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嘲鲁迅诗意翻译

白嘲鲁迅诗意翻译篇一
《鲁迅与翻译》

鲁迅与翻译

摘 要：鲁迅的翻译工作从来就不曾间断过，其成就之高、影响之大、个性之突出， 在中国翻译史上写上了重重的一笔。本文从鲁迅翻译的思想、翻译的作品、翻译的方法等几个角度出发，对鲁迅的翻译思想与价值进行了剖析，鲁迅从事文学翻译早于文学创作，分析鲁迅的翻译标准。鲁迅的翻译特色是明显的，从投身文学到生命的终点，与其他译者相比，其翻译模式对后来的影响是巨大的，鲁迅所以“直译”、“硬译”和“宁信而不顺”，其实是为了更好地忠实于原作，同时也是为汉语输入“新的表现法”。鲁迅的翻译思想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鲁迅;文学翻译;翻译思想；翻译的标准

一、引言

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座无法逾越的丰碑，一个无法绕过的存在。鲁迅是一位文学巨匠，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我们常常把他尊称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同时，他又是一名杰出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他的著述与思想影响至深，成为我们民族珍贵的世纪文化遗产，不断激发后人新的思考和创作。作为一个真正的“中国的与现代的”作家，他的影响不仅局限在中国。众所周知，在一些人眼中，他嫉恶如仇，是旗手，是导师，是人道的标本，正义的光源；在提倡多元化的今天，鲁迅在许多人眼中依旧代表着“中国人的脊梁和咽喉”。事实上，鲁迅一生的文学活动始于翻译，而又是以翻译告终的。据不完全统计，鲁迅一共翻译介绍了近200多位作家的作品，印成了对个单行本，总字数达300多万字，数量与他自己一生的全部著作大致相等，被称为我国翻译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经他翻译作品的国家，包括俄国和前苏联、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荷兰、西班牙、芬兰、波兰、保加利亚等国，其中俄国和前苏联的作品又占一半以上。翻译作品的类型，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剧本、童话和文艺理论著作，他在杂文、书信和日记中涉及到的外国作家，据初步统计，共有25个国家和民族的作家达380人之多。可以说，鲁迅在文学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与他在文学翻译上的丰硕成果密不可分，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在他一生的文学活动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二、鲁迅的文学翻译

1）时代背景

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和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原名周树人，字豫才，

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思想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学医，后从事文艺等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9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人吃人的制度进行猛烈，地揭露和抨击，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的工作，站在反帝反封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前列，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

1918-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呐喊》、《坟》、《热风》、《彷徨》、《野

草》、《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表现出爱国主义和彻底

的民主主义的思想特色。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品之一。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反动当局所通辑，南下到厦门大学任教。1927年1月到当时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四一二"事变以后，愤而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其间，目睹青年中也有不革命和反革命者，受到深刻影响，彻底放弃了进化论幻想。1927年10月到达上海。

1930年起，鲁迅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组织，不顾国民党政府的种种迫害，积极参加革命文艺运动运动。1936年初"左联"解散后，积极参加文学界和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1927-1936，创作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这些作品收录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和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进步的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莽原》、《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的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了大量古典文学，批判地继承了祖国古代文化遗产，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等。鲁迅致力于通过翻译改革和丰富中国文学以改革整个社会、治愈国民的精神缺失。要治愈国人精神上的病症，就必须改革中国文学，提倡白话文，而这一切正依赖于“硬译”带来的文化冲击。中国人素来对自身文化怀有强烈自信，拒绝批评和改变，加上当时普遍存在的排外情绪，任何反对国学的行为都会惹来非议和批评。因此，鲁迅试图通过翻译西方作品走上改革中国文学的道路，应该说中国新文学的形成是由翻译而不是原创写作开始的。

2）鲁迅翻译的作品 1903-1918年，大致是鲁迅翻译的第一期，除开翻译高岛平三郎《儿童观念界之研究》（1914），其余都是鲁迅在留日时期完成的，1906-1907年鲁迅的翻译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转向，主要是国民精神、世界知识、“不取媚于群”的提出，应该说，一直贯穿的思想主线是复兴中国的理想，“起其国人之新生”。换言之，鲁迅的翻译之选择主要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选择，和较少的自觉传播科学的行为。

俄国1905年革命后，正是鲁迅第一个为中国窃来了俄罗斯文学的“普罗米修斯之火”。他早期所作的《摩罗诗力说》在分析19世纪几位最伟大的革命浪漫诗人的诗作时，重点介绍了普希金和莱蒙托夫。1909年在鲁迅和周作人合作译印的《域外小说集》中，又翻译了俄国作家安特来夫和迦尔洵的作品。1921年他翻译了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他还积极支持热心苏俄文学的新秀韦素园、李霁野等出版译作，帮助他们创办未名社。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高尔基等一大批俄国重要作家的作品，都是通过鲁迅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中国。鲁迅翻译的《死魂灵》、《毁灭》、《浊流》都是其中的代表作。1907年，鲁迅译写《摩罗诗力说》（《坟》）再次重申了复兴中国的理想，但是，由早期的尚武精神转向激励思想、开发民智，鲁迅写道：“今则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1907年，鲁迅和周作人合译哈葛德、兰格《红星佚史》，1908年鲁迅、周作人翻译籁息《裴彖飞诗论》，也都有激烈的复兴中国理想。1907-1908年鲁迅在翻译活动中强调了时代精神、国民精神、世界知识/世界识见，转而倾向于浪漫主义的刚健激俗的人格品质，勇毅起新的独立行为。鲁迅通晓日语、德语，粗通英语，略知俄语。日语是在日本留学期间掌握的，会德语是由于德国医学发达，德语在仙台医学学校是必修的。鲁迅喜爱东欧和北欧文艺作品，他阅读的欧洲文学作品、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大都是德文版的。这就让他的翻译范围能有很大的延伸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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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鲁迅的翻译思想

我们知道，近代翻译理论中，最富有影响力的就是严复的翻译标准——’‘信、达、雅”。按照现代人对其字面上的理解，所谓信，就是“忠实”，要求译文忠实于原作；达，就是“通顺”，要求译文畅达，让读者能看懂；雅，即雅言，相当于现在说的普通话。如此看来，严复提出的“信、达、雅”标准，还是相当正确的，故在当时颇为世人所重视。然而，崇尚复古的严复却把“雅”解释为“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这就违背了“雅”的本意，在理论上显然是错误的。尽管，严复译的《天演论》曾对鲁迅产生过较大的影响，甚至鲁迅“有好几篇都能背”，但是，由于严复“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这自然不能为鲁迅所接受。为此，他认真地研究了严复理论的全部内容，考察了从严复以来近代翻译作品的成绩与缺点，而后根据翻译本身固有的特点并结合自身翻译经验，共先后用十多篇专题性的理论文章，发表了自己对文学翻译的看法。比如，在《且介事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二）》一文中。

鲁迅指出：凡是翻译，“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鲁迅这里所说的“保持洋气”，其实就是“信”，就是使译作保存“异国情调”，“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他的这一正确主张，后来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承认，因为它与我们现行的翻译标准——“忠实”和“通顺”，事实上是同一含义，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达”一字，鲁迅则有自己不同的看法：若采取“归化”的译法，即“意译”，译文可能会非常通顺，但却容易有损于原作的内容，“就是貌会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鲁迅更是反对那种盲目“归化”和“达”的译法，如“于外国人的氏姓上定要加一个《百家姓》里所有的字”，将“果戈里”翻译成“郭歌里”，将“Kropotkin”、“Tolstoy”译成“柯伯坚”和“陶斯道”，而“南北朝人译印度的人名：阿难陀，实叉难阳，鸠摩罗什婆„„决不肯附会成中国的人名模样”。鲁迅主张“直译”，是为了忠实于原文，在鲁迅看来，忠实应是第一位的。这就从根本上提出了翻译时应当遵从的标准和原则问题。

但是，翻译工作并不是一旦遵从了这个原则就可以一蹴而就的，因为，“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理解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彻底和全部的‘化’几平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些程度的‘讹’又几乎是不能避免的毛病”。从表面上看，由于翻译本身的特点所限，鲁迅承接严复提出的“信”的原则而主张“保持洋气”的看法，在翻译实践中似乎是行不通的，因为，任何一个既精通外文又善于驾驭本国语言文字的译者，都难以保证他的译作与原文一模一样，没有丝毫的误差。这是翻译本身的特点——既具有科学性、规律性，又具有艺术性和创造性。深知翻译特点的鲁迅所主张的“保存洋气”，只不过是一种前提和目的而已，是一切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应该遵从的原则，他并不要求译本与原作之间不能存在任何的误差。因此，他在提出“保存洋气”之前，就加上了“尽量”二字，即在努力使译文在某种程度上“归化”和“通顺”的同时，“尽量保存洋气”，让人“至少是知道何事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象的”。其目的，正是让读者在阅读时能够感受到“异国情调”和“原作的丰姿”。 四、 鲁迅的翻译标准

1）直译、硬译

直译，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又叫做硬译。指在不同文字之间的翻译过程中严格按原文逐字逐句地翻译方式。我们不能单一地、抽象地做出结论。对于鲁迅的“直译”、“硬

译”，单一的“可读性”评断标准是不可行的，因为“可读”是“一个不确定的、人言言殊的标准”。只有把鲁迅译文“放在当时的语境与话语习惯中，放在与原作精神韵味对照的情况中来体验”，才能对其做出客观的评。鲁迅的“直译”往往是根据原文本自身的特点而做出的选择，此时，原文本通常是写实主义作品与理论文章，此类翻译通常带有很强的欧化色彩，有些地方不免艰涩、生硬，这与原作性质、译者的转译以及翻译意图等都有着很大的关系；而象征性的译名、普及性的童话以及科学小说，他往往采用“意译”的方法。在对汉语发展路向的探索中，鲁迅的翻译强调“直译”、“硬译”，强调对西方语言的吸收，其带有明显西方语言特征的翻译语言让人们看到了汉语弹性的极限所在。他的文学创作实际是在对一种尚未成熟的语言形态的磨合式运用中进行的。他博采西方语言资源，同时又十分强调汉语本身的历史继承性。他对各种或新或旧的语言规则都有所偏离，通过适当的间隔和“陌生化”，使其语言充满了张力和活力。这种自觉地在历史大潮中改造语言的努力，使得鲁迅的语言发生了历史性脱胎换骨的变化。为了能够更好地将西方先进文化引进中国，鲁迅采用了历经中外数代翻译家实践的“硬译”作为翻译的方法。它忠于原著，被鲁迅当作是接近文学作品的基本途径。为了使作品具有语言的简洁性和丰富的文学性，鲁迅又在“硬译”的基础上提出了“易解”和“丰姿”的概念，完善了鲁迅的翻译理论基础。

2） 宁信而不顺 “宁信而不顺”，是鲁迅先生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一种翻译主张。多年来中国译学界大多从翻译的层面对其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多是贬谪或负面的。本文指出，“宁信而不顺’’不是一种翻译技巧或翻译标准，也不是“矫枉过正”或“意气用事”。它是鲁迅提出的一种理性的文化主张，是他为中国的新文化建设而发出的呐喊。它是鲁迅文化观的反映，与他的“拿来主义”思想是一致的。这一主张令译界不少学者大跌眼镜，也一直为不少人所诟病。从文化视角对“宁信而不顺”进行审视，这一主张其实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及极高的译学价值，它饱含了鲁迅为创获中国文化的现代性的良苦用心，也大大开拓了中国译学研究的视野。“宁信而不顺”非但没有削弱鲁迅“文化巨人”的形象，反而使这一形象更加高大。

鲁迅所以“直译”、“硬译”和“宁信而不顺”，其实是为了更好地忠实于原作，同时也是为汉语输入“新的表现法”。我们知道，现代翻译法中有“直译”和“意译”两种翻译法；在翻译标准方面，我们应当遵从“忠实”和“通顺”的原则。我们还知道，鲁迅本人也是主张“忠实”和“通顺”的。但是，对于鲁迅多次在他的文章中声称自己的翻译是“直译”和“硬译”，以及他那似乎有些自相矛盾的“宁信而不顺”——即在某些地方“宁可译得不顺口”也要“保存洋气”——的主张，至今仍有不少同志感到困惑不解。因为，这势必会造成某些词句的“不顺”，给读者的理解带来诸多的困难。严格说来，这与鲁迅本人在文学翻译上的指导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人也认为鲁迅的翻译是“硬译”、“死译”和“不顺”，同是翻译界知名人士的梁实秋便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代表,我们不会忘记鲁迅与梁实秋那长达8年、火药味实足的关于翻译标准等问题的理论大战。为了更好地证实这个“不顺”，笔者认真翻阅了《鲁迅译文全集》，认为其中除了不乏数量众多的优秀译作外，也有不少的译文确有一些难懂和“不顺”之处。莫不是鲁迅真的“能力不够”和笔力不济？众所周知，鲁迅是中国的语言大师，他的文字功夫实非一般人可比，我们阅读他的小说、杂文，无不惊叹他叙事时的自然逼真，流畅明快，说理时的雄辩有力，就连鲁迅的“死对头”梁实秋本人，也公开承认鲁迅的文笔是“极为简练流利的”，这已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鲁迅在文学翻译中不使用他那支得心应手之笔，将原作译得“音调控骼”，“琅琅上口”，却执意地坚持着“直译”、“硬译”和“宁信而不顺”的翻译主张，甚至还导致梁实秋等人的种种发难呢？事实上，“硬译”一词，是鲁迅在他编译的《文艺与批评》的译者附记中谦虚地说自己的“能力不够”时，首先提出来的。他所以把自己的翻译谓之为“硬译”，其实是一种大度的“自谦”之说，本身并没有任何贬义，与梁实秋所说的“硬译”，在含义上确有不同，因为它只不过是作为“直译”的一种替代说法而已。虽然，实事求是地说，在翻译理论方面，梁实秋并没有多少系统的文字表述，但是，同是一名资深学者和翻译家，梁实秋关于翻译问题的一些理论观点，并不都无可取之处。只是，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梁实秋“本不求助于无产文学的理论”，故打心眼里认为无产文学理论的译本“比天书还难”，甚至觉得“无产者本来并没有阶级的自觉。是几个过于富同情心而又态度偏激的领袖把这个阶级观念传给了他们”，因此便对鲁迅如此执著地翻译介绍“政治小说”，始终抱着那种冷嘲热讽的态度，这才激起了鲁迅的本能抗击，从而使得鲁迅与梁实秋之间持续了8年的、本该纯属学术问题的翻译论战，充满着浓郁的“政治色彩”。

针对梁实秋为了所谓的“看得懂”和“顺”的翻译，就可以“宁可‘错’一点儿”，也不管是否“蒙蔽读者，使读者不能够知道作者原意”的“愚民政策”——“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鲁迅自然毫不犹豫地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进而提出了“宁信而不顺”这种仿佛有些儿“意气用事”的翻译主张。但是，鲁迅又指出：这里的“不顺”，并非指要把“天河”（the Milky Way）译作“牛奶路”，把“跪下”（get down on one’s knees）翻译为“坐在膝之上”。他主张的“直译”，并“不像吃菜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因此，鲁迅所说的“硬”字，实际上是针对某些句法而言的。他说，如唐译佛经，元译上输，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而一经使用也就懂了，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子即也需要生造，或者说是硬造，新造硬造的目的正是为了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和“原作的口吻”。在与瞿秋白共同探讨翻译问题时，鲁迅指出，在文学翻译中，“一面尽量的输人，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鲁迅认为：倘要翻译，就不能不既“输入新的内容”，又“输入新的表现法”。所谓“输入新的表现法”，就是引进一些外国的新词汇和新句法，以丰富中国的文字。不必否认，这些充满“洋气”的外来语，中国读者起初看起来确有些不顺眼，念起来不顺口，但见得多用得多了，“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现实中，这种由不顺到顺，由不流传到流传的表现法已是不胜枚举，诸如“干部“、“罢工”、“摩登”、“俱乐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歇斯底里”、“网络通讯”、“多媒体”、“迷你裙”、“卡拉OK”、“酒吧”、“酷毙了”„„等大量外来词语，以及“我想今晚去拜访您，要是您不觉得有什么不便的话”等外来的欧式句法，今天不但已经说得顺、听得懂，而且还完全溶入到了汉语之中！诚然，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有一部分外来语也将属于“淘汰”之列。

由此可见，鲁迅提倡“直译”、“硬译”，无非是想更加忠实于原文，也就是对原文的“信”，同时也是为了促进汉语的发展而不断地输入新的表现法，但并不是说就可以毫无原则地抛弃“易懂”和“通顺”，胡译、死译一通。实际上，只要我们认真地阅读和研究鲁迅的译文，就会发现，鲁迅虽然主张“直译”，但是，他的译作中并不乏一些“意译”的表达方式；重要的是，他的翻译的确是非常忠实的，其翻译质量也是有口皆碑。代表鲁迅翻译文学最高成就的、其中有一篇还选入现今中学语文课本的《死魂灵》，也是按照“直译”的方法译出的，其译文恰如其分地显示了原文描写的细密，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五、结语

白嘲鲁迅诗意翻译篇二
《鲁迅与翻译》

白嘲鲁迅诗意翻译篇三
《翻译--鲁迅》

白嘲鲁迅诗意翻译篇四
《如何评价鲁迅的翻译及翻译批评》

如何评价鲁迅的翻译及翻译批评，并为其在中国翻译史上定位，不单单是一个学术史问题。因为技术问题既不是鲁迅翻译中最具特色、最有价值的部分，也不是中国近现代翻译史的主导方向。

必须看到，翻译作为两种文化符号的转换活动，与文化交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部中国近现代史，正是中国文化转型的历史。文化发展的方向规约着翻译的历史，翻译是文化转型的中介和缩影。所以不站在文化史的高度就不足以看清翻译的方向，就不足以评价翻译家的历史地位。鲁迅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文化巨人，指示着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的翻译的发展方向，是其历史时代翻译主流的代言人。因此，从探寻近现代翻译史的大致走向及鲁迅翻译和翻译批评的特质入手，对其作出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评价，是重新走近鲁迅世界、走近历史，把握中国文化转型进程的重要途径。

一、“西学东渐”与救亡图存之路：中国近现代翻译思想发展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被拉进了世界历史发展的链条中，这是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相遇，中国人面对强势的西洋文明节节败退。这个败退的过程是以军事上的失利为开端的，随着历史的展开，中国的精英们逐渐地承认了自己原有文化——器物、制度、思想观念各个层面的落后，也渐渐承认了西方文化——器物、制度、思想观念各个层面的先进性。翻译的发展即是与这一认同的演进过程同步的。中国人每承认一项自己的不足，赞叹西方文化于此项的先进性时，就在这一方面进行大量的翻译引进，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乃至中西文化交流史就是以这样一种心态和环节展开的。因此，功利性追求从一开始就成为中国近现代翻译史的思想起点。

首先兴起的洋务运动，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思想基点的。洋务派兴办兵工厂、造船厂，希望不改变中国文化的制度和观念层面，仅仅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即能以后者保卫前者。基于此，其时的翻译也是为这一思想所规约的。著名的“江南制造局”不仅引进和制造近代机器，而且成为近代翻译的重要基地。当然，翻译的重点在兵工、科技类书，著名的翻译家有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傅兰雅、伟烈亚力、林乐知等。

随着中日甲午战争清王朝的惨败，洋务派的“坚船利炮”说宣告破产。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起而鼓吹变法，开展致力于从制度层面上改变中国的落后地位的维新运动。翻译的重点也从兵工技艺、声光化电转向了政治法律及各类学术上。康梁之翻译论的主张源于其急务之维新变法，翻译成为其输入精神原料的战斗之一翼，有着极强烈的功利目的。

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接触到大量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其著名的“新民说”理论于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以对日本政治小说（本质上是西方政治小说的变种）的引入为例，他提出了翻译与国民素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思想对其后的翻译活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鲁迅等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即是这一思想的继承者、发扬者。

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中国出现了两位从事外国思想文化译介的巨子：严复和林纾。 严复主要从事社会科学理论的译介活动。他翻译的《天演论》为中国人带来了影响深远的进化论，这一理论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乃至其后的共产主义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除《天演论》外，他还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等著作，与《天演论》一起被称为“八大名译”。这八部著作的翻译，为中国引进了全新的思想意识和思想方法。前期翻译的《天演论》被他自己称为“达旨”之作，是以华美的桐城体古文意译的；后期他转向直译，但文词依然务求古雅。后期的译作影响远远不如最初的《天演论》，除其原著本身的艰涩外，与其直译方式及古雅的文言翻译亦不无关系。梁启超批评他“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而不够“流畅锐达”。而严复回答说：“吾译正以待多读中

国古书之人。使其未睹中国之古书，而欲稗贩吾译者，此其过在读者，而译者不任受也。”（1）

梁启超与严复同样重视翻译的功利性，但梁启超似乎对于功利性的需求更加急切。他所求于翻译的，是易读易懂、可以广泛传播并且迅速产生作用的思想原料；而严复作为一个专职翻译者，除追求翻译的外在功利作用外，还要求其工作结果的美感即“雅”。而他所理解的“雅”是建立在多读古书，具备传统文化素养之上的。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人们对救亡和启蒙的迫切要求，决定了翻译的走向，所以严梁的争论以梁的胜利而告终，后来的白话文运动即是一个明证。

与严复同时，林纾开始了外国小说的翻译，这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翻译西方小说的第一人。第一部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以其优美凄婉的文笔风行海内，其后便一发不可收。他一生翻译的西方小说有180余种，共一千多万字。林纾自述其翻译目的也是为救亡图存：

“亚之不足抗欧，正以欧人日励于学，亚则昏昏沉沉，转以欧之所学为淫奇而不之许，又漫与之角，自以为可胜，此谓不习水性而斗游者尔！吾谓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之唯有译书。”（2）

必须看到，林纾对于西方小说的翻译活动，与梁启超、严复等人相比，具有别样的意义。由于是对文学世界的引入，就使其翻译活动对于社会的价值理解更注重人情，与前者相比，那种直接的功利性追求有所淡化。

然而，中国迫切的社会需要，使文化引进的功利性追求很快压倒了翻译上的自我抒发的主张，而救亡性质的阶级革命的实践对翻译的功利要求又压倒了文化引进的功利要求。经过二十年代的论争和整合，三十年代中国翻译界在翻译的目的、译名、译法等基本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功利性主张成为不可逆挡的主流。同时，一些译者对“神味”、“神韵”的强调也补充了直译法的不足。基于中国社会实践对文艺的宣传性的功利价值要求，“纯粹的白话”即译文的通俗晓畅更加受到重视。随着中国政治革命实践的展开，民族化、大众化的译论主张渐渐被纳入政治意识形态之中而成为具有纪律性的规章，直到八十年代。

通过以上概述我们看到，中国近现代文化的转型和发展都与翻译活动的演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翻译作为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类活动，其存在本质是功能性的，即这一活动的存在是以有利于主体的作用为前提的。中国近现代史表明，这一时期人们所要求于翻译的是以它所带来的异质文化拯救民族危亡。因此，救亡是翻译活动的最根本目的。在文化引进心态上，它与汉唐之译佛经的那种平和的文化借鉴心态有着本质的不同。

近现代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不仅涉及观念价值层面，还十分明显地涉及中国在政治军事上的败退这一尴尬现实。居于两种文化碰撞交流之中介位置的翻译的发展历程，很好地展示了中西文化且战且融的过程。当老大帝国的传统知识分子看到自己的军事失败时，千年沿袭的自尊使他们只能看到失败的直接原因：船不坚炮不利。于是他们组织洋务运动，翻译兵工技艺、声光化电。当他们拥有的宠大舰队被击垮后，他们才肯后退一步（也是前进一步），认识并承认了以庞大军事力量为后盾的中国政治制度的黑暗和腐朽，于是开始鼓吹并组织翻译变法类、政治理论类书籍，以具体的文化行为从事维新变法运动。当这一政治改良的

设想被强大的传统势力所粉碎后，他们开始痛感本民族观念文化的迂腐与落后，于是大力鼓吹西方观念文化，并进行大量的翻译介绍。

这一进程背后隐含着一个观念：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历史的延续和整体的存在，自觉为民族的重生而不断作出努力,所采取的手段都是平和的，改良的。它忽视了本民族内部尖锐的利益分歧，所以这一连串的努力都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真正强力搅动局势的力量是政治革命――工农暴动。于是，转型期的文化变革，最后走上了以工农暴动为主要过程的政治变革，翻译自然也成为其意识形态宣传的重要工具。

由于在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中国人步步后退、步步被迫自我否定，使中华民族所依附的、具有自我身份确证意义的传统文化逐渐丧失了神圣性，乃至被疏远和抛弃。对于作为一个在此种文化哺育下长成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个极端痛苦的过程。所以这种自我否定每前进一步，即有强大的反对力量随之而来。对于一个尚有活力、有容纳精神的民族要争得在世界上的生存和崛起，这一自我否定进程是不可逆挡的。但是，也并不是说传统文化完全失去了它的价值，正是传统文化所提供的民族身份确证，使先进的民族分子有着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使他们坚定确认自己为这一落后民族的一分子，使他们在西方文化面前感到了强烈的屈辱，也使他们为重新赢回尊严而殒身不恤。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在世界文化的原野中不停地为中国搜寻着治病药草，于是世界文化被源源不断地翻译进来，其中有利于本民族奋进自强的成分被提炼出来，而其中的对于个人人生幸福、对于整个人类关怀的部分则被弃置不顾。这是近现代历史所赋予翻译的独特性质，也是其局限性的深刻来源。

翻译是服务于历史的，作为一种人类活动，它必然与主体的中心情结紧紧相连。我们要评价翻译家在翻译史上的地位，无法不考察翻译家对时代情境下主体中心情结所赋予翻译的任务的完成情况。

要评价和确认一位翻译家在翻译史上的地位，首先应明了翻译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之文化上的位置；而要明了翻译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文化上的位置，又要明了这种文化在中国整个历史情境中的位置。因为无论翻译还是文化之建设、交流或毁坏，都不是孤立的人类活动，它必定和人类的其他活动交织在一起，为其他各种领域的人类活动所制约和影响，而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受制于特定的时代愿望和信仰。

一部中国近现代史，是古老的中国古代社会与先进的西方社会碰撞后，所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嬗变史。中国借鉴外来的西方文化，是为了催生一种令人向往的存在。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转型期文化是存在的母亲。由此，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从文化转型开始的，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是文化先行的。

这一古老社会的文化转型肩负着挽救民族危亡、促进中国社会近现代化的重任。这一文化转型并不是由中国传统文化干净利落地转变成西方文化。因为无论如何，它是由有着强大的历史文化遗留的中国人自己完成的，它不可能完全摆脱传统的影响；西方文化的一些弊端已暴露无遗，也不可能全盘照搬；而且在自身危急的时刻，一些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和对个人的细致理解的部分也不可能进入他们的视野。这种特定的历史情势所导致的是一种充满着危机意识的救亡文化。这种新型的文化一面要面对传统文化保守势力的压力，一面要面对西方列强的窥视，必然带有激烈急进的色彩。它为中国近现代社会所做出的贡献和它所带来的弊病，都是由这一危急的历史情境造成的，是一种迫不得已同时也是毅然决然的选择。

在这一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各个阶级阶层的人物纷纷登上历史舞台，从事各式各样的文化或政治活动。这些活动无疑都是文化转型所催生的，同时这些活动又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转型中的中国文化。如康梁的维新变法，孙中山、蒋介石的民主革命，毛泽东的工农革命等等。他们基于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和对中国未来的愿望，提倡并创造着不同的文化。

在新文化建设的初期，是以文化交流为主的，翻译的主要任务（“任务”是一个权宜的说法，新文化本身是人类的创造物，它不具有主体性，还会下达“任务”，所谓“任务”，是翻译家及后来学者对历史情境下正确的行为选择的理解）是引进西方文化，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展开批判。当文化革命本身不足以救亡，新文化的传播催生出的政治革命成为历史的主角时，文化革命就成为政治革命之一翼，其内容和形式也就浸满了政治革命的色彩。自然而然，翻译也就成了为政治革命服务的手段。

通过以上对近现代史上文化及翻译的大致发展态势的考察，结合以下对鲁迅翻译及翻译批评的特质之分析，我们就可以对鲁迅在翻译史上的地位作出评价了。

二、思想启蒙与政治革命的一翼：鲁迅翻译及翻译批评功利观的确立

鲁迅的翻译及翻译批评，是中国近现代翻译思想史的逻辑发展，是中国社会和文化近代化过渡和转型的重要标志。他最自觉地执行并深化着近现代史上翻译的主题任务，通过自己的翻译活动，把20世纪中国最重大的两个主题——“思想启蒙”和“政治革命”做了一致性的思考，从而使中国近现代翻译史成为中国思想史的真正组成部分。

如前所述，从洋务派组织翻译兵工科技开始，中国近代史的翻译目的就被定位在救亡图存上。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都以翻译作为救亡图存的工具，政治意义、种族意义在翻译思想中占据重要位置。思想是有惯性的，这惯性不仅体现在个人的精神历程中，更体现在一种文化的历史中。按照中国近代翻译思想的逻辑发展，最初，鲁迅作为近代中国翻译思想史中救亡图存传统的自觉继承者的角色，远比作为思想启蒙者的角色来得明显。

鲁迅于1903年即译成出版了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开始了他的翻译生涯。至1936年5月译成《死魂录》第二部第一章为止，历时32年有余，贯穿了他的创作生涯。译作30余部，另有零篇70余篇，计320余万字（包括译后附记、前记、小引、译者序等）。最初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域 外小说集》以及《裴彖飞诗论》、《艺术玩赏之教育》、《社会教育与趣味》《儿童之好奇心》等为文言，其余皆为白话。

中国近现代史上所遭遇的民族危机，使中国人面临着一个二难选择：如果保持着自己的文化本色，以这种文化本色确证自己作为这一民族的身份，则将随这一文化的衰亡而灭亡；如果改变自己的文化特色，学习西方的长处，虽有望兴盛发达，可兴盛发达的是西人还是作为华夏民族的“我”？人的存在，是一种文化性的存在。但是，是人的存在第一还是它的文化性第一？

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同的文化选择。

国粹派所固守的正是在世界民族中确证自我身份的传统文化。担心着“中国人”这一名目的消灭。陈寅恪在给王国维的悼文里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时，

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3）“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 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其眷恋凄怆，几不忍睹。然而这一选择虽壮烈，亦不免于灭亡。

鲁迅则作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他对传统文化很快就作出了明确的否定：

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它是否国粹。 （4）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5）

生存第一，文化第二。为了生存，原有的文化可以踏倒，再建立一种适应生存的新文化。

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了创建这一新文化的理想性原则：“此所以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古复今，别立新宗……” （6）既然要“洞达世界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取其神明”，则翻译――世界文化的引进――自然成为实践这一理想性原则的重要手段和前提，建立新文化则是翻译的原动力。而挽救民族危亡则是建立新文化的动机。由此，翻译最终是受制于中国人“救亡”的中心情结的。

按照中国近代翻译思想的逻辑发展，鲁迅在他的第一部译作《月界旅行》的《辨言》里，就确立了自己基本的翻译价值观：“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7）很明显，这种表述在思想上和语句上，都与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有着直接的联系。无论是对于文学还是科学，鲁迅都持有一种明确的功利目的。

要建立新文化，就要一面引进外国文化的新因素，一面铲除旧有文化的痼疾。这是一场文化革命。翻译在其中承担着破旧、迎新这两项任务。鲁迅在其早期的翻译活动中，一面广泛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一面在外国文化中寻找批判传统文化痼疾的武器。

应该说，鲁迅通过翻译活动对外来思想和文化进行引入，是有着不同的内容和阶段的。前期的引入以艺术性、思想性的内容为主，后期在保持原有内容的基础之上，又加入了政治性的内容。

在《〈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二》中，鲁迅说：“所以我以为这剧本也很可以医治许多中国旧思想上的痼疾，因此也很有翻成中文的意义。” （8）这就把翻译的目的表述得再清楚不过了。日本白桦派领袖武者小路实笃的这部作品，具有明显的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的倾向，而这恰恰是中国五四文学的基本主题。所以，鲁迅的翻译活动既是五四文学主题的确立，又是五四文学的表现。

在《出了象牙之塔》的译者《后记》中，鲁迅写道 ：

　　　　我译这书，也并非想揭邻人的缺失，来聊博国人的快意。……但当我旁观他鞭责自己时，仿佛痛楚到了我的身上了，后来却又霍然，宛如服了一帖

白嘲鲁迅诗意翻译篇五
《鲁迅翻译的作品集》

《工人绥惠略夫》 《一个青年的梦》 《爱罗先珂童话集》

《桃色的云》 《苦闷的象征》 《小说旧闻钞》 《出了象牙之塔》 《小约翰》 《野草》 《而已集》 《思想山水人物》 《壁下译丛》 《近代美术史潮论》 《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与实际》 《艺术论》 《艺术论》 《文艺与批评》 《文艺政策》 《十月》 《药用植物》 《毁灭》 《莽原》 《语丝》 《奔流》 《文艺研究》 《心的探险》 《飘渺的梦》 《忘川之水》 《十二个》 《勇敢的约翰》 《夏娃日记》 《二月》 《小小十年》 《穷人》 《黑假面人》 《红笑》 《小彼得》 《进化与退化》 《浮士德与城》 《静静的顿河》 《士敏土之图》

白嘲鲁迅诗意翻译篇六
《翻译雪(鲁迅)》

翻译：雪 (鲁迅)

Translation: Snow (Lu Xun)

(translated: alexcwlin; edited: adam.L)

暖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

All along rain in the warm Southern Region of China has not been changed into ice-cold and solid-hard dazzling snowflakes.

博识的人们觉得他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

Erudite people feel snowflakes are just too simple and dull. Do snowflakes also think likewise that they are so unfortunate?

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 The snow in Jiangnan is so very moist and striking. It inconspicuously reveals signs of youth and is as vivacious as a virgin’s skin.

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的磬口的蜡梅花；

Snowfield abounds with blood-red camellias, greenish-white single-layer-petal plum blooms, and darkish-yellow wintersweet flowers.

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蝴蝶确乎没有；

Underneath the snow there are chilled greenish weeds. Butterflies definitely have vanished.

蜜蜂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我可记不真切了。

Are bees coming to gather nectar of camellia and plum flowers? I can’t remember with certainty. 但我的眼前仿佛看见冬花开在雪野中，有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着，也听得他们嗡嗡地闹着。 But in front of my eyes I seem to be looking at winter flowers blossoming in snowfield. Swarms of bees are busy flying around and buz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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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呵着冻得通红，像紫芽姜一般的小手，七八个一齐来塑雪罗汉。

Children are blowing warm breath on their cold reddish hands looking like purple-colored ginger. Seven to eight of them get together to make a snow Buddha.

因为不成功，谁的父亲也来帮忙了。罗汉就塑得比孩子们高得多，

When they fail, someone’s father comes over to help. The Buddha is taller than the children.

虽然不过是上小下大的一堆，终于分不清是壶卢还是罗汉；然而很洁白，很明艳，以自身的滋润相粘结，整个地闪闪地生光。

Even though it is a snow pile with a big bottom and a small top, in the end it is hard to tell whether that is a Buddha or a gourd. However it is very white and beautiful. It sticks together well with its own moisture and glistens bright.

孩子们用龙眼核给他做眼珠，又从谁的母亲的脂粉奁中偷得胭脂来涂在嘴唇上。这回确是一个大阿罗汉了。他也就目光灼灼地嘴唇通红地坐在雪地里。

Children uses longan pits as eyes and put rouge sneaked from a mother’s cosmetic box on lips. This time they really have a big Buddha sitting on the snow ground with beaming eyes and rouge l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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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还有几个孩子来访问他；对了他拍手，点头，嘻笑。但他终于独自坐着了。晴天又来消释他的皮肤，寒夜又使他结一层冰，化作不透明的水晶模样；

A few children visit him on the next day. They clap hands, nod, and laugh. But finally he has to sit alone.

A sunny day comes to strip off its skin. A cold night freezes on him a layer of ice akin to non-transparent crystal.

连续的晴天又使他成为不知道算什么，而嘴上的胭脂也褪尽了。

Then consecutive days of sunshine turn him into a mess and rouge on its lips has faded away completely. *************************************************************

但是，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粉，如沙，他们决不粘连，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这样。

Snowflakes in the Northern Region, after they have been blown around, are always like powder and sand which never stick together. Just like that they are sprinkled on roofs, ground, and withered grass.

屋上的雪是早已就有消化了的，因为屋里居人的火的温热。别的，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

Snow on rooftops is long gone due to heat from inhabitants’ fire inside the house. As for the other

snowflakes, a whirlwind suddenly comes on a sunny day and takes them straight up the sky with vigor. 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

They glitter in sunlight as if they were fog inside a flame whirling and zooming skyward. They permeate throughout the sky, which then seemingly make the sky spiral upward in gl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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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

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In the boundless wilderness under piercingly cold sky, spiralling skyward in glitter is the spirit of rain. Yes, that is the lonesome snow; that is the rain in death; that is the spirit of 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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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嘲鲁迅诗意翻译篇七
《鲁迅翻译思想》

白嘲鲁迅诗意翻译篇八
《鲁迅的翻译小说及其对新时期译坛的影响》

白嘲鲁迅诗意翻译篇九
《鲁迅翻译初探》

白嘲鲁迅诗意翻译篇十
《从汉语的现代化看鲁迅的翻译》