也逐渐变坏；人性中的恶性不断显现······这似乎是每一个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都不可避免要发生的。而此确是邓小平时代不及毛泽东时代的，毕竟毛泽东将群众运动运用到了治理国家的各个方面。

其三，在传统经济制度受到现代经济制度的冲击，即市场经济制度在我国建立后，其促进了内地农民生产力的提高，但农民的生产方式却没有发生多大变化，这似乎又出现了矛盾。黑格尔在其《法哲学》一书中提到：市场经济社会具有一种惊人的力量，把个人从他们各自所属的集体或群体中揪出来，使原集体成员相互之间变得生疏，并承认他们都是独立自主的人。一方面，这与土地承包制后农民又成为独立的个体或家庭相符合，就会给农民提供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农民独立后，在面对群体性（水利建设、道路建设等）的活动时，由于资金、责任等方面的问题，又显的那么迟缓，几乎看不到任何的积极性，这却成为农民发展的阻力。

所以，只待农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后，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或才能对其作出正确的评价。正如曹锦清先生的那句话：要将变化之中的复杂而庞大的社会运动概括在简明清晰的理论之中，或非思维所能企及。

其四，改革开放后，共产党提出要“依法治国”。因为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不仅在物质建设层面要符合发展要求，也要在制度建设方面符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民主与法制建设是当前党和政府重中之重的任务。但在当代内地乡村，自上而下强行输入乡村的官方意识形态并没有深刻地触及农民的头脑，更没有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一旦政治控制随着公社体制的解体而大为削弱时，有着源远流长的民间信仰便重新复活。这不仅在农民内部存在，在党政机关内部也存在。 三、当代中国内地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现状

何谓民主？有关资料对其解释是：1、通过选举的方式，由平等基础上的多数决定。2、多数决定保护少数，既而对国家与社会进行的管理活动。而就现在我国的实际而言，我觉得民主最直接的表现应是人民当家做主了，尽管还未真正的实现。

新中国成立至今已有64年的历程了。在理论上，我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也应大致如此的。但事实上，现在我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如何？尤其当代内地乡村的民主政治的发展状况如何？的确不好把握。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国的民主政治发展还受很多条件限制，发展还很不成熟。所以在此，我只想从两个方面来谈谈当代中国内地乡村民主政治：一方面是农民的自身问题；另一方面是当地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问题，主要是县、乡两级。

环境不同，价值观就不同，意识形态也就不同。就中国乡村来说，内地乡村与沿海乡村在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由于地理位置等因素，沿海乡村近年来经济水平快速提高，现代化进程也不断加快，而内地乡村却落后很多。

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内地村民的“宗族共同体”观念对土地承包后的各独立家庭的行为方式和生产方式产生的影响不言而喻。而此对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有多少影响？是促进还是阻碍？确实值得人们深思。

曹锦清先生提到：一个时代普遍的社会心理与观念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中国内地乡村农民世世代代生活在村落内，靠土地为生，在那个极小的圈子中，很难受到现代先进思想的有力影响，因而使得长期积淀的封建观念在其思想内统治了一切。也正是由于这些封建观念，严重的阻碍了农村各方面的发展：经济、文化、政治······

在涉及民主与法律的问题上，农民们总是潜意识的以自己的各种社会关系来为自己疏通，比如说：有个人触犯了法律，那么其家人及其亲属就会通过血缘连带关系找到其所熟悉的所谓“朝里人”解决此事，从而公事私了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往往很难想到依法办事。我想这不仅反映了农民的法治意识淡薄，还说明了有关部门的宣传工作做的实在不到位。好像一切只是形式上的表现，而无一点本质实在。这似乎正印证了马克思的那句话：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在小农经济下生存了几千年的农民，在传统伦理思想控制下育化了几千年的农民，在统治阶级的压迫下而几千年翻不了身的农民。如今虽得土地，也有了自己的基本权利，却似乎还是改变不了原始的状态——农民小生产者。

谈及当地党政机关，主要是县、乡两级问题比较严重。但值得一提的是，村委会作为一种自治组织，是连接农民与乡政府的直接纽带，其作用尤为重要。而从改革开放至今，内地乡村村干部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却显得极其微妙，因为村干部在处理农民问题上的态度、方式等各方面的问题颇多。

基于新中国之国体国情，不管哪一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应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对人民负责的原则。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以上我所提到的党政人员往往都按自己或上面的意愿行事，也不管这些事情或标准是否与农民的利益发生冲突。钱穆老先生说过：一国的政权，究竟该交付于哪些人，这是第一义；至于政府内部各项职权之究应如何分配，已属第二义。我们暂且先不谈当今各级政府的内部职权是按一种怎样的方式或程序来运行，但对其公开程度与真实性，是有必要做一些了解与调查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就好比那些演戏的演员，如果他们演的不像或不符合历史事实，难道观众还看不出来？

党和政府要管理好一个国家，就必须要有威信，要让人民信任。但似乎当今的内地农民对领导者更多的是一种惧怕，而不是信任，这是为何？我想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求：

其一，中央政府自上而下，部门太多、程序太多，导致其文件或决策建议在传达的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变化。尤其最后传到县、乡两级党政人员手中后，更是去其原有、增加虚无，早已使中央文件缺少了最初的意思和真实性。而他们在向农民宣传的时候，农民也就很难理解这些东西对其有好处还是坏处，也很难明白中央精神，进而就对中央缺少客观的认识与评价。

从中央到省到乡，总会有一些工作人员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失了自己的良知。

其二，农民大都是文盲，读书认字的着实不多，几千年都是如此。所以其自身的认知度和理解度都是有限制的。有一句俗语：不会看，总会比，一比总会出现差异的。因而农民一般都会拿当今领导阶级与古代的皇帝作比较，看一看哪个对老百姓更好，心中大致也就有个标准了。尽管缺乏科学系，但毕竟是农民心中的一种认知，了解了这个，也就可以把握农民心中的真实想法了。

其三，村委会干部在处理农民的问题上的方法和手段确是让人咂舌。在很多乡村，村干部往往都是由村里的大姓或大宗里的人所担任。因为此类人有钱有势，而且其“介官”意识非常强烈，但这些人的自身素质却让人很不称道。这种流传了几千年的封建领导特权，不知让多少人身败名裂。

村干部欺上瞒下，且作风粗暴，直接无视法律的存在，实在难以用共产党员或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来衡量。而那种真正能为人民服务，为农民谋利益的党政干部却少之又少。比如：在农村，由于计划生育的开展，村干部就会在“超生”上面大做文章。其私自规定惩罚标准，倘若被惩罚农民家庭交不上所规定的数字，他们就会纠集家族势力和当地民警来这家大肆破坏，摔家具、掀屋顶，能拿到全部拿走，而因此导致家破人亡的家庭不在少数。这似乎与古时那些土匪进村抢劫无多大区别。

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本是对人口基数这么大的我国的发展有很多好处的。但由于那些村干部的恶意肆为，却成为迫害农民的一个工具，实在让人很难理解。就像曹锦清先生所说：传统从来就是一种现实的力量，它既记录在历代典籍之中，，也活在人们的观念、习俗与行为方式之中，并直接影响着各项制度的实际运作过程，不管这些制度是用什么样的现代名称。

但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村干部在农民眼里就好比魔鬼暴徒，他们对其敢言不敢怒。而农民们就把这些人的胡作非为直接归咎于中央的管制不力，所以中央的形象都是由此类村干部给搞坏了。

由于以上几点，农民们对中央实在难以建立在信任之上，而更多的是一种惧怕与陌生。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总觉得有点宏观；而从官方文件来探求，似乎也不能让人太信服；所以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内地乡村社会来把握，倒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法。在农民与县、乡两级党政人员身上所发现的问题，足以说明当代中国内地乡村的发展现状。而这能不能认为中国社会目前还处于“人治”状态？

农民以自己的方式处理各种事情，不管其触不触及法律，这可以归结于他们不懂法；党政人员以自己的方式处理各种事情，不管触不触及法律，这可以归结于他们知法犯法。若比较其后果的严重性，则一目了然。

康德说过：人的理性为自然之法。可中国有自然之法吗？很多情况下，中国人的理性或就是那些民间信仰。列宁也说过：世界不会满足于人，人决定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所以中国官员就通过贪污腐败、养情妇等来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基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清廉与社会安宁”和邓小平时代的“自由与富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悲哀。

毛泽东在革命时代提出：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最基本的问题。而对于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之中国，这句话是不是还有一些作用？

中国内地乡村的发展如何？中国内地乡村的民主政治发展如何？实在有太多让人深思与求证的地方······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应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与义务。

参考资料

《黄河边的中国》 作者 曹锦清 p2 p19 《马克思文集》 第五卷 p22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作者 钱穆 p5 《列宁文集》 p138

黄河边的中国篇二：黄河边的中国

《黄河边的中国》读后感

黄河，这条中国的母亲河，从古至今以其丰富的乳汁养育着中国华夏儿女，也因为她泛滥的河水给两岸的人民带来过无穷的灾难。《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通过对黄河边几个重要城市的观察，再现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乡村社会所出现的问题，令人反省。

作者曹锦清在书的序言中就提出了看问题的两个视点：一是从外向内看，从上往下看。二是从内向外看，从下往上看。其中从内向外看，从下往上看可以从传统的角度看，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实现途径及速率，归根到底是受中国农民、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目标、途径与速度所制约的。

作者对乡村社会的调查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入场”，二是如何保存“现场”，作者他沿着自己的私人亲情朋友的关系网络进入了调查现场。这是中国农村的传统亲情关系网络决定的，“村落社会是个熟人社会”，我们得面对这个状况，尽可能获得现场资料。 书中记录的情况不仅仅只是反映河南农村的状况，还反映了中国中西部农村的现状，调查过程中，作者实行把理论悬置起来、利用亲疏关系，对该地方进行升入观察访谈，得出结论分析整理。中国农民需要代言人的绝度对于“致富带头人的分析，确实是中国农村许多”强村强人“现象的洞察。”能人有社会资源，个人能力还有资金优势，并且能利用这些优势，带领全村人发家致富。而村霸是在家族势力和政权相结合以权谋私之后产生的。他们会谋取私利，甚至巧取豪夺，从而加重农民的负担。阻碍乡村经济的发展。

在乡村政治中，农村基本是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有自治委员会，在理论上赋予了村民自我管理的权利。但是在当时想要出人干部的条件却是那么的苛刻，没有所谓的民主！正是因为如此。农村的财政出现了问题，导致两极分化，官富民穷。除了这些，农村的人们还保留着传统的习俗，请客人吃饭时老婆和孩子不能上桌吃饭；中原人士待客，依然十分讲究礼节，一律按尊卑长幼排坐，上菜敬酒，概以客为中心；三、重男轻女现象。“女人嫁给男人，就得替他生个男孩，如生不出男孩，在村里。家里都抬不起头来做人的；四、一个值得重视的婚配现象。一些由于家底薄（父母无力为儿子提供娶妻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本人体弱智低两种主要原因在婚配竞争中处于失败地位，成为光棍。

书中详细地描述了河南农村村民的生产状况、投入产出、收入支出、农民负担 、饮食结构、衣着及居住情况、贫富差别 、土地承包情况、群众的意见及情绪；深入地了解各村的规模、生产 、姓氏宗族 (把它和经济发展 、社会文化、干部结构等结合起来研究)、村的收支、 村的环境 、村干情况、村民习俗 、乡村的关系；具体了解各地的农业生产结构 、生产水平 、水利建设 、水资源情况、外出就业的数量、去向及所从事的行业 、计划生育中的种种问题 ；访问了许多县 、乡 (镇 )、村及各单位的负责人 ，反映了县、乡 (镇)、村干部、机构、上下关系中的问题，这些干部对当前各种问题的看法 (各种看法虽互有矛盾 ，但确实反映了他们的思想情感。

揭示了当前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形式 主义、浮夸虚报、榨取农民、损公肥私、 贪污腐败 、缺乏民主、治安恶化等情况及社会的深层次矛盾，等等。所述的都属实。此书向人们提供了当前农村现实情况的详细材料，是一本研究我国农村中西部情况的好书。 作者在书中发表了对农村问题很多深刻的见解 ，如说中国农村的传统影响很深，有很多和 过去历史相同的地方，至今还影响中国社会和政治；农村的宗族、氏族和农村选拔干部的关系，对农村发展的影响；中国的亲情、人情对政治、法律 、人事的影响，人情关系与腐败的联系；小农经济联合的困难。小农经济和专制政治及民主法制的关系，在小农经济基础上难以实现民主；干部的任免制度 、期限、考核、评比与主观主义、形式主义 、急功近利 、强迫命令、虚报浮夸等的关系；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来解决中国问题，也不能由领

导设想一套强制群众去执行，要深入研究中国农村情况 ，从实际出发，注重效益 (特别是使农民获益)，稳步前进，从急于改变落后状态出发，企图高速超赶，实际上会走向反面等等 ，给人以很大的启发。

作者还就一些众所关心的重大问题普遍征询农民和基层干部的意见 ，得到较好的答复 ，如土地所有制 、承包制、承包期；解决农民负担重的办法；反腐败的措施等 ，很好地反映了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的呼声。

黄河边的中国篇三：《黄河边的中国》

黄河边的中国

― 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曹锦清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地址：上海绍兴路74 号

黄河边的'} ，国／曹锦清著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纪实文学一中国一当代

责任编辑：陈朝华特约编辑：邱红封面设计；王志伟

定价：32 . 00 元

前言

奉献给读者面前的这部书，可以说是《 当代浙北乡村社会文化变迁）( l 卯5 年12 月第I 版上海远东出版社）的姐妹篇。这对姐妹，神应契合，貌却相异。说其"貌异"，是因为这两部书的调查范围、时间跨度与叙述体例各不相同；说其"神合"，是因为这两部书有着共同的企盼，即为我们直接身处其内并搅得我们心神不宁的社会文化急剧变动过程提供一点真切的感受与切实的理解。

观察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视点"（或说"立场") ，每一个"视点"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视角"。第一个"视点"的两个"视角"是："从外向内看"与"从上往下看"；第二个"视点"的两个"视角"是："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往上看"。何谓"外、内""上、下"？所谓"外"，就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范畴。"由外向内看"，就是通过"译语"来考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所谓"内"，即中国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尤其指依然活跃在人们头脑中的习惯观念与行为方式中的强大传统；所谓"上"，是指中央，指传递、贯彻中央各项现代化政策的整个行政系统。"从上往下看"，就是通过"官语『 '来考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所谓"下"，意指与公共领域相对应的社会领域，尤其是指广大的农民、农业与农村社会。所以，"从内向外看"一与"从下往上看"，就是站在社会生活本身看在"官语"与"译语"指导下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变化过程。

这两个"视点"具有相同的重要性。虽然由于"视点"不同，

共同深化我们对自身所处的社会

状况的认识。就我本人的经历而言，却有'个"从外向内看"到"从内向外看"的认识转移。1958 年前，我一头钻人"译语"。在"译语"中，不仅右着令人兴奋的成套价值日标，也为我们提供各种认识工具。然而，源于西方社会的价值目标能否作为我们民族的"应该"而铸人到中国社会现实中去？光停留在"应该如何的多嘴多舌之中"（黑格尔语），不如去研究"应该"何以悬浮于嘴_ 1 几而难以进人实践的社会方面根源，源于西方社会的认识工具' ＿旦移译到中国，也往往失其所指而单纯成为"应该"。无所指而强为之指、或削足适履、或指鹿为马。这番经历，使我认识到，必须走出"译语"，从另一端去观察中国社会。1988 年10 月，我与我的朋友打点行装，重新返回农村。前后四年，便有＜当代浙北乡村社会文化变迁》 一书的出版。1 望沁年5 月，我只身来到河南，漫游中州大地，沿途所看、所听、所谈、所思、所虑便是这部《 黄河边的中国》 。

中原乡村社会是"向内、向下看"的理想场所。这不仅是因为中原乡村相对于"现代化"起步较早较快的沿海地带而言属于"内地"的范围，乡村社会相对于政府而言属于''下"的范围，更因为这片古老的黄土地是我们中华农耕文化得以发源、定型且延绵不绝的基地。传统从来就是一种现实的力量，它既记录在历代典籍之中，也活在人们的观念、习俗与行为方式之中，并直接影响着各项制度的实际运作过程，不管这些制度是用什么样的现代名称。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所谓"从内向外""从下往上"即从传统的角度去看现化化过程。这一视角的重要意

义在于：中国观代化的目标、实现途径及速率，归根到底是受中国农民、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目标、途径与速度所制约的。

对于乡村社会调查来说，第一个大问题是如何"人场"，第二个大问题是如何保存"现场"。对于调查者来说，中国逐级划定

的行政区划差不多是各级"诸侯封臣"的"封地"上，到处树立着一块无形的"闲人莫人"的告示。

在大小"封疆"官吏的防范与一2

前言

村民的疑虑足以使陌生的调查者裹足难前。正式的'币人场"方式只有一途，那就是通过官方的许可与支持，自上而下地逐级深人。这一"人场方式"的缺陷是，"人场"环节太多，应酬耗时太多，且官员陪词人场本身极易"破坏"现场，从而使调查失实。另一条非正式的"人场"途径是；启用亲友关系网络。依据这条传统习惯所认可的途径，既可"入场"，又能"保存现场"。此次中原调查，我就是沿着市、县党校各位的朋友们所提供的"亲友关系网"而直达村落、农舍的。

访谈式的压野调查，既不是单纯地按预先拟定好的理论框架去收集资料，也不是根据调查资料归纳出一般的结论。一切预设的理论框架差不多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译语"。有了它很可能套裁"事实"，从而歪曲真相；没有它，我们甚至无法发现"社会事实"。为了解决社会调查过程中必然遇到的这个"两难问题"。我所采取的方法是：暂时把预设的理论框架"悬置"起来。所谓"悬置"，既非"抛弃"，又非用以套裁社会事实，而是让一切可供借用、参考的理论、概念处于一种"待命"状态，调查者本人则时时处于一种"无知"与"好奇"状态，直观社会生活本身。"无知"是相对于"熟悉"而言的，而"熟悉"，或"习以为常"恰恰是理解的最大敌人。只有"无知"、"陌生"而引起的"好奇"，才能让开放的心灵去直接感受来自生活本身的声音，然后去寻找各种表达的概念。调查过程，其实是"理论"与"经验"两个层面往返交流，相互修正、补充的过程。只有通过这条艰辛之路，才能指望找到能够理解社会生活的真正理论。 然而，我并没有找到能够有效地解释农村社会并指明现代化出路的理论。我期待于这部"记实"的，只是替中原乡村社会保留一段信史，恰如摄制若干照片。在所看、所谈之中，夹杂着一些思考，这些思考远未形成理论，更多的是一些关切与忧虑。在中原大地沿路凡一切有墙的地方，差不多都写着诸如"大跨度，超常规，争一流", "谁发财，谁光荣；谁贫穷，谁无用"之类的口号，一向"知足常乐"的村舍与村落也概无例外地卷入竞逐财富的攀比之中。各级政府官员都在制定雄心勃勃的追赶计划，：然而，实际状况是日益庞大、逐渐凌驾社会之上的地方政府到处！在与农民争食那块很难做大的老蛋糕，地方财政用于"吃饭"、: "办公"尚且拮据，逗论"办事"。恰如陷人泥潭而高速运行的车：轮，无法推动车身前进，徒耗能源而已。看来，单纯的超赶战略，；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我们应该把注意的重心从"应该"如何转：到"是怎样的"及"可能如何"方而来，并重新确立我们的"应！该"― 确定我们民族的主体意识与主体目标。这是一个关涉，到我们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大问题。的确，穷有穷病，富有富病，：与穷病、富病相比，穷而急富之病更为可怕，因为此病可能使自：我迷失，结果便是"邯郸学步"或"东施效桨"。

该项调查得到上海市现代管理中心宴小宝先生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真诚的谢意，在确切的意义上说这部著作乃是一项集体写作。河南大学的孟庆琦处长，徐义明博士；开封市委党校的程子良副校长，李永成老师，汤小平老师；驻马店地委党校的杨安民老师、吕老先生；信阳市委党校的马聪教授等等，正是在他们的陪同下带我"人场"，他们的学识给我以启发。至于此次，调查所及的十数县，廿来个乡镇，数十行政村的无数官员，干部所给予我的信任与支持，实非"感谢"一词所能表达我的感谢之）情。我曾借宿蹲点的农户与村民们所提供的材料，更是构成本：调查的主要内容。我只不过是这部"集体创作"的执笔者而已。｛倘若"实

录"有误，其责在我。可惜的是，在一个依然充满忌讳的：文化中，我不能一一实录其地与其名。

）按原来的计划，全书分成三大部分：一、总报告与若干分报｛告。二、逐日访谈记要。

三、历史与理论。结果取消第一、第三｛部分，只保存第二部分。出版界的朋友们建议：第一部分的内容全都包括在第二部分之内，似无必要归类论述；第三部分似乎要｝在第二部分的基础上"拔高"到历史与理论高度来论述，大有

5 月12 臼用何种方式进入调查现场

在车站月台与前来送行的妻子话别。清晨6 时30 分，138 : 次快车载我驶往中原调查的大本营― 河南开封市。｛位于黄河中下游的河南，自古为华夏腹地。＜尚书· 禹贡》 序｛列九州，豫州独处中央，故名"中州"。因大河纵横、平原广阔，又！称"中原"。这片松软肥沃的土地，是中华农耕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据考古学家说，河南新郑县裴李岗发掘的村落遗址，是我国：目前最早的村落遗址，距今已有8 侃心年以上的历史了。河南汤）阴白营发掘的村落遗址内已有水井，它证明距今喇义刃、5 朋心年！间，我华夏民族已进入"井耕文化"阶段，井对村落与农业的意：义，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会过高。这次河南之行，仿佛有一种"回！归故里"的感觉。我要亲临黄河，聆听她的千年倾诉，我要踏上，这块古老的黄河冲积平原，看看至今依然从事农耕的村民与村落。！不过，这次中原之行，并非那么轻松愉快。能否完成上海现：代管理研究中心托付给我的调查任务，说实在的并没把握。要：对中原农民、农业、农村以及村、乡、县地方政权之现状作'综合：性考察，以一人之力实有不胜重负之感。且不说观察、访谈式的！调查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顺利地进人调查：现场。！我曾考虑过两种进人调查现场的方法；一是获取一份通行｝全国的记者证，凭记者身份进入调查现场。但几经努力，无法取｛得记者证。再说，单凭记者身份就能随意走进村落与农户吗？: 单凭记者身份，就能从乡、村宫员口中获取我所要的真实资料i 3 一

吗？肯定不行。二是与中央或省的有关党政部门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理解与支持，而后自上而下地进入调查现场。这一方法我曾试用过，但效果甚差。凡官方色彩过浓的调查，往往有两个弊端，其一是大量的时间耗在各种官场的应酬上，其二是上级官吏的陪同本身会干扰调查现场，从而收集不到客观真实的调查资料。

那么以何种新的办法进人河南乡村的调查现场呢？这个新办法就是我们中国人最为熟悉并习惯了的老办法：沿着私人的亲情朋友关系网络进人调查现场。1988 年到19 叩年的浙北乡村调查，就是利用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社会调查方法。我与我的学友都是浙江人，我们的父母或祖父母、外祖父母辈就生活在浙江乡村，在我们故乡有许多亲友及其延伸到各地的亲属关系。然而在中原地区却没有现成的亲情关系可资利用。在河南，我的唯一的社会关系资源只有开封河南大学的三位朋友。现在河南大学管理系任教的徐义明是我大学的同班学友。现任"河大"学生处处长的孟庆琦是徐义明的世交，岳梁是他俩的同事与朋友。1 卯5 年11 月间，徐陪孟、岳来上海，与我深谈数日，皆有相见恨晚之感。当时我便对他们谈及我的河南调查计划与方法，他们表示将鼎力相助。三入辞别之际，还赠诗一首：

为求真经来沪城，学府深处访仁兄。滔滔纵论经世卒，侃侃横议纬宙情。赐教真知并灼见，引见名入与高僧。借得东风鼓征帆，来年报答在汁京。

诗本身之优劣姑且不论，然真情厚意滋于言表。"涓滴之恩，涌泉相报"，这是中原入士的美德。我相信他们会倾全力协助我的河南调查。我的优虑是，单凭他们所提供的"关系网"，能否把我带到我所想去的调查现场呢？中国入习惯的交往方式一4

徐、孟汇报此次河南之行的目的、计划、时间与方法。孟说，此周就在开封市内，一是陪我游览开封的名胜古迹，二是把他们的朋友弓｝尸。给我，以便建立起通往调查现场的关

系网。在我来开封前，交游广泛的老孟已将我介绍给他在河南大学、开封大学、开封党校的朋友，这三所学校都给我安排了学术报告会。我想，老孟一定在他的朋友圈内大大地将我吹捧了一通。

晚12 时，徐、孟二兄告辞。宾馆的热水供应已经停止了。

5 月13 日认识汤小平

对河南农民、农业、农村与基层政权作广泛的社会调查，必须采用点面结合的办法。有点无面，失在狭窄；有面无点，失在空泛。以点为主，以面为辅，点面结合，方能完成本次调查的预设目标。调查面要尽可能地广，豫东、豫西、豫南、豫北都要选若干县、乡；调查点尽可能地深入，最好住在农户家，与村民和地方干部交朋友。不设防的闲谈状态，最易收集到真实的资料。这一周有两个目的：一是建立起进人调查现场的社会关系网络。我将逐一拜访孟、徐、岳引见给我的朋友。二是抽空参观开封古城的名胜古迹，看看横贯开封市北的地上悬河― 黄河。其实，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我· 到开封，便进人"调查现场"了。一切所看、所访、所谈，皆是我的调查对象。社会生活是个有机的整体，从相互关联的社会现象中选取某类现象作为调查与研究对象，总有人为割裂的意味。研究者在一定时空内若不将自己的研究限制在一定对象与范围之内，则无法进行研究；但若仅限于某一对象与范围，也无法对该类问题作出全面的分析。上午9 时，徐来旅舍作陪，谈及内地知识分一子目前的所思所虑。说当今所谓治学，大抵为稻粱谋。大学教员，忙于编教材、写文章、撰著作，全冲着职称与住房而来。至于为天下国家而思考者，实寥若晨星。又云，内地知识分子，官欲特炽，小小的一个教研室主任，可以争个头破血流，更不必说系院主任之职了。若有机会往县、市、省的官场跑，更是义无反顾，竞奔逐走。他说，如今知识分子不知从何处去找个安身立命之地。我说，"学而优则仕"是孔老夫子的训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宋明的官谣，用金钱与女色来奖掖知识分子，实非当代的发明。如今知识分子用文凭、学历、文章来敲职称、住房、官职之门，实自古而然。改革开放，沿海城市中的知识分于，一可下海经商，二可出国，发财机会比内地多些，不必全往官场挤。内地发财机会相对少些，故多想往官场跑，形势使然。至于安身立命之地，决不在他处、远处，就在你脚下。职称既有，住房已分，. : I - - 资亦能养家糊口，又不想参与追逐名利，那么学问中自有清净与乐趣。打一口深井，自有清泉，有人要买．可得名利；不顾名利，也可赠人济世；若无人要，亦足可自娱。徐说，所言甚是，但做起来甚难。

中午，老孟设宴，替我接风，河南大学学生处一千人马作陪。中原人士待客，依然十分讲究礼节，一律按尊卑长幼排座，上菜敬酒，概以客为中心。在诸道菜肴中，鲤鱼不可缺少，且鱼头对准首席客人。吃鱼劝酒，各有礼数。老孟因我初到河南，故逐一指点。说，河南酒文化、鱼文化很是讲究。借鱼劝酒，有"头三，尾四，肚五，背六"之说。主人陪客人，各饮三杯，客人方能下著吃鱼，而后挨次分食。鱼尾所对者与客人各饮四杯。鱼肚鱼背所对者敬客人各五杯与六杯酒。这样，光此一道菜，客人就得喝18 小杯白酒，约半斤左右，令我着实吃一大惊。经此一巡，客人方取得回敬主人资格。孟说，若主人推辞，客人可以著指鱼目，说"请高看一眼"，或以著指鱼鳃，曰"给个面子"，则万难推辞，不得不喝了。孟说，中原请客喝酒之风很盛，劝酒文化特别发达，当然也有推辞、回敬的各种战略，否则非被主人灌得大醉不可。在河南搞社会调查，就得学会这一套，因为这是中原人士用以表达尊敬与情感的方式。

在酒席礼仪与语言中，有风俗，更有人情。且有许多值得记取的调查资料。当今中国似乎有三套语言：一是传媒官话，空洞无物。二是校园讲义，没有根基。这套从西方传人的学术语言，在中国这块土地仁找不到它们的所指，成为漂浮在知识分子表层思维与语言中的浮萍。三是民间语言，尤其是酒席语言，反映出变动着的社会事实与社会情绪，语言活泼而富有生气。普遍的社会情绪，往往凝聚在厂一为流传的民歌民谣中。在此类酒席中，经常能收

集到许多民谣。这次就得到两首，其中一首从未听说过。

1 , "早上围着车轮转，中午围着盘子转，晚上围着裙子转。"2 . "车头尖尖，车轮圆圆。道路走过千千万．桥梁过了万万千。翻车没有，从来没有。（司机）"

3 . "笔头尖尖，笔杆圆圆。文章写了千千万，报告作了万万千。有用没有，从来没有。（宣传部长）"

4 . "塔顶尖尖，塔底圆圆。干部提了千千万，党员发展万万千。考察没有，从来没有。（组织部长）"

5 . "嘴唇尖尖，肚子圆圆。好酒喝了千千万，好菜吃了万万千。掏钱没有，从来没有。（党委书记）"

酒席散后，略有醉意，回旅舍休息片刻，便独自去逛"宋御街"。据说，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 上描绘的那个繁华汁京，早被溃堤的黄河泥沙埋到七八米深的地下去了。如今的"宋御街"是80 年代新建的旅游景点，不足百米。"御街"北端是重建的"龙亭"。"龙亭"原址，系唐代汁州节度使衙署所在地。五代时为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及北宋与金诸王朝的故宫遗址。明代为周王府，明末被黄河泥沙埋没。清初在此建贡院。康熙三十年（1691 年），此处建供奉皇帝牌位的万寿亭，始称"龙亭"。

正时扩建为万寿宫，为地方官员在节日时叩拜朝贺皇帝之处。乾隆年间，万寿宫为道教活动场所，更名万寿观。解放后，辟为人民公园。内有左右两湖，湖面不大，然碧波荡漾，绿柳垂阴，有江南风光之美，令我喜悦。

步出龙亭，顺原路回"河大"招待所。开封城市布局，道路南北垂直，北方平原的乡村与城镇，皆如此。沿街大多旧式平房，店面甚小，间或能看到几幢新建大楼。时值晚六七时，沿街推车摆设的小吃摊甚多。制作粗糙，量大，价格亦低，但甚脏乱。陈旧、破落是开封给我的第一印象。据说，自省府迁往郑州后，开封一直没有振兴过。历届市政府的努力，只是造了儿个仿占景点，但吸引不了外地游客。投资甚大，效益甚低。

回旅舍不久，在"河大"管理系任教的岳梁来访，商量社会调查事宜。他的老家在豫西卢氏县― 豫陕两省交界处的众山之中。那里矿产资源比较丰富，各农户私自开采，凡有矿脉处，皆被掘得千疮百孔，不少人．因此而发家致富，地方政府以此为税收来源。岳之父曾担任过地方官员，其亲属中有不少人从事开矿与冶炼。我一直以为，缺乏协商与合作的情神与能力，是中国农民与农村中的一大问题。合作化、集体化运动，似乎并没有教会我们农民兄弟的合作意识与能力。如今分出到户，且大量农村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迫切需要在协商、契约的基础上建立起各种超家庭超血缘关系的经济联合体。在私人开采与冶炼集中的地方，是否能培育出各种有效的经济组织及合作意识呢？这是一个令我十分关注的问题。岳梁说，这学期的教学任务很重，无法脱身，待7 月份放暑假，方能陪我前往他的家乡调查。他是教管理科学的，对我提出的问题，也很感兴趣。

岳梁辞别，已是晚9 点，刚想出去吃晚饭，老孟陪同一朋友来访。此人名汤小平，原是老孟大学时代的同学，现在开封市党校任教，年龄与我相仿。汤说，市党校的学员，皆是市、县、乡的党政官员。学校为配合教学，专门设一调研机构，从事社会调查，但研究力量十分薄弱，迫切希望得到我的帮助。我突然意识到，中国的党校，是一个组织十分完备的系统，这个系统的研究机构与人员，能够配合我的调查；这个系统的学员，本身就是我的调查对象；这个系统还是当地"社会关系网"的一个重要"纽结"。沿着党校的师生与亲友关系能把我引向我想到达的任何一个"调查现场"。一直为进人调查现场而犯难的我，一时如释重负。于是当即表示，非常乐意与他们进行合作研究，然后向他简要地介绍了我这次河南之行的目的与调查方法。他听后，很是兴奋。他说，开封党校的现任校长曾历任乡长、乡党委书记、县长、县委书记与副市长。他本人对农民、农业与农村问题，对地方党政运作的实际状况十分熟悉，对照搬课本的教育很感不满，去年便抽调一些有科研能力的骨干教师充实到社会调

黄河边的中国篇四：黄河边的中国

《黄河边的中国》读后感

前段时间，在学校的推荐下，找来《黄河边的中国》，用了大约三个周的时间，读完了全书。读完之后，不禁感慨万千。

一开始，自己拿到这本书的时候。翻开前页，发现了这样一段字：“此书甚好，后传诸君，万勿以其字数多而拒之。”看到这段评价的时候，我就隐隐地感到选择这本书是正确的。接下来，我去读的时候也就为其中的观点、内容、分析与思考，而深深叹服了。

《黄河边的中国》是在1996年，由上海学者曹锦清经两入中原，借助其“亲友关系网络”，深入河南农村进行田野调查，历时120余天，后以日记体形式写成的。这本书主要是站在观察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的立场，包括“从下往上看”，“从内向外看”两个视角。何谓“内、外”“上、下”？所谓“外”，就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范畴；所谓“内”，即中国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尤其指依然活跃在人们头脑中的习惯观念与行为方式中的强大传统；所谓“上”，是指中央，指传递、贯彻中央各项现代化政策的整个行政系统。所谓“下”，意指与公共领域相对应的社会领域，尤其是指广大的农民、农业与农村社会。所以，“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往上看”，就是站在社会生活本身看在“官语”和“译语”指导下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变化过程。

《黄河边的中国》主要涉及指导下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变化过程。一方面关注面非常广泛；另一方面集中反映了1995年前后的一些河南农村现状与问题。虽然1995年，离现在已经相当遥远了。可是书里面的一些发现的问题和对问题的反思，却对今天很有借鉴意义，发人深醒。

1、对于三套语言的问题。书中说，当今中国似乎有三套语言：一是传媒官话，空洞无物。二是校园讲义，没有根基。这套从西方传入的学术语言，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找不到它们的所指，成为漂浮在知识分子表层思维与语言中的浮萍。三是民间语言，尤其是酒席语言，反映出变动着的社会事实与社会情绪，语言活泼而富有生气。

2、对于单产提高原因。作者讲，如果单纯从农村经济方面来看，可以说我们近50年来取得了重要进展，单位产量在50年内提高了三至五倍，甚至更多。大规模的农业水利基本建设，种子的改良，化肥、农药及其他技术的推广，是单产得以大幅度提高的关键因素。由于单产的提高，使得我们只占世界耕地的7%的国家，能够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

3、内地医院差距。书中写道，原来各医院的收入，主要靠公费医疗这一大块，其次是附近农民的自费医疗。如今开封市的国有企业大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根本无法支付职

工的医疗费用。不少农民抬着病人来治病，一听如此高昂的医疗药物费，吓得又把病人抬了回去。近几年，前来医院治病的人锐减，各医院发生“抢病人”的现象：凡介绍一个有支付能力的病人，医院给一定的回扣。

4、村干部素质下降。书中讲，村支书，直接面对数百农户，许多得罪村民的事要他去干。没有大族强宗的背后支持，是干不成事的。因为没有人会听他的话，也可能在村选举中落选。如今改革开放，农民自由了，村里能干的人，自己外出去找各种赚钱的门路，他们根本不想去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那些没有能力的人，想干也干不成。乡政府为了推行各项农村工作，只能去找那些想干且有能力干的人来当村支书，当村长。在目前这个情势下，想谋求这一职位的人，往往有谋取求私利的动机，而能干者往往有大宗强族的支持。这样，村干部拉帮结派、欺压弱小、贪污腐败之事往往而有。这就是说村委一级存在着宗族化、地痞化的极大可能性。当然已经宗族化、地痞化的村委，如今毕竟是极少数，但苗头已出现。”

其中，书中还涉及到一种对中国农村农民的根本特点的理解。

5、小农经济的特点。作者总结为，一是各农户主要还是与土地相交换。这就是说，以家庭劳力与承包土地为主的自给经济依然占据很重的比例。在人均耕地不足一亩的乡村，各农户从事农业经济的主要目的在于粮食自给。二是利用血缘与情感维系的非市场的人情交换。虽然各农户在经营各自的狭小农场的过程中，尽可能做到自给自足，但总有一些事务非单家独户所能解决，这便是各农户都要维持与巩固一个亲友关系网络的原因。他们用人情关系、礼尚往来维持一个非市场性质的物资与劳务交换网络。三是农民与市场的关系。传统农民只有与周围集市相交换的经验，从来没有与国内大市场相交换的经验。由于农民交换经验规模过于狭小，能向市场提供的商品量很小，进入国内市场的成本过于高昂。因而各分散经营、独立决策的农民根本无法与大市场相衔接。四是农民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农民的基本特点是他们无力在各自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的途径形成共同利益，缺乏共同利益的意识，也就不可能通过平等协商的途径建立共同的合作组织，并通过有约束力的章程与领导来解决自己的共同事务。 谈到一些关于时政与地域性问题上，作者的见解一针见血。

6、从表面上看，东南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都是站在这一起跑点上同时起跑，其实不然。

东南沿海地区，至少从五口通商以来便处在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近代型的工商城市密集于东南沿海，东南沿海乡村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一直在持续进行。且工商城市的发展，反过来促使东南沿海的农业逐渐商品化了。计划经济的确定，只是暂时中断了这一过程。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东南沿海乡村高于中西部地区，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这

一压力也迫使沿海乡村的剩余劳力向工商业寻找出路。公社时期社队企业的存在与发展便是证明。 推行土地家庭承包制后，东南沿海乡村在社队企业的基础上，迅速发展了乡镇企业，农业逐渐降为副业。东南沿海乡村企业的迅速崛起与迅猛发展，得益于“天时、地利与人和”。天时即人均耕地严重不足，而历史地形成的向非农经济谋生的强大冲动；地利，即同时得国内与海外两大市场之便利；人和即有大量“城市亲友关系”可资利用，为乡村企业提供人才、技术与市场。当城市与国营企业改革迟缓且艰难起动之时，东南沿海迅猛发展的乡镇，当城市与国营企业改革迟缓且艰难起动之时，东南沿海迅猛发展的乡镇企业已占据了绝大部分轻纺日用产品的市场。

7、村支书的心里话。现在人人都认为无官不贪，你就是不喝不拿，洁身清廉，别人也不会相信你。你如明明不贪而别人都认为你贪，这不是明摆着吃两份亏吗？既然这样，倒不如贪一点。做村支书的前二三年，最多吃点喝点，真的没有搞钱，这三四年搞一点。搞得太过分，村民意见闹大，到县里、市里去上访上告，这个小官便当不成了。村支书就是村里的第一把手，全村的大小事情他一人说了算。要搞个二三万元钱，还是挺容易的。譬如，乡干部来村检查工作，一般都到他家吃喝。每次吃掉一百，他报二百，有谁知道呢？修路、部来村检查工作，一般都到他家吃喝。每次吃掉一百，他报二百，有谁知道呢？修路、打井，集资十万，他从包工队中收5000元回扣，又有谁知道呢？在审批分配计划生育名额、划分宅基地时，收点礼，也是常事。总之，不要做得太过分，贪心不要太厉害，适可而止，每年弄个二三万元，确实不成问题。

在这本书中的等等篇章上，都有自己落在实际考察之上的见解。

通过阅读这本《黄河边的中国》我对转型过程中的红果社会有了一点了解。对农村社会状况多了些认识。作为新一代大学生要了解社会，了解环河边这片古老的土地。中国的现代化，以农业现代化最为关键，任务繁重。中国目前正在进行中的改革，始于农村，始于公社集体耕作制的改为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改革确实解决了农业产量与农民生活长期停滞不前的大问题，但其所引发出来的一系列经济、政治与文化后果，一部分已开始显现，一部分还深藏在未来的发展之中。所以对农村社会实际状况与问题做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黄河，这条中国的母亲河，从古至今以其丰富的乳汁养育着中国华夏儿女，也因为她泛滥的河水给两岸的人民带来过无穷的灾难。《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通过对黄河边几个重要城市的观察，再现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乡村社会所出现的问题，令人反省。

《自卑与超越》读后感

大二时，偶然读到阿德勒《自卑与超越》，对于正受赤面综合症折磨的我来说犹如雪中送炭，久旱遇甘霖，“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人类的一切文化成果都是基于自卑感。”这些观点让我欣然接受自卑，并暗示自己容易脸红是红光满面精神好的表现，从而不再为此而羞愧。书中的“生活意义”、“奉献合作和对他人产生兴趣”的理论撼动当时我的心灵，不断激励我用正确的方法追寻优越感而这种方法就是与人合作、奉献自己。 在老师和好友的帮助下，大三我开始积极参加活动，每次演讲时不无燥热难耐、紧张得让所坐的桌椅一起发抖，甚至轻松的游戏中出现口吃。但与人合作对他人有益的举动能给人强烈的幸福感，貌似幸福的指数与朋友的多少、服务的对象有种神秘的正相关，而幸福正是自卑的克星！在这本我与超我的斗争中逐渐将自己的自卑感回归到一个正常值。 最近段时间，幸得朋友介绍，再读阿德勒《自卑与超越》，温故而知新，对其中诸多理论理解更深。加之周围很多迷茫的人们也煎受着自卑感折磨，按阿的理论和愿望有必要与有需要的人们分享这本书书以此感激他吧！这里重点介绍其关于自卑的理论： 理解了生活的意义是解决自卑感的前提：

阿德勒的理论构架起始于几乎我们每个想生存下来的人必须面对的三大问题：如何谋求一种职业，以使我们在地球上的天然限制之下得以生存；如何使我们的同类中获得地位，以使我们能互助合作并分享合作的利益；如何调整我们的自身，以适应“人类存在有两种性别”和“人类延续和扩展，有赖于我们的爱情生活”等事实。简洁的说就是职业、人与同伴、爱情和婚姻。对这三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显示了我们各自的生活模式，也就是阿德勒所说的生活的意义。每人的意义或多或少存在错误的成分，没人绝对正确的生命意义。也不会存在绝对错误的生命意义。所有的意义在这两段之间变化。然而这些变化里，他们有很美妙的，有很糟糕的，有些错得多，有些错的少。较好的意义具有些共同的特质，而较差的缺少这些东西。

自己认为很有意义的东西如果对于别人来说没有意义那么这个所谓的意义是无意义的，或者说是错误的意义。例如谋杀者手上的毒药使自己权利感，但对于别人这个不能抬高他的身价；书呆子整天闭门苦读，自以为很有意义，如果不与别人发生联系，作出贡献，那么他的苦读是没有意义的。这些人的兴趣只停留在自己身上，以个人为中心。而真正“生活的意义”标志是别人能分享的意义，也是能帮助别人。它们是解决自己和他人生活问题的优良方法。

有人说“只为别人岂不是忘了自己不发展自己，”其实如果我们生活的意义是奉献和对别人发生兴趣和互助合作，我们的情绪也指向了这个目标，自然会把自己塑造成最有贡献的理想形态。他会为他的目标而调整自己，他会以社会感觉来训练自己，他也会从练习中获得种种技巧。认清目标后他会随之而行。慢慢的开始充实自己并解决这三种生活问题，并扩展自己的能力。所以上面的说法是个虚假问题。

理解自卑感追求正确的优越感：

阿德勒认为，自卑感在个人心理发展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每个人都有先天的生理或心理缺欠，这就决定了人们的潜意识中都存在自卑感。每个人解决其自卑感的方式影响他的行为模式。许多精神病理现象的发生与对自卑感处理不当有关。

同时，为了理解自卑感的表达形式，阿德勒讲过这样一个小故事。“有三个小朋友，都是第一次到动物园去，他们站在狮虎山前，被狮子的威严吓坏了。一个小朋友躲在妈妈的背后说”我要回家。“另外一个小朋友脸色苍白全身发抖，但他站在原地仰着头说：”我一点都不害怕。“第三位小朋友恶狠狠地蹬着狮子，问妈妈说：”我能向它吐口唾沫吗？”这三个小朋友的行为其实都是自卑感的表现，只是形式不同。

自卑感的表达形式千万种，如果我们一直保持着勇气，便可能以直接、实际而完美的唯一方法——改进环境——来使我们脱离这种感觉。没有人能长期感受自卑之感，他一定会使自己采取某种行动来解除自己的紧张状态。假使一个人已经气馁了，假使他不再认为脚踏实地的努力能改进他的情景，他仍无法仍受他的自卑感，他仍然会努力设法要摆脱他们，只是他所采用的方法却是不能使他有所进益。他的目标仍然是“凌驾于困难之上”，可是他却不在设法克服障碍，反倒是一种优越感来自我自我陶醉，或麻木自己。同时，自卑感愈多，而自卑的情境一成未变，问题也依旧存在。他所采取的每一部都会逐渐将他导入自欺之中。

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帮助这些用错误方法追求优越感的人呢？如果我们认为认清：对优越感的追求是所有人类的通行，那么这件事情便不难。知道了这一点，我们便能设身处境，同情他们的挣扎。他们所犯得唯一错误时他们的努力都指向了生活中毫无用处的一面。在每件人类的创作之后，都隐藏有对优越感的追求，它是所有对我们文化贡献的源泉。人类的整个活动都沿着这条伟大的行动线。然而，真正能够应付并主宰其生活问题的人，只有那些在奋斗过程中，也能表现出利人倾向的人，他们超越前进的方式，使别人也能受益。如果我们依这种正确的方向来对待人，我们便会发现：要他们悔悟并不困难。人类所有对价值和成功的判断，最后总是以合作为基础的，这是人类种族伟大的共同点。我们对行为、理想、目标、行动和性格特征的各种要求，都是他们应该有助于人类的合作。天才是人类中最合作的人，

黄河边的中国篇五：读《黄河边的中国》

读《黄河边的中国（上编）》

历经多日，对曹老师《黄河边的中国（上编）》的阅读工作终于收官，然其下编更是卷帙浩繁，洋洋洒洒，待日后慢慢品读。初入中原，曹老师给我们还原了一个十多年前的中原农村面貌——吃得上白膜了，民以食为天，那时从吃上我们就能读出一个地方的贫富苦乐。十多年过去了，曹老师没有再三下中原，现在的中国农村又是什么样的呢？被城市化裹挟的广大农民是否接受了当今的发展原则？中国的农业问题还是水跟土地的问题吗？我们期待又一本“黄河边的中国”的出版。看完书要写总结，我的总结跟体会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二是中部地区发展，三是农村基层政权及自治组织建设。

一、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关于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我们开过此门课程，按说应该知道如何对社会进行调查，但我极力回忆，依然想不出课程学习给我带来什么。在大二《人类学》课上，知道了“田野工作”这种方法，所谓田野工作，即深入调查一线，亲身观察、体验被调查者的生活，直接获取第一手资料的人类学核心方法。曹老师在该书中亦采用此种方法。社会调查，需要解决谁去调查，即调查主体；调查什么，即调查客体；如何调查，即调查方法等一系列问题。

对于调查主体，毫无疑问就是社会学家，社会学家进入调查目的地，有一个“入场”的问题，即如何成功进入调查点并获取信息。作为乡村农民眼中的“外人”，怎让才能得到他们的信任以使其愿意报告信息是调查者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曹老师选择了一条在中国古今各地可以说是屡试不爽的途径：启用亲友关系网。此种方法既能“入场”又能“保存现场”，可谓上策，中国的社会就是一张巨大的关系网，循着这张网上的一个接点，就可以到达这张网上的任何地方。 调查客体即社会学家调查的目的，社会调查的目的就是获取调查信息。曹老师在书中表示，“社会调查的目的是收集社会事实”，而社会事实应区分为“社会事件与社会心理”两个方面，社会事件容易理解，也是我们经常的调查对象，而社会心理则是社会事件背后人们的主观评价。社会心理比社会事实更加重要。 调查方法是使社会调查鲜活起来的工具。曹老师进入中原采用的方法是“理论悬置”，即“暂时把预设的理论框架‘悬置’起来，让一切可供借用、参考的

理论、概念处于一种‘待命’的状态，调查者本人暂时处于一种‘无知’与‘好奇’的状态，直观社会生活本身。”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往往会犯先入为主的错误，头脑中的概念会逼着我们拿理论与现实对号入座，以致歪曲事实。所以，在进入一个陌生的地方进行社会调查时，大脑要处于存储空白状态。

二、中部地区发展

1、中部农村经济发展

曹老师到农户家访谈，喜欢给农民算笔账，即较详细地计算农民家庭一年的各项收入与支出，每次算出的结果摆在农民面前，他们都十分惊讶，一是因为农民平时不会习惯去记流水账，积少成多往往使其感到沉重或压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农民家里记账不会把自给自足的产出以及自身劳务付出计算在内，一旦对这两部分进行货币化处理，折算成家庭纯收入，与农民实际生活往往有差距。其实，我也是通过看这本书才知道国家统计报告里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从哪里来，更何况广大农民呢？由此带来国家统计报告与农民实际感觉的差距，农民能从报告中找到认同感和满足感吗？

中原地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在中国历史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由盛而衰，在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大潮中更是缺少发展后劲而倒退掉队，一座座古城古镇由此走向衰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原地区农民的生活用吃饭来衡量就是“能吃上白馍”，用住房来衡量就是能住上砖瓦房，所以到一农户家观察其住房与饭桌就可看出这一家的经济状况。中原经济发展离不开农业，但农业带给中原人的往往太少，随着人口增多用水量增加，黄河水量不断下降以致终于断流。靠近黄河的农田能从中受惠提高亩产，而远离黄河的农村只能靠天吃饭，水成为中原农业发展面临的第一大难关，自古农业靠水利，这句话一点都不差。中原农村经济发展还面临人口增多人均耕地减少的冲击，很多地区人均耕地在一亩左右，算上单产，农民的土地所得往往仅够口粮，即农民说的“填饱肚子”。水与土地，农业发展的根本，这两样东西中原农民好像都没拥有多少，中原的农业如何发展？

2、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农业收入只能保证农户填报肚子，维持日常家庭支出，要想生活得好必须在农业之外寻找出路，家庭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是必由之路。年轻人已转变观念，不想被束缚在土地上，但外出打工不只意味着挣钱，更要冒一定的风险，

农民挣钱心切，往往被黑心老板欺骗，连个回家的路费都捞不着，家里的农活也耽误了。外出打工有风险，劳动力只能就地转移，这就需要当地发展工商业。曹老师讲到几个年轻人合伙办工厂的事例，合伙企业，开头往往很好，但是最后都不能摆脱夭折的命运，主要因为利益分配问题导致最后大家散伙，而导致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是农民“为各自的眼前小利而随时破坏他们亲自参与制定的游戏规则”。对契约精神的理解和尊重是中国农民，乃至中国人急需补上的一课。

自然条件差，劳动力素质低是中原地区发展经济的阻力，现在中部地区的经济主要依靠工矿业以及劳动密集型工业拉动，此种发展模式是以环境牺牲为代价，显然不可持续。但现实情况是随着农业税全面取消，中原地区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从哪里来？尤其是乡镇一级政府，农业税及其他各项农业收费是乡镇政府的主要财源，这一财源切断，乡镇政府只能想尽办法搞工业，对于现在中原地区的工业发展状况及地方政府财政是否有人做过调查了解？富士康在河南动辄几十万员工规模的组装工厂对河南来说是福音还是一种新形式的剥削？中原地区的工业化现代化之路该向何方走？

3、农村集体企业发展

曹老师走访董园村和小靳庄时，着重讲了那里的村集体企业。这两个村的集体企业办的有声有色，先不说其中存在的问题，这些村办企业确实给村庄及村民带来了好处，主要表现就是村里路修得好了，村民砖瓦房盖起来了。这两个村的村办企业之所以办起来主要原因就是有一个“能人”做村支书，“能人”做支书，一要家族势力足够大，二要自己有能力，三要乡镇政府支持，缺少其中一项，要么当不了村支书，要么当不好村支书。村集体就是一个村民共同体，集体企业要办好，除了一个给力的村支书之外，最根本的是培养村民的“共同体意识”。但曹老师却分析指出，农民对关系到自身利益与困难所表现出的“做到小面全，不求他人”的处理方式或行为方式，阻碍着农民共同利益与困难的出现，由此也很难产生解决这种共同利益与困难的有效方法与组织。

所以，办得好的村集体企业在广大农村只是少数，而村里的“能人”而不是“共同意识”成为村集体企业产生的决定因素。小街村出了个王洪彬，华西村出了个吴仁宝，要是没有这些人，这些村是很难发展起来的。所以，这两个村的发展经验移植到其他地方的其他村庄，只会水土不服。所谓的发展经验缺少推广的

意义，只能成为外地参观羡慕的标杆。

三、中国基层农村政权及自治组织建设

1、乡镇政府与农民的关系

在全面取消农业税之前，乡镇一级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是十分紧张的，乡政府要养活不断膨胀的在编人员，只能向农民伸手。农业税与超生罚款，这是悬在农民头上的两把刀，也是乡镇政府“吃饭财政”的最主要来源。农业税征收的随意性使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精神成为一句口号，超生罚款的选择性甚至成为乡政府及工作人员对农户实施打击报复的最有效工具。这两把刀不移除，乡镇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就很难缓和。乡镇政府官员的回避制与短暂任期制本是为了防止地方官员与当地利益的勾结，但客观上造成乡干部政绩观的扭曲，以致其在任急于求成，追求片面的“现代化”，镇上面貌改观了，但巨大的改造成本最终转嫁到农民身上。

乡镇政府是最接近农民的一级政府，按理说应是最了解农民、最为农民着想的一级政府，但现实情况是乡镇政府只对上级政府负责而不对广大农民负责。在条条块块式的中国行政体系中，乡镇处于自上而下的条条的最底层，但乡镇一级的许多“条”，却不在乡镇政府的管辖范围内，乡镇事实只是在执行各条条下达的各项任务。义务大于权力、事权多于财权使乡镇政府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想为农民办事却不得不看上级脸色，为上级办事却又经常触犯农民的利益。其根本原因还是乡镇政府不是农民自己选出来的而是上级任命的，只能对上负责而不能对下负责。

2、村委会的是与非

我们国家将村委会定义为“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所谓自治，即农民通过选举村委会，由村民自己管理本村的各项事务。但现实中村委会成为乡镇政府的办事员和协管员，村支书、村委会主任很多时候不是由村民自由选举产生，而是由乡镇政府任命。事实上，村民不愿意担任村支书或村主任，一来因为村干部任务重工资低，二来村干部是一个得罪人的差事，在以亲缘为纽带的中国农村，得罪人需要冒极大的风险。村里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更是会选择自己外出挣钱，那些相当村长的人一般也只是想从中捞些好处。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上面分析的中国农民缺少共同意识和共同利益。因此，村干部不好当，一般人不愿意当，当的人

也很难当好。

村干部不好当的原因有很多，主要还是由其工作内容——征收农业税和监督村民超生——决定的，这两项任务对上对下都不好做，收不齐农业税，乡镇政府要追究责任；强行征税，比的农民吃不上饭，在村里又会树敌。加上借钱招待上级来村视察，村民意见当然很大。

由于只看完该书上编，对“中国的传统与现代化”部分的理解还是待全书读完再写比较好。由于时间和篇幅原因，我的本篇读书笔记只是简要概括了曹老师《黄河边的中国》书中涵盖的主要问题，并未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层次分析，这也是本人知识和阅历所限，希望在看完本书下编后再回过头重新审视这些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周显伟

黄河边的中国篇六：_黄河边的中国_前后的故事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GUANGXI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第29卷第2期t2007年3月

VOL.29NO.2tMAR.2007

(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Edition)

《黄河边的中国》前后的故事

)))人类学学者访谈之四十四t徐杰舜/问,曹锦清/答

[作者简介] 徐杰舜(1943~),男,浙江余姚人,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长、教授。曹锦清(1949~),男,浙江蓝兴兰溪人,现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上海,邮编:200237

[摘 要] 通过《黄河边的中国》研究中国的/三农0问题,同时寻找一种新的表达方式,一种不同于通常学术惯例的表达方式:普通民众的社会心理有权得到表述,调查者在/场景0中的所思所虑也应/随场呈现0。因为三农问题是伴随着中国现代化全过程的大问题,只有将分散的研究整合起来,形成全国性的有计划的分区域研究才能形成关于中国农村、中国城乡关系的一般判断。

[关键词] 乡村社区;人类学;/三农0研究[中图分类号] C912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887(2007)02-0059-08

曹锦清

Stories)))AnaboutInterviewChinawalongithAntthehropologistsYangtze(44)

River

XUJie-shun,CAOJin-qing

(Guangxi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Nanning530006,China)

Abstract:TheauthorofthebookChinaalongtheYangtzRiver,hasstud-iedthethreeruralissues(agriculture,ruralareas,andpeasants)inChinaandsoughtforanewwayofexpressionthatisdifferentfromcommonacademicprac-tice:thepublichavetherightstoexpresstheirsocialpsychologyandthesurvey-ors'thinkingshouldbeexpressedonthespot.ThreeruralissueshavebeenthemajorissuesalongwithChinesemodernization.Onlybyintegratingdispersedre-searchesandconstructingnational,plannedandregion-wiseresearches,woulditbepossibletoformacommonjudgmentonvillage-to-villageandurban-to-ruralrelationshipsinChina.

KeyWords:ruralcommunity;anthropology;stadyonthreeruralissues(studyonagriculture,ruralareasandpeasants)

人类学

徐杰

舜/问Y曹锦清/f黄河边的中国g前后的故事

GXMDXB

人类学

徐

杰舜(以下简称徐):曹教授,我觉得非常高兴能在武义、在你的祖籍地跟你有这样一个对话的机会。我最早认识你,是通过你的《黄河边的中国》一书,

史系学习过两年,那是1972年到1974年。后来有同事告诉我,在我援藏期间,武义的亲戚花了很多时间查寻我的情况,很不容易把那些信息调查清楚,然后再告诉我地址、人员等相关信息。之后我逐步跟家乡的人通信往来,那时候没有电话,交流不多,到了1995年才第一次回去。

徐:县里的干部知道曹教授是武义人都非常高兴,都说武义人搞人类学的有好几个了,您是正宗武义祖籍的,还有一个浙江师范大学的陈华文、中央民族大学的兰林友,他们是这个地方的本土人。我虽然不是武义出生,但我是这里的女婿。所以今天我们能在这个地方交流我真是非常高兴。那么,第二个问题我想请曹教授介绍您研究的第一阶段:浙江北部的农村问题。但相关书籍现在很难买到,我想请您将这部分的研究情况给我们作一个介绍。

曹:我们成立文化研究所的一个主要动因恰恰是为了/认识中国0,所以提出/返回国情,返回历史,返回实证0的三大口号。这样文化研究就变成中国实证研究了。我们分了四个研究组,一个是研究农村社会,那是1988年就定下来了;一个是研究小城镇,当时费孝通强调/小城镇大问题0,我们一直都觉得很重要;第三个我们研究国企改革,因为当时农业改革已经转移到城市改革了,第四个就是文化比较,就是各国的文化比较,就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前提进入到社会转型的,他们有什么共同点、有什么不同点,尤其是发达国家早期社会转型。我们非常关注19世纪西方的社会转型,我们不是同20世纪以后的西方国家相比,尤其不是后现代的西方国家,他们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轨的过程中与我们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轨的时期有哪些可比、哪些不可比。当然我们也可以和日本、德国、俄国等第二类的国家比比看与他们有什么异同,然后和我们第三类的印度等一些国家来相比,在当时我们有一个很庞大的现代社会转型比较研究计划。

徐:后来实施得怎么样?

曹:我们文化所在1988年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但到了1992年,一些人干脆/下海0经商去了,只留下我们这个农村研究组,只有二三个人,且无调研经费,中国农村又那么广袤,一口如何能吞下大象呢?所以,我们只能选一个点,一个我们所熟悉的村落,当时备选的只有两个点:一个是我的家乡龙游,一个是张乐平的老家海宁盐官。张乐平在老家盐官有10年回乡插队的经历,有发达的人脉关系,且离上海较近,故而选择海宁盐官。这就是说,我们走费孝通的乡村社区研究之路。

我们把人类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和历史学的方法结合起来。所谓人类学方法,我们是选一个社区进行一年的参与式田野调查,这是人类学的一个基本方法。由于第三者的出现有可能破坏这个现场,参与式田野调查的一个突出优点在于尽可能地保存这个现场;另外,人类学方法的另一信条是:/他者的眼光0,我们是用自者的眼光。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个理论范式,这个范式其实也是西方提供的,在这个意义上也是一个他者的眼光,就等于老百姓不可能提

当时就想着赶快把它买来,买了之后马上认真拜读。而且,我夫人也非常仔细地看了。后来我们也用你的方法到新疆去调查,走民间路线,我们几乎跑遍了新疆。

曹锦清(以下简称曹):在新疆你跑南疆了吧,跑了哪几个县?

徐:南疆走了和田、喀什、阿克苏,北疆跑了伊犁、阿勒泰,然后也去了哈蜜。曹教授您在全国来说是个公众人物,我想请您把自己的情况在这里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曹:我1949年在兰溪出生,1953年公私合营的时候,我父亲经营的柴行破产了,他带着我的姐姐回到了武义,因为在武义他还有一个女儿,是他前妻生的,前妻在抗战时候就死了。她生有一女,即我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刚刚在这里的那个人就是她的儿子,她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当然我知道我的父亲是武义人,这个我很早就知道了。我5岁离开兰溪后,父亲带着我的姐姐回到了武义,我的母亲带着我和我的妹妹回到她的娘家龙游。在我7岁那年,父亲就过世了,死于肺病,年仅43岁。到了我8岁那一年,我的舅舅到武义来把我的姐姐带回龙游。第二年,姐姐患肺病吐血而死,年仅12岁,当时的场景我还历历在目。那时我9岁,她常常吐血,小脸盆吐了半盆,我在旁边看着,看到那个情景,永远都不会忘记。我10岁那年,即1958年末,我离开龙游到了上海,那时,我母亲在上海已组成新的家庭,我外婆写信给我母亲,说家乡闹饥荒,养不活你的儿子了。于是舅舅

徐

杰舜/问Y曹锦清/f黄河边的中国g前后的故事

送我到了上海。后来我舅舅也去世了,那时我还没有收集武义方面信息的意识,他过世了以后,武义这边的信息也断了。后来非常凑巧的是,1976年我在上海的蓬来中学教书时有一个援藏任务,支援西藏教育的任务,当时我报名了。政审非常严格,每个月多增加36块钱,我自己在上海又有40块钱,这个待遇在当时是非常高的。因为政审严格,所以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的成分,那个时候很讲成分的。我继父的成分是工人,到底是按我继父的成分算,还是按我生父的成分算?他们认为我是10岁到上海来的,应该按我的生父算,所以重点是要调查我的生父,结果他们动用了官方的各种资源去调查,这个过程我当时都不知道,结果把我亲属还有多少人在武义都搞清楚了,知道我有个同父异母的姐姐,还有姑妈等人在武义。那时他们并没有告诉我,只是对我说我的政审合格,告诉我我父亲是小业主,不是资产阶级,所以就批准到西藏去了。

徐:去了几年西藏?

曹:整整两年,在西藏拉萨交通局职工子弟学校教书。那两年是我工作当中最努力的两年,因为那里除了语文课程以外,其他所有的课程都是我教的。1977年恢复高考,我1978年6月底回来赴考。1977年他们不让我回来,因为原定两年的教学任务没完成。

我1978年回来参加高考,之前我已在华东师范大学历

供一个自己生活的理论反思。就等于所有的风景点都不是风景区的任何一个人能发现的,因为他生活在里边,他不可能成为风景区的发现者,所有的风景点都是外来者发现的,是他者的眼光发现了这个地方,是一样的道理。这个风景区被发现的事和我们农村再研究的事是一样的。运用他者的眼光,虽然都是中国人,但还要运用他者的眼光,这是人类学的一个方法。不过,/自者的眼光0,即研究者研究他曾生活其内的熟悉的乡村世界,/熟悉0恰恰不是优势,而往往是/障碍0。因为/熟悉0,故习以为常,大大弱化了因/好奇0所激发的/追问0能力。故而我们在整个调查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对/熟悉0的高度警觉。我们所做的调查,原来定的是一年的时间,结果我们花了四年的时间,这其中包括写作的两年,实际调查的时间为两年。第二个,我们用了史学的方法,因为一般的人类学方法都比较静态。我本人受过历史专业的训练,故而对当下的、直接的经验事实,都将其置入/历史过程0加以考察,恰如《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一书名所表明的,我们既突出浙北乡村所展开的现实,更关注/何以如此0,即/变迁过程0。恰好那个地方有一个大队会计,完整地保留了他的账目以及他的日记,就把他的大队的历史记录得很好。在全国来说,很少有这么精细地保存档案材料的,是我们发现了这个材料。甚至是1950年土改时候的分配情况都贴在墙上,分多少地、分多少东西都清清楚楚,后来我们把这些写到书上,在全国来说很少有保留得这么详细的资料。第三,我们将重点研究的/点0(大队、村)放置到/面0(公社、乡镇)和县内加以研究,后来我才慢慢感悟到,社区研究的最有效/单位0不是村落,而是县。无论从人类学、社会学,还是政治学的实证研究来说,县才是一个相对独立自主的、有意义的研究单位。为了使判断更谨慎一点,我们又把调查的空间向沿海地区延伸,最北我们延伸到山东,最南我们延伸到海南岛,虽然那些内容都没有进入到我们的书,但是已经进入到我们的思想中,这就是说,我们在下判断时更为谨慎,对点的调查更具一般性意义,至少在浙北范围是这样。

徐:现在这些材料都还没有形成成果吗?

曹:有的成果已经以其他方式发表了,因为我们当年是代表国家民委到海南岛那边去做调查,趁那个机会我们在村里边住了一段时间,等于是在调查一个村落,一个黎族村,发现也很有趣的,很多现象在那里发现。

徐:看来曹教授在你的经历当中,黎族地区跟你的研究也是有关系的。

曹:是很有关系的,包括费孝通所讲的两类交换方式:一类是村落互惠的交换方式,一类是市场一次性的交换方式。一个人情交往,一个是市场交易,这两种都是交换,市场交换和人情交换是两类完全不同的原则的,一类是人情交换相互欠来欠去的,都是你欠了我,我又欠了你,所以就没完没了的,来而不往,非礼也。如果是翻脸不认人了,我就要跟你结账,跟你算账,在中国,算账算是最严重的一个事情了,所以中国人就永不算账,那么感情就多深,跟兄弟

一样,这是一。永不结清,永远相互来来往往,这样就构成一个互惠的网络,互惠当中并不是说完全价值对等的,我穷一点,当你要盖房子时我就多帮一点,如果我粮食不够你就能给我一点,这是农耕社会维持农村社区的小农经济思想,在这个过程当中,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还要依靠村落庞大的人情网络来维系。在婚嫁中,尤其是单个小农能够聚集起资源来解决这个问题,大家都是有力出力,有钱出钱,都来帮忙。当然还有其他的人情网络来承担其他的一种责任,这个是多功能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市场一次结清的,它是认物不认人,而人情网络里是先认人后认物,故叫礼物,是把礼放在前面,先认礼后认物,认礼是认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然后发生我们之间的物质和劳务的往来,这个物质和劳务不能用市场价格来评价,我们叫礼轻情义重。不能完全按市场价格来评价,今天你送我一百块钱,我以后又送你一百块钱,这样就相当于还给你了,这样就是市场的作用已经介入到我们的交换当中了,市场向这里面浸透。但是作为理想的范式,我们必须先把这两者区分开来,当然也有相同的地方,然后再看看它们渗透的地方,另外一个市场里面是一次性完成的,它是认物不认人,如果你跟熟人发生市场交换关系,那是很尴尬的,比如说我到农贸市场去,看到熟人我就避开,如果我要买只鸡,20元钱,是陌生人,我付给他就完了,是熟人,他可能不要我的钱,他要送给我,完全有可能发生这个情况,这样就发生熟人的尴尬,两种原则交叉到了一起。市场的原则则是认物不认人,我们到海南去就发现我们这个问题。在那地方的镇里,市场经济已经搞起来了,但很多开饭店的都是汕头人。我问当地人为什么都不去开饭店呢?他们说他们怎么能够去开饭店呢,村里人都来吃,不好搞的。后来我到那个村里住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们带了很多的肉和蔬菜,那里不种蔬菜的,到一当地人家里住,刚好他的几个亲戚也住在他家里,而我们准备了一个星期的蔬菜,结果两天吃完了,一起吃吃完的。后来我问主人这是怎么回事,他讲他们这里就是这个习惯的,谁有东西谁就来吃,大家不种菜也不买菜。在海南黎族乡镇发现的事实,再来读费孝通《乡土中国》的有关分析,就有了新的感觉,而后对浙北乡村的调查提供了一个新的感悟。在我们蹲点调查的盐官陈村旁边的那些店都是外来者开的,所以商业一定是在人情村落边上发生的,不可能在里边发生。如果在里边有代销店,证明这种商品经济已经进入到这种原始的交往关系。这就是我们解释20年来的变化很重要的人类学思路,我们不做价格判断,为什么原来的这种人情交往关系可能承载市场交往的某种功能,它们交融在一起,成为浙江人、温州人活动的一种主要方式。它的功能在哪里?它的缺陷又在哪里?它的活力在哪里?这些问题都非常值得研究,这两类交换重叠起来,也有对立的原则,它们竟然能够有效地合作。

徐:我也发现这点,特别是温州商人做得特别好。曹:虽然中国人有/亲兄弟明算账0的说法,但在什么时候可以亲兄弟明算账,什么时候可以不必算账?中国人把

人类学

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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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XMDXB

商业变成了一种艺术,既然把商业变成了一种艺术,那在商

/单位0,把人民公社也称为一个/单位0去解决,把计划经济看成是一个单位制的社会,所有人都聚集在各个单位里面,所在单位都属于国家,这样/社会0就被单位所吸纳,单位被国家所吸纳,就形成计划-公有制,就把单位看成是计划和公有制实现的一个总的形式。我就专门研究这个单位制,研究单位制的形成、单位制的特点、单位制内部的张力、单位制解体的过程,等等。

徐:这个研究有成果了吗?出版了吗?曹:有,已经出版了。徐:叫什么名字?

曹:就叫做《中国单位现象研究》,这本书出来后,因为写得有些尖锐而不合时宜,上海一些出版社的朋友说不是因为这本书不好,而是因为这本书太好而不敢出。后来把这本书弄到深圳去出版了,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了。印了大概两三千册吧。这本书在学术小圈子内有一些影响。

徐:在90年代初你研究单位制这个问题应该是相当超前的。

曹:我是研究得比较早的,现在研究这个问题的大概有五六种专著了吧,其中有一部叫《单位中国》,约五六十万字,是一位名叫刘建军的学者撰写的,其中谈到了我的这本书。

徐:后来中央台搞的一个单位的记录片,讲的是单位的问题,他说单位是中国的围墙。

曹:这是一种形象说法。单位制既取消了劳动者的择业自由,同时也是一种保护,取消了单位制,劳动者得到择业自由的同时,也失去了安全。看来,自由与安全很难兼得。我花了两年(1993、1994年)时间来写这本书。这个研究完了以后,然后又回到了农村,我想向中部推进,到中部农村去研究,另外还有个计划向西部,写三本书,方法都不一样。东部是以点为主,以面为辅,有历史纵深的这样一个研究,这个研究是按学术体例来的,我也不满意。不满意的地方就是说他把现实的人和我自己都抽象掉了,都变成了一个理论的框架,好像一个课题在那里叙述一样的,我也不见了,被研究者也不见了。转向中部的研究,到河南倒是有一点巧合。如果是中部其他省份,有机会我也会去,湖北啊,或者湖南我也会去。正好我有中部的设想,怎么样找人进去呢?在想的当中,天助我也,就是河南大学我有一个同学在那里教书,带了一个河大的朋友来拜访我,拜访我是为了其他的一些问题,后来就谈起来说我有这么一个想法,你们能不能帮帮忙,给我一点关系吧。他说没问题,好得很,那个人叫做孟庆奇,他原来是河南的一个大族,旺族嘛。又是河大教授,他的门生故友也很多,给我铺平道路没问题的。有了他们的承诺,我就如鱼得水了。当时我就决定到河南去调查,而且河南也更是一个中部,黄河流域,所以第一我选中部,中部我选河南,由于这个原因就跑到那里去了。另外经费也是很巧的,当时汪道涵找我有事情,谈起调查的事情,我说我想到河南去,他说到河南去好啊,他说他一直想到河南信阳一带去看看,但人老了走不动了,叫我代

人类学

业上法律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就非常值得研究。比如说市场经济社会就是一个法制社会,市场经济没有法就不能运行,这种说法也对,也不完全对。因为这里确实有很复杂的情况,所以我对浙北的研究,就是把几种方法结合起来,人类学的方法、史学的方法和社会学的方法。那本书是不是达到这个目的我不知道,但基本上是按照学术规范来写的。这本书的背景大概就是这样。原计划一年写成,后来调查空间扩大了就增加到两年,写作的时间也是两年。

徐:《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这本书的第一版出版是哪一年?

曹:我们是1992年完成写作的,结果到1995年才出版,整整拖了三年。我原来就是在乡下长大的,对农村本来就有着一种偏爱,农村对我们而言,对观察者而言,它自身会敞开自己,不像城市那样隐蔽着自己,把自己的各种愿望和激情都隐藏在高楼深院里边,然后对外宣传一套东西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东西,城市对研究者来讲是隐讳不清的、隐蔽的。要研究权力者那么容易?研究富裕者那么容易?研究他第一桶金怎么得来的,他会告诉你?你问他怎么消费的,他会告诉你?当然城市对研究者,不会置于研究者的研究对象地位,是不能屈从这个地位的;而农村的农民群众,只要一个教授肯下去,他就敞开他的东西,他也无法隐蔽,这也是人类学家老往农村跑的一个基本原因。

徐:现在城市人的家谁能进得去呢?而农村老乡的家里,谁都能进得去。

曹:是是是,我想用专门的术语讲就是:在农村,你能畅

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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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地/入场0,而城市/入场0很艰难,不是说完全不能,很艰难。另外一个就是农村事实的敞开度比较高,而城市各种各样的事实在各种遮蔽之下,调研起来比较难。有朋友说,你研究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重点得研究城市,因为工业化、现代化的中心在城市。我当然知道权力和财富在城市,欲望与消费的中心都在城市。然而,围绕着权力和财富旋转的各种欲望所构筑起来高墙,严守着尊严与秘密,将一切研究者排斥在外,不得/入场0。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还是继续从事乡村研究。

徐:那就是继续从浙北转到黄河边去了,我很想了解你是怎么样转到黄河边去的?

曹:《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一书完成之后,我便想着把乡村研究向中国的中部和西部推进。但一时没有找到一个/入场口0。前面讲到,1988年,我们文化所设置了四个课题组,其中一个是国企改革课题组,这个课题组进行了一年,搞不下去了,一个重要原因是,利用人类学方法去调查国有企业,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一人家没有时间接受你的采访,第二人家不大可能对你敞开信息,尤其各个部门之间向你敞开信息,这是不大可能的事情。你对国有企业的改革的状况要利用人类学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我就把这个课题换成抽象研究,就是从理论层面上去研究。我就把所有的国有企业称之为一个

他去看看。他还问我有什么困难吗?他主动问我,我说缺钱,他说要多少钱,我说大概要五万左右,他说没问题。他说没问题我倒有点紧张了,他说没问题我后面还有问题呢,我说我没办法报销的,我没有发票的,我怎么报销,我住农民家里边,我看谁穷点我就多给点,富的我就不给了,也有可能。他说没问题,这个不要你报销一分钱。我说我对你承诺,我的工资放在家里,调查发生的费用就用这个钱,不够我就问你再要一点,多了我就还给你。五万块钱我用了三万,一万五千块钱用在农户家里,也包括捐助。另外差旅费还有其他的一些费用也差不多一万五千元。经费就是汪老帮我解决了。这个就是姻缘巧合了,凑齐了就下去调查了。这种调查方式是不能运用老方法,我只能是用我一个人,加上一个陪同人员,也不可能一个地方长期呆下去。一是一个地方长期呆下来我做不了,二来我是要面上,一个省范围的广泛调查,广泛调查就是要东西南北中都要跑到,东西南北中都要选一个县,县里再选三个乡,每个乡里边再选几个村,就这样来跑,这是计划上的。当然实际情况,你选了某个A乡,A乡没人,你就必须找一个B乡,这个从社会问卷调查来讲这是不合规则的。这种以面为主,以点为辅的调查方法,定点很重要,但你选定的点往往找不到入场的带路人。故得随缘应变。1996年5月,我第一站就到了开封的河南大学,孟庆琦安排我给学校学生作一场学校讲演,也来了不少老师来听。这样,通过报告,老孟帮我找来了不少人带我进入乡村的朋友。后来我的报告的影响扩大到了开封市党校。次日,开封党校副校长带了三四个老师前来拜访我,说他们正在筹划一个农村调查的课题,请我帮忙。还邀请我到开封党校作几场党校报告。这令我大喜过望:进入河南乡村的大门因此而对我这个/外来者0洞开了。一场报告,一场酒席,朋友的朋友都成了我的朋友,知识分子本来就有/一点灵犀0,共同的情怀,学术相通,酒酣耳热实成知己。这样,我通过河大、党校这两个据点,获得了进入河南各地乡村的入场券。

徐:我想问一下一个技术问题,你当时的访谈是做笔记还是录音?

曹:不做录音,关于是否做笔记,要视情况而定。徐:那就是听、看,然后回来就写吗?

曹:回来补记。当然笔记、录音和录像从保存信息的角度来说,自然一个比一个好。但用什么方式记录调查资料,一定要视调查表、调查问题及调查对象而定。入村调查/计划生育状况0这类地方官员与农民共同忌防的问题,连记录都不可能,更别谈录音与录像了,甚至只能观察而不能问。对第一次接触录音和录像工具的农民来说,他们一定会被这些工具弄得不知所措。除非是由官员陪同你去参观他们的政绩工程,录音、录像器都可用上。2001年,即《黄河边的中国》出版次年,香港某家电台说要给我很多钱,要我陪他们沿我调查过的老路走一圈,带个摄像机去,要把那些摄像下来,这样可以使我的文字图像化,我说扯蛋。这样子,地方官员也不让你进去,老百姓也不会对你说实话。有的

情况下,他们是不忌讳的,如调查农户的全年投入和产出,可以拿出笔记本来与他们一起算账。我每次入农户家,与他们一起算投入-产出,收入-支出的明细账,看到算出的结果,他们都很吃惊,说实在的,我对他们的/吃惊0本身深感/吃惊0,因为其中有几个农民还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呢。不过,我从/吃惊0中突然发现了小农经济下小农的行为特征。小农经济与工商经济有一个显著的不同特征,即小农对自己劳动力投入是不计入/生产成本0的。当然,在不雇用外部劳动力的小企业,小商小贩也是如此的。劳动力不计入/生产成本0,第一意味着他没有发现劳动的价格;第二意味着小农经营他的小农场与企业家经营他的企业是很不一样的,后者必须对他的企业进行理性的经济核算。既然劳动的价格不可能从小农经济活动本身而发现,那么他们从何处发现劳动的价格呢?答案是从他们的外出打工活动中发现的。通过外出打工而发现自身的劳动力价格,这一现象具有十分重大的经济、社会意义。首先,劳动力价格一旦被计入成本,他们就会把家族小农场当做/企业0来经营,即将每日的劳动投入计入/生产成本0,从而准确估计全年的农业利润,并据此高低与有无来决定他的行为选择。小农的农业行为转化为一种理性行为。其次,只有理性化的小农经济才有可能与市场化的大机械作出有效地结合起来。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一直认为小农经济与大机械化是不相容的,只有集体化才能机械化。如今我们看到,如果小农认为机械替代劳动是合算的,那么农民们会选择外出打工而让农业生产过程交付给市场。这也说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个动态过程。外出打工推动了农业机械化,农业机械化又释放出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一双方推进过程,有可能在土地家庭承包前生长出全新的农业合作新形式。在我看来,正是外出打工使农民发现了劳动力价格,才使得小农经济与机械化实现有效结合。90年代前后,我在江浙一带乡村调查,很多农民给我计算一亩地投入多少劳动力最合算,1996年在河南调查,不少农户第一次看到全年投入-产出,收入-支出的结果,大为惊讶,因为那里的农民外出打工刚刚起动。我的/新发现0对经济学家来说,很可能是个/常理0,但对我理解小农的经济行为及其社会后果确实很重要。

徐:所以这个就是中国小农思想转变的一个基本转折。曹:所以20年代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小农思想,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因为他没有劳动力市场这个概念。

徐:让我们转入下一主题。曹教授,您从黄河边上走出来以后,《黄河边的中国》对我们中国/三农0状况认识影响非常大,您能否具体谈这本书的写作以及在这以后您的研究。

曹:但我对《当代浙北乡村社会文化变迁》这部书不很满意。学术界认为这部书的写法很规范,但我并不满意,我在写作过程中总觉得遗漏了什么。把活生生的具体的人抽象化、数字化、概念化了。在社会研究当中,人们的情绪、意愿、希望、评价,即人的主观方面,或说普遍的社会心理是一

人类学

徐

杰舜/问Y曹锦清/f黄河边的中国g前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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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边的中国篇七：《黄河边的中国》读书笔记

立足乡土，研究中国

—《黄河边的中国》读书笔记

农村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

对于现代化的理解有多种多样，我们提出农业现代化这一口号已经多年，但是我们所理解的现代化多为器物的现代化以及观念的现代化，而没有实现制度上的现代化。曹氏在书中也指出一些后现代的观点与当代农村实际存在着矛盾。诚然，有一些观点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但它的实现必须有合适的土壤。要和具体的国情和实际密切符合，中国农村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和个性，中国传统文化在这里沉淀几千年。现代文明的冲击终究只能改变表象的东西，也就是我们如今所看到的农村新面貌，但是扎根于农民性格之中的深层东西却无法轻易改变。曹氏的这本著作改变了以往调查报告只重规范而缺联系实际的遗憾，他用生动翔实的叙事文体和丰富多样的案例和样本为我们诠释了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中部地区农村的实际，以小见大来反映三农问题对于我国发展的重要性，这本书通篇没有复杂的说理和对概念的演绎，但却从字里行间看得出作者对于现实问题的深刻研究。诚然，农村需要现代化，但是农村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是停留在物质层面的农村建设改善，还是农村生活方式和治理模式的不断改进，这都值得我们今人的不断思索。

众所周知，我国城乡发展呈现出二元结构，但是农村地区之间也存在着这种级差，我们可以看到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已经逐步实现了农业向工商业的跨越，已经达到或接近了小康水平。而广大中西部的农村地区却依旧处于较原始的生产生活状态，农民生活也较为艰辛，维持千百年来的生产方式依旧。仿佛市场经济的风潮并没有真正的改变这里。东西部地区农村的发展差异早已经为人们熟知，于是在发展经济的号召之下，中西部地区农村没有合理的依据自身的实际而盲目制定发展计划，只是一味的模仿东部地区进行招商引资和乡镇企业建设，但是由于自身的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的差异，这种投入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回报，这里依旧陷入了贫困的循环之中，如此长期以往反倒加剧了干群之间的矛盾。在这里我们也需要思考，后发地区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我想单纯的模仿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农村之间的地区差异和素质差异是我们制定具体政策时必须考虑到的重要方面，现代化不是一刀切。而是一种合乎实际的发展过程。

贫困的循环

曹氏在本书中多次用具体的数字尤其是支出收入计算方法向我们呈现了该地区农民的负担情况。在曹氏的另一本著作《如何研究中国》中，他指出农民的负担构成如下：三提（供

村使用的管理费、公积金、公益金）+五统（教育附加费、民兵训练费、民政优抚费、计划生育费、道路水利费）+义务工+涉农税。另外还有各种名目的集资、摊派以及罚款。据统计中部粮产区的农负率可以达到40%-50%。可以说是十分的沉重，我们再去研究农民的收入构成，在土地承包责任制实施之后，土地成为了农民实现自我保障的重要手段。纯农业收入成为了农民收入的主要构成，广大中部农村地区没有发达的乡镇企业，因此工商业收入非常有限。但是农产品的价格一直不高，而农民没有自己的定价权，因此依靠纯粹的农业收入只能使得农民保持温饱的水平，曹氏在书中也详尽的介绍了农民的生活状态，一日三餐非常单调，每月仅有一次肉食，几乎没有其他的消费。当地稍微富裕的农户主要是以下类型：外出务工或者依靠知识致富。因此农业外的经济收入是构成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单老师也曾在课堂强调单纯的农业不能使得农民致富。而农民的主要支出除了前面的三提五统之外，教育和医疗成为了农民的支出大头，还有婚丧嫁娶、人情往来也成为支出的原因。值得注意的事超生罚款成为了普遍的现象，在中西部农村地区超生成为了普遍的现象，计生工作任务沉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得采取罚款的方式进行遏制，沉重的罚款往往导致农民的继续贫困，但是罚款并没有遏制超生现象，所谓的“黑孩子”依旧大量存在。这种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是农村地区重男轻女、养儿防老观念的延续，但是我们知道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没有覆盖到广大的农村地区，农民实现自我保障的手段一是靠土地农业，另一就是靠子女的赡养。农民对于社会的预期较低是他们选择超生的主要原因。但是超生罚款却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相反高额的罚款加剧了农民的负担，使得农民用于投入教育的经费越来越少，使得子女无法接受正规的义务教育，导致了人口素质的继续下降；另外过多的人口加剧了农村的人地矛盾，这就陷入了贫困的循环之中。而且超生罚款对于富户和当权者遏制不足，他们依旧可以凭借金钱和权力去选择逃避这一政策。因此日后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逐渐的扩大到农村地区。

由于农民手头没有足够的收入，他们往往只以温饱作为生活的目标，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的需求，更不用说去创业投资。因此农民增收的渠道依旧有限。外出务工虽然可以增加收入，但是外出务工人员流动性较大，工作不够稳定，并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曹氏在书中曾指出中国农民的特点是善分不善合，仍旧保持着小农经济的传统。农民除了和大市场进行着有限量的交换之外，大多是基于人情网络的礼尚往来，因此说市场经济的观念和方式并没有深入到这一地区。农民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没有充分的发挥，有限的价值并没有进行增值的渠道，而是一味的消耗，这样又进入了另一种贫困的循环之中。

民主法治之花何时盛开

现如今我们对于民主法治的渴求尤其强烈，但是民主法治这朵美丽的鲜花是否能在贫瘠

的农村大地之上马上绽放呢？民主不单纯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套用以解决社会公共事物的习惯、程序和方式①。西方式的民主法治根植与传统的市民社会，并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得以被需求和提倡。西方社会已经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过度，社会结构是一个高速流动的“陌生人社会”，因此社会需要一个共同遵守的规范。但是中国还是一个传统的乡土社会，广大农村地区仍然是以地缘和血缘为纽带结成的宗族共同体，农民扎根于土地之上，缺少流动性，因此形成的便是一个“熟人型的社会”。广大农村地区有着村落传统，只有在全然丧失情感和信任的地方，才需要契约和法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猜忌与防范乃是契约和法制的真正基础②。我们知道传统决定习惯，因此人与人之间对于感情和人情的依赖要大于对法制和制度的依赖。农民对于民主法治的渴求并非出于制度上的偏好，而是出于是否改善自己的生活。农民一方面抱怨吏治的腐败，却另一面表现出对特权阶层的默许和羡慕。他们参与政治生活的动机也各有差异，有的只是出于形式和盲从，有的出于对改变自身生活的期待，也有的以自己的私立作为出发点。农民对于社会的抱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吏治腐败的痛恨，但是却没有将改变现状的机会把握在自己的手中。他们对于民主法治的理解是模糊而残缺的，因此解决农村问题虽然要以法治和民主作为指导的方向，但是也要充分注重农民个体素质的差异，民主法治化的进程需要以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改善为先决的条件。在实现农民富裕的过程之中，我们发现了带头人的重要作用，曹氏在书中也提到了几个典型，凡是较为富裕的农村地区必然有一个好的带头人，他们往往以身作则，并且能够以自己的影响来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中国的农民，必须要有一个“别人”来替他们认识并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③。这在农村中不乏事例，就连东部富裕农村也有这样的典型，例如华西村的前书记吴仁宝。可以说涵盖人情、威权、关系等要素的感情依赖系统在农村的作用仍然要比民主、法治、规范为要素的制度依赖要更加明显。但是对于制度的依赖是不可偏废的，我们不能保证这样的先进典型会时时处处出现。其实在社会大转型的过程中，主导的不是政府而是广大农民，如何发挥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和管理积极性，这应该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总之，民主法治虽好，但在广大农村地区却不能僵化的适用。正如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之中所说：“自由就像美味佳肴或者甘醇美酒一样，对于能够受用它的强健体制，它能起到滋补作用，而对于虚弱娇柔的体质，不但不能滋补，反而会折磨、摧残和毒害机体”。 ④

政府职能变换与乡村治理模式

乡镇级别政权以及村委会是我国最基层的政权组织形式，但是权小、位卑、责重。从曹氏的调查中可以看到，农民对于这一级别的干部普遍印象很差，而对于更高级别的领导干部

却没有这种感觉，他们普遍认为上面的政策是好的，只是下边执行不力。但是乡村级别的领导干部却是在完全执行上面的命令，或者是严格的完成上峰部署的任务和指标。这一级的政权仿佛像是双面胶一样，上面指责其办事不力、作风粗暴。而民众又对其给自身施加的负担不满意。究其原因在于政策的制定没有充分考率到地区的实际，例如农民普遍抱怨的集资摊派问题，一方面是由于个别官员牟取私利，但更多的是基层政权没有足够的经费维持正常的运转，而很多不切合农村实际的政策更加加剧了财政的困难。曹氏曾在书中举例一个不到3万人的贫困小村每年用于订阅报刊的费用就达12万元，而且一些冗余的机构设置着实没有必要（比如河南某县的对台办）。义务教育的费用也是基层政权财政支出的大头，约占75%的比例，但是必须自筹经费。还有办公、工资开支使得基层财政赤字非常的严重，而这些负担也逐渐落在了农民的肩上。摊派造成的如此负担也反映了我国基层政权所属地位的尴尬，基层政权只是作为上级政权的派出机构，单纯的执行命令，而无自己制定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并贯彻执行的能力。在僵化执行某些不合理的命令之时必然会导致干群关系的激化。如何使得基层政权有更大的自主，如何使得财政转移支付更好的贯彻实施应该是日后值得关注的问题。由于基层政权财政的窘迫，所谓的第二财政或者说是执法经济成为了某些地区的现象。曹氏在此书中也有列举，主要是拥有行政执法权的部门滥用手中权力进行罚款，而这种执法经济在加重农民负担的同时更加激发了干群矛盾。此外政府一系列不合理的发展规划也成为了这一现象的诱因。上一级别的政府盲目模仿东部沿海富裕农村的致富手段，大力进行乡镇企业的建设，但这些建设的资金如何而来？还是只有从农民手中赚取。但是该类地区的自然经济条件和东部差距明显，造成投入产出比例失调，企业效益低下，而政策的制定者却从不为决策的失误而负责，造成的亏损也只好由农民买单。还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形象工程，主要是缺乏一个有效的政绩考核标准，官员只能以此举作为政绩的投资，这样的成本也只好让农民承担。曹氏为此提出了乡镇自治、减少行政级别的意见，但对基层权力扩大之后所带来的负面效果没有进行论证。

政府在社会转型中的角色

所谓社会转型，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是人们之间相互结合方式和原则的转型⑤。我们要让农民从乡土的束缚中走出，和市场经济更好的融合。曹氏著此书之日距今已有十年，中国的农村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三农问题是个系统化、社会化的问题。它已不仅仅植根于乡土之中，现在它又和城市化紧密相连。尤其是新一代的农民工，他们不仅从人身上脱离农村，更是从心理认同上脱离乡村，他们渴望融入城市，希望能够分享城市化所带来的便利。每年这一亿两千万的人流大军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国由自古的官民二元结

构走向了城乡二元结构，城市的建设对农村劳动力的迫切需要，同样城市企业的产品也对农村市场迫切渴望。如何让农民致富并让民主法治的习惯在广大农村地区建立起来，观念的改变极为重要，经过了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和小农经济的影响。我们的农民习惯于自给自足，习惯于狭小人情网络之间的交流，就连生产交换也局限在很小的空间之内。市场经济的习惯和意识还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因此如何引导农民观念的转变是政府应该注重的。由于小农经济的影响，中国的农民形成了善分不善合的性格，但是分散的农业经济并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单个农民的耕地规模小，生产率较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低。而且分散的农业不利于形成规模化的经营，也不易于形成一个联合的品牌，此类的农产品便不能获得定价权。我们的政府在此应该充分调动农民的主体意识，鼓励他们的合作和守约，并为他们的联合创造出有利的条件。可以仿照工会建立起保护农民权益的集体性组织。

城市化是时代发展的趋势，事实证明单纯的农业无法使农民增收，从农业到非农业的转移包括就地转移和离地转移.就地转移主要是兴建乡镇企业和指导农民进行农副业的加工，而离地转移主要是农村劳动力的进城务工。我们的政府需要用制度的手段使得农民流动起来，使得农民逐步的摆脱对于农村经济的依赖，逐步以工商业作为自己的主业。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的问题，进城务工和新建小城镇是两个主要的途径，但是仅仅给予城市居民的身份却是远远不够的，使得农村居民成为城市公民才是最重要的，要让进城务工人员逐步享受到和城市公民一样的生活保障，并解决他们对于医疗教育和住房的渴求。工资和薪金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户籍更不是最主要的。我们的政府应该建立社会抚慰机制，要使得农村居民真正从心里上融入城市、寻求归属感。我们的政府应该让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尽可能的予以扩展，并为务工人员创造一个公平合理、自由施展才能并没有歧视性的就业环境。使他们有融入城市的主体意识，而不是被动的被吸收。但我们也要考虑到流动之后的隐患，比如农村劳动力的不足造成的粮食安全，耕地的闲置以及社会治安问题。从长远来看，建设小城镇，逐步的调整经济结构、缩小地区间的差异、改变我国自然地理和经济发展反向配置的矛盾才是最为根本的。

总结

研究中国的实际应该走出书斋，多参与社会的实践，不仅要读纸面的书，更要去阅读社会这本无字的大书。学人应该做的是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而不是一味的解释概念和照搬西方的模式，中国的现代化不仅仅是大城市的现代化，更应该是广大农村地区的现代化。对于面临社会转型和大变革时期的中国，我们更应该脚踏实地，了解民生、关注民生，为社会的发展、民众的需要而积极的探索。

黄河边的中国篇八：黄河边的中国

——读《黄河边的中国》

初拿起《黄河边的中国》时，立刻想到的是曾在 一九八九年流行的《山坳上的中国》，书名结构有些像，内容的确也很忧患；当读到曹锦清说“放下译语”到生活中去,我又想起朱学勤的“书斋里的革命”一词。 “西学东渐”春去秋来，“启蒙”“救亡”雾里看花，再加上现在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交锋，就难怪有人感慨西学至今未走出书斋，更别说什么“文字下乡”了。

我是笑着读《黄河边的中国》的，虽然我心情很沉重。所以笑着读，有两个原因。一是在曹锦清身上我几乎看到了一点老顽童（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的影子—— 一点点幽默坚持，一点点自负狂妄，一点点自言自语，全然没有其他大陆学者的死相（用《大宅门》里小白景琦的话说，“我看那些先生像是坟堆里爬出来的似 的”）；其二是因为流淌其中的乡土亲历与诸多灼见。显然，后者是打动我的关键。无论如何，曹锦清们为研究农民问题找到了现场，并为我们保留了现场。中国的 学者能走出精舍，活出生趣，就是一件可喜的事情，是进步。铺在灯下，细细品来，甚至较《乡土中国》，《江村经济》（费孝通），《内发的村庄》（陆学艺）， 《山坳上的中国》（何博传），《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托马斯），《农民的道义经济学》（斯科特）等书籍还过瘾些。

从文风上看，《黄河边的中国》是介乎《山坳》与《江村》之间的一类叙述，舒缓平静，也很宽容，书中对乡级政权所抱的同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小平说， “领导就是服务”，而现实是，在中国的权力体系中，领导就是“一票否决”，是任命与罢免；领导因权而威，威而不信；权利大，责任小。显然，曹锦清对基层政 权深切地批判与同情，与我们号召同情农民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他不是人道的，而是政治的。

整体来说，中国农村更需要一次新文化 启蒙，一场新乡村建设（避免内卷化的整合），一场新合作化运动。此外，在对南街村等个案唠叨中，曹锦清的改良倾向与精英主义是显而易见的。当年梁漱溟是基 于其对中国国情的独特理解提出了“乡村建设”理论，认为中国社会是以人伦关系为本位，只有职业之别，而没有阶级之分，因此只有建设之任务而没有革命之对 象。因为不赞成共产党人的农民革命，梁漱溟被毛泽东批为“用笔杆子杀人”。初看胡适时，我常唉声叹气，感慨中国错过了一百年。如今对比着读了《江村经济》 和《黄河边的中国》，再看了几个月前《南方周末》关于武汉红色庄园主的报道，我更是觉得中国这几十年鬼打墙似的农民革命也是白搞了。曹锦清在书中常常感 慨，看着乡村的情境，恍惚间不知自己是在哪个朝代。若细品《黄河边的中国》与《江村经济》的调查方法与调查现场，我也有点不知现在是在哪个世纪。曹锦清通 过亲朋调查河南农村与农民“善分而不善合”，而费孝通二三十年代也是通过他的姐姐深入开弦弓村——一个农业加手工业的典型社区。在这个乡村，我们同样看到 了农民工争相加入工业的时代潮流。而且，“工种农转非”的比例较八十年后甚至还要大，有的村子百分之八九十的女子成了纺织女工，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可以 向下雨送雨具的丈夫吐瓜子皮。

《黄河边的中国》可以圈点的东西很多，网上也有精华版，书评也有很多。不过，三农问题研究专家党 国英对《黄河边的中国》的诸多见解持保留态度。网上现在到处能找着他

的那篇《失败于“惊险的一跳”》的文章，文章称“我只要一听说有人怀疑农民自己可以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组织起来，而希望政府行动，越俎代庖，就心惊肉跳。曹锦清先生的观察显然不到位。我不认为分田单干以后农民重新恢复到了马铃薯状态，相反， 我认为现在是中国历史上农民的市场组织发育得最好的时期，尽管它发育得还远远不够。只有单干的农民才能自己把自己组织起来，如果把他们与稳定的土地所有权 结合起来，他们会组织得更好。”

对于这点，我更倾向于党国英的解释。关于农民的知识水平，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比较乡下人是 不是比城里人笨的问题时有了很好的回答。农民进城，不知道靠右走，城里司机来个急刹车，然后冲着农民吐唾沫，“真笨！”。费孝通先生的解释是，这不是笨不 笨的问题。记得我上中学时，我后排来了个城里女生，有一天，赶上食堂杀猪，猪叫声扑进课堂，城里女生问同桌，“这是谁家生孩子？”惹得哄堂大笑。《乡土中 国》里也有这样的描述，城里人在乡下散心，会指着高粱地说，哇，这些麦子长得好高耶！显然，这属“闻道先后术业专攻”的问题，这不是谁笨不笨的问题。

“相信农民甚于相信政府”，说农民没有自组织能力，没有政治意识，是说不过去的。只要政府有诚意，教这些农民做市民而不是臣民，从现在起，我看搞一个五 年计划就可以了。从方法论上说，当年，希特勒能通过广播将他一流的演说征服了德意志民众。如今，我们通过电视教化农民，给农民更多政治关注与政治权利，也 是完全可行的。关于这一点，即使哈耶克先生复活，他也会承认这和任何极权主义无关。

退而求其次，正如党国英所强调，“政府只要承认农民的权利就够了，那就是把城门打开，让农民享有自由迁移的权利，使农村的人口减少，从而使农民的平均经营规模扩大。打开城门会有社会问题，但决不会比关上城门的问题多。 ”

党国英对德治的批评一针见血，但我并不认为这是曹锦清此书中的缺陷。事实上，曹锦清有段“德治不足凭”的论述：“现实政治所能期待者，一是当官而不作 恶，二是作恶即能罢免。这就是说，政治必须走民主化、法制化的道路。并非法治优于德治，而是德治不足凭，唯有求助法耳。”（123-124页）

又如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叙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让手中握有权力的大小党政官员甘守清贫，廉洁用权行吗？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这是一种腐败； 各行政执法部门利用执法权搞名目繁多的罚款，建小金库，改善本部门集体的福利待遇与办公条件，这难道不是腐败？！在这种社会风气之下，光靠道德教育能收住 人心吗？用法都治不住腐败，靠道德说教有什么用！执法部门都想以法搞钱，有谁来监督执法者呢？”（514页）

德治的弊病黄仁宇先生了费许多笔墨，《万历十五年》通篇说的就是“德治不足凭”，尤其是中国在小平南巡承认了人的私欲以后，德治的口号连最朴实的农民都欺骗不了了。

曹锦清在书结尾有六点倡议：

一、一切关心中国现代化进程，尤其关心农村与农民现代化进程的知识分子，必须从理论上充分认识到承包制下小农重新联合起来的极端重要性。

二、中央与各省创办培养农村合作人才的大专院校。

三、在农村进行合作试点，用典型来教育农民。

四、负责推动农村合作的领导机构，只接受地方财政的资助，但不必接受其行政指令。

五、创办一份全国性的合作刊物。

六、新合作运动的宗旨是：把小农扶上合作之路，但坚决让他们自己走路。

在《黄河边的中国》里，曹锦清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翘郎腿的研究作风提出了置疑。中国激进知识分子“被西方政治概念蒙住了眼睛，看不到政治制度赖以有效动作 的社会心理与习惯。当广大农民尚未学会自我代表，且需别人来代表时，一切法律与民主的制度建设，只能是一层浮在水面上的油。”曹锦华认为改良农民素质才是 关键，却未在这六条建议里丝毫未提政治体制改革，不得不说是本书的遗憾。尚未给农民权利就一厢情愿认为农民还不配享有这种权利显然是荒诞的，最终会重蹈 “现代化只是学理现代化，器具现代化”的误读。广大农民没有学会自我代表，正是因为强势集团没有给这个占有中国80%人口的弱势群体以一次尝试的机会，并 因此无数次不合理地让他们在知情与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或变相地承担了这辆中国牌老爷车上坡滑坡时的大部分成本。

耶鲁学者斯科特 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总结东南亚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时说，“在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下，农民所追求的并非收入的最大化，贫困本身并不是农民反叛的根本原 因，农业商品化与官僚国家的发展所催生的租佃与税收制度，侵犯了农民生存的伦理道德和社会公正感，迫使农民铤而走险，奋起反抗的。”我们同样可以预见，对 于现代化的中国来说，所出现的骚动苗头，并非有人要饿死，新成长起来的农民已经无法满足“每餐都可以吃白馍”的“幸福生活”，社会不公正待遇使他们日常的 反抗积蓄到了不可不爆发的地步。

寂静的一夜，我在书里看黄河。曹锦华选在河南谈中国农民问题，应该说是种聪明的偷懒的方法，却也是最实际的。中原大地苦难太多，传而统之的东西的确是极具代表性的。在《黄河》整个的调查与叙述中，部分琐碎，重复以及禁忌将原本尖锐的东西冲淡了。

很难想像，在这浮燥的年代，我能通宵达旦地看完一位学者对乡村社会沉重的观察与思考，它唤起我对农民农村以及泥土太多的记忆，同样承载了我多年来虽沉寂却依旧温暖的所有抱负与梦想……

黄河边的中国篇九：《黄河边的中国》读书笔记

《黄河边的中国》读书笔记

一、作者简介

曹锦清,1949年生，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86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获硕士学位。曾任教于上海市城建学院，现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著作有《现代西方人生哲学》、《平等论》、《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合著）、《中国单位现象研究》、《黄河边的中国》、《中国七问》等。1996年，上海学者曹锦清两入中原，借助其“亲友关系网络”，深入河南农村进行田野调查，历时120余天，后以日记体形式写成本书。《黄河边的中国》一书在当年引起学术界的热烈反响，成为观察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翔实的资料，荣获第五届“上海文学艺术奖”。

二、研究理念

将“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往上看”结合起来，观察中国社会。就是指从传统的角度去审视现化化过程。就是站在社会生活本身看在“官语”与“译语”指导下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变化过程。所谓“外”，就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范畴；所谓“内”，即中国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尤其指依然活跃在人们头脑中的习惯观念与行为方式中的强大传统；所谓“上”，是指中央，指传递、贯彻中央各项现代化政策的整个行政系统。“从上往下看”就是通过“官语”来考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所谓“下”，意指与公共领域相对应的社会领域，尤其是指广大的农民、农业与农村社会。所以，“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往上看”，就是站在社会生活本身看

三、为实现这一理念而采取的方法

1、暂时把预设的理论框架“悬置”起来。所谓“悬置”，既非“抛弃”，又非用以套裁社会事实，而是让一切可供借用、参考的理论、概念处于一种“待命”状态，调查者本人则时时处于一种“无知”与“好奇”状态，直接感受社会生活本身。

2、“入场”途径是：启用亲友关系网络。依据这条传统习惯所认可的途径，既可“入场”，又能“保存现场”。此次中原调查，我就是沿着市、县党校各位的朋友们所提供的“亲友关系网”而直达村落、农舍的。

四、本书精彩内容

（一）、农村现状：

A、生活异常贫困。农民生活有一定的改善，但基本限于能“吃上白馍”。一些地方竟依然保留着终年不吃菜的习惯。“一般农民虽然盖起了新房,但里面空荡荡的,没有几样值钱的东西”。多数农民生活的目标与样式仍然没能超越延续了千年传统——“一生积累,只为了盖房、娶亲这两件事”。农民经常是“早饭:面汤加红薯,农忙时节加馍。通常无菜肴,或有一点自制咸菜。中饭:面条。面条分两类:一是红薯粉制的面条,一是小麦粉制的面条。晚饭与早饭相似”。

B、深受四害之苦。一是自然灾害，二是地方政府之害（“要么不动，要么乱动”，而所做之事大多是“催粮征款、刮宫流产”），三是市场价格波动之害。四是疾病之害。“如今农民最怕的就是生病，医疗费实在太贵，全家一人重病，这一家肯定要垮下去。”

C、社会风气下降严重。“既富之后,吃喝嫖赌之风大盛”。不少先行富裕起来的农民沉溺于赌博,原本比较朴素保守的乡镇、县城如今也有了光怪陆离、拥红依翠的逍遥去处。农村中很多地方“鸡叫不论更,男女分不清。猫狗争着养,公婆扔出门”。

D、小农意识强烈，喜分不善合。

E、地方宗族势力抬头。

案例分析：

一个农民的困惑：

“虽然中央与省市一再要求我们延长土地的承包期限，前些年说是一定30年不动。这一政策的动机是好的，但执行起来十分困难。由于婚嫁、生育、死亡等诸多原因，家家人口及一村户数处于经常的变动之中，每隔五六年或七八年，这个变动就很大了。那些新增人口的家庭，要求增配土地，一旦这种家庭在村组内占有一定的比例，尤其是村组干部的家庭新增人口，那就必须进行一次耕地调整。我们乡政府对这种自发调整行为是无力干预的。”这是曹锦清在1995年做调查时一位乡镇的领导干部告诉他的。那么这种现象在今天是否依然存在呢？

山东东营市垦利县黄河口镇兴林村是一个以棉花种植为主业的农业村落。最近几年，由于政府已将原来使用土地需要交纳的费用一一免去，加之棉花种植有利可图（每斤3元左右），那些新增人口的家庭，要求增配土地。这种家庭（乙方）在村组内占有的比例并不太高（但人数不少），但是带头人却是村组干部。他们利用在村委会的职权，先是从每家地中抽出一部分地作为集体地。然后又强行耕种了这部分土地。乡政府对此亦无力干预。2006年10月，这一部分被占土地者（甲方）作为原告将抢地的村干部等人告上法庭，几乎甲方的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会胜诉。必竟土地原来由自己种着。但是审判的结果却出乎每个原告的意料。法院裁决：土地的所有权既不归甲方也不归乙方，而归村委会所有。两者的纠纷应由村委会协调解决。而把持着村委会的乙方裁决：“谁抢到归谁！”对此，甲方的百姓困惑不已。怎么按国家政策种的地反倒不是自己的了？

（二）、干部现状：

A观念与作风不正。在上者“好大喜功，急于求成”，在下者“急功近利，形式主义”，甚至“弄虚作假”。 B缺少权力的制约，官员腐败严重。不少干部“早上围着轮子转,中午围着盘子转,晚上围着裙子转”。各乡镇书记与乡镇长，通常在县城里有私家别墅，且县级主要官员在地市拥有自己的楼房、别墅。这不仅在驻马店各县乡如此，在整个河南也是一种极普遍的现象。河南某县的刘县长更把“唯物主义”精彩诠释为“唯财物主义”,更似揭示出了某种真谛。这位县长追问道:“举世若狂,围着金钱转,何能独独叫有权的大小官吏守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而甘居清贫?”。

C干部编制不断增加。就一县而言，如今党、政、群三块所属机构总共六七十个，人员接近一千。若加上全县19个乡镇的党、政群人员，那就更多了。如今县乡两级党、政、群人员比1983年（公社制改乡镇制在1983年）增加了3倍多。

D、管理方式粗暴。从这个计划生育口号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锯树牵牛；上吊给绳，喝药给瓶；宁肯家破，不要国亡。

E、管理乡镇实行条块化管理。凡是收钱的部门都抓到条的手中，凡是用钱的机构都推给块管。使乡镇政府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乡村两级成为上级部门和农民批评的共同对象。

案例分析：

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叹息：

就拿我乡来说，光党政各部门的在职人员就有160名，加上离退休干部30余人，共计近200人。他们都得吃饭拿工资。上面还每年给我们下达指标，必须安排十几名复退军人与大中专毕业生，这是政府部门承担硬性规定的就业任务。使得乡镇财政喘不过气来的主要原因，不仅在于日趋庞大的党政部门，更在于教育负担。中央规定，每级政府负担各自辖区内的教育，这样，中小学的教育经费差不多全由乡镇一级政府来承担。我乡财政收入的60-70%都被教育这一块占去了。这里指的还主要是全乡300名教师的工资，尚不计校舍与教学设备的投入。这对于依然以农业为主的内地乡镇来说，行政与教育的自身压力就几乎把我们压垮了。更要命的还有上面各部门的利益。宣传部门每年要我们订几十种报刊杂志，这十几万元还不是最终摊到农民头上吗？去年，电力部门要在我乡建一所变电站，也要乡政府出钱，乡政府又不是摇钱树，这笔钱不也落到农民头上吗？每度电按规定只有四五毛，实收八九毛，这个差价给他们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在内地不少的乡政府除了“催粮征款、刮宫流产”外，很少有余力办其他事情了。

五、读书感想

经过120余天的调查，作者对黄河边的中国社会进行了全景式的描绘。并用那些悬置的理论对发生于社会中的一系列现象作出了一定的解释。但是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我并没有找到能够有效地解释农村社会并指明现代化出路的理论。”如何更好的解释这些发生于中国社会的特殊现象，如何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寻找可行的出路。也逐渐成为困扰我内心世界的一个重大问题。

黄河边的中国篇十：感受大地的力量——读《黄河边的中国》有感

吴 月：感受大地的力量

——读《黄河边的中国》有感

吴月

凌晨一点，我终于看完《黄河边的中国》，长吁一口气。心中有淡淡的畅快，更多的是说不出的困惑与隐忧，正如作者曹锦清先生在书中的最后一句，“河南之行到此虽划一句号，但它留给我的依然是一个问号。”

中国观代化的目标、实现途径及速率，归根到底是受中国农民、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目标、途径与速度制约的。观察中国的现代化，可从外往内、从上往下看，即通过“译语”与“官语”考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而曹先生却转而从另一端，即站在社会生活本身来观察中国社会，从内往外、从下往上。这一视角的转变，所看所思就不同了。从外往内、从上往下看，或可看见中国离现代化目标尚有多近，而曹先生则看到了中国离原初出发点并未多远，积淀在乡村社会中的传统力量也不断渗入现代化的现实中。

历时半年的乡村田野调查，旨在对乡村社会进行观察与思考，从现代化角度透视农民、农业、农村与地方政权之现状。曹先生认为，让缺乏自我表达与组织的村民学会自我管理，通过平等协商建立合作组织，实现共同利益，是农村现代化的出路。对于农民缺乏自我组织与管理能力这一点，我是认同的，而这个缺陷在农村的经济与政治发展上都有体现。

中国农民的一个特点是“善分不善合”（我认为这并不只是农民或中国农民的特点），也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中国小农最大的缺陷是缺乏平等协商的精神与能力。改革开放在农村最重要的体现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分田单干、农户分散经营，这一制度是符合农民的小农经济习惯的，能激发农民的积极性，

提高单产，确保温饱。然而，承包责任制也存在一些缺陷。传统农业是低效而脆弱的产业，而家庭更是脆弱的组织形式。以家庭为单位，规模小，难以抵抗水旱灾害；农户个人难以把握市场规律， 承受市场风险；地块分散，农户往返劳作机耕不便；农田水利建设方面弊端日显；还有外出务工导致土地荒芜粗放经营等。面对这些问题，以及现代农业机械化、规模经营的要求，农民重新联合起来，在平等协商、公平契约基础上建立起超血缘关系的经济联合体，如专业化合作体系、集中加工销售体系等，是农业现代化的出路。只有自发联合形成组织，才能解决生产、供销、农田水利建设、地方官吏侵权等的问题。

类似的问题，在农村政治中也有体现。曹先生认为，中国农民的自我代表意识与能力都不够，单家独户的小农将政治理想寄托于上层的雨露与阳光。在中国的村落文化里，各种以“人情”为主的人际合作传统方式中没有民主法制的因素，例如在选举村支书时，村民往往会选择与自己同宗族的弟兄，在解决自家问题时，往往会选择通过私人交情。广大村落农民尚未学会自我代表，需要别人来代表自己，只能企盼包青天一类的政治家替民做主。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法律与民主的制度建设，只能是一层浮在水面上的油。

不管是经济上缺乏自发组织的意识与能力，还是政治上缺乏自我代表的观念，都或可归结为一种传统的小农心理。这也许是对中原大地农民的一种苛责，但沉重的历史与坚硬的现实就在那个地方，迫使你去承认。制度往往代表一种生活方式，引入一种制度只是开端，培育起使该制度有效运行的社会心理文化远为艰难。只要中国小农没有学会自我组织及自治能力，中国的小农依然是历史上的传统小农，也无法摆脱经济落后，社会地位低下，至于乡村的民主法治化也是一句空话，中国农民与农村的现代化也永远是口号。

书中翔实的记录给我展示了一个与我想象中不太一样的但又确实存在的黄河边的中国。在这里，理论观念、制度政策、社会生活，它们在同一物理时空中并存，但在历史时空中，观念是超前的、制度居中而社会生活居后，当我们

用观念改造制度时，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生活传统也在不断改造这些观念与制度。

这本700多页书打动我的，除了它呈现出的1996年我4岁时的河南农村真实图景，还有作者曹锦清先生为了发现真实而做出的努力。阅读的过程中我经常叹息，如果今年夏天我在社会实践之前读过这本书，在下乡时该少碰多少壁！“社会调查的关键是进入调查现场，而后根据调查目的获取所需的社会事实”，为了“入场”，曹先生主要运用了私人亲友关系而非官方关系，尽量保证了所见的真实性；“暂时把预设的理论框架‘悬置’起来”，在调查中保持“无知”与好奇，直观生活本身；“在一切社会事实中，社会情绪是最重要的”，不仅关注事情本身，也关注受访者的情绪与心理；“纵者为历史的对比，横为理论的分析”，现场调查与出场研究相辅相成；还有观察的细致，角度的独到，都让我心生敬佩。

这本不薄的书读起来对我来说并不那么容易，不过我也知道“农村”这本书更是值得我们慢慢品读。15年过去了，如今中国的农村又是什么样子？各种专业合作化组织运行情况如何？取消农业税，农民负担轻了吗？如今的地方政府与人民，是“鱼水”关系还是“油水”甚至“水火”？生在山东小城，祖辈都是农民的我，真的很想再去看一看，嗅那泥土的气息，感受大地的力量。我想，会有一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